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人类的文明没有飞跃，而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差之豪厘，谬以千里。今天我们所耳闻目染的，无论在伦理道德领域，还是社会制度的极度反差，是几千年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的文化，地理环境等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累积效应。可悲的是，有些民族走上了对自己文化弃优存劣的不归之路。

作为学生物的我，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人是逐步从猩猩演化而成。当然有人会反驳，为什么动物园里的猩猩不会变人？原因很简单，猩猩进化成人的自然环境已不复存在。这好似古典音乐中，巴赫的巴洛克或贝多芬的浪漫派也成为绝唱的现象一样。今天我想用东西方几个远古著名建筑历史事件作进一步的探索。

西方文化的起源应归属古希腊。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人类的民主共和政体奇迹般地出现在古希腊。尤其是到了人类民主概念（“什么叫民主：具体说来，权力不是被少数人、而是被所有人民所掌握”）的奠基人伯里克里（Pericles，495-425 BC）统治希腊的时代开始，那里不仅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不朽哲学理念和希波克拉底的现代医学，希腊的建筑，雕塑和绘画等各项艺术领域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西方文明的本质是社会的秩序和欲望的节制，在艺术上的体现就是和谐和恰当的比例。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托盘天平，左托盘上仅是一个皇帝，右托盘上却是亿万被其统治的百姓，这种失去平衡和比例失调的社会不仅不美，而且还非常丑陋。在西方，建筑同样属于艺术范畴之一。好似希波克拉底是西医的创世人，他的医师誓言至今还是西方医生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公元前1世纪的古罗马人维特鲁威（Vitruvius）不仅创立了欧洲建筑科学，他的著作【建筑十书】还是今天建筑教育的基本教材。

人类建筑奇迹之一的雅典卫城（Acropolis of Athens）是在伯里克里的敦促下开始修建的。卫城实际上是国家政治，军事和宗教的核心，雅典卫城建于高出地面150米的山丘顶上，故其在希腊文里的意思是“高丘上的城邦”。如此重要的建筑群，当然会由最有名望的建筑设计师参与。卡利克拉提斯（Kallikratēs）和伊克蒂诺斯（Iktinos）是当时最享有盛名的建筑设计师，以及当时最伟大的雕塑大师菲迪亚斯（Phidias， 480-430BC）不负众望地承担如此重任。

图1，【维特鲁威人体】，“建筑十书"中的说明示意图。该人体图在文艺复兴时，对达芬奇的启示甚为深刻。

公元前5世纪希腊各城邦与波斯进行长达50年的战争（公元前499到公元前459），最后战胜波斯帝国，取得了独立和自主。阿西娜是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和战争女神，希腊人把她看作民族的保护神，在其保佑之下取得了与波斯战争的胜利。为了感恩，伯里克里决定请雕塑家菲迪亚斯制作一个纯金和象牙为材料的巨型（高达12米的）雅典女神像。为了安放如此贵重的雕塑，也是为了庄重，古希腊人决定在希腊卫城内建造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帕特农神庙（Parthenon,阿西娜女神庙）。可谓雅典卫城中精品之最，也是整个雅典城的最醒目的高大建筑，属于古希腊最宏伟的多立克柱式（Doric order）为主体的建筑，有被历史学家称为古希腊雅典民主和西方文明最持久的象征和明珠。

图2，作者2009 年拍摄的，依然雄伟和壮观的帕特农神庙残骸。17世纪与威尼斯帝国的战争中，帕特农神庙曾被奥斯曼帝国当作炸药库，不幸被炮弹击中而完全摧毁。如今残留的仅是不完整的山型墙，柱子和残缺不全的横饰带。

根据希腊神话，万物均需遵守下列四则圭皋：至美即至公，遵守界限，毋骄傲，及毋过度。因此古希腊的建筑也是建立于此四条美学规则之上。维特鲁威在其【建筑十书】首次从美学和建筑学探讨了帕特农神庙的长（69.54米）和宽（30.89米），即正面8个多利克柱式，侧面17个多利克柱式，其比例为9：4，对如此美学至上的长宽和谐比例大加赞赏。在安放神像的后殿内却采用了四根爱奥尼亚柱式﹝Ionic Order﹞，惟妙惟肖，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以多利克柱式为主的建筑内。

