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相信“集中力量辦大事”，以為搞出了原子彈，光刻機應該不在話下，然後各種偷，各種欺騙。先不急，等中共國的光刻機能夠量產芯片再說，現在中共的各種吹牛可以先放在一邊，或者直接看笑話。

反正我是不相信中共能夠搞出ASML水平的光刻機。

正解。

中國人不出到國外，根本搞不出什麼象樣的東西，那種體制根本不可能出科研成果。

法輪功根本不是宗教，完全是政治組織。別被法輪功的表面現象所欺騙。

真的，什麼樣的人民，有什麼樣的政府。中國人真的就是命定的被獨裁政權統治的種族，沒救了。

是的，是人性。這我不否認。

但是，你看看，伊朗人民能夠起來，即使面對死亡，中國人有幾個？哪一個不是期盼着別人去死自己享福？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

我相信BBC的報道，中共全民體制能用逆向方法，製造出原型機．也相信能造出少量樣板性芯片，但是這種機器製造芯片的成本是極高 的，良率肯定又是極低的，是一架沒有工業價值的機器．接下來要想全部零件國產化，那是白日做夢，連普通相機的鏡頭都做不過佳能和尼康，如何 去趕超萊卡的蔡司，中共根本做不出那麼精細的超大超精鏡片．是不是包子和中共高官依然認為，只要膽子大，什麼奇蹟都能創造出來 ？

關於FLG問題，這涉及宗教。以前我曾經在這裡有幾個相關留言，但系統性不夠。有時間時我將對宗教問題專文論述，闡述我的觀點。

然而，我也不同意“大家都沉默等於中共就永遠不會倒台”。關鍵不在於沉默本身，而在於沉默背後的成因是否發生變化。我至少可以區分三類沉默者：一類是反中共但因現實威脅選擇沉默；一類是本身就是體制既得利益者；還有一類是對體制並不關心、信息隔絕、缺乏渠道了解真實社會的人。真正決定走向的，不是前兩類，而是第三類的規模和轉化方向。

歷史上，體制崩塌往往不是靠少數“譚嗣同式”的犧牲，而是當足夠多原本冷感、順從、只求安穩的人，逐漸轉變為心裡清楚卻不再配合的人。這個轉化過程，本質上是 3 向 1 的變化。在條件尚不成熟的階段，與其呼喚更多個人勇敢，不如把努力放在降低信息壁壘、增加理解渠道上。因為當第三類人發生轉化，第一類的沉默就不再是孤立的，體制的穩定性才會真正開始動搖。中共其實也認識到這一點，包括在萬維又大量派遣五毛。

我理解你對儒家與長期獨裁傳統的判斷，也同意它在歷史上確實為皇權提供了合法性工具。但我還是想強調一點：我更傾向於把你提到的“明哲保身”“不敢說話”，理解為一種被長期驗證過的生存理性，而不是單純的民族性格或基因問題。

在中共體制下，“說話有代價”並不是抽象威脅，而是反覆發生的現實經驗，這種經驗通過家庭、社會關係代際傳遞，影響遠比任何思想學說都深。你提到很多人身在西方二三十年仍不敢批評中共，我反而覺得這恰恰說明：他們並不是真的不知道什麼是自由，而是不相信中共會尊重國界，也不相信風險會真正消失。

事實上，絕大多數反中共博主使用筆名（包括前些年美國之音中文部的大多數主持人。相比之下，來自台灣的主持人用的幾乎都是真名），本身就是一個例證。這並非軟骨，而是對一個報復無下限政權的現實評估。在這種環境下，選擇沉默往往不是認同，而是避險。

我並不否認文化和歷史包袱的存在，但如果把這一切最終歸結為“民族劣根”或“基因”，就很容易忽略一個更殘酷、也更重要的事實：只要威脅真實存在，沉默在任何族群中都會成為主流選擇；而一旦威脅消失，行為改變往往比思想更新要快得多。

希望吧。儒家的問題可能並不在於把人變成奴性與虛偽，但儒家思想是獨裁制度的根基，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獨裁制度就在於對儒家思想的維護，因為儒家思想被帝王認識到了價值，所以儒家思想得到了發展與強化，中國的獨裁統治就越來越嚴重。這種東西在人的思想層面上就無可取代，似乎就化為血液與基因的東西。

中國不是沒有反抗者，多次的農民起義成功了，但沒有任何一次農民起義是走向西方式的民主，而是走向了另一個封建獨裁統治，因為人民思想中只有儒家思想。

現在，包括法輪功組織，表面上反中共，但整個組織架構依然是帝王模式的，即不可反抗不可動搖李大屎的權威，李大屎放個屁都是香的都是對的，要下面的信徒們不管怎麼硬拗也要為其洗地，這就跟中共統治的模式是一樣的。而法輪功組織是在西方國家運作的，有言論自由，但下面的信徒居然沒人敢反對，這是什麼問題呢？

