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香港消息，说北欧航空公司（SAS）是第一家在港公司主动承认工会，给予集体谈判协议，在港聘用的23名空服员可享有福利。

港人要知道，这个结果是北欧的空姐闹出来的。我的这篇旧文提到SAS大罢工，之前中国空姐的只是北欧空姐的五分之一。我14年与瑞典教育局闹劳资纠纷，就是根据这个集体谈判权闹赢的。

      瑞典模式与分大饼

       ——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特点

                                                茉莉

前不久中国领导人胡锦涛访问瑞典时，正是国外内讨论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很热火的时候，于是网上有人开玩笑说：“看，胡锦涛到瑞典去学习民主社会主义去了！”让热爱苏联文学作品《卓娅和舒拉》的胡锦涛，去瑞典著名作家斯特林堡的小说《红房子》中，认识社会民主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我看还是有点难度的。

就在北欧最美丽的六月，胡锦涛先生在“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瑞典访问了几天。他不但会见了国王和首相，还到处碰到抗议中共侵犯人权的游行示威人群，这些抗议者毫不客气地给他上了常识第一课：北欧社会民主主义根本不同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

◎ 误读“瑞典模式”的苦心

在读各位的讨论文章中，我有一个困惑，即中国学者口口声声称“瑞典民主社会主义”，而瑞典人自己使用的称呼却是“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emokratin）。有人认为，称呼不同没有关系，只要大家说的是一回事就行。

但在我看来，改变了这个词的次序，意思就不太对了。使用“民主社会主义”一词，就把瑞典模式纳入了马克思旗下的社会主义阵营，比较左倾一点。而使用“社会民主主义”一词，瑞典模式就仍然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内，是诸如“第三条道路”之类的中间社会形态。

这一点区别是如此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立足于公有制和阶级斗争，对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法权观念和经济制度进行了根本否定；而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却是遵循普世文明价值的，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点融合在一起，使瑞典社会既免于放任资本主义下的不公，又免于社会主义中央集权下的效率不彰。

谢韬老等国内优秀知识分子，为了给中国寻找一个更为人性的社会制度，把目光投向北欧，这是对的，是值得钦佩的。谢韬老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虽然知道瑞典完全是私有制国家，但谢韬们仍然要把瑞典纳入马克思主义旗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为此，他们阐述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理论。这种创新的观点大致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需要现代化。由于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是实现社会成员的普遍幸福，所以，普遍幸福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有利于老百姓过好日子的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这种新观点看起来可以自圆其说，但实质上却是对瑞典模式的误读。笔者曾在一篇谈论瑞典资本家的文章中提到，瑞典模式应该称为“人道资本主义”，因为它是大资本家财团垄断经济的社会，该国百分之九十的企业在私人手中。

为什么这么多博学的人们，会误读瑞典模式呢？我想，这也许是一个策略的需要。当前，中国官方的主流话语在名义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要引进瑞典模式，只有将之与主流话语挂钩，符合共产党的“政治正确”，才有可能被接受。这种特定条件下的误读，一片苦心可鉴，所引起的大讨论是很有意义的。

◎ 从历史渊源看特殊政治形态

在笔者看来，瑞典模式和马克思主义关系不大，它本质上是斯堪的拉维亚特有的政治形态。植根于古代乡村的瑞典式民主，与欧美很多国家的民主有所不同。

据《瑞典史》记述，早在公元500年，瑞典农民就制订了解决一切争执的规则，农业社会内部就有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这是一种用来对付北欧寒冷气候的原始民主体制。海盗时期，出征的海盗是由村落或氏族集体讨论决定的，海盗们必须像兄弟般团结搏斗，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条件。因此，即使他们在拿起牛角喝酒时，也要考虑其他海盗兄弟能喝到同样的分量。

到后来，瑞典发展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1723年，议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参加者有教士、贵族、资产者和农民四个等级，这即是说，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到18世纪30年代，议会中出现了政党的雏形，分庭抗礼的两派，一是代表大贵族的“礼帽党”，二是代表市民阶级的“便帽党”。作为瑞典模式的关键——以议会制来分权制衡，在瑞典历史上存在已有二、三百年了。

