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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辛亥革命百年，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情無法輕松，因為大家心裡都清楚，中國人折騰了百年，代價無數，卻連最基本的國體問題都沒解決。雖然近年來中國的國力和財富有了奇跡般的增長，普通人的物質生活也有了巨大改善，但作為世界最大政治共同體的成員，中國人的內心反而越來越不踏實。官員和富人尤其如此，他們奢華揮霍無度，尤其是紛紛送子女出國，暴露出他們對中國的未來深感困惑和不安。有人會說，這和國體問題能扯上關係嗎？中國人內心的不安，可以有多種解釋，比如說缺少宗教信仰，比如說共產黨政策多變，沒有民主和法治，等等等等。
這些解釋固然都不錯，但我以為，中國人普遍的內心不安，有其更深的根源。最大的問題就是數千年政治大一統的傳統不能為中國建設現代政治文明提供必要的文化和精神資源。政治大一統反自治，尤其是反對地方自治的頑固傾向，不僅曾令中國對西方文明的衝擊難以應變，而且至今不能支持當權精英建立一個有效提供穩定預期和安全感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中國目前迅速惡化的治理危機已經越來越清楚地表明，身處快速演變的時代，中國人一日不確立自治的理念，尤其是一日不確立地方自治的理念，國體問題就無從解決，中國人就只能接受國無寧日的宿命。這是因為，地方自治乃現代文明和政治秩序不可或缺的基座，沒有地方自治的支撐，一切現代的精神、道德、文化和制度建設、以及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改善，都失去了理性的激勵基礎。
遺憾的是，中國精英的主流對此並不清醒。在當今的中國，你可以侈談“民主是個好東西”，卻不敢主張地方自治，甚至不敢相信地方自治。多數政治和知識精英，不僅不知道地方自治是民主政治的前提這個當今世界普遍認同的常識，他們也不懂得，這種想要民主政治而卻不要地方自治的“中國邏輯”，並不是百年前中國精英的主流思維。恰恰相反，清末和民初，發展地方自治曾經是中國精英最普遍的共識，也正是清末民初蓬勃發展的地方自治，不僅加速了帝制的終結，促成了流血不多的辛亥革命，而且推動了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現代化啟蒙，造就了現代中國第一代思想、文化和政治領袖。
感謝汪太賢教授，他眼光獨到的力作《從治民到民治——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萌生與變遷》，讓讀者有機會系統地瞭解一個世紀之前的晚清，地方自治的思潮如何在西方文明的衝擊下濫觴，又如何在帝制中國的文明危機推動下澎湃，成為當時變革思維的主流。撥去歷史的塵封，汪太賢幫我們從百年前的文字中，看到了晚清的先賢們探尋救國之路，不僅領悟到現代政治文明的真諦是民權和民治，而且已經相當深刻地認識到，若要興民權倡民治，必先發展地方自治。早在1901年，梁啟超就撰文指出：“童子未及年，不許享有自由權者，為其不能自治也，無制裁也。國民亦然，茍欲享有完全之自由，不可不先組織鞏固之自治制。”1902年，他又進一步強調“抑民權之有無，不徒在議院參政也，而尤在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之力強者，則其民權必盛，否則必衰，法國號稱民主，而其民權遠遜英國者，以其地方自治之力微也。”所以，“地方自治者，民權之第一基礎也。”（見汪太賢《從治民到民治》127頁）
梁任公的這些精辟見解，在百餘年後的今天，仍為多數中國精英所不及。更令人深思的是，他的思想和主張當年不僅得到了廣泛認同，而且最終作為變革的主流思想為清朝廷接受，成為推行憲政的指導思想。而在今日的中國，地方自治竟成了一個敏感的政治詞匯。即便自認開明的媒體編輯，看見鼓吹地方自治的文章也要多幾分躊躇，怕檢察官那裡通不過。這就讓我們不能不問，中國主流的政治思維，為什麽百年來發生了如此嚴重的退化？那種當今流行於精英階層、既講不通也行不通的“要民主不要自治”的“中國邏輯”，折射了中國什麽樣的歷史困境？而陷於這個困境之中的“中國模式”又有什麽樣的可能出路？要回答這些重要問題，既繞不開對中國現代地方自治思潮興衰的歷史解讀，也需要對當前中國地方治理的狀況進行總體評價。以本文有限的篇幅做這兩個重大分析，最便捷的入手之處就是中國的廣東模式。
(《內幕》第1期。出版时间：20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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