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季，在中国北京发生一场震惊全球的事件，其震惊的程度使从美国的华盛顿到英国的唐宁街10号，都有强烈的“震感”。这场事件发生地点是以北京天门广场为中心起点，并逐步向四周扩大，乃至几乎是扩大至全国范围，连香港、澳门和台湾都被波及。其影响力和破坏力之大可以说超出人的想象。这场事件被称作六四学生民主运动、六四事件、六四暴乱或六四动乱，简称“六四”。

这场事件的影响至今还仍很强烈。每年，在世界的很多的地方都有这场事件的纪念活动，甚至，在美国还永久树立起“六四”纪念碑。但是，当人们都在热血澎湃般地热衷于纪念“六四”和悼念“六四”亡者时，这些狂热的纪念者是否思考过，这场“六四”事件到底给中国，给中华民族以及给中国的民生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我断定，任何的“六四”参与者们都从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因为他们都是些只注重自己眼前那一亩三分地利益的人，从未有过为整个民族利益考量的胸怀。或许，这些“六四”参与者们都还缺少反思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当人缺少反思和明辨非能力，并且缺失大义的品格，一心只考虑自己的时候，注定都会自己走向歧途，或被人煽动利用走向毁灭。“六四”参与者们的结局就是这样的结局，可悲！如果这样可悲行为也要被隆重纪念，并形成主流趋势的话，那这样的民族也就没什么希望了。

圣经上说，一颗种子到底是坏种子，还是好种子，把它种下去，等待它发芽长出来后，就知道了。坏种子出坏芽；好种子发好芽。这个上帝给我们启蒙的哲学道理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的好坏要通过最终所带来的结果来判断，带来坏结果的就是错误的，而能带来好结果的那就是正确的。用科学的道理来说，这就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不是用主观和感官印象来判断是非。或者说，你看到的和听到的未必是真的，需要你用事实、智慧、思考来判断真伪。

那么，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这“六四”到底是功，还是过；是带来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

1985年，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开始了总体方案的酝酿和设计，严家其担任要职。邓小平说过，包括民主诉求在内，对于任何诉求，一切都好商量，只是不要乱。

在1988年6月16日，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播六集电视纪录片《河殇》。 电视片中，黄河被暗示代表中华文明，蓝色的大海象征西方文明。在节目的最后结尾，那奔腾的黄河流入大海，并配以这样的解说词：“民主政治的特点应该是透明性、民意性、科学性；专制政治的特点是神秘性、独裁性和随意性。我们正从浑浊走向透明。千年孤独的黄河终于摆脱了恐惧，流向了大海，并终于看到了大海。”，显示着，中国将要融入世界，更显示着，以邓小平为总设计师的中国改革开放将引领中华走上强国富民道路上，与西方的文明和民主融为一体。

杨尚昆对该片大加赞赏，表示:“全体党员干部、官兵战士都应该看看，解放思想嘛。”

“六四”以后，本来是很有希望的自上而下的中国民主化转型之路被迫中断，一些本来朝向民主方向的宽松政策被取消。中国受到多个国家的经济制裁，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银行给中国用于发展民生的贷款被搁置。很多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承诺遭到取消。中国年旅游业的收入从原来的22亿美元跌倒18亿美元。同时，欧盟和美国都因为“六四”而对华实施武器禁运政策，直至目前，使中国国家的边防防卫力量大幅下降。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里，疲弱的国防必招致被欺负。我要问问这些“六四”者们，这些负面结果都是你们所谋求的吧？

更重要的是，“六四”搞掉了邓小平改革开放道路上的先锋官赵紫阳，纪录片《河殇》遭到批判，中南海里的极左势力趁机抬头，阻碍了改革的进行，使改革停滞，并且重提阶级斗争和计划经济，大有要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的架势。一时间，中华大地乌云密布，整个中国的经济都死气沉沉的。

各位“六四”学运者们，特别那些参与的学生们，面对这一切损害中华利益的严重结果，你们是内疚、惭愧，还是心满意足、心安理得？在你们翻天覆地地折腾，纪念“六四”的时候，怎么那么的理直气壮？假设当初你们推翻了邓小平，那么你们能绝对保证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目前的水平吗？恐怕你们当中，无论王丹、柴玲、吾尔开希等，没人能做出如此的保证。既然你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你们还有什么脸面还在那里闹腾，以纪念穿着假民主外衣的“六四”？

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并发表南巡讲话，用那博大的胸怀发出那最关键的吼声：“谁不改革，谁下台。”，真是气吞山河。从那时起，整个中华才逐渐恢复勃勃生机，使得国民年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的成就要使你们这些“六四”参与者和同情者们大大失望了，因为这样的经济成就与你们的愿望完全相悖，使你们在“声讨和否定”邓小平时，困惑该如何面对这巨大的经济总量。

在当时，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的经济就没有今天，这一点不容置疑，除非是傻子。

按照上述圣经的哲学道理，既然事实证明邓小平是对的，那么也就同时意味着“六四”是错的，不仅是错的，更确切地说是反动的。一句话，如果改革开放是进步，站在改革开放的立场上，“六四”是一场反对改革开放的反动和反革命的暴乱。到现在为止，这些”六四“参与者没有一个站出来支持改革开放的，这足以说明问题。没有“六四”，中华会更加美好！

如果还有木鱼脑袋者不服，那我就通过两个方面标题进一步地让你明白。

一，“六四”学运对立面的中国中央改革开放小组

毛泽东的“文革”之后，中国百废待兴。这时的陈云积极主张要不予余力地对文革的参与者们进行血海深仇般的清算，就是说，要继续“文革”，只不过是当初挨整的变成整人的，整人的沦为被整的。这一切都被邓小平制止了。不知大家是否记得，当初中央下达的文件精神是：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这就是邓小平的建议。当时，邓小平对陈云主张，要把工作重点方在经济建设上，而不是用在极左整人上。可以说，邓小平对政治整人一点不敢兴趣。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在“文革”中，被迫害成截瘫，邓小平并没有因此去找凶手算账，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上肩负着振兴民族经济的使命，熟重熟轻，他非常清楚。换做我，或许，我会不惜一切地复仇。

