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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升先生達到這個認識，是下過苦功的，即文中所講的二十幾年。他到了德國之後，以研究西方哲學，尤其德國這些人的哲學，為要務，希望從西方思想中找出中國近代社會問題的根源所在。鶴升先生自言，細讀西方哲學多年，像康德的大部頭，也是每頁細讀、記筆記，務求理解無誤。這種厚積薄發的沉潛，是現代學人中少見的，這樣讀書，得到的不再是“耳濡目染”，而如我以前提到的“在精神上的滲透”。“耳濡目染”就去譁眾取寵的人很多，“在精神上的滲透”的人卻很少。

當這個新精神脫穎而出，鶴升先生驚覺，“這些東西中國人早就有了”，他又從西方轉回來重新考察。“‘吾’之哲學觀”的重新發明，即是在這一階段發生的。

比鶴升先生晚幾年，我在大西洋此岸，也試圖找出中國近代社會問題的根源所在。鶴升先生選擇了“西”坡，我選擇了“東”坡，攻讀先秦諸子的著作，前後大概也有二十餘年。先秦諸子思想的主體，即是《詩》、《書》、《易》等典籍和老、莊、孔、孟的著作。我的本意是找出先秦諸子在哪裡出了錯。我十幾歲即已通文言，好哲學，又在美國接受了嚴格的科學訓練，可說有備而來，未曾想，卻最終被國學折服，不虛此行。

（二）

先秦諸子時代之前，中華文明與其他已經湮滅的各大古文明，屬於同一性質，社會只有類似自然性質的發展，可以在人類學中並列起來對比、研究。但中國人之所以成為中國人，兩千餘年來，中國人的精神基礎的建立和塑造，是在諸子時代完成的。這個精神基礎深達人性的本質，因此至今仍深刻地植根於中國人中。

這個精神基礎是中國人獨有的、而本質和豐富，與其他任何文明都有顯著的不同；因而自成一體，成為“國學”。

近現代很多人，認為科學無東西，也就沒有“國學”一說。這種見解是勢利小人之見。所謂勢利小人，就是見到西方物質上的富，就鄙薄、虛無化物質上窮的所有其他文化、以及文化本身。這些人鄙薄中國文化，也鄙薄任何非西方和西方“非物質”文化，如藝術、詩歌、戲劇等，他們的尺度，就是個“利”字：勢利、功利、急功近利。他們沒有思想、文化、人性上的任何其他尺度、考慮、理解、或尊重。這些人無法理解文化的多元，民族的熔爐，以及西方文化對埃及、南美、和神秘的東方文化的興趣。在他們看來，民族的熔爐只是一種狹隘的提純爐，要用他們所謂的“真理”提純人民，因為這是有短、平、快的“利”的。他們所謂的“真理”，是短、平、快掩蓋下的目光短淺。

國學，不是什麼國故之學，而是“依據《詩》、《書》、《易》等典籍和老、莊、孔、孟的著作，對中國人獨有的精神基礎和思想發展的研究”。

從時間上看，國學的跨度，大體上從老孔開始至新文化運動為止。如果用一條長河來比喻中國文化，那麼先秦諸子時代和近一二百年是兩個巨大的轉折，在轉折中，文化的斷裂遠大於連續。或者說，中華文明在諸子時代，終於從叢雜的涓涓清溪，匯合而發展成滔滔巨流，這個巨流在近一百年前戛然而止，被人為地堰塞。這種人為是不能維持的。水，“激而行之，可使在山”，這就是國學的現狀：只有在山之人，如黃鶴升等，才深知其中的力量。國學即是對中間這段巨流的研究和學問。現代有些中國人去祭炎、黃二帝，顯然是對一個轉折的無知。但更多人對第二轉折，毫無反省。（楊道還原創，版權所有，轉載請註明wordpress鏈接。）

新文化運動是第二轉折的標誌。清末民初時代，年輕人到歐美留學幾年，回國就成了大師，其實卻是大師與方鴻漸莫辨。現在數以萬計的中國人留學，應該知道這是怎麼回事，留學幾年能學到幾何。方鴻漸型“學者”，以為用人力即可擋住這條河，實現“新”的社會，而他們的“新”，只是西方的舊道而已。現在的國人卻仍然抱着大師們不放，無他，後方鴻漸拿先方鴻漸欺世盜名而已。

