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溫和”的後果是自殺性的

                   ——從聲援信力建談公民權利意識

                                                  （瑞典）茉莉

當很多中國良心犯親屬的哭喊聲被閱兵的轟鳴聲壓抑，人們在嚴酷的政治迫害下失語之際，月前廣東教育慈善家信力建被捕所引起的輿論與聲援，是令人稍感欣慰的。這些聲援令我們相信，貌似冷漠的中國社會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沉睡的善意”（哈維爾語）。

然而，以敢言著稱的國內維權律師張雪忠卻發表了《信力建為什麼就不能抓》一文，批評某些聲援者一味強調信力建“溫和”、“不激進”，是沒有基本原則是非的說法。

在筆者看來，張雪忠的批評彰顯了一個“公民權利意識”的問題。無論人們的言論是激進還是溫和，其基本人權都不應受到侵犯。如果人們不去維護所有言論者的平等權利，而是以“溫和”為由乞求當局特別赦免某人，將“激進”言論者默許為可抓的異類，那麼就如捷克前政治犯哈維爾所說：其後果“也許是自殺性的。”

◎ 與權力聯姻的“溫和建言者”

信力建是國內知名的民間教育家，信孚教育集團創始人，現擁有幾十個教育實體，曾獲得“中國教育最具影響力30人”等各種獎項。作為知名的慈善人士，信力建也為孤兒提供教育。與此同時，信力建還出版書籍，組織各種研究及學術會議。他本人還是一位知名的博客作者，經常在文章中宣揚普世價值。

除此之外，信力建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政治身份：廣州市白雲區政協委員。自從1989年回國創業，信力建創辦的教育事業就獲得政府承認和支持，因此取得可觀的成就。經濟上成功並享有社會地位的信力建，被人稱為：“老闆中最有知識的人，知識人中最有錢的人。”

一直與權力聯姻的信力建承認自己“是改革的受益者”，是“支持政府領導改革”的。在江澤民和胡溫時代他一帆風順，到了習近平時代，他熱烈支持習近平的態度，在其博客文章中表露無遺，例如：《習近平創中共歷史多少個首次》，《習近平正在改變中國》，《習李新政百日：三板斧》，……。

在這些文章中，信力建稱讚習近平的“親切”、“深刻”、“有強烈的責任意識”、“受到人民衷心擁護”。但同時，他也表示了自己的期待：“希望以習近平先生為核心的黨中央能夠順應民意和歷史潮流，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能夠克服恐懼，勇往直前。”

儘管如此苦心孤詣地與權勢者合作並進忠言，信力建先生還是於8月21號突然被拘捕。廣東當局後來公布的是一個不尋常的經濟罪名：故意銷毀會計憑證罪。人們普遍認為，這個罪名很荒謬，當局抓捕信力建顯然是一次政治迫害。

如此“溫和的建言者”，為什麼也要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抓？信力建的許多朋友、同事和學生都感到無法理解。他們因此質疑：中共當局抓人的“底線”在哪裡？中共為何拋棄支持自己改革的社會賢良，容不下如此溫和的人？這樣支持政府的成功人士仍不免遭此困境，那麼其他的社會精英又該怎麼辦？

◎ 張雪忠表達鮮明的人權立場

與信力建的眾多聲援者一樣，遙在海外的筆者一聽此人被捕，就立即找獨立中文筆會獄委，討論信力建是否因言論而受到監禁，可否請求國際筆會展開全球性營救等問題。

但筆者感到困惑的是：為什麼一些聲援者不是以人權為準則去呼籲，而是一味強調信力建的“溫和”與“不激進”？在筆者的海外人權活動經歷里，呼籲聲援者一般是根據國際人權準則去說理。即使在中國憲法裡也有一些保障人權的條款，我們也可以根據有利於受害者的中國法律，去要求中共當局釋放受害者。

就在筆者迷惑不解的時候，國內的法學博士張雪忠對此發聲了。張雪忠說：“一些意見人士又在大發感嘆，諸如‘為什麼連這麼溫和的人都要抓？’/‘信力建是支持改革的，為什麼要抓他？’/ ‘他又不是一個激進的人，怎麼還要抓？’等等。”“在我個人看來，這些意見人士可謂是既沒有原則是非，也缺乏基本見識。”

年輕的法學副教授張雪忠，因批評中國大陸政治制度和參與維權活動而著名。他於2013年率先公開並抨擊中國官方的“七不講”，因此被華東政法大學解聘。作為辯護律師，他頂着風險為趙常青、劉萍、李化平、郭飛雄等公民活動家、良心犯和政治犯辯護。

為什麼在這樣勇敢的維權律師眼裡，一些強調信力建“溫和”的聲援者是沒有原則是非的人呢？張雪忠解釋說：“是因為他們忘了，無論是所謂‘激進’的言論，還是所謂‘溫和’的言論，言說者的權利都完全是平等的，他們應同等地享有政府的尊重和保護。”

眼見一大批“死磕律師”同仁無辜被監禁，而且被人指責為“極端、偏激”，張雪忠心裡的沉痛與悲憤可想而知。他因此不客氣地質問信力建的一些溫和支持者：“我希望這些意見人士下次在發出類似感嘆時，能夠費神順便解釋一下：為什麼‘激進’的言論者被抓，你們的心裡就會感到好受些？”