图3 由古希腊人发明，西方建筑的三大建筑柱式，多利克，爱奥尼亚和科林斯。帕特农神庙综合采用了多利克式和爱奥尼亚柱式。（转自台湾国立大学网络教材）

多利克柱式﹝Doric   Order﹞的特色是坚固与结实，柱头平滑朴素。这种柱子通常在希腊本土以及它在意大利南部的殖民地和西西里岛流行。	爱奥尼亚柱式﹝Ionic   Order﹞比较细长高雅。它的柱头有一对向下卷的卷涡，这种柱子通常在希腊东部以及爱琴海中的岛屿流行。	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   Order﹞很少出现在希腊世界里，倒是在罗马神殿经常出现。它的柱头非常华丽，围绕着芼茛叶的装饰。

神殿的基本结构有柱基平台，圆柱和柱顶楣构组成。从外观上看，最引人注目的无非是柱顶楣构，其中的横饰带中除了山型墙，92个排档间饰都布满了各种浮雕，表现古希腊神话故事及其人物，如南边的排档间饰刻有拉比斯（Lapiths）战役中的人马搏斗，在西段的雕塑则展现了古希腊人和亚马孙人战争中的场面。

神庙的雕塑不仅表现在它的外部，放置阿西娜女神像的神殿墙上更是酷似一个雕塑博物馆的展览，全长160米，高1米的带状装饰上用大理石雕刻了378个人像和245个动物。据说整个雕刻工程，至少有9个以上有名有姓的雕刻艺术家，由菲迪亚斯统一监督之下进行的。如今损缺的雕塑大都被英国，法国和希腊的博物馆所收藏。法国艺术家凯瑞Jacques Carrey，1649-1726）曾对雕塑的内容，位置和排列有非常详尽的描写。他曾在1674年参观过神庙，13年后神庙被毁。这些大理石的雕塑描述了古希腊人祭神的壮观场景：长长的祭拜者行列中，有马车，有士兵，有普通的男女老少，栩栩如生地把平民百姓的形象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呈现在艺术的神坛上，好像他们才是城市和周围一切的真正主人。

图4，古希腊建筑大多有雕塑艺术家的参与，因此往往还是艺术的精品。菲迪亚斯亲手雕塑了安置在神殿内的希腊女神。她“头戴头盔，左手持盾，右手持尖头矛，身披羊皮胸甲，矛尖往地一插，冒出一株深绿色的橄榄树。” 菲迪亚斯被誉为希腊最伟大的雕塑家，有的干脆把他称作雕塑神。原来的女神雕像已丢失，现成的均是按原图复制的。左图是艺术家对当时情景的想象；右图是美国雕塑家拉基尔﹝ Alan LeQuire﹞复制的，现陈列在田纳西州的世纪公园中，坐落在同样是复制的帕特农神庙之内。（来自谷歌）

前面说到，事物的衍生或演变一方面是出于随机，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自然和人文环境。帕特农神庙的主要建筑材料就是采用了距雅典10英里处的Pentelicus山上的大理石。它与希腊其他产地的不同，含少量的铁质，神庙至今发出金色的光艳就是因为这种大理石长时间暴露在大气中而变色。但用于古希腊人物雕塑的则是另一种大理石，产地是爱琴海上的帕罗岛，或称帕瑞安大理石，没有铁的成分，因此无论岁月多漫长，永远是透明而雪白的。很难想象缺乏自然之母创造的优厚条件，古希腊的文明将是如何？

文明更是取决于民族文化，社会环境,以及艺术家的的地位。根据当年雅典城的政府资料，帕特农神庙的总投资是469塔兰特（Talent）。塔兰特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纯金的货币单位，1个塔兰特约相当于33公斤的黄金。当年建造一艘战舰也只不过是一个塔兰特。不难发现，帕特农神庙耗资是个天文数字，大大超过雅典城约400塔兰特年收入。除了政府开支，建筑的费用大多来自民间的募捐和富翁的资助。这是一笔涉及到所有公民的钱，政府一如既，极为细腻地，一笔不漏地把工程的进展和人工及材料的开支，作为告示按时公布于众。另外对承包商的雇用是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其要求也详尽地写在木质的告示板上。 工程的每一细节都体现出民主社会的前提：国家重大公共事务的透明化。