這樣刻舟求劍、愚昧的新文化，當然是行不通的。文化大革命是新文化運動所孕育的。文化大革命所展現的失去精神基礎、人倫道德、混亂、愚昧的社會，即是新文化運動邏輯的最終成果。民國某些大師，包括未能留洋的大師，尤其是語言文學史地類的，無不經歷了經典、文言文的教育，這些人的成就從國學這個精神基礎，得到營養，其中有些人卻主張反文言，只用白話文。白話文離開了使漢語古雅、精緻的語源，用詞不精，辭不達意，只能像無根之木那樣腐爛、無源之水那樣變質，這種不堪其用，即是白話文的現狀。古語云，掛羊頭，賣狗肉，商人以此欺人漁利，還算是本能上的利己。這些人卻狗頭羊肉，自掘墳墓，誤人誤己，蠢不可及。他們自以為聰明到了可以瞞天過海，卻不知“攻乎異端，其害也己”。

國學研究的中斷，導致了現代中國人的文字和思想的膚淺和鄙陋，其罪魁禍首是蔡元培。蔡元培任民國教育總長時，在制度上“禁止讀中國傳統經典”，這是文化上的法西斯主義，正如蔡受德國人啟發，而主張的要教育出“軍國民”一樣。（參見張祥龍《深層思想自由的消失－－新文化運動後果反思》，“北洋政府教育部（蔡元培、汪大燮先後為首腦）1912年發布《中華民國教育新法令》（史稱《壬子癸丑學制》），確立中國的學制系統仿照德國、日本，禁止讀中國傳統經典...”。詳見註解。)

正如張祥龍的真知灼見，國人“深層思想自由的消失”，肇始於此。新學制中“取消讀經，以美育代宗教，重視實用科學、自然知識...”。(《民國初年“壬子癸丑學制”述評》周文佳)西方的宗教、人文精神、政治傳統，是可以這樣學來的麼？西方的宗教、人文精神、文藝復興、政治傳統是通過科學方法得來的麼？是可以用科學方法取代得了的嗎？國人對這些問題，在新文化運動一百多年後，仍幾乎全無認識。

胡適提出了“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而他們所做的“研究問題”，是投民粹所好，用主義找問題。投人所好，追求市場最大化，能有獨立人格和精神麼？他們所謂的“輸入學理”，重在破壞，輸入的質量卻良莠不分、粗劣不堪，造成了主義的混亂和精神的荒漠。這些人所主張的用來改變國情的真理，只是猥瑣鄙陋的西方唾餘。他們所謂的“整理國故”的實際做法是摧毀、篡改國故，與紅衛兵所為本質沒有不同。他們以背叛、破壞為目的；以科學為籍口（他們並不知科學為何物），黨同為奸，指鹿為馬也在所不惜。以顧頡剛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說為例，哪一國、哪一種古史的新成果不是層累得來的？他的所謂“科學”方法，難道不是在層累麼？歷史能靠考古發掘出來的那一點點東西重構麼？文物可見，精神和生活安在？這種荒謬之說居然得以流行，只能用指鹿為馬、黨同為奸來解釋。

這樣的宗旨的“學術”，以為輸血萬能，如何能“再造文明”？現代的中國學者，多以自己能輸血為自豪，以自己更西方為傲，以輸入垃圾為造血，不知道以不能造血為恥，那是不知廉恥為何物了。“再造文明”的根本在於“深層思想的自由”——造血的能力。在新文化運動後的一百年間，中國社會完全失去了造血的能力和信念。“深層思想的自由”只有通過“吾”方能取得。這是研究國學和“吾”“我”之辨的個人精神上的意義。

蔡元培等人的這種“文化法西斯”，至今在中國所謂的學者中，仍有市場。這種“文化法西斯”，不僅盪盡社會元氣，而且形成有毒的文化土壤，使建設維艱。“文化法西斯”尚在，還談什麼“新文化”？現在的很多中國所謂的學者，空談什麼思想獨立自由，是可笑、可悲的。“文化法西斯”不除，中國的新文化、現代化，永無指望。清除“文化法西斯”，只能從對國學的清本固源入手，“源靜則流清，本固則豐茂”。除了黃鶴升、張祥龍、余東海等少數人對此有清晰的認識，其餘國人像困在玻璃瓶里的蒼蠅一樣，除了嗡嗡叫，茫然無路可走。研究國學的現實意義就在於此。