也許年輕律師在氣憤之時言重了一點。但筆者看得出來，張雪忠是一個誠實並具有洞察力的學者。當“溫和”的說辭盛行一時，張雪忠採取的是一種堅定的道德立場和個人姿態。他拒絕隨大流人云亦云，而是從言論自由的平等權利及法律立場上，去指出真正的問題所在。

◎ 記住當年右派和猶太人的教訓

儘管那些“溫和”聲援者缺少一點公民權利意識，但深懂中國國情的筆者能理解他們。這些善良的呼籲者是真的相信，只要強調信力建“溫和”和辦教育有貢獻，就把他和那些“激進”的異議分子區別開來，那麼信力建就有可能脫離牢獄之災。這一做法不是沒有根據的，實際上，現在的“比溫和”與文革時期人們“比誰更革命”一樣，都是人們根據中共長期的分化瓦解政策所做出的選擇。

例如，於1957年遭受迫害的55萬中國知識分子右派，被中共劃分為不同等級，有“右派”和“極右派”,還有“中右”和“右傾”。他們受到六個不同等級的處理: 第一級被開除公職，勞動教養; 第二級撤銷職務, 監督勞動; 第三級撤銷職務，留用察看; 第四級撤銷職務，另行分配; 第五級降薪，第六級免於處分。

當時，很多落入陷阱的右派為了提高自己的等級，搶先認罪爭取減輕處分，有的甚至不惜出賣人格，向當局求饒告密，以換取更高等級的待遇。一些採取“溫和”態度的名流，其懲罰就輕得多。例如，原中國政協常委、交通部長章伯鈞因認罪最快，被劃右派後還能享受四合院、小轎車之類等優越待遇。而一些拒絕認罪的硬骨頭右派，被驅趕到夾邊溝農場活活餓死。

又如，當年的納粹制定種族外觀標準來斟別猶太人，將關押在集中營的猶太人分成三六九等，最低一層是殘忍的死亡營，最高一層的猶太人被安排到供西方記者參觀的“快樂的猶太人之家”。還有一些與納粹合作的猶太人領袖出賣自己人，將低等猶太人送上死亡列車，自己求得活命。這就是阿倫特指責的“整個悲劇中最黑暗的一幕”。

那些出賣同類的高等右派和猶太領袖為了自保與豺狼共舞，顯示了人性的卑微和卑劣。這些歷史留下的痛苦而不光彩的教訓，令我們今天不能不有所警醒。

◎ 同是“普世價值派”唇亡齒寒

那麼，為什麼人們不應將信力建與“激進”的入獄者區分開來、撇清關係呢？原因在於：信力建和很多被視為“激進”的入獄者，在本質上都是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的擁護者，都可以歸於與“七不講”相對立的“普世價值派”。同樣是因言獲罪，所不同的只是言說的措辭、態度與方式。他們的言論是否溫和，這與當局侵犯人權不是一個層面上的問題。

信力建們採用的是溫和的策略，儘量在安全線之內推動體制的改革。而那些被視為激進的人們，例如像高智晟、郭飛雄等為弱勢群體維權的大批“死磕律師”，他們更為坦率更為尖銳地揭露黑暗、承擔一己的責任。因為勇敢和耿直，他們付出了更大的代價，有些遭受黑頭套、電擊等種種可怕的酷刑，陷入孤立無援的處境。

捷克前總統哈維爾曾在《後共產主義的噩夢》的演講中，回憶他在捷共統治下作為政治犯的遭遇：“記得曾有一段時間，我的朋友和故舊總會在街上避開我。”哈維爾認為，他成了別人的一種“不方便”，迴避他是為了“避免了可能隨之而來的迫害”。曾在前蘇聯經歷審判和流放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布羅茨基則認為，那些迴避哈維爾的人很可能是因為“那個制度表面上的穩定”，而瞧不起這個遭受厄運的人。

與遭受更大厄運的“不方便”人士劃清界線，也許可以使某個個案獲得赦免。然而，極權主義這頭怪獸，就這樣通過製造恐懼，使人喪失本應有的同情同類的善良人性。當所有人都如梁啓超所說“見人之溺，不思拯援”，甚至將此當作一種生存智慧，那麼，中國社會將失去良性改變的未來。

如果追求普世價值的人們一味看當局的臉色，去琢磨當局的尺度和打壓的底線，然後根據風向決定自己的言行，這樣做的後果很可能是跳進陷阱。因為所謂的“底線”是當局任意決定的，根本不會以法律為準繩，令你防不勝防。

事實上，專制政權並不在乎激進或者溫和，他們要消除的是一切有影響力的社會力量。如果普世價值派不以基本人權原則去抗爭，而是自我設定禁區，那麼當局會一步步縮小民間力量的活動範圍，就像“割韭菜”一樣，割了激進的割溫和的，最後斬草除根。

這個“唇亡齒寒”的道理，一位叫馬丁.尼莫拉的德國新教牧師早就認識到了。尼莫拉在納粹追殺共產主義者、猶太人、工會成員、天主教徒時都不說話，最後當他自己面臨厄運時，再也沒有人為他說話了。因此哈維爾認為，人們迴避、屈從現實的做法，“導致了姑息，甚至是勾結。其後果也許是自殺性的”。

身處北歐自由世界，筆者觀察、思索國內聲援信力建所引起的這場爭議，深深理解在強權的政治高壓下，人們複雜而痛苦的心理掙扎與行為表現。筆者深知，通往一個健康正常社會的道路，是無數的理想主義者、行動者以他們的受難和犧牲鋪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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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動向》雜誌2015年十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