陈云作为中共的元老，虽然在“文革”中受迫害，但，其人的思想完全充满极左思想，只不过是其左的路数和毛泽东的相悖。陈云只相信计划经济，坚信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实为列宁主义），他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反对者，是改革道路上的绊脚石。邓小平曾通过胡乔木写过一文件，该文件需要陈云过目。文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没有民主，那还叫社会主义吗？”经过权衡，邓小平又将这句话改为：“让群众说真话，天塌不下来。”可见，陈云已左得连“民主”二字都见不得。邓小平的话虽然改动，但，换汤不换药，要表达的意思都是一个。邓小平之所以要将他的话改动，就是要在表达民主意愿的同时，避免和陈云有任何的冲突，安定团结嘛。

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共获得两员全力支持他的改革干将，分别是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两个人可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坚定的支持者和执行者，顶着来自左的压力，从不打折扣。非常可惜，这两员干将都分别被两次的学运给搞掉了。可以说，这两次学运都因此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坏者。将邓小平的改革搞垮才应该是“六四”学运的终极目标。将改革派邓小平赶下台，那么取而代之的人一定是被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人，是走极左路线的人，这样的人才是“六四”参与者所拥护的对象。在“六四”期间，众多的学生和民众手捧毛泽东像，表示他们对过去计划经济的怀念。1989年5月23日，来自湖南浏阳的三位青年，将标语“五千年专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的标语，张贴于北京天安门城楼的门洞旁，随后将盛满颜料的蛋壳扔向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三人旋即被北京“高自联”的学生们抓走，并转交给北京市公安局。后来这三名湖南青年分别以反革命罪被判刑，刑期最重的是余志坚，被判无期徒刑 。示威者们那么地热衷于对抗解放军，烧军车、杀军人，可是，却没有人去砸、烧毛泽东纪念堂。如果毛泽东纪念堂不存在了，中国民主问题才会彻底地得到解决。毛泽东纪念堂以及天安门上的毛泽东画像只能让民主离我们更远。而“六四”就是来维护这毛泽东画像的。所以说，“六四”参与者，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人等，都是想走毛泽东思想极左路线的狂人。这些“六四”狂徒打着民主和反腐败的幌子，好让其暴行合法化，就像列宁主义者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好让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来掩盖其自身的反动性一样。“六四”的民主和反腐败的外衣的确骗过了很多的人，也因此断送了很多不明真相群众的生命。那些死难者冤魂应该向”六四“暴乱的发起者讨个公道吧。

在中国，要民主，就必须先清除左的东西。而“六四”的学生用实际行动表达对毛泽东极左思想的维护。他们维护着毛泽东极左思想，必然反对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六四”的行为完全与民主和开放的方向背道而驰，充满着反动性。

赵紫阳在一份给邓小平的经济报告中写道：“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应该是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混合体（电视片《河殇》中就有赵紫阳的这段誓词）。改革只能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同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邓小平回复：“这个设计好。”由此可见，赵紫阳和邓小平都深刻领悟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涵，要致力于在中国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强国梦想。非常遗憾，赵紫阳和邓小平要实现民主的梦想最后被那万恶的“六四”给搅了局。最为可恨的是，在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伤害之后，这些“六四”冤家现在还到处树碑喊冤呢，像泼妇一样带着韵调地喊：“我的天啊！邓小平杀人了！”。

可以说， “六四”给中国社会极左思想的复辟提供极好的温床。在极左思想复辟，改革停滞，甚至是倒退之时，88岁的邓小平开始南巡。这次南巡应该说是对极左势力的大决战。除了北京以外，各个经济大省，特别是以广东为首的南方各省都鲜明地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上海也坚定地站在改革的行列里，邓小平胜了，因为真理在正确者一边。在这种势态下，北京才不得不重新开始改革。所以说，身处深圳的邓小平和那时的北京政权不是一路人。邓小平在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和手段来逼迫当时的北京政权就范，而不是采用像“六四”那样的乌合聚众示威、闹事、暴乱、打砸和用菜刀杀人等手段。

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面前，包括总书记在内的任何人都要绝对地屈从和服从。无论是专制的主张，还是民主的建议都要服从改革开放，换句话说，在改革开放面前，民主或专制，姓”资“还是姓”社“都什么都不是，是nothing。关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内涵和重要性，我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比喻成一列列车，这趟列车的编组就叫做邓小平号改革开放高铁专列。这趟专列所经之处，无论其它什么级别的列车或什么人都要为这趟专列让路，这趟列车有绝对的优先权和特权，即便是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也要向这趟列车肃立致敬，并目送这趟列车安全驶离，驶向那富得流油的小康社会。这样的治国理念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在这趟专列行驶的过程中，曾发生过重大事故，损失惊人，事故的地点叫“六四”。后来，通过事实查明，这起事故系人为故意破坏。肇事团伙的主犯们除个别外逃外，已全部归案入狱。

在民主国家，一切的决定都要坚决地服从民主程序。而在中国，任何的决定，无论是专制决定，还是民主决定都要绝对地服从改革开放，即，发展民生。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内涵，即，用发展民生、增强国力作为标尺来衡量一切。对于左的东西还很猖獗的中国，这一点非常重要，会少走很多的弯路。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都去见鬼去吧！中华民族要实现的是民生主义。不管姓“资”的白猫，还是姓“社”的黑猫，只要能逮住耗子，改善了民生，那就是好猫。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是纲，其余都是目，纲举目张。关于这些，大家可以从邓小平在南巡时和地方官员以下的谈话中了解到。

以下是邓小平南巡时，和地方官员谈话记录的片段：

1，在汉口火车站，邓小平对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说 :“ 你拿出笔来记下我的话。我有几点意见请你转告北京。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中，改革开放是主题、是主线。 第二，发展才是硬道理，成天去争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啥意思?你搞得清楚吗?反正我是搞不清楚。 到农村去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姓资姓社的争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要再进行所谓的争论了!不争论!这要作为一条制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要管一百年，对，一百年不动摇。第三，经济发展要求有一定速度。 ”第四， ...国家需要改革开放，人民需要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下台!对，不改革开放就下台!下台!记住，回去就向北京报告:要记住，书记大人，你也一样，不改革开放就下台!”

