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下的“黑色花卉”
——監獄、酷刑和命案
茉莉
“黑色花卉”是南非作家的一個文學性比喻。在南非實行種族隔離的幾十年間，監獄和行刑室像黑色的花卉一樣，在南非的土地上綻放。良心未泯的作家無法對酷刑及其迫害視而不見，於是他們在監獄旁邊安營紮寨。
今天，中國政府對政治犯施加的酷刑，對維權人士的迫害，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與前南非一樣，中國也生長着許多“黑色花卉”。那些遍體鱗傷的受害者，他們淒絕而痛苦的處境，令我們無法麻木不仁。
◎ 南非作家描繪國家骯髒的故事
在南非實行民主化之前，由於種族隔離政策的鉗制，作家失去個人的寫作自由。正如後來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南非作家庫切所說：“作家即使不參與政治，也不能放棄他在美學和倫理上的抵抗。這種‘抵抗歷史’的責任，並非外來強加給作家的負擔，而是來自內在的良心的呼喚。” 庫切寫出了小說《等待野蠻人》。這篇小說涉及到行刑室的酷刑對人心的撞擊，在南非文學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那時，大批南非政治犯遭到刑求，身上烙下數不清的傷疤，很多人死在行刑室里。沒有人能夠救助那些受害者，作家們只能守在被禁止入內的黑門之外，想象裡面發生什幺樣的事情。 行刑室因此成為作家們想象和創作的源泉，甚至形成了一種黑色的迷戀。這是因為，當國家製造這種神秘的黑幕，它就在無意中為小說的描繪創造了一個前提。南非的自由作家們拒絕國家的權威和遊戲規則，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去想象酷刑和死亡，從而描繪出國家權力骯髒的故事。
例如，南非詩人克里斯朵夫的一首詩，富有想象力地描繪了南非恐怖的現實——統治者可以製造多種意外死亡：“他從九層樓上掉下來/ 他吊死了自己/ 他在洗澡時滑到一塊肥皂上/ 他吊死了自己/ ……。”這樣描寫“被自殺”的文學作品，展示了極權主義的罪惡。在那個時代，南非人的人性通過作家的努力而復甦。
◎ 中國的“黑色花卉”如同鬼魅
比較起來，在南非種族隔離制度下生存的作家還是幸運的。他們可以在監獄和行刑室旁邊安營紮寨，南非當局並沒有去驅逐和毆打他們。不但能夠守在黑門外觀察，他們還有自由寫作與出版的權利，可以以筆為劍，為受害者申張正義。而中國的“黑色花卉”卻在陰暗的地方，開得非常詭異，人們很難有走近觀察它們的可能。
2007年11月，中國維權律師高智晟寫了一篇《黑夜，黑頭套，黑幫綁架》，詳細描述了他被當局劫持綁架後遭受的非人酷刑：他被陌生人猛擊後，被揪起頭髮，給套上了黑頭套綁架到車上，被大皮鞋猛踩臉上。被當局拘禁後，高智晟遭受辱罵，被多人手執電警棍輪番毆打。他們甚至把電警棍塞到高智晟嘴裡，並用牙籤捅他的生殖器。在五十多天的時間裡，高智晟遭到的肉體及精神折磨駭人聽聞。 然而，高智晟的上述遭遇卻在一兩年後，才得以輾轉公開於世。與此相似的情況不少，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基督徒維權律師範亞峰，前不久也被警方罩上黑頭套帶往秘密場所，連續多天遭受酷刑。更多的“黑色花卉”深不可測，維權作家力虹服刑直到癱瘓，最終失去了生命。 而在山東沂南雙堠鎮東師古村，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家簡陋的農家院落，也成了一朵“黑色花卉”。去年9月9日陳光誠刑滿出獄，即被監禁在家，陷入一百多個打手和看守的重重圍困之中，他們甚至不准陳光誠夫婦出去看病和買菜。前去探望陳光誠的人，都被人圍追堵截在家門之外，有的探望者被毆打，有的東西被搶車被砸。不久前，陳光誠夫婦遭受虐待的視頻公開，前去採訪的西方新聞記者，也在那裡遭到罕見的野蠻襲擊。北京十幾位法律界和公益維權人士聚會商討如何幫助陳光誠，結果多人被警方帶走訊問，其中律師江天勇遭受警方暴力毆打。 正因為中國有這麼多非人性的“黑色花卉”，長期關注中國受害者的美國對華援助協會主席傅希秋，才會在去年12月10日奧斯陸“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上，聽挪威戲劇演員朗讀獲獎者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的陳述》時，沒有鼓掌。月前，傅希秋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張敏的採訪，坦誠地說出自己在聽劉曉波最後陳述的感受：“娓娓道來講監獄從獄警到管教，多麼溫情脈脈，多麼人性化。我心裡很不自在，很難過，我就很難鼓掌。” ◎ 公民網絡圍觀疑案是一個創舉