与此同时，政府不仅为市民们，还为其子孙后代建立一个永久性工程档案，作为一个公共里程碑，刻录在石块上。这就是为什么2500年后，整个帕特农神庙工程以及参与的建筑师，雕刻家以及他们徒弟的姓名依然被人们记忆犹新。由于古希腊人具有唯美、唯善的观点，处处追求完美，艺术家的社会地位也情在理中，因此我们不难理解2000多年前建筑师的姓名始终与其建筑一样流芳百世。对有些民族 这好似天方夜谭，在那里权力和钱财至上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帕特农神庙竣工不久，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瘟疫席卷雅典，伯里克里也相继去世。虽然古希腊的黄金时代好似昙花一现，持续很短，但它的余辉又在1500年后重见天日。文明是全方位的，包罗万象，当然其进程更是缓慢曲折，坎坷崎岖。罗马帝国后期开始，整个欧洲处于黑暗期（Dark Age, 此概念是由意大利学者彼特拉克在1330年代提出的，弦外之音就是黑暗期的文明）。人类文明，永远是艺术先行，在社会黑暗的尽头，意大利艺术家从古典作品中获得启发，创作出激发个性自由，平等，打破宗教锁博，使得古希腊文化得到重生，这就是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随后的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导致了今天的西方文明。

我不知道汉族的古典文明时间划分，因此只能在同一纪元期的历史进行比较。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春秋战国后期，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国的两极化社会模式开始脱颖而出。所谓两极化，就是完全抹杀个性自由的皇帝和奴才制。史书的重点也始终围绕内宫后院的争斗，不过奴才通过造反，从坐到龙椅上的那一瞬间起，他的史书角色也随之而变。作为两极化的特色，中国从来就没有艺术家，建筑家，音乐家和画家的应有社会地位。

即使到了20世纪初，有关中国的历代建筑必须从洋人或日本人的著作中去搜寻，一种民族羞辱感迫使得两位海归的建筑学才子决心写一部中国自己的建筑历史著作。这两个年轻人就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当时还正逢抗日战争的初期，他们为了收集写作的素材，走遍全国穷乡僻壤，赶在日本人破坏前，对（古建筑）实物作现场的文字和图形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建筑史】的出版为后人留下了极为珍贵的中国古建筑资料。梁思成夫妇万物没想到的，日本占领军始终没有刻意摧毁中国的古建筑（他们自己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收益者，而且还是继承者），书中记载的一些历史古建筑却在和平时期被毁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上。当然最后梁思成夫妇自己的故居也在2011年遭到彻底毁灭，再一次证明，中国社会的两极特色自秦始皇来丝毫无损。

中文中，土木工程与建筑同义，而英语中的architecture（建筑）实在与土和木沾不上边。自古以来汉人的建造材料非木即土。木用来筑梁，而土则可以焙瓦或制砖。 实际上中国的森林覆盖面积也不丰富，为什么始终不改用西方的火山混凝土，大石块以及平板玻璃作为建筑材料，对学者来说始终是个谜。我猜想，中国人轻阳重阴，最昂贵，最结实的，最耐用的材料总是为死人服务的，到了1976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中央还能见到如此“伟大的”中国文化传统还在徐徐发光。

由于上述原因，加上人为的破坏，中国地面上的古建筑几乎荡然无存。当然有人会提问，人类唯一能在太空中看到的建筑不就是中国的长城吗？这也正是我想说的。

图5，（左），才当了三天新郎被抓去修长城，不久传来噩耗，丈夫因劳累而毙命。孟姜女千里迢迢来到长城脚下，哭声震天崩裂了长城，埋在墙内丈夫的遗体出现了；（右），秦始皇帝获报，长城被哭崩，把孟姜女抓捕进宫。见了孟姜女的绝美姿色，暴君淫念顿起，下旨召她为妾。孟姜女连声痛骂暴君无耻，为尊严和贞洁跳海而死。

长城的开始建造是始于春秋战国期的齐国，在山东境内，约500公里长，其时间大概也很接近希腊人建造雅典卫城的年代。今天所谓万里长城应该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抓了将近全国人口的5%的庄稼汉，化了5年时间建造的。除了被宇航员在太空中欣赏以外，看不出在建筑学或美学上的任何长处。不过从人性的层面来看，长城显得不能再更负面。历史上死于长城修建的冤魂达300多万之多。

