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止的記憶： 【長樂路】讀後感

美國公共電台長期駐上海記者施米茨（Rob Schmitz）出版了一部新書【長樂路】，長樂路離我家僅一步之遙，因此頗感興趣。1845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法國人在上海建立租界，大致位於今天的徐匯區和黃浦區，直至1943年汪精衛政權收回主權。曾生活在法租界的居民對此段歷史的感情是頗為複雜，因為在那裡不僅能看到歐式古典主義、巴洛克和文藝復興風格的建築群，街道兩側還整齊林立着巴黎和倫敦市政特色的法國梧桐樹，即使頂着南方盛夏令人焦灼的烈日，行人依然感到陣陣的涼快和爽意；太平天國作亂時，法租界還為南方精英提供躲避長毛殺戮的避風港，無疑法租界居民的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質在全國之首，為此民國政府曾把原法租界稱作全國的模範區。幾年前上海市政府每家每戶遞送一份公民文化素養守則，確實令人啼笑皆非，就連我讀中學時同學間常把“紳士風度”掛在嘴邊。顛倒是非，把法租界徹底妖魔化的是始於1949年的”解放者“進城後，他們實是無義之輩，1921年7月在建業路開會立志”解放“大業時，民國政府欲抓而不得，沒有法祖界巡捕房的保護傘，否則哪來中國共產黨。

讓我再回到【長樂路】。與復興路，康平路和淮海路一樣，上海人都知道長樂路，它約建於1902年，汪精衛，張愛玲和錢鍾書都與長樂路有緣。施米茨與美籍華人的太太和兩個幼兒就居住在長樂路的一條弄堂里，工作之餘結識了不少鄰居，他們大多是較底層的以各種方式謀生的沿路居民。通過對他們的採訪，給讀者帶來了大陸不分晝夜歌功頌德，鶯歌燕舞的主流媒體所刻意迴避的那些眾生相，讓人痛思，震驚，卻更讓人無奈或“meibanfa”

記者施米茨曾經常在上海電台上作節目，一位聽眾來電告訴他，在一家古董舊貨店喜出望外買到數百封有名有姓，往返萬里的陳年鴻雁家書，最早的是在上世紀50年代（我在美國也曾淘到此類舊物（包括照片，信件以及二戰時發放的食物配給券）。施米茨當即趕去，見那些信件整整齊齊地疊放在一個鞋盒內。有的信封已遺失，歷經半個多世紀的信紙已發黃，劣質的紙似乎一碰即碎，讀起來必須加倍的小心。

施米茨發現有些信里的字裡行間還留下淚和血的痕跡，是”解放後“政府對當地居民帶來劫難的無言和無奈的哭訴。我對太太說，雖然我在上海都目睹過類似的慘烈苦難，但難以抵擋如此的心靈衝擊，常言說，人心畢竟是肉做。更令人難以置信人間尚有刻意製造如此悲劇的“人面獸“。

在朋友的幫助下施米茨仔細反覆通讀了所有信件。其中大多數是有關一個年輕的資本家王銘（拼音Wang Ming）與妻子和其親戚之間往返的信件。上海沒有”被解放“之前，已集中全國80%的外資以及60%的外貿總額，工業總產值也高達全國的一半。王銘曾在上海郊區經營一家小廠，從事回收廢舊硅鐵並重新熔鑄，再作為變壓器的核心材料轉賣。因善於經營，他在長樂路上購置了一幢奶白色的三層樓小洋房，娶妻養兒育女。但誰能料想到，一個接一個的鋪天蓋地，導致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政治運動將降臨到日子過得很溫馨的這一小康之家。

上海的資本家僱傭了全國產業工人的半數以上，他們非但沒有得到尊重，反而是“解放者“必須消滅的階級敵人。自1956年起”解放者“以公私合營的名義變相搶劫了資本家一生為之積累的財富，王銘的廠被”合營“，並派往經營類似業務的小廠當經銷員，廠名是”茗芸“（拼音Mingyun），工資被定為人民幣170元，數目看來不小，但僅是原收入的一個零頭。當時他已有6個幼小的孩子。禍不單行，當他第七個孩子還沒滿月，被”解放當局”抓捕入獄。原來”茗芸“廠的公方經理是”解放者“，純粹業務門外漢，因缺乏貨源，工廠頻臨破產。在廠長的鼓動下，王銘只得從私人（1956年後私人企業被“解放者”稱為非法）獲得廉價硅鐵原料。

王茗除了被戴上右派帽子還在判決書上指控“非法購買國家計劃原料”。據統計復旦大學10個教師中就有一個右派，無數的資本家也被掛上莫須有的罪名。在思南路上的看守所里，王銘還遇見了不少過去的同行和朋友，大家都憂心忡忡自己的歸宿。實際上他們的命運已有安排，如同他們的蘇俄大哥，在西伯利亞建立的“古拉格群島”，1958年“解放者”為王銘等成千上萬個”階級敵人“送往青海，美其名曰：勞動改造。這讓我想起猶太人的deportation(遣送)和自己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入口處的牌樓上寫着“Arbeit macht frei”（勞動使人自由）。在送往青海的大遣送隊伍里，還有我那位老實巴交的丈人。

丈人曾從紹興鄉下到上海學徒，後來在上海南市區開設一家馮源昌翻砂廠，1956年被公私合營，“解放者“以每季度三元人民幣的定息作為補償。1957年突然被捕，被控貪污罪，我太太當時年幼，竟不敢往判決書看上一眼。父親的遣送，她和兩個弟弟的生計全靠母親微薄的薪水。

