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模仿法兰西到颁发诺贝尔奖 ———瑞典文学院历史回顾 茉莉 “学院”（academy）这个词来自古希腊，原是雅典郊外一个花园的名字，当年柏拉图和他的学生曾在那个花园里研习学问。后来，欧洲继承了这个著名的传统。十七世纪三十年代中旬，法国人第一次以“academy”命名，创立了有四十个院士的法国文学院。 ◎ 创立瑞典文学院为避免革命 在北欧瑞典建立一个类似法国文学院的机构，是瑞典历史上才华出众的国王－－－古斯塔夫三世由来已久的梦。古斯塔夫三世自小就从他的母亲那里，继承了戏剧、音乐与文学方面的兴趣。他的母亲路易莎王后曾一度把瑞典的旧式宫廷，变成欧洲文艺复兴的北欧中心。 1772年,古斯塔夫三世领导了一次不流血的政变，推翻了贵族政治，从此独揽大权。在他的任期内, 古斯塔夫三世致力于促进文化，既是为了自己的兴趣，也是由于政治的需要，因为他认识到，治理国家可以利用文化生活，强化民族感情，传播政治理念，粉饰太平。 他经常去巴黎旅行，对法国文化产生了崇拜之情，对国立的法国文学院，他更是赞不绝口。当时，法国文学院开展了不少活动，每周星期一都举行聚会，让作家们在那里踊跃发表演讲。演讲的题目丰富多彩，有人谈科学，有人谈爱情，也有人谈语言的修饰，还有人提出新的计划。文学家们在那里检验自己和别人的产品，并且开始撰写一部法文大辞典。 作为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古斯塔夫三世在其巴黎之行中，获得了一个预感：法国下层人民不满的怒火，将会摧毁法国那令人骄傲的国家建构。他的预言果然灵验，几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如火如荼，震撼欧洲。 为了使瑞典免遭类似的劫难，古斯塔夫三世决心不惜一切阻止革命。他开始认真计划，模仿法国文学院的组织形态，创设一个国立的瑞典文学院，想要借文化活动控制革命因素，让文学家不能通过书籍和杂志传播革命理念和激进政治思想，而是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王权的侍者。 1786年4月5日，瑞典文学院正式宣布成立。在首都斯德哥尔摩的老城，古斯塔夫三世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说，他介绍了瑞典文学院的宗旨，并宣布由他推选的十三位院士的名单（后改为十八名终身院士）。他说：在战争的年代里，瑞典曾经使用武力给国家赢得光荣，而现在和平的时代来临，唯一可以给国家带来荣耀的，应该是文化和艺术。他鼓励文学家努力创造，为社会的和谐和人民的幸福而写作。 ◎ 瑞典文化史上的辉煌时期 在瑞典文学院的第一届院士里，既有出身贵族、地位显赫的文学绅士，也有平民出身的学者，即那些靠自己的才能争取地位的人。这两种人在文学院地位相等。在十八世纪的欧洲等级社会里，这算得上是一种罕见的平等制度。古斯塔夫三世希望瑞典文学院在经济上独立，他给予文学院一些收入来源，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份报纸的出版权，今天的瑞典文学院仍然拥有这份收入。这份经济来源为瑞典文学院以后独立不倚的工作，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文学院最主要的工作，是使瑞典语成为一种纯净、高雅、有力的语言。古斯塔夫三世的一个宏大心愿是：让瑞典文成为欧洲文化语言中有品位的一种。国王的这个努力是有效的，瑞典语在这个时期成长繁荣，并逐渐规范起来。文学院成立后，马上着手编撰一本瑞典文大辞典，每个院士都按照瑞典文字母分配到编撰任务。到1870年，这套瑞典语大辞典印刷出版。在流行法国时尚的十八世纪，瑞典文学院院士在日常生活中常以说法语为荣，并且习惯于用法语写作。这时，他们努力显示自己的爱国心，避免使用法语借来词，写作出特别纯净的瑞典语。 文学院的另一个任务，是组织诸如演讲、诗歌、戏剧及其他种类的荣誉竞赛。为此，国王颁发金质奖章两枚，银质奖章两枚。院士们还被期待写出自己的作品，以给人们提供写作技巧方面的典范。瑞典文学院的竞赛项目获得一个光彩的开始，古斯塔夫三世本人就参加了比赛，他发表了一个“回忆兰纳特·托尔斯滕逊”的演讲。由于评选是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国王的获奖被认为名至实归。演讲比赛的初期，其题材是由文学院规定的，散文家们撰写的讲稿，一般是颂扬瑞典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以唤醒国家的光荣记忆。文学院规定，每年十二月二十日---古斯塔夫三世本人的生日，举办纪念演讲。 尽管这种演讲只是一种口头文学，但由于当时尚无出版自由，其意义便很重要。这种文学表达方式拥有一些相当有地位的听众，其内容被传媒引用。很多年以后，瑞典文学院才把演讲词和获奖诗歌，以《瑞典文学院记事》的名字结集出版。 诗人们竞相写作悲剧，他们的竞赛在剧院舞台上展开。在竞赛中成功的剧作家，就可以获得一个职位，相当于今天的主编。当时瑞典作家并不缺乏学习的榜样，例如，法国作家伏尔泰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与伏尔泰齐名的卢梭，其作品也给瑞典音乐和喜剧以滋养。 这是瑞典文化史上一段辉煌的时期，众多的诗人和作家围绕在古斯塔夫三世身边，襄赞文章经国之大业。古斯塔夫三世创立了宏伟的皇家歌剧院，他亲自策划上演大型悲剧，甚至连文武百官都身着丝绸锦缎的华服，在歌剧院上朝奏事。 然而，为什么文学在法国导致了革命，而在瑞典却避免了革命呢？