直到19世纪末，瑞典才从贫穷的农业国逐步发展工业，工会运动由此兴起。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成立，创始人是亚尔马·布兰亭。这个时期，社民党的指导思想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不否定暴力革命。其党纲一度宣称：“通过阶级斗争剥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社会控制和管理取而代之。”

1925年布兰亭逝世，接替他任社民党主席的阿尔宾·汉森走向社会改良主义。他提出“人民之家”的口号，实施提供各种社会保障的改良措施，代替以前提出的阶级斗争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政策主张。而后社民党长期执政，和资本家合作，奠定“瑞典模式”的基础。用前首相帕尔梅的话说：“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与资本主义共生的状态。”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瑞典模式是在社民党抛弃马克思主义之后，才得以诞生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渊源，有瑞典传统的“中庸之道”（lagom）哲学的影响，因而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以各种措施保护工人利益。

◎ 企业利润大饼怎么分吃？

今年五月，北欧航空公司（SAS）爆发了一场罕见的大规模罢工，各航班飞机瘫痪，殃及大批乘客。SAS员工们的要求不外乎改善工作条件，减少工作时间和增加工资。开始雇主的态度很强硬，罢工拖延了五天才获得解决。

尽管知道罢工是员工的基本权利，但我们并不太同情罢工者，因为SAS员工的工资不但比我们教育部门的员工高得多，也比其他航空公司的员工要高。有一位被耽误航班的美国乘客，甚至在电视上对罢工者忿忿不平地说：“你们不愿干，走人好了。”

然而奇妙的是，不管我们怎么不看好这场罢工，罢工者居然赢了。原因在哪里？罢工伊始，瑞典政府不直接介入，只是一旁静观事态的发展，促进双方谈判。罢工闹到最后，雇主方面损失巨大，挺不住了。既然他们不可能要全部员工“走人”，于是只得和工会重签集体协议。

对SAS罢工者来说，他们的工资虽然比一般行业要高，但私人企业的资本家获得的利润更大，因此员工有权要求更好的待遇。这就是说，甜饼做大了，各方都要公正地多分一点。这就是北欧平等精神的体现。

有趣的是，去年SAS公司在飞往中国的航线上雇用了35名中国空姐，其工资只是丹麦空姐的五分之一。此事被丹麦工会揭露，工会主席暗示性地发出了罢工威胁。SAS公司发言人只好出面解释，说他们只是在飞中国的航线上需要一些懂中文的空姐，绝对无意在其他洲际和欧洲航线上低薪雇用职员。北欧工会的强大力量可见一斑。

根据有关统计，在西方发达国家，员工的工资收入一般都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60%；而在中国，员工工资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左右。这个数字对比，很能说明当今中国工人的悲哀现状。为什么中国工人不能争取更高的工资水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手中没有北欧工人拥有的有力武器：组织起来罢工。无法与老板讨价还价，中国工人在当今的利益大饼中，就分不到自己应有的份额。

◎ 财富分享和民主政治

在最近的“北欧热”中，我读到《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北欧和谐,前提是分享》。作者关山，是广东省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关山认为：“独特的北欧模式——其最重要的一点是，全民创造的财富，应该通过税收杠杆由全民分享。”“不强调在生产领域的集中，但在收入再分配领域实行集中。”

关山的论述，可以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认为全民分享财富是北欧模式成功的关键，这是对的，但他没有说明，财富分享的前提又是什么？如果北欧没有民主制度分权制衡，政府不能保障法律规定的工人结社自由和罢工权利，工人不能组织起来集体谈判，那么，天性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凭什么要多切大饼给工人分享？

这就是国内一些官方学者的局限，他们看到了北欧和谐后面的分配体制，却不能或不敢从政治制度上找原因。他们或许以为，在仍然保留一党专制的体制下，能够通过财富的分享，达到社会的和谐，这是一种近乎做梦的幻想。没有民主政治的制约，中国式的野蛮资本主义，只会变本加厉地巧取豪夺，黑砖窑之类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哪里还会有什么和谐？

在讨论瑞典模式时，我们不能忘记的一点是：在英国《经济学家》统计的全球民主主义排名中，瑞典以9.88的成绩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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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7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