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嫁妝
（瑞典）茉莉
直到去世的前一年，我的母親還在電話里向我抱怨，說她的父親把她嫁給我的父親，是怎樣害苦了她的一生。
母親去世之後，我陷入一種無家可歸的哀傷與抑鬱之中。往日散落在記憶角落裡的父母的故事，他們那被無聲的痛苦碾過的心靈，他們命運中的孤獨、恐懼、焦慮和尊嚴，以往我曾習焉不察，此刻全都湧上心頭。我沒有輓歌，我只是在時光的縫隙中搜尋，拾起那些被遺忘的碎片，體察並審視父母一代的苦難之謎。
人要等到不年輕了，才發現自己當下的生存狀況，是如何植根於青春期經歷和家族的滄桑背景。從這一點看，我長久的流亡生涯根源於家族的悲劇，雖然時光將那些悲劇無聲地覆蓋，死亡更是將生命一筆簡化。此時的我，只想要靜靜書寫父母那挫敗的人生，書寫紅色宏大敘事之外活生生的個人家族痛史，因為只有具有歷史意識的人才會有成熟的心智，看到“平日斷裂處，歷史呈現”。
◎ 穿白衣黑裙的女生嫁到莫家
我的父母都出身於湖南的地主家庭，在我成長的歲月中，他們因為政治恐懼，對自己和家族的歷史三緘其口。文革期間，年少的我跟隨父母下放回老家邵東縣牛馬司小水沖，在山間田野里插秧打禾，辛勞滾爬，這時才有機會認識父母家族的過去。
（1970年茉莉在湖南鄉下務農）
那年冬日農閒的時候，我去山裡耙樅樹葉，眺望山那邊一片廣闊的田園，鄉下人稱之為“西陽江”的地方，我才知道那是我母親的娘家，當年那一大片田莊曾是我楊家外公的土地。我的母親就是從田園中的那個楊家院子，嫁到小水沖的莫家來的。
根據我老實巴交種田一生的伯父回憶，他曾看見我的母親和她的姐姐穿着白衣黑裙的女學生裝，走過那道山梁，去城裡讀愛蓮師範。我想，我伯父那時對上學的女生一定是羨慕不已。因為我們莫家的家底薄，只能允許我父親一個孩子繼續攻讀學業，我的伯父都被迫輟學在家務農，以給我父親提供求學之資。我常常想象當年伯父挑着米蘿送我父親去縣城求學的情景，為他感到不平而又心懷感激，
作為莫家唯一指望的讀書種子，我父親不辜負眾人的期望。他刻苦努力，在長沙讀高中時就數理化成績拔尖，曾一連考上三個大學。直到毛澤東死後，中國社會開放了，我父親才告訴我，說他高中時的數學教師曾在長沙師範教過毛澤東，那老師告訴他毛澤東的數學成績劣等打零分。雖然是地位卑微的中學教師，當時我父親說這話的口氣，很有一點智力上的優越感，對那位曾主宰我們命運的共產黨領袖充滿了蔑視。
在那個時代的人們看來，我的書生父親是會有出息的，所以山那邊較為富裕的楊家願意把二女兒許配給這位莫家才子。正是抗日時期，父親選擇就讀於蔣介石當校長的中央政治大學，那是國民黨培育國家政治人才的學校。但我年輕的父親更看重的是，那個學校每年提供學生兩套冬夏制服，可以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其後我母親也跟着去了重慶讀書。抗戰結束，國民政府回到南京，中央政大也遷往南京。1947年，父親在台灣實習後畢業，然後分配到武漢市政府任實習科員。我的父母結了婚，於1948年生下我的大哥。
◎ 兩畝好田嫁妝帶來的厄運
按照時下婚姻經濟學之觀點來看，我父母的婚姻在當時還是滿般配的。當今中國一些女性婚嫁，要求男方有房有車，而在七十年前土地私有制的中國，人們看重的是田產。據我從母親晚年電話閒聊中獲得的資料，當年我楊家外公在西陽江有田地五、六十畝，算得上中等的地主，而我莫家爺爺才有田地十幾畝，只能算是薄有家產。但我父親儀表堂堂，學業出眾，是具有良好發展前景的績優股。至於男女之間的愛情，那看不見摸不着不能當飯吃的東西，不在我的前輩鄉紳們考慮的範圍之內。
（1947年，父親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系）
母親當年帶來的嫁妝，有一套優質的紅木家具，一張女子師範畢業的文憑，還有兩畝好田。我下鄉回原籍時，住在莫家在遭遇土改橫禍之後餘下的一間舊瓦房裡。那蛛網灰塵中，還殘留幾件母親陪嫁的紅木家具。家具上那做工精細的中國傳統鏤雕花卉，令我想象昔日婚事之隆重。