雖然我對你所說的只要有基本的言論自由，信息透明與懲罰機制，奴性與虛偽互騙等會有所改善，是持樂觀或基本贊同的態度，但我還是不敢過份樂觀，我對中國人的軟骨病是了解得比較深的，我見到太多的人在西方國家生活了二三十年，但居然不敢對中共惡政有任何的批評，即使心裡非常明白，但就是明哲保身，不僅僅不敢在公開場合說，甚至在私下場合都不敢說，這種變態的自保與軟骨病是我所見過的任何國家的人的身上都見不到的。

據說從理論上可以產生光刻效果了

---- 光刻機是一回事，光刻膠又是一回事，光刻膠也有分辨率極限。

我能理解你把問題追溯到儒家傳統中的奴性和虛偽文化直覺，這種解釋在情緒上是有吸引力的。但我還是想區分三件事：文化影響、制度激勵，以及“基因/民族本質”這種說法。

首先，儒家確實強化了等級秩序、服從權威、重表態輕規則，這對中國長期形成“對上負責、對下糊弄”的行為模式有影響，這一點我並不否認。但這屬於歷史文化包袱，而不是不可改變的“劣根”或“基因”。同樣受儒家影響的社會（比如日、韓、台等），在不同制度條件下，呈現出的社會行為差異非常明顯。

其次，你提到的“奴性”“虛偽”，在我看來更像是高壓統治與長期問責缺失下的理性適應。當一個社會獎勵順從、懲罰直言，獎勵表忠、懲罰誠實，那麼虛偽就不是道德缺陷，而是生存技能。這類行為在任何族群、任何文化中，只要置於相似制度環境，都會大量出現。你提到美國部分州的福利欺騙，其實正好說明：只要激勵結構允許，騙並不需要“民族劣根”來解釋。

至於“奴性基因”這種說法，我個人是比較警惕的。一旦訴諸基因或民族本質，討論實際上就走到了盡頭。因為那意味着問題不可糾正、只能宿命化接受。但歷史反覆證明，人類社會的行為模式，對制度和激勵的響應遠遠快於文化和價值觀的代際更替。

我並不認為中共倒台後中國會立即自動變好，更不認為儒家遺產會立刻消失。我更傾向於：只要基本的言論自由、信息透明和懲罰機制建立起來，所謂“奴性”“虛偽”“互騙”，會在一代人之內出現顯著退潮。這不是對人性的樂觀，而是對制度塑造力的基本信任。

如果把問題最終歸結為“民族劣根”或“基因”，那中共反而可以繼續說：不是制度有問題，中國人本來就這樣，就活該被專制獨裁。

你說得很好，基本上同意（美國明尼蘇達州、加州等地所發生的欺騙福利跟中共國的欺騙在本質上有相似之處）。不過，在民族劣根性這個問題上，我覺得還是儒家垃圾的影響，包括奴性的東西虛偽的東西等（雖然各個種族都多少有一些，但中國人應該是全世界有奴性基因最嚴重的民族）。

我們描述的中共國的造假、行騙，在中共體制下呈現出高度系統化，甚至成了一種“理性生存方式”。所以我不認同把這種結果直接歸因為“民族性格的劣根”。

恰恰相反，這類現象更能說明的是制度問題而非民族本質。關鍵不在於“有沒有人騙”，而在於“騙了以後會發生什麼”。在極權專制獨裁制度（包括專制獨裁已達登峰造極的中共體系）下，造假往往被獎勵，揭露造假反而要付出代價，於是“騙”自然成了最優策略。漢芯案之所以荒唐，並不是因為中國人更愛騙，而是因為騙體制的錢、騙上級的認知，長期不但風險低，回報還極高。

如果這是民族性格，那麼同一批人、同一文化背景，在法治社會裡為何會表現出完全不同的行為模式？新加坡、2019年前的香港、台灣、甚至韓國、日本的歷史已經反覆證明：所謂“國民素質”“民族性格”，更多是制度長期塑造的結果，而不是前提條件。

對於中共垮台後中國是否會立刻建立成熟的民主法治，這一點我同樣不樂觀。但一旦言論自由和信息流通被解禁，最基本的問責與懲罰機制開始恢復，社會行為模式往往會發生比想象中更快的變化。所以不必悲觀。

把問題歸結為“民族劣根”，在情緒上或許解氣，但在邏輯上其實正好替中共卸了責，這恰恰是中共最樂於接受的解釋，所以我們敘事時一定要小心。

是的，所以我對後中共政權有點悲觀。我希望中國人民能夠在後中共政權的民主制度之後改變民族性格的劣根。

在中共羅剎國，騙子遠多於傻子。大騙子騙中騙子，中騙子騙小騙子，自上而下，都是靠騙活着。更好笑更可悲的是，這些傻子被騙子騙了以後還竭力為騙它們的騙子歌功頌德。

中共騙全世界，中共國騙子騙中共，反正一窩的騙子。

那個讓農民工將摩托羅拉芯片上的字磨去然後刻上漢芯的陳進騙了中共國一億一千萬元人民幣，好像目前仍擔任兩家公司董事。只有中共國才會出這樣的奇葩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