年前，當一個多年上訪維權的村長錢雲會蹊蹺地死在重型車下，大批媒體和公民觀察團前往案發地觀察調查，引爆了巨大的公共輿論漩渦。互聯網像被點燃了火焰，餘溫至今仍未消退。由這次錢雲會事件產生多個公民調查團，他們前去樂清實地調查，整個網絡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公民圍觀團。
這是一個具有創造性的做法。由於中國的司法不獨立，公檢法要服從共產黨的領導，新聞也受到鉗制，因此過去的許多疑案都是黑箱操作，公眾無法了解內情。但這一次，面對錢雲會疑雲重重的車禍，公共知識分子和廣大網友一起，以事實和推理，重現車禍的場景，審視當局及其權威判斷，不斷追蹤報道被掩蓋的事實，對政府的處理方式提出懷疑。 而當局的所作所為，無一不在加深網民們的懷疑。例如，他們掩蓋那些支持謀殺的證據，搜走一些能夠揭示真相的設備，對現場證人及其親屬進行抓捕虐待，甚至毆打證人和敢說話的村民，強迫被釋放的村民簽字承認這是“交通事故”，甚至製造恐怖氣氛，對前往調查取證的公民調查團成員進行阻擾、傳喚、遣返與查抄。 公共知識分子和網民對錢雲會事件的持續關注，它的意義類似英美法系的陪審團制度。可以說，中國網絡公民是一大群志願陪審團員，雖然他們不能像民主國家的陪審團一樣分享司法權，不能切實地形成權力制約，但為了實現社會正義，他們以網絡輿論，力圖對一黨專制下的司法做出平衡，以大眾的常識觀察分析事件，獨立地做出自己的解釋。
◎ 滕彪對權力與真相的哲學思辨
流血的嚴峻現實，促使思想者從中提煉出思想。南非作家庫切曾說明他為什麼會迷戀“黑色花卉”，是因為“行刑室的關係提供了一個隱喻，極權主義與它的犧牲品之間的關係，在這裡達到赤裸裸的極端地步。”
在涉及錢雲會一案的文章中，著名維權人士、政法大學法學院教師滕彪的《分裂的真相——關於錢雲會案的對話》，具有特別的思考深度。幾十年來的專制統治，人們對隱瞞真相的事情已經習以為常，而滕彪卻在人們熟視無睹的地方發現問題。從錢雲會事件中，滕彪揭示出一種哲學的反諷，如一位西方哲學家所說：“荒謬與生活交織在一起；真正的存在就是栩栩如生的矛盾，” 滕彪在此文中用對話體裁來討論苦難和死亡。文中有兩個虛構的對話者——“甲”和“乙”，滕彪說都是他自己，但我們能看出來，真實的滕彪在扮演“乙”的角色。就如蘇格拉底式反諷一樣，滕彪會提出一些令人迷惑的問題，然後出其不意地展示真相。 在這篇富於哲學思辨性的對話中，處處可見精彩之處。例如，“真相就是權力。真相是生產出來的。尋找真相的主體（人）並不外在於歷史、話語，並不外在於生產真相的體制。”“真相！真相！真相死了！這個事件，從網絡上瘋轉錢雲會照片那一刻，真相就死了，永遠死了！開國大典的照片都能造假，還有什麼造不了假！” “正義才是真相的前提。這裡的正義也不是什麼抽象概念，而是一系列制度：司法獨立、證據制度、訴訟程序等等。”“回到錢雲會案。真相就是——沒有真相。因為沒有權力。周老虎、楊佳案、劉涌案、高鶯鶯案、聶樹斌案、汶川地震、八乘八、文革、鎮反……真相是什麼？每次我們最有興趣知道真相時，每次我們都進了‘羅生門’。” 像勇敢的南非知識分子一樣，曾被評為中國“十大法治人物”的滕彪並不氣餒，他從公民網絡圍觀討論“錢雲會命案”之中看到希望：在互聯網時代的後極權社會，對某個事件的見證、圍觀、言說，形成了意義重大的“公眾”。滕彪認為，網絡的權力將對傳統的暴力系統、宣傳系統形成最有力的衝擊。 說出真相是無權者的權力。無論“黑色花卉”開得多麼邪乎，中國有滕彪、江天勇和傅希秋一類良知的守衛者，希望將始終不渝，在遠方閃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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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11年3月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