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棄人”：被遣返的阿富汗難民

茉莉：一些瑞典人靜坐示威反對遣返難民，而我深知這是一個無解的兩難困境，與很多瑞典人樣，心理上飽受煎熬。

收藏更新於2017年12月4日 07:41 茉莉 為FT中文網撰稿

本文是作者“歐洲難民故事”系列之六

在10月10日遣送阿富汗難民的飛機起飛之前，瑞典幾個大城市聲援難民的靜坐示威抗議，已經進行兩個月了。有被遣返者自殺的消息傳來，街頭抗議者舉着“停止遣返阿富汗人”的標語，指責瑞典政府“直接送人死亡”。

這樣嚴重的指控，對這個最富人道精神、最善待難民的國家，是難以接受的。於是，瑞典公共電視台《審查任務》（Uppdrag granskning）派出了一個調查記者隊，從北歐到阿富汗一路調查採訪。作為昔日的難民、今日的瑞典公民，我從電視上跟蹤記者，深知這個問題是一個無解的兩難困境。與很多瑞典人一樣，我也在良知、價值觀與現實難題之間糾結，心理上飽受煎熬。

被殘酷的命運逼迫前來歐洲，卻又遭遣返，那些被遣返者在歐洲被厭棄，也在自己的祖國走投無路，成為英國社會學家鮑曼所說的“廢棄的生命”。鮑曼曾深刻地指出：探討“該不該接受難民”，其實只是個表象問題，真正擺在我們面前的終極問題是：人類該如何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恐懼與不安。

記者追問：遣返難民是否送人死？

調查記者首先採訪了街頭的抗議人士。發起靜坐示威的是“Ung i Sverige”（瑞典青年），這個左派組織為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工作，吸收了很多阿富汗年輕人參與。

該組織發言人之一是年輕的阿富汗女孩法塔赫。她於兩年前來瑞典尋求庇護，已獲居留。法塔赫很肯定地回答記者說：被遣送回去的人“當然會死”。記者要求法塔赫提供回國後死亡者的數字，法塔赫說：“難道只有身體上的死亡嗎？正如我所看到的，死亡不只是生理的，它也是心理上的。所有被遣送回去的人都在精神上死亡了。”

記者接着採訪，追問負責難民政策的瑞典官員。米克爾•里本維克是瑞典移民委員會的總幹事，他說：“瑞典不會送人去死，我們的全部任務是為人民提供保護。”對於阿富汗目前的安全局勢，瑞典移民委員會是經過充分評估的，認為阿富汗雖然比歐洲要危險，但其安全程度比敘利亞要高得多，因此，瑞典加緊遣送申請庇護遭拒的阿富汗難民返鄉。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瑞典記者從聯合國難民專員辦事處那裡了解到，在這兩年被瑞典遣返的幾百個阿富汗人中，只有一個在回國後被殺害。這也證明，阿富汗戰後的局勢已基本穩定，對難民的遣返是合理可行的。

儘管否認遣返難民是送人去死，但瑞典移民官員米克爾還是沉痛地承認，那位阿富汗女孩的指責有一點是對的，即：被遣返的難民很多“死於心理上的死亡”。米克爾說，許多阿富汗年輕人在這裡生活了好幾年，有了他們的朋友網絡，以及支持他們的人，然後卻被迫返回故土。

這位移民官對返鄉難民有同情也有思考，說：“他們那種破碎的希望，讓我們看到，這個世界令人難以置信的分歧。瑞典與阿富汗之間的差距——幾乎與世界差距一樣大。但是，國際庇護法並不是縮小差距的手段。”