这一比较极为复杂，需要从当时欧洲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经济状况上去看。就文化本身来说，那个时代的法国出现了一批知识巨人，如卢梭等，而国王贵族却腐朽骄奢淫逸，于是让激进的文人主宰了潮流。而瑞典当时并没有出现如此叱咤风云的文化巨人（斯特林堡要一百年后才出现），古斯塔夫三世本人又富有才情，能够控制瑞典文学院，从而影响这个偏僻小国的文化潮流。 1792年古斯塔夫三世去世以后，瑞典文学院的黄金时代过去，其崇高地位一度下降。1795年，因为一个院士的自由言论问题，文学院甚至被命令暂停运作。直到1796年，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获得王位，瑞典文学院才又重新开展活动。 ◎ 接受诺贝尔任务的争议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交替的时候，带着巨大的踌躇和犹豫，瑞典文学院接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任务：颁发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任务显然不符合古斯塔夫三世创办文学院的初衷，因此，当时的瑞典文学院内部，出现了激烈争论的局面。 1897年，正当瑞典文学院开始筹划春季工作的时候，院士维尔森报告说，有一位叫纳格那·索勒曼的工程师拜访了他。索勒曼是去世不久的大发明家诺贝尔的遗嘱执行人，他访问维尔森的目的，是商量有关遗嘱执行的问题。他要求政府确认：诺贝尔遗嘱中的“斯德哥尔摩的学院”，即指“瑞典文学院”。 此时，瑞典文学院开始讨论接受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任务，以及组织一个“诺贝尔委员会”的问题。当这个方案讨论了一个月以后，瑞典文学院内部摆出了明显分歧的意见。在五月份的会议上，两位院士---卡尔·哥斯塔夫·马尔斯特姆和汉斯·福塞都做了很长的发言，他们对接受诺奖任务这个想法表示反对。 卡尔·哥斯塔夫质疑瑞典文学院是否确有能力接受这个任务，是否有能力去考察和判决全世界每年众多的文学产品。他质问说：瑞典文学院是否要让自己陷入所有的压力、不满和诽谤之中，这一切毫无疑问将如影随形。他不认为文学院应该扩大自己的事业领域，因为这个任务会从当年国王委托的项目那里，夺走很大的精力资源，以致使一个瑞典的文学院，变成世界性的文学法庭。 福塞发表意见说：“这将是一个诱惑，由于金钱的魔力，使文学院成为一个世界法庭，以致使全人类的文学大师，每年都要怀着极大的紧张，去倾听评选结果。”他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颁发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任务与古斯塔夫三世分派给文学院的工作是不一致的。如果瑞典文学院接受这个任务，那么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崇高的地位伴随责任、义务以及陌生的工作方式。每年颁发十万克朗的诺贝尔文学奖，将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和监察，瑞典文学院将遭受许多批评，这可比每年只颁发六千克朗给本国作家要麻烦多了。 在文学院中，积极主张接受这个任务的主要是维尔森院士。五月十三日，面对马尔斯特姆等人的指责，维尔森警告说：如果文学院对诺贝尔说“不”，那么，整个文学奖的计划就要泡汤。“这即是剥夺了各大洲文学家的希望---他们期待被承认，也期待享受诺贝尔给予的利益。因此，一个反对瑞典文学院的风暴将会到来。毫无疑问，瑞典文学院的责任是巨大的，如果它逃避这个任务，它将遭受很大的指责。”这种指责甚至会来自好几代院士。人们会说，由于文学院想要自己轻松，结果使它丧失了一个能影响世界文学的地位。 维尔森还回应那种认为这个工作对瑞典文学院很陌生的说法，他指出：颁发文学家的任务仍然来自文学本质，这个奖的国际性，并不成为一个问题。如果文学院认识不到杰出的外国文学的特征，那么它也无能判断本国文学的优劣。维尔森还说：对于一些具体的困难，不应该太夸张。文学院可以在内部推选由有能力的院士组成的诺贝尔委员会，并联系一些专家，做出特别的报告。虽然评奖结果可能遭受到指责，但文学院应该以镇定的态度，忠实地做自己的工作，尽可能做得更好。 两个星期之后，文学院会议进行了表决：十七个院士中，有十二票支持维尔森的提议。瑞典文学院终于以压到多数达成决议，向社会发表公开声明：瑞典文学院接受颁发诺奖的任务。从此，一个原本为小国君主服务的文学院，走向世界的文学大舞台。 这之后，瑞典文学院的功能逐渐向文学方面倾斜。由于过去的工作重点是瑞典语言，因此传统上的院士多为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文学家和作家只是少数。在接受颁发诺奖的任务后，越来越多的文学家和作家被补选为院士，近年来这一类院士超过半数。作为一个“文学院”，它总算名至实归。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瑞典文学院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多方面功能的学术机构，它既继承和保护瑞典的传统遗产，也关注全球新的时代潮流。在其二百多年的历史中，瑞典文学院经历了命运的变幻，它既有过灿烂的时代，也有过黯淡的时期，它获得过许多尊敬与赞美，也遭到不少批评和指责。 2002年10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