2，在南昌，邓小平对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说：“...你们什么时候改革开放真有成绩了，你们汇报我乐意听，现在，还是那一套就免了吧。对了，书记大人，记住，发展才是硬道理!你应该多向广东学习而不是向北京学习，谁不改革开放谁就得下台。你可以把我这话向北京报告。”

3，在深圳，邓小平将身边的亲人都召集过来，包括邓楠和邓朴方。邓小平是向他们嘱咐中国将来的发展方向，可谓是关于中国未来而做出的遗嘱。

邓小平对亲人们说：“大家今天也见到深圳了，这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也是中国今后生存发展的希望。... 毛主席前期是靠实事求是胜的。打江山的时候，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王明每个人都自以为比毛有学问，但毛胜就胜在实事求是。唉，但后来，他也以为他就是真理，他就是马克思主义化身和发展。其实，他跟我一样，凡夫俗子一个。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谁能说清楚?对资本主义又有谁能说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说不清楚。明明说不清楚，偏要去天天争论?我看，发展才是硬道理。真得加上一条，不争论!不争论，要作为一条原则。”

4，还在深圳。邓小平说：“苏联垮台有很多因素。其他不讲，成天搞核武器，搞理论专政，不顾人民死活，而老百姓为了基本生活品还成天排队，我看就是一个主要因素。号称是发达社会主义，结果折腾了七十多年，连老百姓的肚子都喂不饱，说得过去吗?说不过去。中国怎么办?中国就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老百姓的生活解决好。我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决不能动摇，一百年也不能动摇。

我跟李光耀讲过，华人实际上在经济上可以做另一个犹太人。华人在政治上一盘散沙，没有核心，但有市场取向的功利和敏锐，有庞大的市场和网路。李光耀也同意我的观点。

我们落后的关键还是我们从五十年代起，不抓经济而抓阶级斗争，搞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我这里不是说社会主义搞错了，但我也不能说我们完全搞对了。老百姓生活什么都要票，什么粮票、布票、烟票、酒票满天飞，什么都得排队。长此下去，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我看除了实事求是这一条外，我今天还不能讲得很清楚。我看也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说不清楚就不要去争论，成天去争论姓资还是姓社就是浪费时间。所以，我说，要把不争论作为一条原则定下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呀！

中国怎么办?我看先别赶英超美，连日本我们也别去比。中国当前的任务和出路就是向四小龙学习，经过二三十年的奋斗实现小康。前些时候，在北京、湖北、江西，我还不敢说，但这次到深圳，我有了信心。深圳的发展才不过十年，就到了今天的样子。再这样干下去，四小龙就没什么可怕了。我想，深圳、广东的基本任务就是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是在全国杀出一条血路，做一个表率，率先超过四小龙。我看给广东二十年时间，赶上四小龙是可能的。

现在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应该是三个有利，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特区的实践表明，改革开放不仅可以发展生产力，还可以解放生产力。所以，我发明了一条叫做不争论。争论什么?一争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开办特区有争论，有些人今天仍不同意。”

说起市场，又有人讲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其实，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哪是有那么多清规戒律的主义。我提的在香港问题上搞一国两制，反对的人就少。在主权问题，很多人可以向制度妥协，但在国强民富上，在发展生产力上，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更包容更妥协呢?还是那句真理:实事求是。中国穷，发展才是硬道理。为了发展，我们不仅在香港容忍和鼓励资本主义，在内地我们也要容忍和鼓励差别和市场机制。不这样，何来引进外资，何来改革开放?

去香港看回归是我的一个梦想，能去我一定去。但我已经88岁了，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外出了，时间不饶人呀!你们要坚持改革开放，就是坚持中国的未来。80多年前孙中山实现不了的理想，就可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我今天讲的，你可以回去跟下面讲，也可以跟上面的北京讲。我在湖北和江西还讲过，谁不改革开放谁就下台!”

5，在上海西郊宾馆一号楼。邓小平说：“书生造反，十年不成，那也不仅是中国古训，也是现代真理。历朝历代，秀才造反，改革的失败者居多。汉代的王莽，宋代的王安石，甚至当代的毛泽东都是以秀才见长，他们当初的业绩都很辉煌，但一旦做出一个大文人的样子，都目中无人，最后结果凄凉。

我认为上海有希望的理由正在于此。上海人就是很务实，不像北京成天就是务虚。上海人富于技巧和操作精神。只要让他们干，他们肯定会干出一片新天地来的。 ”

谈话记录完毕。

通过上面的谈话内容，知道邓小平完全摆脱了以往所追求的任何主义教条的约束，一心要发展中国的经济，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能改善民生那就是正确的，他已无意去争论什么主义和制度，他还要求官员们解放思想，大胆实施改革，改革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只有成败之分。只有改革开放才有资格决定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而不是由“六四”或者其他的什么人来决定。邓小平指出，只有改革发展才能救中国，并认为改革开放将会最终实现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孙中山的理想之一就是民生的发展。邓小平的话还包含：改革开放的发展还会最终实现三民主义的民主和民权。没有良好民生基础的民主和民权是残缺的。大家应该注意到，民主的台湾的经济依赖于大陆。今天改革开放的成果已充分说明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和再继续的必要性。