從王銘的家書上知道，他被遣送的勞改農場是聞名色變的青海德令哈農場。1957年年底被捕，次年白露千里迢迢歷經數周才抵達德令哈農場，從此再也沒有過上24季中的任何一個宜人的節氣，除了風暴就是極度的寒冷，那裡絕非是人類居住之處。據說這是“解放者”在1949年後建立的第一個懲處人民敵人的強制勞動營（不知當年汪偽政府或入侵日軍是否有類似的集中營）。與奧斯威辛不同，德令哈勞改營連圍牆都沒有，倒不是因為那幫“解放者”的寬容，而是坐落在18000英尺的高原上，北邊是寸草不長，連年冰封的祁連山脈，南邊則是絕無人煙的柴達木盆地沙漠，任何人想離開，下場只能是由禿鷲為其天葬。上海人有句俗語，想出如此毒主意的人一定是斷子絕孫，錯了，他們不僅有二代，三代，而且繼續飛黃騰達，掌控一切。

當然海德令農場還是有荷槍實彈的衛兵，在勞動的田野上，四角各有數面紅旗，誰要是偷懶，一旦逾越紅旗標記的範圍，立即被搶殺。雖然是強體力勞動，改造者每天僅配有250克的食物，然而到了三年大饑荒（至今：“解放者”還在撒謊三年自然災害，但據氣象資料記載，1959年-1961年的氣候是有記載以來中國最風調雨順的三年。）寥寥250克的乾糧已成歷史。囚徒們只能冒着生命危險把大米或青稞的顆粒撿回去食用，人類的進化已失去消化生米的能力，他們只得淘洗自己的糞便繼續食用。

施米茨為了進一步深入了解勞改農場，曾採訪過美國勞改基金會的吳宏達以及家居南京，現年79歲的退休教授魏某，他倆均有二十多年青海勞改的經歷。三年饑荒期間，全國有3千5百萬人活活餓死，約占總人口的5%以上，當然勞改農場的階級敵人付出的代價則更大，平均每三個就要死一個。我丈人說，幸虧他熟悉翻砂工藝，從大田耕作調往農具廠，才算保住了性命。有人為了活命不惜脫下手錶來換取一個饅頭，他經常看到一車車的屍體在荒野里挖坑掩埋。我太太記得有一次到隔壁鄰居家串門，只見全家老小細輕地嗚咽，原來居委會傳訊，家父已餓死在勞改農場，屍骨無存，他們還被警告不得聲張。魏教授說，他的農場離開德令哈約150公里，為補充因大量餓斃而造成的人力不足，“解放者”1961年又從城裡往那裡遣送成千上萬個“囚犯”。魏教授被判3年的勞動教養，卻在那裡與世隔絕地改造了幾十年，進去時是小伙子，回城時已是白髮老人。

家屬的苦難更是淒涼。有關王銘的信件半數以上是他妻子與親屬寫給他的。當王銘被捕時，老七才剛滿月，妻子為了生存不得不去工廠打工，早上四點半起床，去菜場買菜，準備午餐和晚餐然後7點半上班。不過除了生活艱難，還屢遭親友和鄰居的白眼和歧視。然而每次去信丈夫，總在最後叮囑認真學習（政治），努力改造自己爭取早日得到寬恕回家團聚，否則抱怨的信件將被和諧掉，永遠也到達不到親人的手上。“解放者”逼迫其受害者在搶劫後，還要一股勁地讚美強盜！

三年饑荒後，儘管變賣家裡所有值錢的東西還是無米下鍋，王太太對一分一厘都必須精打細算，後來連發信的郵票也買不起，家書由王銘的妹妹代寫，最割心的是曾寄往農村親屬撫養的大女兒，因三年饑荒不得不送入孤兒院。現存信件到上世紀60年代末為止，王銘是否會活着回到上海與妻兒團聚，他們現在哪裡，信又是如何流落到古董店，書中沒有提及，我想施米茨自己也不知道。1949年來，如此悲劇幾乎發生在家家戶戶，太司空見慣了，如今的年輕人都熱衷於韓劇或無聊庸俗透頂的物質娛樂生活中，誰還願意去追尋這段歷史能。

美國副總統最近訪問德國，帶着全家參觀了達豪集中營，向受難者獻了花圈。彭斯對記者說，他於1977年就來到達豪集中營，此次是專門帶剛成年的女兒，希望她永遠記住70年前發生的人類這場悲劇。

當然我們的“解放者”也有此類的紀念活動，今年更是別出心裁，將要大張旗鼓，隆重地紀念台灣二二八事件。在中國的“被解放者”只能選擇性擁有自己的記憶，近70年來“解放者”的罪孽可謂罄竹難書，誰要是提及，他們就用“向前看”的迷魂香讓喪失靈魂。我想彭斯帶女兒不忘納粹的反人類罪並非是糾纏過去，而是正真的“向前看”。

國外有網友說，中國有太多的歷史事件需要在全國範圍內隆重紀念，如歷次的政治運動，文革以及六四等，然而“解放者“卻偏要誤導民眾紀念發生在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他們太無恥了。幼稚的網友們啊，你們忘了無恥才是這些”解放者“的生命線。我相信有一天青海德令哈農場將恢復到原樣，像奧斯威辛或達豪集中營那樣，成為永久的紀念館；在天安門廣場會建立一個巨大的紀念碑以懷念被政治迫害致死，被餓死的千千萬萬個亡靈，此時此刻起，中國人才會找回民族的良知靈魂，才會真正做到向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