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當前，東西方緊張劇烈的各種衝突，是每一個中國人都不可迴避的現實。這個衝突自打我呱呱墜地的第一天就開始了，叫做“抗美援朝”或韓戰。經過老毛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經過小習的“東升西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如今已上升到分裂不可調和的地步。中國現今正面臨西方高壓，經濟持續衰退，人口持續下滑，戰爭日益逼近。哪怕不斷呼籲維穩，大力加快創新，都難以改變困境，不過，假如追根究底，只不過一個原因：與西方鬧翻了。
雖然多數人都以為，當務之急是解決中共一黨專制問題，可是假如不知道東西方關係該如何應對，無法解開東西方衝突的死結，後共時代的中國仍乏希望。有人問，日本不也是東方嗎，為什麼他沒有這個麻煩？問得對，因為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已經徹底西化，或者說從情感上接受了西方邏輯。可是為什麼中國不能？
假如站在一個客觀中立的角度，用一種超脫的視角來看待東西方的矛盾衝突，不難發現，這一衝突從根本上講，完全是人為，節外生枝和不必要的。所有的不同或差異，只要放在顯微鏡下面，就能看清楚，說到底僅不過是思維方式的差異，並且嚴格講微不足道。所有猜忌，敵視，防範，牴觸，直至最後爆發走火或戰爭，只能歸結於兩個字：愚蠢。
道理在於，今天世界的地緣政治已經被全球化沖銷，歷史結怨也被經濟合作淡化，剩下的不同只有膚色人種，還有就是，思維方式。僅僅由於思考的方式不同，就會催化出山崩地裂的爆炸嗎？歷史就是這樣說的。
以西方打開中國國門的鴉片戰爭為例。鴉片戰爭本質上是貿易戰爭，不為領土或主權。中英簽訂南京條約，開放了幾個口岸，戰爭就結束了。本來這是可以避免的戰爭，可惜因清朝道光帝的判斷錯誤，戰爭和失敗屈辱走上不歸路。結論兩個字：愚蠢。
英國人從明朝年間就開始愛上中國的茶葉，想自己種植卻不得其法。而中國每年向英國大量輸出茶葉，卻拒買任何英國商品。幾代人以後，作為貿易方的英國商人，再也忍受不了巨大貿易逆差壓力，選擇了中國市場廣泛接受，種植較容易的鴉片，以取代沉重昂貴的白銀。鴉片種植雖在印度孟加拉，可流行卻在中國，到底是誰的過錯很難講清楚。
鴉片泛濫為毒品以後，清廷呈現主剿與主和兩派。主剿派認為，應當斷卻與英國的一切關係，把英國人趕回去；主和派認為，英國人只是想平衡貿易，靈活一點就能避免戰爭。各位不知有否注意到，直到今天此時此刻，中國人領導人還是陷在同樣的邏輯矛盾之中。結果是，主剿派占上風，把戰事層層推進，打到最後才發現，根本不是人家的對手。
假如一開始中國人就能清晰地辨別出對方的真實意圖，就事論事，以求實的態度一點一點解決問題，是不是這一兩百年的屈辱就免掉了？完全可以。可是中國人的思維邏輯不允許。
在西方哲學裡，人喜歡追問，真實是什麼，我是誰？但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人最先問的永遠是，我怎麼活下去，怎麼減少麻煩，怎麼在亂世里找到一個位置？因此，中式哲學從底層邏輯上就是一種生存哲學。它的核心求圓不求直，能屈能伸，能藏就藏：這一切都是為了不要成為那個被捏死的人。和西方哲學追求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邏輯不同，中式哲學更追求圓而不是直。在中國，說一不一定是一。
中國人判斷事物，要看場合、對象、環境和權力結構。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水的本質不是柔，而是沒有固定形狀。因為太直的樹先被砍，太硬的石先被敲，太鋒利的劍容易折斷，太鋒芒畢露的人往往活不久。這是歷史經驗累出來的生存之道。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式思維強調關係大於真理，人情重於邏輯。
中國的社會結構本質上是關係社會，而不是規則社會。所以做人往往比做事重要，討好比能力重要，關係比公平重要，場面比事實重要，台階比對錯重要。中國社會不是建立在嚴格的法律之上，而是建立在人情、倫理、長幼、權力這些關係網絡之上，在這樣的結構里，絕對正確這種東西本來就不存在。你越是堅持原則，越難生存。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式哲學從來不追求真實，只追求可持續的苟且。中庸不是為了讓你知道真理，而是為了讓社會能繼續運行，讓個人繼續活着。中式哲學始終是為了可持續地活下去，而不是為了找到最終答案，必須具備邏輯推理，明確概念，系統化辯論。中國人並不追求終極真理，只關心怎麼能活下去。