善待少年，難民潮後政策緊縮

也許是因為以前的難民政策過於仁慈，有些奇怪的案例只發生在瑞典。例如，從十幾年前開始，有幾百個前蘇聯國家的家庭前來申請庇護，他們不屬於日內瓦公約規定的有資格接受庇護的人群。但是，一旦申請庇護被拒，那些家庭的孩子立即陷入不說不吃不動的昏迷狀態。對這種“放棄生存症候群”，瑞典醫生絞盡腦汁治療未果，但只要這些家庭一獲得庇護，就如藥到病除，孩子立即康復。有報道稱，這是父母為了獲得居留權而毒害孩子，但未獲證實。

另一個瑞典獨有的現象，是近年前來避難的近5萬阿富汗難民中，有一半是在18歲以下、無人陪伴的男性未成年人。按照法律，瑞典必須照料這些孤身前來的少年難民，直到他們年滿18歲。政府給這些孩子配備了保護人，以幫助他們適應生活，並送孩子們進學校受教育。

然而，當這些男孩長大滿了18歲，卻只有近10％獲得居留許可。這是因為，自2015年10月敘利亞難民潮以來，有多達二、三十萬難民湧入這個小國，瑞典政府被迫收緊了難民政策，例如，嚴格限制永久居留許可，臨時居留許可有效期最長為三年。對於年齡有疑問的單身人士，進行特殊體檢。阿富汗不再被列入有資格接受庇護的國家名單。

然而，這些阿富汗男孩大都已適應了瑞典的生活。有些家庭曾向人販子支付了大筆款項，他們丟棄身份證件，謊報年齡，輾轉多國，千辛萬苦地來到瑞典，終於在瑞典定居求學，享受到有飽暖也有尊嚴的生活。現在他們卻要被押送離開瑞典，回到在他們眼中不是人生的故國去。

一些年輕人無法接受這個殘酷的現實，心靈破碎選擇了自殺。十月初，16歲的埃斯馬特埋葬了他的哥哥阿薩德。哥哥在收到移民局的遣返決定兩天后自殺。為此，瑞典移民局立即做出了新的決定，給弟弟埃斯馬特以居留許可。弟弟說，哥哥在天上一定為此感到高興。

回國絕望：無法創立新生活

在飛往喀布爾途中，瑞典的遣返包機中途降落在奧地利，撿起了歐盟其他國家的難民，一共有21名阿富汗人。這次遣返，是聯合國機構與瑞典移民局合作的行動。

一輛出租巴士將難民們載到喀布爾的一個旅館，按規定，被遣返者可在旅館免費吃住，停留14天，以等待家鄉親友前來迎接，安排自己的生活。一路跟蹤的瑞典記者，在這個旅館採訪了被遣返的年輕人羅胡拉。

羅胡拉是流浪的阿富汗人的一個典型。在十年的時間裡，他曾以虛假的身份，在歐洲五個不同的國家尋求庇護。曾有奧地利等三個歐盟國家經過年齡測試，確定他已是一個27歲的成年人。但羅哈拉一到瑞典，仍然說他只有17歲，為的是不會被送回希臘。

在喀布爾旅館，記者沒有看到有任何親屬前來接走被遣返者，因為有些難民從來就沒有在阿富汗生活過。到瑞典避難的阿富汗難民多屬什葉派的哈札拉族人，因長期受塔利班迫害，其家庭早已逃往伊朗或巴基斯坦，很多家庭成員下落不明。回到這個陌生的祖國，年輕人舉目無親。

雖然偶然還發生炸彈襲擊事件，但對阿富汗人來說，比人身安全更嚴重的問題是經濟困難。自從2014年外國軍隊撤出之後，阿富汗的經濟狀況惡化，鄰國巴基斯坦和伊朗又遣返了高達70萬的阿富汗難民，喀布爾街頭到處是尋找工作而不得的窮人。

從瑞典回去的難民，如果是自願回國，瑞典政府贈予每人3萬克朗，而被強行遣返的難民大都是拒絕回國的，這錢就拿不到了。他們只能在到達喀布爾後，向有關方面申請一點生活補貼。找不到工作，錢很快就用完了，他們大都茫然無措，在無所事事地閒逛一段時間後，只好重新踏上流浪天涯的行程。