雖然是莫家的第三位兒媳，但我母親因為帶給莫家兩畝好田，一過門便獲得其他兒媳沒有的優越地位。那時莫家一大家人，大都一日三餐吃雜糧，只有三個人可以吃上白米飯：爺爺、奶奶和我母親。我母親從不下田勞作，她有師範畢業的學歷，婚後就在莫家附近的小學當上教師。
很多年後我這位孫女兒驚訝於莫家這個地主之家生活之寒酸。除了我的父母兩位讀書人不要下田之外，我的爺爺和伯父們都是終年打赤腳辛苦耕作的，只有農忙時才僱請一下短工。有一年，在武漢國民政府實習的父親拿他的工資買回一雙女性膠鞋。這雙很稀罕的膠鞋便由我奶奶保管，全家女眷誰要在雨天出門，都得由我奶奶批准穿一下膠鞋。
那麼，這樣勤勞節儉的小門小戶，怎麼就給劃上“地主”成份了呢？當年每次填寫家庭履歷，年輕的我都要萬分羞愧地填寫爺爺是地主這一欄。“剝削階級”的家庭出身曾使我喘不過氣來，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壓力。但直到現在我才想起一個問題：我們那克勤克儉的莫家剝削了誰呢？
據說當年我的家鄉小水沖是一個貧窮的地方，如果按照1950年湖南土改的標準，每人田地超過三畝的才給劃成地主，那麼整個小水沖找不出一個地主來。為了土改事業的勝利，以十幾畝田地養活一大家子的莫家就充數成了地主。我母親帶給莫家才三年的兩畝好田，此刻變成莫家的負資產，導致莫家在土改時被劃成地主成份。
時勢以我的鄉紳祖輩們難以理解的方式變化了。我當知青時，曾被生產隊派到遠在山那邊的西陽江的一塊田裡去插秧。很多年後我才幡然悟出：那就是我母親陪嫁過來的兩畝好田。我的少年時代是“紅太陽”照耀的時期，我在鄉下常常是滿身泥巴，破衣補丁，不但沒有穿過母親少女時代穿的白衣黑裙，還經受了失學、飢餓與政治歧視等更深重的苦難。
◎ 殘酷土改後兩家破敗凋零
很多年以後，我才讀到中國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於1949年寫給毛澤東勸阻土改的一封信。董時進說：“地主富農之所以成為地主富農，除少數特殊情形而外，大多是因為他們的能力較強，工作較勤，花費較省。……地主富農多半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是促社會進步的動力，是國家所應保護和獎勵的。”當董時進看到土改浩劫無法阻止時，痛心疾首地說：“發覺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個比歷來更專制，更惡劣的景象。”
一家一族的歷史都是時代洪流之水珠，我父母家族的篇章也泣血帶淚。覆巢之下無完卵，我母親的娘家最先在時代漩渦中覆滅。
楊家外公因為有不少田產，又當過當地的鄉長，自知會成為土改批鬥的對象，於是隱名埋姓逃亡到東北一家工廠，於1951年病逝於東北。母親曾偷偷對我說，外公總算逃脫了土改鬥地主的嚴刑拷打。我的大姨父因為曾在重慶為國民政府做情報工作，鎮反時被槍斃，大姨帶着孩子流落他鄉。小舅在武漢讀中學時就成為中共地下黨，參加志願軍援朝。作為共軍的連部文書，他目睹戰爭之殘酷，在成為戰俘後自願去了台灣。據說小舅在台灣求學創業還算成功，但因為思鄉心切而酗酒沉淪，最後失蹤。
等到我於1969年站在家鄉山坡上眺望昔日楊家田園時，母親娘家的親人已經蕩然無存。少年的我曾挑着穀子，走過我外公建造的楊家院子，聽見雞鳴狗叫，孩童笑語。但我只是一個路過的陌生人而已。
而莫家卻熬過了土改的殘酷鬥爭，苟延殘喘下來。父親那時在縣城中學教書，每月都拿工資救濟家鄉父兄，伯伯們在農村公社辛苦出工。日子本來還能過，但到了1960年大饑荒時期就面臨絕境了。父親每月的工資只能買幾個南瓜，讓我大哥挑回老家給鄉下親人充飢。有一次我父親在城裡買了一碗麵條，自己一口都不吃，用搪瓷杯裝着送到鄉下給我病重的爺爺吃。但我的爺爺還是挺不住，因飢餓加疾病而死。只有伯父和伯母靠着一點南瓜湯，帶着嚴重的水腫病活下來了。
◎ 我將怎樣改寫父母的命運？