可以說，中式哲學思維塑造的是一個權力中心的國家結構、秩序優先的體制邏輯、人情主導的社會形態、情緒壓抑的個體性格以及服從為主的文化氣質。這五個關鍵詞基本上可以解釋中國社會裡絕大部分現象。
家庭里最重要的是聽話，學校里，紀律常常比思考重要，職場裡，關係和站隊比真本事更關鍵，官場裡，忠誠幾乎永遠排在專業能力之前。這些現象本質上都是儒家那套父權式結構哲學的現實投影，法家則在這套結構上加了一層恐懼與強制的外殼。法家的根本思想是統治依靠恐懼，而不是依靠真正的共識，權力要高於法律，而法律主要是用來維護權力的，而不是用來保護普通人的。在這樣的邏輯下，整個權力體系會自然形成一種狀態，上面說什麼就是對的，法律更多是為權力服務，不出事比講真話更重要，責任永遠往下推，權力永遠往上收。
儒家講究服從，法家強調控制和懲罰，兩者疊加後，自然會得出一個結論，秩序永遠比自由重要，穩定永遠比真實重要，服從永遠比爭論重要。於是，今天中國常見的體制邏輯是，先穩住大局再談個人，先管住輿論再談意見，先維持秩序再談權利，先把衝突壓下去，再談解決問題。這並不是某一代領導人的臨時選擇，而是2000多年秩序崇拜哲學一以貫之的結果。維穩式治理背後站着的正是儒家和法家的結合。在社會運行的日常層面，中式哲學又讓中國變成了一個人情社會，而不是規則社會。
問題來了。假如主導世界的當今西方各國，用的也是與中國同樣的思維邏輯，把世間萬物統統裝進稀里糊塗的泥潭之中，不分真假，不辨是非，苟且敷衍，說不定也能夠天下太平地一天天混下去。可惜老天爺製造物種，偏偏不只造一種。既生瑜，何生亮，讓人情何以堪。
馬上會有人想不通。說既然中國思維圓滑，是為了活下去，那又怎麼會同外國人死磕，一直鬧到不打不相識的地步呢？這裡面的關係是這樣的。
由於高度一體化，與幾千年訓練出來的順從性人格，中國老百姓與世隔絕，與洋人打交道那是皇上的事兒。偏偏皇上又從來都不直接與外國交涉，事無巨細都要通過洋務大臣，所以，要說中國有外交的話，關鍵掌舵的不是聖上，而是一幫揣摩上意，夾雜私貨的佞臣。這些人全都根據自己的仕途需要，隨意篡改事實，編造謊言，以哄得今上開心。比如庚子事變，最後促使太后宣戰的導火索，竟是一封偽造的外交照會。話說回來，假如碰上一個清醒如鄧小平的人，外交局面會幡然一新。可惜如今再也沒有了。
在中國，凡做事一板一眼，求實求真的人，絕對不可能有任何作為，對時局有任何影響。這對洋人，則完全想不通。因為他們今天獲得的所有工業革命，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革命的成果，都是靠一板一眼，求實求真做出來的。科學來不得半點虛假。
可在中國行不通。道家強調不把話說死，不把事做絕，圓滑留餘地，模糊反成一種智慧。中國社會自然演變為一種狀態，關係大於法律，熟人社會圈子文化非常牢固，遇到事首先是找人，而不是找制度，辦事時第一反應是能不能通融。在這種結構里，講道理往往不如講關係。中式思維邏輯還深刻的塑造了普通人的心理結構，讓很多人成為情緒壓抑型人格。儒家強調喜怒不形於色，忍一時風平浪靜，衝動是做人的大忌。今天中國人很少表達真實感受，遇事首先選擇忍，面子文化極強，內心一套，嘴上一套，情緒難以健康表達，最後通常積累到一定程度後突然爆發。
中式邏輯讓中國形成了一種非常獨特的體制，不是建立在現代意義上的法治之上，而是建立在關係權力與秩序的組合之上。這種體制表現為，規則可以破，但權力不能破；法律可以變，上意不能變。態度往往比事實更重要，穩定往往比真相更重要，匯報常常比解決問題更重要。表面上的服從，私下裡罵娘。
總體來看，很多中國人具備一種非常強的適應生存能力，能忍，能吃苦，能適應環境，但也不願反抗，不敢創新，不輕易挑戰權威。人們普遍重視關係，重人情，重穩定，重面子，不喜歡把話說的太直接，不太相信公開透明，不相信規則，因此很難真正保護到自己，遇到問題更多依賴關係家族。關係比能力重要，聽話比思考重要。
這一整套人格與處事方式，其實就是儒道法墨共同堆積起來的文化結果。一句話概括，儒家的表情，道家的智慧，法家的恐懼，墨家的忍耐，這些東西疊加在一起，就構成了今天看到的完整中國社會結構。這樣的結構，很顯然，與中國以外的世界格格不入。這種本質上的差異與隔膜，積聚到了某一刻，很難不爆發衝突。然而殊不知，這一切是可以通過思辨化解的。
2025-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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