除了修长城草菅人命外，实际上长城好似监狱的围墙，禁锢和窒息了整个民族思想的良性发育。同时，万里长城作为中原王朝防备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屏障，也倍受争议和诟病，国家虽驻重兵，却始终无法抵挡北方民族的入侵，徒耗钱粮，也没能挽救汉人历史上几次亡国的悲剧。清康熙帝更是下令，“永不修长城，告诫子孙以仁政治理天下，而非靠长城，暗示长城就是个摆设，历来长城也无法抵御北方民族的大肆入侵，万里设防可又万里无妨，敌集中兵力于一点即可突破，后长驱直入，骚扰中原，长城显得那么无用。”

今天的政府凭借长城为其贴金，把它列入联合国历史文物遗产，百姓也为此跳跃，骄傲不可。然而古人显然没有像他们的后代那么容易受骗，无数的诗文和民间传说哭诉了建长城给百姓带来的人间悲剧。有一个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见图3），唐朝诗人汪遵在《杞梁墓》中，以孟姜女故事为背景，留下如此诗句：“一叫长城万仞摧，杞梁遗骨逐妻回。南邻北里皆孀妇，谁解坚心继此来。” 其中“南邻北里皆孀妇”就是孟姜女在寻夫的路上看到遍地孤儿寡妇，家破人亡的凄凉境况。在民间，长城可谓家破人亡的人间悲剧的代名词。

长城是保家卫国，为民造福呢还是丧尽天良？修建长城应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耻大辱。后人应把暴君建筑长城看作成中国历史上一大悲剧和教训，告诉世人视人命为草芥的鞭子也会让奴才们作出人间的奇迹。

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还详尽地从技术层面介绍了高架水渠的建造过程加德水道桥。古罗马从公元前312年起就开始用火山岩作材料从远处筑渠引水给居民用。拿加德水道桥为例，大约在公元前20年，罗马奥古斯都（Augustus, 西泽的继承人）在法国南部建城，为尼姆城。居民唯一的水源来是50公里外的泽斯（Uzes）。由于长距离载水的动力全靠极限的势能差位，也就是水渠自高而下，从远至近。

图6，作者参观法中世紀位於国阿维尼翁的教廷时，途经尼姆城加德水道桥（Pont du Gard Aqueduct）时所摄。记得我去照相馆放大时这张照片时, 那个柜台的美国小伙子眼睛一瞟，“这是尼姆城（Nimes）加德水道桥，我也想去看。”。这么多年来，凡到我家的老中客人，他们大都还是学者，竟然没有一个认出这是人类文明史上赫赫有名的罗马时代的高架水渠。这大概是两岸教育中的难堪。

水渠共三层，下两层是高架，最高层是水管道（见图4）。为了保证水道每天40000立方米的流量，必须满足两个技术指标：精确到1比18214的倾斜度，以及对水道的密封。2000多年前，在没有超精确激光测距仪和高压聚酯密封材料的情况下，罗马人能创造如此奇迹实在是不可想象！回过来想一下，倘若没有这点能耐，1500年后的西方为何要复（古罗马的）兴呢？

图7，尼姆水渠的水管道，每天有40000立方米的水通过。南非曾被誉为非洲的发达国家，自黑人取代白人掌权后，因多年干旱和管理失误，出现水荒，其第二大城市开普敦的居民每天仅配给50立升水，2000多年前的尼姆水渠就可解决那里80万人的用水。

有些日本历史学家，基于他们自己万世一系的2600民族历史，称频于易性或异族革命的中国不仅缺乏文明渐进的持续性，也完全不可能记载真实又完整的历史。中国的每个朝代都是直接或间接靠打杀起家的，因此都没有合法性，因此它的生命线就是谎言，洗地并否定和诋毁不利自己统治的任何历史事件，以获得所谓的统治“天意”。更可悲的是，逐步恢复人性的统治者还没来得及拔高百姓的素质，就很快被更劣性，更具有残暴的社会底层和蛮族等取代。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每几百年就要发生的恶性循环。中国历史上没有文明的进步，只有邪恶的竞赛：邪恶的总是被更邪恶，更没道德底线的所取代。当然唯一得以延续就是两极社会模式，而民族精神和道德层面始终停留在秦始皇时代，原地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