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温和”的后果是自杀性的

                   ——从声援信力建谈公民权利意识

                                                  （瑞典）茉莉

当很多中国良心犯亲属的哭喊声被阅兵的轰鸣声压抑，人们在严酷的政治迫害下失语之际，月前广东教育慈善家信力建被捕所引起的舆论与声援，是令人稍感欣慰的。这些声援令我们相信，貌似冷漠的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沉睡的善意”（哈维尔语）。

然而，以敢言著称的国内维权律师张雪忠却发表了《信力建为什么就不能抓》一文，批评某些声援者一味强调信力建“温和”、“不激进”，是没有基本原则是非的说法。

在笔者看来，张雪忠的批评彰显了一个“公民权利意识”的问题。无论人们的言论是激进还是温和，其基本人权都不应受到侵犯。如果人们不去维护所有言论者的平等权利，而是以“温和”为由乞求当局特别赦免某人，将“激进”言论者默许为可抓的异类，那么就如捷克前政治犯哈维尔所说：其后果“也许是自杀性的。”

◎ 与权力联姻的“温和建言者”

信力建是国内知名的民间教育家，信孚教育集团创始人，现拥有几十个教育实体，曾获得“中国教育最具影响力30人”等各种奖项。作为知名的慈善人士，信力建也为孤儿提供教育。与此同时，信力建还出版书籍，组织各种研究及学术会议。他本人还是一位知名的博客作者，经常在文章中宣扬普世价值。

除此之外，信力建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政治身份：广州市白云区政协委员。自从1989年回国创业，信力建创办的教育事业就获得政府承认和支持，因此取得可观的成就。经济上成功并享有社会地位的信力建，被人称为：“老板中最有知识的人，知识人中最有钱的人。”

一直与权力联姻的信力建承认自己“是改革的受益者”，是“支持政府领导改革”的。在江泽民和胡温时代他一帆风顺，到了习近平时代，他热烈支持习近平的态度，在其博客文章中表露无遗，例如：《习近平创中共历史多少个首次》，《习近平正在改变中国》，《习李新政百日：三板斧》，……。

在这些文章中，信力建称赞习近平的“亲切”、“深刻”、“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受到人民衷心拥护”。但同时，他也表示了自己的期待：“希望以习近平先生为核心的党中央能够顺应民意和历史潮流，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能够克服恐惧，勇往直前。”

尽管如此苦心孤诣地与权势者合作并进忠言，信力建先生还是于8月21号突然被拘捕。广东当局后来公布的是一个不寻常的经济罪名：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罪名很荒谬，当局抓捕信力建显然是一次政治迫害。

如此“温和的建言者”，为什么也要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抓？信力建的许多朋友、同事和学生都感到无法理解。他们因此质疑：中共当局抓人的“底线”在哪里？中共为何抛弃支持自己改革的社会贤良，容不下如此温和的人？这样支持政府的成功人士仍不免遭此困境，那么其他的社会精英又该怎么办？

◎ 张雪忠表达鲜明的人权立场

与信力建的众多声援者一样，遥在海外的笔者一听此人被捕，就立即找独立中文笔会狱委，讨论信力建是否因言论而受到监禁，可否请求国际笔会展开全球性营救等问题。

但笔者感到困惑的是：为什么一些声援者不是以人权为准则去呼吁，而是一味强调信力建的“温和”与“不激进”？在笔者的海外人权活动经历里，呼吁声援者一般是根据国际人权准则去说理。即使在中国宪法里也有一些保障人权的条款，我们也可以根据有利于受害者的中国法律，去要求中共当局释放受害者。

就在笔者迷惑不解的时候，国内的法学博士张雪忠对此发声了。张雪忠说：“一些意见人士又在大发感叹，诸如‘为什么连这么温和的人都要抓？’/‘信力建是支持改革的，为什么要抓他？’/ ‘他又不是一个激进的人，怎么还要抓？’等等。”“在我个人看来，这些意见人士可谓是既没有原则是非，也缺乏基本见识。”

年轻的法学副教授张雪忠，因批评中国大陆政治制度和参与维权活动而著名。他于2013年率先公开并抨击中国官方的“七不讲”，因此被华东政法大学解聘。作为辩护律师，他顶着风险为赵常青、刘萍、李化平、郭飞雄等公民活动家、良心犯和政治犯辩护。

为什么在这样勇敢的维权律师眼里，一些强调信力建“温和”的声援者是没有原则是非的人呢？张雪忠解释说：“是因为他们忘了，无论是所谓‘激进’的言论，还是所谓‘温和’的言论，言说者的权利都完全是平等的，他们应同等地享有政府的尊重和保护。”

眼见一大批“死磕律师”同仁无辜被监禁，而且被人指责为“极端、偏激”，张雪忠心里的沉痛与悲愤可想而知。他因此不客气地质问信力建的一些温和支持者：“我希望这些意见人士下次在发出类似感叹时，能够费神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激进’的言论者被抓，你们的心里就会感到好受些？”