（三）

從內容上看，國學與西方的宗教、神學、哲學、思想的整體對應。諸子以“家”為類，如“道家”、“儒家”等，同類相從，而互相間有聯繫和轉承。諸子不是按照宗教家、神學家、思想家、哲學家、詩人等職業分類，而是每個人都身兼數職。

明白了以上這兩點，才會知道國學是與西方思想和社會完全不同的一個統系。國學是這樣的構成，就應該這樣去解讀和研究。明白了這一點，才會知道，現代流行的將諸子與哲學家的條分縷析的對比，只是削足適履、邯鄲學步，徒勞而只能製造出思想垃圾。例如某著名大學（現在在新聞中聲名狼藉），其中文系系主任曾發表論文，講社會道德中的道德一詞，與諸子所講的道德全無聯繫，只是一種誤用——誤世、誤人子弟，無以復加。

用比喻來講，諸子的“家”，對人來說有如房屋，一個人的一生可以住在一“家”里，安身立命。所以“家”既是一種學，也是一種術（人生之路），是縱向的。西方的職業，是橫向的，像屋子裡的家什，這時用這個，那是用那個，對完整的人來說，雖然不可或缺，但只具橫向的階段性意義。有些人主張教育職業化，這是只看到了橫向的階段。有些所謂的職業人，失業或退休了，就失去一切，除了職業那套東西，對人性、情感、家庭、生活一無所知，言語無味，面目可憎，就是職業化人的弊病。柏楊曾講，台灣某一軍艦艦長，退休後在家裡仍如管理軍艦，大呼小叫、發號施令，家人只好不理他，讓他對着空屋子發神經。這個人即是人性職業化的一個犧牲品。

諸子時代的百家，到了大約兩千年前，司馬談總結出，只有六家流行。即在眾多的術中，只有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經住了歷史的考驗。順流而下，這六家歸併，又有佛家的加入，至遲到宋代，已經形成了釋、道、儒三大家，家數分明。其中陰陽家、墨家、名家都併入了道家。兵家和法家不再成為“家”，而是一種職業，其根本家數或是道家，或是儒家，總之不以法家或兵家自居。例如，張良外兵內道，最終歸於道家。諸葛亮外法內儒，成為儒家推崇的對象。至於宋代王安石，則是儒家而法家。

我在拙著《中國學術之結構》中，將道、儒、墨、兵、法家等諸子學術的內在關係做成一圖，稱之為匡廓圖。這個圖即是我所發現的國學之體。從對象來講，這張圖的諸家和層次對應着人與天、道、自然；人與自我；人與人等關係，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

道家和儒家作為人生之路，維繫了中國文化的特質並使社會發展，達兩千餘年。歷史上，中國文化有數次被長達百年的內亂或外寇入侵打斷，但這個文化始終得以維繫，顯示出了強大的、無可取代的生命力，塑造了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歷史。與此成對照，歐洲的舊家什早就打破不見蹤影，所謂的希臘、羅馬對現代西方的影響，只是一種附會之說、復古情懷，從根本上，不具任何連續性。西方有觀點，現代西方文明是偶然出現的，不中亦不遠。

國學的重中之重，在於老莊孔孟，雖然有佛家這一大支流的東來，不能改變老莊孔孟的主流、源泉的性質。我讀諸子，從李宗吾的《中國學術之趨勢》得到啟發，以《莊子》為突破口，研究老莊孔孟，在大約十餘年前，踵鶴升先生之後，遇到了“吾”“我”的問題。

我與鶴升先生的苦讀不同。我讀書注重領悟、貫通，不重字句，是個人性情疏懶，愛好廣泛使然，但卻符合李宗吾先生的“鳥瞰”方法。我十幾歲時讀《紅樓》時，養成了這個習慣，因為耽於《紅樓》語言之美，幾年間，前後讀了此書數百遍。但這個數百，不那麼結實，常常是隨手翻開一頁，就此往下讀，一邊讀，一邊回想。偶而不能記憶，才回去翻看前面的。這種方法適合忙中讀書：閒暇時間長，就讀到書末；短，就隨時而止。以前與萬維雨斤兄交流，我說，我是偽《紅樓》迷。蓋十幾歲之後，雖然與《紅樓》有關的書，我絕不錯過，但從未再完整讀過《紅樓》。前幾個月，承雨斤兄命作文，也只憑記憶成文，除了某幾個引用要翻書：有所感的，早已沉澱於記憶中了。

