跟蹤人蛇“將軍”去非洲

茉莉：意大利警方的一場可笑失敗促使我們更多地認識非洲人的處境，並考慮歐盟在非洲設立安置難民平台的可行性。

2018年9月13日 06:04 茉莉 為FT中文網撰稿

本文為作者“歐洲難民故事”系列之十三

據考古學家說，人類共同的祖先來源於非洲。十幾萬前，一部分直立人走出非洲，散布到歐洲、亞洲及世界各地。誰能想象，當我們的祖先絡繹不絕走出叢林時，那是怎樣的篳路藍縷之情景？

今天，那些踉踉蹌蹌走出非洲的人，已能在媒體上展現他們的身影與足跡。從歐洲電視上，我們看到一幕幕在地中海發生的慘劇：逃難的船隻一艘艘沉沒海底。成千上萬的生命被波濤吞噬。藍色地中海成了非洲難民的一個巨大墳墓。

被嚴重的難民潮和船難折騰得焦頭爛額，歐洲下決心要打擊那些組織難民偷渡地中海的人蛇集團。那些蛇頭為了賺錢罔顧安全，他們強迫難民擠上超載的漁船小艇，將船開到地中海某處，捲走偷渡費後棄船而走，結果導致眾多的海難。

然而，歐洲警方似乎不是跨國人蛇集團的對手。今年4月，瑞典公共電視台《審查任務》（Uppdrag granskning）播送紀錄片《追捕“將軍”》（Jakten pa "Generalen"），報道了一件歐洲警方抓錯蛇頭的烏龍案。（註：題圖為歐洲報紙對此事的報道。）

我們跟隨瑞典調查記者，目睹了意大利警方的一場可笑的失敗。這促使我們更多地認識非洲人的處境，了解他們鋌而走險出逃的原因，並考慮歐盟在非洲設立安置難民平台的可行性。

意大利警方烏龍案：抓錯“將軍”

那是2013年10月，在意大利蘭佩杜薩島附近發生了368名難民被淹死事件。這之後，一個追捕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人販子之一——“將軍”的行動開始了。這是一個由歐洲多國警察合作的項目，參加的國家包括意大利、英國、荷蘭和瑞典。

意大利檢察官費拉拉（Calogero Ferrara）被指定為這個項目的最高負責人。由於意大利瀕臨地中海，是最大的難民登陸點之一，加上意大利警方被認為具備對付西西里黑手黨的經驗，因此，這個抓蛇頭的任務就被放心地交給他們了，其他國家只須慷慨提供經費，並配合行動。

似乎不負眾望。2016年5月24日，意大利警方宣布“將軍”在蘇丹喀土穆被捕，稱這次逮捕在打擊人口走私方面取得巨大成功。這一新聞立即轟動世界。

然而，當那個被指為“將軍”的非洲年輕人被押下飛機，向世界亮相之時，瑞典和英國的非洲事務記者立即發現：意大利抓錯了人。這就好像今天特朗普時期的美國，當官僚機構頑固僵化、行政或執法機構犯錯時，還有“第四權”——新聞媒體不屈不饒地追尋真相。

來自電視觀眾的鈴聲把記者的電話打爆：抓錯人了！這不是Medhanie Yehdego Mered（梅里德，被稱為“將軍”的走私犯），而是Medhanie Tesfamariam Behre（貝雷，厄立特里亞難民）。

        左為走私犯“將軍”，右為乳品工人貝雷

長期追蹤非洲難民問題的英國、瑞典記者，立即抓住聽眾提供的線索進行追蹤。他們尋訪了嫌疑人貝雷在歐洲的親屬、一些本人被“將軍”走私出非洲的難民，甚至“將軍”的在瑞典的妻子。所有的證人證言都顯示出：意大利警方錯了。

警方庭審失敗，記者非洲追蹤

原來，被捕的嫌疑人貝雷是厄立特里亞的一個乳品工人，為逃離戰亂跑出來。他之所以被錯抓，是因為他和“將軍”有一個相同的名字：Medhanie，此外，這個29歲的單身漢在Messenge上與多位女性調情，其中也包括“將軍”的妻子。

在聊天中，“將軍”的妻子拒絕了貝雷的愛意，她明確地說自己是已婚的女人，“我只是想要我的丈夫”。但意大利檢察官仍然把這個聊天作為證據之一，連同幾個警方竊聽得來的似是而非的證據，就此證明乳品工人貝雷就是“將軍”。

可以說，在貝雷被捕後的這兩年，這個項目的運作純粹是在浪費我們納稅人的錢。頑固而自負的意大利檢察官不理睬媒體的呼籲，堅持要把貝雷當作“將軍”起訴。於是，律師在開庭時請來各方證人，就連貝雷在厄立特里亞的老母親，也被律師請來做DNA測試，證明貝雷確實是她的兒子。