根據國際組織的統計，在被歐洲遣返的難民中，大約有一半人在3個月後重新離開阿富汗。

@ 儘管同情，議會決定“認清現實”

帶着沉重的心情從阿富汗回來，記者找瑞典各政黨議員上電視討論難民遣返的問題。

在瑞典政壇和民間，早就有一股反對遣返阿富汗難民的聲浪。例如，斯德哥爾摩有八名來自各黨派的政治家，給政府和瑞典移民局寫信，要求停止驅逐阿富汗難民，理由是阿富汗的安全狀況堪憂。多個人權和女權組織也積極聲援阿富汗難民。此外還有百余名教師聯名公開向政府呼吁，說遣返政策剝奪了未成年人的受教權與發展權，不符合瑞典“保護每一個孩子”的價值觀。

然而，儘管每個上電視的政治家都表示對被遣返難民的同情，但議會中絕大多數說“要認清現實”，不願停止遣返政策。這首先是因為，近幾十萬難民蜂擁而至，引發了瑞典的經濟與社會安全危機，成為難以承受之重。同時，日益增長的反難民情緒，導致各黨派不得不在這一問題上趨向保守立場。再則，瑞典目前的遣返政策，是與歐盟大規模遣返阿富汗難民的政策一致的，歐洲通過向阿富汗政府提供經濟援助，讓阿富汗政府同意接受被遣返的本國國民，達成了雙邊合作協議。

很少有人有資格指責瑞典，因為瑞典是歐盟接受難民人均比例最多的國家。但是，很多瑞典人還是為此感到難過。我認識的一位虔誠的基督徒老太太還為之哭泣，她批評自己的政府，說不應驅逐那些上門求助的遠方客人。

尤其令人不忍的，是一位106歲阿富汗婦人瑞烏茲別基。2015年，她的一群兒孫輪流背着她，從阿富汗昆都士，經伊朗、土耳其等國輾轉逃到瑞典。這一家子千難萬險，卻被瑞典按照新政策拒絕給予庇護。目前，由於這位“全球最老難民”的生命已出現衰竭症狀，瑞典移民局特批了她13個月的臨時居留。

@ 歐洲的無奈與人類家園的喪失

瑞典基督徒老太太的眼淚，彰顯了歐洲的無奈，即歐洲被迫以非人道的方式遣返難民，犧牲人類的團結之愛來維護自己現有的舒適與安全。“全球最老難民”——阿富汗老太太的四處流浪，則意味着家園的喪失，人類的一部分無所歸依。

一批批被警察押上飛機送回國的難民，就像一堆堆被廢棄的垃圾。歐洲沒有足夠的“廢物處理站”來加工消化他們，只能強行送走他們。英國社會學家鮑曼在他的《廢棄的生命》一書中，將“廢棄人”定義為：被國家和社會判定為“廢物”之後，剔除其公民身份乃至地球球籍的無用之人，指的是移民和難民等“多餘人口”。

為什麼這個世界會產生這麼多廢棄人？鮑曼有一些深沉的思考，例如“地球超載”和“液態現代性”。這種“液態”的流動，意味着個體的人可隨時陷入被擠壓、扭曲的境遇。鮑曼認為，難民問題是全球性帶來的必然後果，世界不再有一塊淨土，昔日人類的生存境遇已無法再生或復甦。

鮑曼還談到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對落後地區的破壞，這令我想起四十年來，令阿富汗這個遭受毀滅性打擊的兩場戰爭：1979年，蘇聯發動旨在建立阿富汗親蘇政權的戰爭；2001年，美國為首的聯軍發動旨在鏟除塔利班政權的戰爭。

當更多遣返難民的包機從歐洲飛向亞洲的那個山國，扔下一批批廢棄人，被無力感折磨的我們，只能希望歐洲各國政府承擔起對難民的道德義務，幫助阿富汗人在支離破碎的國土上重建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