不是每一本書，都經得起這種讀法。《莊子》即是經得起的一種。《莊子》比《紅樓》難讀，但語言之美，是古今中外僅見的。我被《莊子》迷住後，用這個方法，讀了《莊子》數年，從陌生到熟悉，從熟悉又到陌生的感覺，經歷了幾遍，始能跟上其中的轉折。這就猶如跟莊子學舞，思維之動終能追上莊子的舞步。

我用這種不算“苦讀”的讀書法，讀《莊子》，想通了“吾”“我”的問題。此後，在遍考文章、書籍以求旁證時，找到了鶴升先生的文章。鶴升先生探驪得珠，在知識上固然對我有教益；但“德不孤，必有鄰”，發現殊（書）途同歸的同道，那種精神上的振奮，卻對我影響更大。

我發現《莊子》之書，其根本，就是建立在“德”上的。對此拙著已有詳細論證。（楊道還《中國傳統學術之結構》2017年）老莊孔孟之學，令人難以讀懂，其關鍵就在於《莊子》，《莊子》的關鍵就在於“德”，而“吾”是德之所存。把握了這一關鍵，諸子皆可貫通。

老子所講的道，很多人認為是很玄妙的，但並非如此。按照老莊所講，道無所不在，以至於在“矢溺”。“矢溺”如何能高深起來？人不僅存在於道中，也不可逃。那麼為什麼道那麼難懂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人不能認識道，不在於道不在那裡，而是人不能識，不能德：“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德者，心得也。《老子翼》中江袤對德講得非常透徹：“無乎不在之謂道，自其所得之謂德。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也。”據此，在《結構》的首章，我提出“道同而德異”的觀點。人共這個道，所得卻不同，即是德的不同。韓非講，“德者，內也。得者，外也。”這句話只是思辨，是學而非術。我認為，人從道，外得其身，所得在“我”；人從道，內得其德，所得在“吾”。“我”是“運命惟所遇，循環不可尋”的，被運命、宿命所主宰。“外物不可必”，運命、宿命在天，不由自主。而“吾”卻是可以自己做主的。一個人不能識道，其歸因就在於，沒有得到自己的“吾”。

有了自己的“吾”，就有德，可以“不窺牖，見天道”，也可以“虛室生白”。這個境界很少有人能達到。但見微知著、聞一知十，卻是普通人可以達到的。

“吾”與德的關係，在《結構》一書第十章，第四節“莊子，內德，吾我之辨”中有詳細的解釋。

我在近著（《傳統文化與個人修養》）中又解釋說：“道可道，非常道”在“體”方面的原因有三。一，道的範疇超出已知的範疇，已知的範疇是道的範疇的一部分，不知也在道之內；二，道的範疇超出名的範疇，名的範疇是道的範疇的一部分，不可名也在道之內；三，道的範疇超出人的心智能及的範疇，人的心智能及的範疇是道的範疇的一部分，潛在的能及卻未及和不能及的也在道之內。所以用這些範疇中的“可道”去定義道，就如莊子說的，“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至樂》）

這即是說，從外得窺道，此路不通。用比喻來說，道如果像顏色，那麼人就必先有能分辨顏色的眼睛，才能看見。因此，人需要一個“思維之眼”，才能看到道。這個“思維之眼”，不是心智、不是言辭概念、不是知識。人與道對應的“思維之眼”，是“吾”。所以“吾”“我”之辯不僅僅是個外在的學術問題，而是個人內在的“吾”的問題。這個問題的核心又是在現代語境，如何給盲人講出來的問題。

註：

蔡元培作為南京臨時政府和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作為制定民初學制的直接組織者，憑借自己多年德、法留學的經歷，熟諳西方國家的教育制度，提出“完全人格教育”思想，認為完全人格教育包括五部分：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和美育。（《民國初年“壬子癸丑學制”述評》周文佳。）
禍首蔡元培，余東海

楊道還新著《傳統學術與個人修養》已於近日出版：https://www.lulu.com/search/?contributor=Daohuan+Yang&sortBy=PUBLICATION_DATE_DE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