也许年轻律师在气愤之时言重了一点。但笔者看得出来，张雪忠是一个诚实并具有洞察力的学者。当“温和”的说辞盛行一时，张雪忠采取的是一种坚定的道德立场和个人姿态。他拒绝随大流人云亦云，而是从言论自由的平等权利及法律立场上，去指出真正的问题所在。

◎ 记住当年右派和犹太人的教训

尽管那些“温和”声援者缺少一点公民权利意识，但深懂中国国情的笔者能理解他们。这些善良的呼吁者是真的相信，只要强调信力建“温和”和办教育有贡献，就把他和那些“激进”的异议分子区别开来，那么信力建就有可能脱离牢狱之灾。这一做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实际上，现在的“比温和”与文革时期人们“比谁更革命”一样，都是人们根据中共长期的分化瓦解政策所做出的选择。

例如，于1957年遭受迫害的55万中国知识分子右派，被中共划分为不同等级，有“右派”和“极右派”,还有“中右”和“右倾”。他们受到六个不同等级的处理: 第一级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第二级撤销职务, 监督劳动; 第三级撤销职务，留用察看; 第四级撤销职务，另行分配; 第五级降薪，第六级免于处分。

当时，很多落入陷阱的右派为了提高自己的等级，抢先认罪争取减轻处分，有的甚至不惜出卖人格，向当局求饶告密，以换取更高等级的待遇。一些采取“温和”态度的名流，其惩罚就轻得多。例如，原中国政协常委、交通部长章伯钧因认罪最快，被划右派后还能享受四合院、小轿车之类等优越待遇。而一些拒绝认罪的硬骨头右派，被驱赶到夹边沟农场活活饿死。

又如，当年的纳粹制定种族外观标准来斟别犹太人，将关押在集中营的犹太人分成三六九等，最低一层是残忍的死亡营，最高一层的犹太人被安排到供西方记者参观的“快乐的犹太人之家”。还有一些与纳粹合作的犹太人领袖出卖自己人，将低等犹太人送上死亡列车，自己求得活命。这就是阿伦特指责的“整个悲剧中最黑暗的一幕”。

那些出卖同类的高等右派和犹太领袖为了自保与豺狼共舞，显示了人性的卑微和卑劣。这些历史留下的痛苦而不光彩的教训，令我们今天不能不有所警醒。

◎ 同是“普世价值派”唇亡齿寒

那么，为什么人们不应将信力建与“激进”的入狱者区分开来、撇清关系呢？原因在于：信力建和很多被视为“激进”的入狱者，在本质上都是人权、自由等普世价值的拥护者，都可以归于与“七不讲”相对立的“普世价值派”。同样是因言获罪，所不同的只是言说的措辞、态度与方式。他们的言论是否温和，这与当局侵犯人权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

信力建们采用的是温和的策略，尽量在安全线之内推动体制的改革。而那些被视为激进的人们，例如像高智晟、郭飞雄等为弱势群体维权的大批“死磕律师”，他们更为坦率更为尖锐地揭露黑暗、承担一己的责任。因为勇敢和耿直，他们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有些遭受黑头套、电击等种种可怕的酷刑，陷入孤立无援的处境。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曾在《后共产主义的噩梦》的演讲中，回忆他在捷共统治下作为政治犯的遭遇：“记得曾有一段时间，我的朋友和故旧总会在街上避开我。”哈维尔认为，他成了别人的一种“不方便”，回避他是为了“避免了可能随之而来的迫害”。曾在前苏联经历审判和流放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则认为，那些回避哈维尔的人很可能是因为“那个制度表面上的稳定”，而瞧不起这个遭受厄运的人。

与遭受更大厄运的“不方便”人士划清界线，也许可以使某个个案获得赦免。然而，极权主义这头怪兽，就这样通过制造恐惧，使人丧失本应有的同情同类的善良人性。当所有人都如梁启超所说“见人之溺，不思拯援”，甚至将此当作一种生存智慧，那么，中国社会将失去良性改变的未来。

如果追求普世价值的人们一味看当局的脸色，去琢磨当局的尺度和打压的底线，然后根据风向决定自己的言行，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是跳进陷阱。因为所谓的“底线”是当局任意决定的，根本不会以法律为准绳，令你防不胜防。

事实上，专制政权并不在乎激进或者温和，他们要消除的是一切有影响力的社会力量。如果普世价值派不以基本人权原则去抗争，而是自我设定禁区，那么当局会一步步缩小民间力量的活动范围，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激进的割温和的，最后斩草除根。

这个“唇亡齿寒”的道理，一位叫马丁.尼莫拉的德国新教牧师早就认识到了。尼莫拉在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犹太人、工会成员、天主教徒时都不说话，最后当他自己面临厄运时，再也没有人为他说话了。因此哈维尔认为，人们回避、屈从现实的做法，“导致了姑息，甚至是勾结。其后果也许是自杀性的”。

身处北欧自由世界，笔者观察、思索国内声援信力建所引起的这场争议，深深理解在强权的政治高压下，人们复杂而痛苦的心理挣扎与行为表现。笔者深知，通往一个健康正常社会的道路，是无数的理想主义者、行动者以他们的受难和牺牲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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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5年十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