貝雷被證明是無辜的，那麼真正的“將軍”呢？開庭之後，瑞典電視節目“審查任務”的記者收到密告，獲知“將軍”此時人在烏干達。於是，一個採訪小組立即前去烏干達首都坎帕拉，他們使用隱蔽的攝像頭，到處尋問。烏干達有很多從厄立特里亞逃來的難民，瑞典電視台特地聘請了來自厄立特里亞的記者隨行。

在坎帕拉，有幾十個人向瑞典記者證明，說他們最近見過“將軍”。消息說，大發了難民財的“將軍”很會享受生活，他經常那裡出入酒吧賓館。但是，“將軍”狡猾多謀，連對付了西西里黑社會的意大利警方都拿他們沒辦法，北歐來的記者只能找到他的一些行動蹤跡。

昔日“非洲明珠”為何成地獄？

筆者前年曾去摩洛哥旅行。那個被稱為“北非花園”的國家，是非洲難民經由西地中海進入歐洲的一條偷渡路線。這次跟隨瑞典記者的攝影機去非洲東部，筆者才知道，近年來有數百萬難民因戰亂等原因逃往烏干達。

在英國殖民時期，烏干達因氣候宜人、土地肥沃和礦藏豐富，被稱為“非洲明珠”。它的鄰國肯尼亞也被視為非洲“最美的國家”。上世紀初，丹麥女作家丹尼森曾在肯尼亞經營咖啡園，回到丹麥後，她把自己的親身經歷寫成自傳體小說。《走出非洲》一書充滿感情地，描寫了非洲奇妙的大自然，還有那些樸實而真摯的土著人民。

那麼，當年那個曾具天地之大美的寧靜非洲到哪裡去了呢？毫無疑問，曾殖民非洲幾個世紀的西方國家對此要負責任。當年西方人的殖民，使非洲人失去了很多土地和傳統的放牧自由，資源被掠奪，傳統文化被干涉，民族或部落被分割，造成後來的邊界衝突……這是馬克思評殖民主義的“雙重使命”中的第一個：破壞性的使命。

在摩洛哥時，我看到不少昔日殖民留下的遺蹟：法國人修建的公路、學校和醫院，適合乾旱地區的樹種。這是馬克思所說的殖民主義的第二個使命：重建的使命。歷史地看，西方的殖民統治打破了非洲孤立的狀態，提供了物質發展的可能條件。

但是，當非洲國家於上世紀擺脫西方殖民、紛紛獨立之後，很快就因軍人執政和內戰，陷入災難之中，戰禍、疾病、饑荒遍地，貪污腐敗橫行，種族仇恨與屠殺不斷。例如穆加貝一類的黑人暴君，把曾有南部非洲“麵包籃”之稱的津巴布韋變成饑饉之地。

在已獨立半個多世紀的非洲，後殖民的現實是虎去狼來。大多數非洲國家治理失敗，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認為，是傳統的酋長專制使非洲的民主制度變得畸形。也有人指出，前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在非洲攪和，使非洲解放之後，一些領導人選擇了極權主義。

上世紀60年代，莫斯科和北京都爭做非洲的好朋友，支持非洲人反西方殖民。毛澤東因此成為黑人獨裁者崇拜的對象，其游擊戰理論也成為某些非洲國家內戰的理論依據。就在那時，非洲小兄弟把中國抬進聯合國。

就近年的情況來看，來自西亞和北非的難民與大都與美國發起的幾場戰爭有關。包括美國在內的工業國，對因氣候變化造成缺糧的非洲都負有責任。然而美國隔着大西洋，不像歐洲這樣直接面對難民潮。當今特朗普政府退出《全球移民協議》，推卸責任，以“零容忍”的無情態度，把本應由美國安置的一部分難民拒之門外。

歐盟關於在非洲建境外平台的計劃

綿延不斷的戰亂、暴政和貧困，逼迫非洲人穿越地中海，前往歐洲尋找生路。他們說，即使淹死在海里，也比留在非洲要強。

其實大多數死難者不是溺死在地中海，而是未到海邊就已倒在途中。例如，從尼日爾穿越撒哈拉大沙漠那條路比地中海更危險。那裡人煙稀少，難民容易迷路，遇上沙塵暴，難民因沙漠裡缺水而渴死，被風沙掩埋的屍體不計其數。偶然，會有蛇頭開車去那裡和難民做生意。只有他們知道，大概有多少人死於沙漠途中。

毫無疑問，抓捕蛇頭只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不能真正解決難民問題。歐洲國家知道，無論是因為歷史還是為了人道，歐洲都有義務去幫助非洲改變貧困的狀態，消除人們逃難的根源。

            聯合國資助的位於烏干達北部的難民營

然而，一些非洲國家的黑人統治者在掌權後，盡情腐敗獨裁而不受任何限制。以往，歐洲在經濟援助非洲的同時，會向他們提出改善人權狀況的要求，還會提出有關政治透明和環境保護方面的條件，這些都令非洲統治者不高興。他們只希望得到沒有任何政治條件的金錢資助，以便他們專制貪腐，任意侵吞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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