邓小平对李光耀说，华人有市场取向的功利和敏锐，经济上华人可以做另一个犹太人。但，华人在政治上一盘散沙，没有核心。所以，邓小平只专心进行改革，发展经济，就是要发挥华人的长处，扬长避短，避免华人在政治上是一盘散沙的短处。就拿 “六四”的高自联内部来说，其内部矛盾、分歧巨大 ，各个派系之间的争权夺利也越演越烈，互不相让，还有的为了获得权利而将对方绑架，就连最后的逃跑都是各奔东西，各有各自的路数。他们内部的民主主张都要分王丹式民主、柴玲式的民主、吾尔开希式的民主等等，五花八门。如果要这些如同一盘散沙的人来实现民主，非导致国家内战不可。邓小平对了！

邓小平还说，既然在香港的问题上，能够实行一国两制政策，容忍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存在，那么，在中国内地为什么就不能容忍这些因素存在呢？引进外资就是引进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已经将自己的对民主和资本主义认可的态度表达得一清二楚。“六四”者们，难道你们没有眼睛和头脑看清楚这一点吗？还在那里反对他？这只能说明你们都是些披着假民主外衣的中国真正民主进程的破坏者！

我认为，在邓小平南巡时，假如当时以江泽民和陈云为首的北京政权不就范，邓小平就会用经济的手段瞬间让北京政权垮台，并重新在北京组建可以容忍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的政权。所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开放，根本不是北京的经济改革开放，即，不是共党的改革开放。

自1992年起，到以后的二十年的时间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不仅超越了亚洲四小龙，还使中国经济总量飞跃至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超额完成了南巡时邓小平所期待的经济目标。

邓小平再说：“书生造反，十年不成，那也不仅是中国古训，也是现代真理。历朝历代，秀才造反， 最后结果凄凉。”邓小平的话也包含这“六四”的结局。“六四”其实就是一群书生造反。所以，“六四”这样的结局不要怨邓小平，而是应该怨天怨地，因为这是天意。所有要纪念“六四”者都是在重复人定胜天的逻辑，其结果会和毛泽东的下场一样凄凉，不如都打起精神来，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助威，驱逐尚猖狂的极左思想，用改革开放救中国，去实现中山先生当年的愿望。如果“六四”纪念者们还在花全部的精力纠缠于“六四”的对错和平反的问题上，就如同极左思想始终纠缠于主义和制度的对错，那你们真是不能和邓小平把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博大胸怀相比，在邓小平的面前，你们是那么的渺小，连一只断了几条腿的残缺蚂蚁都要小瞧你们！对于改革开放来说，你们的行为和那些极左思想的性质没有两样，对中华民族的利益威胁极大。

当年的诸葛亮甚至用其死后的躯体吓退了追杀上来的司马懿，从而掩护蜀国大军安全撤退，可谓是鞠躬尽瘁。后来的邓小平在其逝世后，捐献角膜，遗体供医学解剖，他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中华民族的子孙们，他邓小平并没有将自己看得如何的高贵和高高在上，而是宣誓他已为这个民族做到了鞠躬尽瘁，尽到了那最后的职责，表达了他是多么地深深爱着他的国家和民族。我倒是要看看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有谁还能做到这一点？

反观这些“六四”者们，没有一个人为发展民生的改革开放出力、呐喊。就连曾和中共打得你死我活的“法轮功”都认同改革开放。

二，“六四”的过程

我在此要讲述整个“六四”的过程，以便让“六四”的性质更加确定。在我开始之前，我要列举一些证据要点。我想，对于这些证据要点，无论从任何的角度，任何人，包括亲临过“六四”者，都不会否认。

这些证据都是图片。在这些图片里，我看到：

六四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门前请愿。六四学运就以这种封建的大礼开始，其气节不如共党。这更加证明六四的反动性；

中国军人被活活烧死，尸体被绞挂在一辆已被烧毁的民用车辆上；

许多祭奠死亡中国军人的花圈，旁边有中国军人持枪站岗护卫花圈，看上去，死的军人好几个；

许多死亡的示威者尸体，分不清是不是学生；

很多的装甲运兵车和军用卡车被烧毁；

一名”六四“示威者在开始点火焚烧一辆坦克（太可惜了，那都是国防的重器）；

新华门前，守卫的士兵排成一排正坐于地；

几个学生打着横幅，横幅上写着：“邓小平下台”。这个横幅的背景正中，是天安门城楼上的那副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显示着这些学生都是被毛泽东极左思想武装起来的，是要反对邓小平的，这更证明了“六四”的反动性；

一些学生模样的人在墙上张贴文革时期常用的大字报(让我感觉文革要回来了）；

学生举着个牌子，牌子上是俄文；

学生们打着横幅，横幅上写着：“廉洁中国共产党万岁”(希望“六四”说到，做到，言而有信，不要忘了这些喊过的口号）；

混乱的人群中有一辆卡车，卡车上挤满了人，像似工人，这些人手中拿着一块纸板，那板上写着：“小平下台”；

密集的中国军人们前行，周围的很多人群在向军人们投掷石块、砖头等物；（可看出，军队并没有开枪，甚至，都没带武器，否则，画面上是些尸体，而不是抛石块的人群。）

在“六四”期间，众多的学生和民众手捧毛泽东像，表示他们对过去计划经济和极左思想的怀念（“六四”完全将文革的场面复制下来）；

喻东岳等人因用鸡蛋涂鸦天安门上的毛泽东画像，而被六四学运抓捕送交中共的公安机关，并最后被判重刑。这些六四学生是丑态百出，而不仅仅是下跪。

日后，在被问及关于六四民运的时候，喻东岳等人认为六四的民运没有前途（的确，一群一心要维护毛泽东和文革的暴徒能能真正地要求民主吗？六四就是个笑话）。

另外，在1989年“六四”时，我看过这样的一个镜头场面。“工自联”抢夺了一辆武装军用吉普车，车上面有一挺机枪。这些抢夺者一边开着吉普车，一边开枪对空射击。我当时就断定，既然这些示威者们手里已经有了武器，那么接下来，这些武装起来的示威者一定会和军队发生交火和武装冲突，甚至会发生规模尚无法确定的巷战（后来的事实证明，在木樨地就发生了双方激烈的巷战）。