在財產、自由均被剝奪，人陷入暴政鎮壓和大饑荒的生存窘境，我父母親那本來就缺乏感情基礎的婚姻，就像那一套過時的舊嫁妝家具，蒙上了冰冷的灰塵。在母親去世後，我曾向一位瑞典女友哭訴，說我在記憶中努力搜索自己童年享受母愛的鏡頭，但實在是太少了。我母親甚至沒記下我出生的具體日期和時辰，我只好在自己出生的那個月份選擇某一天作為生日。。
我的瑞典女友分析說，那個時代中國沒有避孕措施，你母親被迫和一個她不愛的男人生下一個又一個的孩子，已經筋疲力盡了，加上共產黨折磨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接連不斷，她沒有能力也沒有心情去疼惜自己的孩子。而離婚，對當時有多個孩子的中國女人是難以想象的。我豁然開悟，對逝去的母親充滿了遲來的憐憫和同情。
其實我父母親的婚姻更與中國的政治形勢息息相關。父親曾是國民黨員，還在舊政府做過實習職員，他被內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只能低頭做人。我母親也曾在讀師範時加入過三青團，在反右時被“插白旗”，雖然同是“黑五類”，但比較起來，我的父親還要更黑幾分。此外，由於我父親是中國式典型的孝順兒子，他把自己的工資大都用來資助莫家鄉下的親人，這也使我母親很為不滿。他們因此曾長期處於分居狀態，以致母親晚年還在怨恨這樁婚姻。
前不久讀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多麗絲·萊辛的《我的父親母親》，我羨慕萊辛能用機智的文筆，為她那在真實生活中飽受磨難的父母親編織出一番如意人生。在虛構的故事中，她讓父親如願以償地成為一名農場主，並送給他一個溫暖又慈愛的妻子，使他在太平富庶中長壽終老。萊辛也讓其母在她筆下做她想做的護士長，職場順遂並覓得金龜婿，即使成為寡婦也還為社會開創了一番事業。
然而，當我在梳理不堪回首的家庭歷史時，卻不可迴避地要面對一個瘋狂的政治體制。萊辛只要讓她筆下年輕的父母留在英國家鄉，不去英屬殖民地南羅德西亞，那就一切好辦，因為當時的英國允許她父母有實現自我願望的可能。而我在為父母編織他們未曾有過的幸福生活時，卻沒有辦法把他們硬拉出五、六十年代可怕的政治中國。
如果我有萊辛的想象力和創作能力，我將首先改寫一段中國歷史。例如，國民黨在抗日勝利後聲望如日中天時即開始土地改革，像他們後來在台灣所做的一樣，對地主實行和平贖買政策。一旦國民政府實現了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那麼，打着為農民“分田地”幌子、實則搶劫剝奪私有土地的共產黨便沒有機會奪取政權。
在想象里的中國，我那刻苦求學的父親將在他的政治地理專業上有所作為，他的家庭也能保住小小田產，不必讓他一個人承擔經濟重負，以免我母親有太多的怨言。當然，我必須讓我那一直沒有感情的父母親在我筆下離婚，因為我父親需要的是一個賢惠體貼的妻子，而我母親應該獲得一位為她所愛的如意郎君。
我的母親在去世之前還擔心中共的懲罰，因此不讓我回國探親，她的心理上有着政治迫害留下的濃重陰影。如果人可以重構歷史，我要打開他們生活陰晦的窗簾，讓陽光透進他們的人生，使他們能夠自由呼吸。
二十年沒能回國的我只能在心理上尋根，依靠自己的記憶與想象，去深入我父母等卑微者的生活空間，撫摸他們的痛苦與夢想。當然，個人家族史的宿命無法改變，但人不應該失去緬懷與遐想、追索與重新選擇的能力。正是從父母家族的命運中，我對自由、民主、正義、尊嚴等等概念有了刻骨銘心的認識。托克維爾在談到歷史與傳統時說：“當過去不再照亮未來，人心將在黑暗中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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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14年三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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