证据完毕。

综合上述证据，可以知道，这场“六四”直接导致很多的示威者和军人的死亡，这场“六四”充满暴力色彩，甚至应该说是一场武装冲突。“六四”的矛头指向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导者邓小平，要否定改革开放政策。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众多来自北京各个大学的大学生以悼念刚刚逝世的胡耀邦为名，积聚在北京天安广场上。学生们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腐败问题、实行民主、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等。

4月19日，2万人聚集在新华门前（中央机关所在地中南海的南大门，也是正门），其中数千名学生企图将花圈和请愿信送入中南海。学生们高喊：“李鹏，出来！”部分学生还试图冲进新华门。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结束后，在人民大会堂之外，数千名北京的大学生静坐请愿。第二天，北京35所大学的学生开始罢课。与此同时，大学生的抗议游行也开始扩展到上海、天津、长沙、西安、南京等多个大城市。 包括北京在内，在很多地方，学生们公开高喊：“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打倒中国共产党！”

同日，由于学生游行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在西安市，有暴徒纵火烧毁车辆、房子，并抢劫靠近西华门的商店；而在长沙市也有38家商店遭到暴徒抢劫；同时也多次发生了学生在武汉长江大桥上游行并堵塞京广大动脉事件。

当时的赵紫阳针对学生的抗议活动提出如下相应处理意见：一、劝导学生复课;二、对学生要疏导，展开对话;三、避免流血，如有打砸抢违法行为，依法惩处。当时赵紫阳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表示同意赵紫阳的对策。

由此可见，在处理“六四”的问题上，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意见完全一致，即，对学生的抗议，采取容忍、宽容的政策。

4月23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告成立。

随着国家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于4月2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

社论主要内容如下：

在追悼胡耀邦大会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搞乱全国。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口号。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一些人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这场动乱将使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与法制，都将化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会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不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事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

广大同学真诚地希望消除腐败，推进民主，这也是党和政府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治理整顿，积极推进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实现。

社论内容完毕。

4月27日，北京大约有近十万学生再次游行，抗议人民日报社论的言论。这次游行中学生们呼喊的口号一改过去的“打倒共产党”、“结束一党专政”等口号，代之以的是反贪腐丶反官倒的口号，并高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万岁”，以此来表达他们并非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

4月28日，中国政府和学生代表进行对话。政府的代表是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三个小时的对话现场录像，以表示官方重视对话和诚意听取批评。

两天之后，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也和北京大学生举行了对话。

5月1日，“北高联”召开中外记者会，发表一连串的公开信，包括“告全国同胞书”、“告香港同胞书”、“告全国同学书”和“致领导人书”，呼吁人民团结一致争取民主自由（此举如同发表国家“独立宣言”）。

5月2日，北京大学生的学生领袖分别向党中央、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等递交请愿信，要求政府在二十四小时内答覆他们提出的要求，否则会在五月四日举行大型示威。

5月3日，中国政府召开学运爆发以来的第一次中外记者会。在记者会上，袁木说：“……（学生们）不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的对手，而是要超越政府之上……不仅不合情理，还表现了青年学生的相当程度的一种幼稚的冲动”。袁木还在记者会上强调学运是由一小撮“黑手”在策划。他点名了以美国为基地的“中国民主联盟”，并且暗示方励之在背后出主意。

5月4日，学生再次上街游行。游行的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发表了一篇“新五四宣言”，目的是争取“民主、科学、自由、人权和法治”。

同一天，赵紫阳在亚银年会开幕礼讲话中说：应在 “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生的合理要求，应透过改革和符合理性和秩序的办法解决。对于严重的贪污问题，赵直言是因为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公开化及透明度不够。 （赵紫阳已经着手解决问题，并指出一切都应按法定程序办。）

5月12日，当时主管新闻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与《中国青年报》工作人员对话，表示中国新闻工作已经到了“不改革不可”的阶段。

5月13日上午，统战部部长阎明复表示，政府已经准备与学生代表展开直接对话，但前提是学生必须先撤离天安门广场以举办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欢迎仪式。

王丹和吾尔开希等认为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对话”是一个诱骗学生就范的阴谋。王丹和吾尔开希等的目的仍然是为了改变“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他们决定采取更为激烈的抗争手段——在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访华前夕，发起绝食行动。

5月13日，学生领袖王丹带领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

5月14日，以阎明复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与担任学生代表的沈彤和项小吉展开正式谈判，其间阎明复肯定了学生运动的爱国性质，并且恳求学生从天安门广场上撤出。然而，学生却仍不为其所动。

5月15日，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访问。但由于天安门广场被学生占领，原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欢迎仪式只好临时改在北京机场举行。

5月16日，北京几十万各界民众上街游行声援学生。

5月17日，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讲话，并刊登于5月18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如下：

同学们：

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学们讲几句话。

同学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同时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保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请同学们放心，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账”。

我还要告诉同学们，中央对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非常重视。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同学们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要求，提出和采取加强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反对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增加透明度等实际措施。

同学们，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担子最终要落在青年一代身上。你们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的时间还很长。中央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这样，中央就放心了，你们的父母、教师和广大群众也就放心了。同学们回去以后，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我再次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祝愿同学们尽快恢复健康。

（但是，学生拒绝了这份声明）

5月18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与北京的绝食学生代表对话，为时50分钟。

5月19日晚上，中国政府发出军事戒严令。从这时起，军队开始向北京集结。但，军队试图进入北京城时，受到示威者阻拦，没能进城。示威者采用暴力，给军队造成一些官兵的伤亡，而此时，因军队采取克制态度，示威者们尚无伤亡。

5月28日，全球很多地方举行声援天安门民主示威的游行。在香港，有上百万人参加了支持北京学生民主运动的大游行。

5月29日，中央美术学院等6所院校的部分学生在晚上仿制了一座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竖立在天安门广场。

6月3日，政府决定清场的决定通过广播、电视等在北京市通告。军队分几路同时向天安门广场推进。市民们纷纷走上街头设置路障，阻挡军队行进。

上午10时30分，第38集团军在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大约5公里的木樨地。 示威群众用棍棒、石块和自制的汽油弹攻击士兵，甚至纵火焚烧军车，部分军人被打死、烧死。军队同武装起来的示威者交火。双方的交火在木樨地、六部口、军事博物馆附近等为激烈。

对于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关键的事实需要弄清楚：究竟是军队首先向民众开枪，还是包括学生在内的民众首先袭击军队，然后军队才开枪还击？

6月4日 凌晨12时30分左右，有2辆装甲运兵车抵达天安门广南侧，学生便陆陆续续向军方车辆丢掷水泥块 ，之后其中一辆装甲运兵车突然发生故障而无法移动，示威群众便用棍棒破坏车辆并且以浇上汽油的棉被放火焚烧。而因为车辆遭到焚烧而紧急逃出的3人则被示威群众殴打。

6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告全国人民书”，将此次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在这场暴乱中，包括部队士兵、非法份子和错误枪杀的群众在内有将近300人死亡。解放军官兵共有5,000人受伤，而示威者有2,000人受伤。

“六四”事件到此结束。

对于任何事情，如果只看其表面，而不去分析内心的实质，任何人都要被蒙骗。比如，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拼命地歌颂美国的民主，以谩骂党国的“专制”，到头来，毛泽东却实行“人民公社”奴隶制专制。而如今，党国已在台湾实现了三民主义，台湾有了民主社会制度，而对岸的中国却仍处在共党一党皇权专制之下。通过这个事实，我们要小心有人用民主作为幌子来破坏真的民主进程。

“六四”学生们先是以悼念胡耀邦为理由占据天安门广场，并最终逐渐盘踞和立足天安门广场。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学生们人仍不肯离去，并向政府提出新的要求，要求反腐败、施行民主、解决通货膨胀等，甚至提出要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等。一些学生竟然去冲击中南海新华门，用极其不成体统的方式喊：““李鹏，出来！”，真是愧对自己的这些年的教育。

学生开始静坐示威、抗议大游行、绝食等行为。北京学生的抗议是步步升级，可谓采取了步步为营的战术。随着这升级的抗议，全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的高校学生在当地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学生们喊出：“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打倒中国共产党！”等口号。一时间，全国上下的社会治安秩序大乱，在很多的地方都发生了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在喊出“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打倒中国共产党！”等口号之时，就意味着此次“六四”学运的性质并不是当初所声称的要督促政府反腐败、施行民主、解决通货膨胀等所谓的爱国行为，而是要推翻政府，并且将矛头直接指向当时正在贯彻、进行之中的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

学生们还成立了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在“六四”期间，“高自联”实际上已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外，在性质上，简直就相当于一个刚刚独立、立国的政府。这个“独立”的“高自联”的“疆土”是整个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外围若干公里处。这让人想起来当年军阀混战时期，各路军阀武装割据的情景，这“高自联”和那些军阀的割据在性质上完全一致。不仅如此，这“高自联”的成立又让人想起当年江西的苏维埃政权的成立。“高自联”是在北京成立的中国第二个苏维埃政权，它的目的就要推翻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这个“高自联”王国的臣民就是那些参与的学生和一些市民。很多的学生和市民用砖头、石块、木棍、燃烧瓶以及后来从军队那里抢夺过来的枪支武装自己，于是这些人成了这“高自联”的武装部队。这些武装部队后来就是向军队发动袭击的主力。

89年5月19日起，在戒严令下达后，大批政府军队要进入北京，但都被学生和市民阻挡住，期间，一些部队的官兵被杀，很多军用车辆被示威者焚烧，枪支被抢夺。而市民和学生在6月3、4日清场前并无伤亡。由此可见，当时的政府和军队都做出极大的自我控制和忍耐。

从另一个方面讲，众多训练有素的军人竟然能被几个平民阻挡住，进不了城，如果不是因为他们顾忌百姓和学生，那他们就是一群不堪一击的“兵痞”。而恰恰因为部队顾忌学生和百姓的心里，让一些人钻了空子。

6月3日上10时30分，军队对天安门清场行动开始。政府将清场的决定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体反复不停地向北京市民通告，通知民众为了自身的安全要留在家中。在安全警告方面，政府已经尽力了。但，示威人群无视这些，并以人民军队爱人民的心态认为军队不会开枪还击，不会有危险，于是，不计其数的示威人群纷纷走上街头设置路障，用棍棒、石块和自制的汽油弹攻击士兵，甚至纵火焚烧军车，部分军人被打死、烧死。 上面我提到，“六四”示威者们从军队那里抢夺了枪支，武装自己，成为这“高自联”的武装部队。这里，完全不能排除这些武装分子枪击进城的军队。

以人民军队爱人民的道理认为军队不会开枪还击的心态和当年的“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的愚蠢心理完全一样。不错，人民军队一定会爱人民、爱百姓的，正是如此，才有军民鱼水情。但是，当你首先向人民军队用棍棒、石块和自制的汽油弹进行武装袭击，并导致伤亡时，那你就已经不是人民了。那这袭击者会是什么人？能向人民的军队下杀手，那他就是人民的敌人。人民军队的职责就是要镇压人民的敌人，以保护人民。

中国的军队是中国政府的武装力量，任何对中国政府的军队进行袭击都意味着是对中国国家的侵略。如果这袭击是发生在中国本土以内，而袭击者又是中国人，就意味这袭击是汉奸的行为。在抗战期间，任何和国军开战的部队都是汉奸部队和日军的部队。所以说，”六四“参与袭击军队者又都有汉奸的嫌疑，或是穿着中国便装渗透进来的某外国武装分子。总之，首先向中国军队开火者那一定是中国的敌对势力，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铲除敌对势力就是军队的职责。也就是说，在军队受到武装暴力袭击之时，这“六四”就已经最后成为了反政府、反国家的行为。如果在“六四”群体中存在持有外国公民身份的人，那这“六四”就可被定为，海外敌对国家对中国国家和民族侵略的代理人。

为了安定军心，使所有参加清场的部队没有再蒙受伤亡的后顾之忧，政府授权给军队以开枪自卫的权力，而且仅限于自卫。于是，进城的部队是一边不停地齐声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口号，一边前行。士兵们的这些口号是在给那些狂徒们的最后的警告。好多狂徒们手中还都拿着砖头、石块，还有”工自联“为其提供的菜刀和木棍等凶器。面对砖头、石块、菜刀和燃烧弹的袭击，哪有不回击自卫的道理？正像名嘴金星所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礼让三分；人若再犯，我必斩草除根。“ 我非常同意这个道理。正当防卫！哪有人民的军队可以任意让“人民”伤害的道理？

一目了然，“六四”示威者武力袭击军队和杀人在先，军队行使职责，开枪还击自卫在后。可以说，在继对越反击战之后，中国军队再一次地清除侵占自己国土的敌对势力。敌我双方战斗，杀人是不该受到谴责的。军队方面的死者叫牺牲；示威者一方死者叫阵亡。

有一个很重要问题都被中国民众忽略了，那就是，在这个“六四”期间，有境外的势力提供资助和“指导”。比如，在“六四”的前两周，一个名叫吉恩·夏普Gene Sharp就在北京，他所属的机构就设在美国波斯顿。这个机构的职能就是颠覆其它国家的政府。中国政府在 “六四”期间，还提到过另一个境外由某国家所属的组织，叫“中国民主同盟”，并认为这个组织和”六四“有关。香港还有个组织，这个组织给 “高自联”很多的经费，并指示“高自联”将事情闹大，闹出流血和人命，这样会造成世界和香港的恐慌，从而使中国不能如期在1997年收回香港。而实际上，“高自联”就是这样做的。真没想到，这“高自联”及“六四”还扮演着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角色，的的确确地是海外敌对国家对中国国家和民族侵略的代理人。而且，柴玲和吾尔开希等是借助于香港所组织的黄雀行动外逃的。当时的香港还未并入中国版图，还仍是在英国的势力范围内。 面对这些和民族利益，各位参与“六四”的学生们，你们现在内疚和后悔吗？

上面说到，境外的组织指示“高自联”将事情闹大，闹出流血和人命。5月27日，柴玲在接受“自由国际”的美国记者的采访中说：“其实，我所期待的就是流血，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才能真正团结起来。只要共产党对学生开枪，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共产党就一定会被推翻！” “高自联”就是这么做的。让以下的事实来说明这一切。

学生以悼念胡耀邦为名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在追悼会完毕后，学生们理应返校。但是，此刻学生又提出新的要求。有言而无信之嫌。在赵紫阳和邓小平同意和学生进行谈判和对话的情况下，学生又提出一个接着一个的新要求，甚至以如不答应，就扩大游行规模相要挟。在几次和政府对话和谈判的过程中，学生代表都缺少对政府代表的尊重，一副盛气凌人丑态，这样的谈判态度没人会接受，更会让人对“六四”予以鄙视，如果谈判的一方是这么一付模样，那这样的谈判就不会再继续，而是用最终的一战来结束纷争，因为盛气凌人的一方都是缺少诚意的。谈判就应该是双方平等的商量，都给对方以尊严。足以见得，学生毕竟是学生，很幼稚，而且根本没有和政府诚信谈判得诚意。一心想把事情搞大，哪里会有谈判的诚意？

5月14日，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国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直接前往天安门广场，尝试劝离学生，因为第二天，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来华，中方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欢迎仪式。阎明复说，政府绝不会秋后算账。如果学生们还不放心，他愿意作为人质和学生们一起去北大。他希望以此来换取学生们的撤离。 政府派统战部长来劝和，意义深远，可惜这些学生，要么无知，看不出这里面所包含的意思；要么别有用心。统战部长的到来表明政府将这些学生们视为统战对象，而不管这些学生以前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喊过什么口号，只要愿意和解，愿意帮政府一个忙，政府都会有所善意的表示。当时的统战部长要以自己当人质来表达诚意，这应该是一个和政府谈判和解的契机，我先为你政府做了些事情，那你能为我做些什么呢？这才是谈判的本质。结果是，学生以政府有欺骗性为由，断然拒绝了统战部长的请求。此时说政府有欺骗性，这是多么愚蠢的逻辑，既然认为政府有欺骗性，那当初为什么还要求和政府谈判？道理是：明知道是骗子，还要求和骗子商量，那只能说自己愚蠢，愿意上当，或者自己也是个骗子。

知道戈尔巴乔夫要来，学生非但没让出天安门广场，反而更加造势，如，在我之前所列举的证据里，有学生举起写有俄文的抗议政府的标语牌。看样子，“六四”学生们恨不得要将戈尔巴乔夫来访给搅黄了，才高兴，或者学生们希望借助苏联的势力来颠覆政府，因为那时，在戈尔巴乔夫来访签订和平协议之前，苏联还仍是个敌对中国的国家。假如此时有日本军队入侵，我估计这些学生都能举起写有日语的标语牌，倒向日军，来消灭他们要推翻的政府。这还是敌对势力的汉奸呐。

大家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开放。中国当时几乎和所有的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就剩苏联了。和苏联关系正常化对改革开放也很重要，可谓是缺一不可。中苏关系正常化会消除北部边境的威胁，让邓小平能全面专心经济建设，而不再有大规模战争的担忧，这关系改革开放的成败。而“六四”不是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而是趁机添乱，再烧上一把火，往创口上，再撒上盐，做人的丑态一览无余，这样的人多一个，就多一个祸害。话又说回来，一个一心要害你，要把事情进一步搞糟的人，会为你的利益和生计着想吗？

中国政府的四二六社论说得很中肯，很实事求是，这很符合邓小平的风格，我认同这社论的全部内容。在这篇社论里，没有对学生的行为用左的方式上纲上线，而是指出社会的动荡会毁掉整个改革。难道文革动荡的灾难都还没领教够吗？

社论指出，在消除腐败、推进民主方面，政府，即，邓小平，和学生们有相同的要求。并指出，有人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搞乱全国，不法分子打、砸、抢、烧，这是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口号。社论还指出，如果这场动乱不除，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会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所有“六四”学生们，社论所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这足以见得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和明察秋毫。

在社论发表后，学生们又愤怒了。愤怒的原因是社论将学生运动说成是动乱。我来分析一下，看看这“动乱”一词用得有没有道理。

“动乱”意思是：极度紊乱。“紊乱”意思是：没有条理、无秩序。学生们本应该在学校的课堂上，却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并且在那里长期驻留。接下来，全国其它地方的高校学生都在效仿，都不上课了。社会动荡。这动荡又导致打砸抢刑事事件，社会再也不安定了。所有的秩序都被打乱了，连本应该在天安门广场为戈尔巴乔夫举行的欢迎仪式都改在机场了，要知道，天安门广场一向都是欢迎外国政要的场所，这难道不是无秩序吗？难道还是有序吗？在新华们前，至少一个排守卫士兵相互紧挨着排成一排坐在新华门前，如临大敌，以防止学生冲入新华门。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找到第二个地方，那里的门卫士兵是这样站岗的吗？所以，当时的情况才应该叫动乱，而不是叫安定，到后来的“六四”学运和政府军队双方的交火，更证明“六四”不仅是确实的动乱，还是血腥暴乱、恐怖暴乱。那具被焚烧过的军队士兵的焦黑的尸体，一肚子肠子都流出来了，让我不寒而栗。

那个死去的士兵的前辈老大哥们可都是在当年的对越反自战中奋勇杀敌的英雄。他们的英雄事迹根据同名纪实小说被拍成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在香港上映时，这部电影名叫《军魂》，以弘扬那可歌可泣的军魂。

包括那个“天安门母亲”团体在内的所有要悼念“六四”的人们，在你们进行悼念的同时，又该如何面对那些在“六四”中死去的军队士兵们和他们的家属？这些军人的家属也在承受失去亲人的煎熬，你们大家想过他们的感受了吗？在这些死去的士兵的前辈老大哥们当中，有很多现在是安卧在对越反击战烈士陵园中。这些英灵如果知道，他们浴血所保卫的“人民”是这样对待他们后来的弟兄们，又该有什么样的感受？请深度思考，而不要只考虑自己，更不能当一名无赖。

在四二六社论发表前，“六四”学生们把“打倒共产党”、“结束一党专政”等口号喊得震天响。然而，过后，仅一天之隔，即，四二六社论发表后第二天，这些学生转为高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万岁”。有的口号甚至是“廉洁的共产党万岁！”。这些“六四”学生的行为都是属变色龙的，是两面派，而且还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幼稚！由这样的人为你送上所谓的民主，这民主能是真货吗？

学生们就因为这“动乱”一词就又掀起抗议浪潮，这显然是被人挑唆、洗脑了，完全丧失理智了，充当了他人的炮灰。从另一方面讲，就因“动乱”一词，就又引发抗议，这也叫鸡蛋里挑骨头，没诚意，纯心是来闹事、拆庙的。

再看看那些“六四”领导者的嘴脸。我只说几个人，说了这些人，就等于说了其他人。

吾尔开希在学生们都在绝食，并且有人饿昏过去的情况下，有人看见其在餐馆吃盛宴，或许这是阶段性胜利的“胜”宴。这正是：一将成名万骨枯。在其外逃后，曾三次返回大陆自首，都被拒，并被直接遣返。吾尔开希自首，是因为他看到了这场“六四”给改革带来的伤害，是回来忏悔的。可惜，大陆当局现在只关心经济发展，无暇再顾及吾尔开希，一旦同意他的自首，那将是个烫手的山芋，还会惹上一身骚，还是让其在外边自生自灭吧，因为道路是他自己选的。

柴玲，这个在“高自联”中，最活跃的人，也是谎话连篇的人，谎话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柴玲说：“自6月2日到6月4日这段时间广场上的情况，我是最有资格的评论家。可是我们事后才知道，仍有同学对政府和军队抱有希望。他们以为顶多是被军队强行架走。他们太疲劳了，还在帐篷里酣睡的时候坦克已经把他们碾成了肉饼。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柴玲先将自己摆在显赫位置，称自己关于“六四”，是最有资格的评论家。然而，她接下来的话实在让人失望，她所列举的证据前面不是“事后才知道...”，就是“ 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 总之，都是道听途说，根本没有亲眼目睹见证。到了最后，竟然以一句“ 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结束。既然对于天安门清场的情况，柴玲没有亲眼看见，那柴玲还自称是什么最有资格的评论家？最有资格的评论家应该是现场目击者，而不是柴玲。可见，“高自联”中的人是说谎、骗人的。如果这样的人来倡导民主，那么，首先要弄清楚，她的民主是真民主，还是具有欺骗性的假民主。从这一点上看，四二六社论提到，有人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真正的民主法制程序，看来是说中了。邓小平真老辣！

整个的“六四”学运和民运其实就是一群极左的极端分子和疯子在闹事，毫不实事求是，是另场极左文革的政治运动。“六四”比法轮功更具有危害性。“六四”的目的就是要制造流血和死亡，就如同柴玲所说的：“我所期待的就是流血...。”那些妄想平反“六四”者，你们要先等到平反“文革”和否定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后，才会有机会，你们就等着吧，那一年的生肖将是个驴年。

在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征程上，极左势力将被历史的车轮碾个粉碎。正义的人心都在真理一边。只有邓小平之路才能救中华，而其它的路都是死路。邓小平之路是通向三民主义之路。

再道一声：“小平，你好！”改革开放再出发！邓小平功垂中华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