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蠢的崇高——《國家公敵》讀後

茉莉

年復一年，一位政治犯的妹妹奔走在北京郊區單調乏味的馬路上，探望她的那位剃了“犯人頭”，穿着灰底白色斑馬紋粗棉囚衣的哥哥，疲累、無奈而又憂傷。但是，這位女性不是一位普通的妹妹，她叫查建英，是一位有相當知名度的旅美華人作家。於親情和政治之間掙扎多年，查建英承受了所有政治犯親屬所體驗過的痛苦，在長久的憂慮和廣泛的追問探討之後，她拿出了一篇嘔心瀝血之作。

《國家公敵：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多舛人生》登載在著名英文刊物《紐約客》2007年4月號上。這是多年來我讀到的一篇最感動人心的有關民運人士的文章。該文寫的是一位並不為中國人所知曉的政治犯、查建英同父異母的哥哥——現在北京第二監獄服刑的查建國。

以富於人情味的樸實筆調，查建英冷靜而委婉地，敘述查建國的成長過程，寫出在一個劇烈變化的時代，出生於北京知識份子家庭的查建國，如何從一個狂熱的紅衛兵，成為紮實務農的內蒙知青，而後回城經商失敗，最終因為組織“中國民主黨”而身陷囹圄。

該文給我們展現了一個令人難忘的人物形象，記錄了作者和一些中國學者、美國學者和人權工作者對查建國的看法。在為釋放哥哥而努力的同時，查建英也理性地觀察分析了其兄一類政治犯被社會冷漠的處境，並深思這一類人物在歷史上的價值和意義。

◎大師畫出苦難在人間的位置

對今天的政治犯來說，時代變得異常的冷酷。在1989年六四後，我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在湖南邵陽市開庭審判，當時上千聽眾為我的自辯激動地鼓掌。社會輿論的普遍關注，使我在獄中獲得很多的安慰。

然而在今天，很多在經濟大潮中隨波逐流積蓄財富的中國人，已經不知道這個國家還有政治犯的存在了。在此文中，查建英寫出她“真想大哭一場”的悲哀現實：世界早已風雲變幻，她的哥哥——一個甘為民主自由做犧牲的理想主義者，已經被世界遺忘。在各個西方政府及民間組織合力編輯的政治犯年度列表上，他的名字已經消失了。

這位哥哥，被他自己的生母視為“狂妄和愚蠢”。他創辦民主黨的行為，不但被當今中國老百姓視為外星球的故事，也被一位著名的自由主義學者徐友漁稱之為“傻瓜決定”。在此文中，查建英一直在追問：“建國究竟是一個傻子還是一個英雄？”

西方人常用“愚蠢的崇高”這一矛盾修辭語或悖論，來肯定悲劇英雄的審美特徵和道德價值。與此相似的另一個詞是“神聖的傻瓜”。這一類英雄總是失敗，總是不合時宜，而在西方文學藝術中，對他們的歌頌卻是一個永恆的主題。

例如，文藝復興時期尼德蘭最偉大的藝術家勃魯蓋爾有一幅名畫《伊卡洛斯的墜落》，該畫的故事背景是希臘神話中的伊卡洛斯。因為嚮往太陽，他帶着用蠟粘合的翅膀振翅高飛，結果太陽的光熱融化了封蠟，羽翼散落，伊卡洛斯落海喪命。

畫家用以表現這個故事的手段非常奇特，畫面上是一片金色輝煌的天光海色，主人翁伊卡洛斯落海的情景，只用了一雙倒立的白腿來表示，幾乎不被人注意，畫中的人們各忙各的事情。幾百年之後，英國詩人奧登在《美術館》一詩里，對這幅名畫重新進行了詮釋。奧登寫道：

“比如在《伊卡洛斯》中，勃魯蓋爾畫出：
當災難發生之時，大家都悠然地掉頭不顧；
耕田人大概聽到了濺落和無人理睬的喊聲，
但這並不是他本人的重要失敗；
太陽一如常規地照耀一雙白腿沉入綠的海波；而那豪華精
美的船肯定看見
罕見現象--從天空跌出一個少年，
可是它心平氣和地繼續自己的航程。”

在這首詩里，奧登語帶諷刺表達他的哲思：人類的心靈普遍庸俗麻木，想要飛向太陽的少年是不被人理解的，他人的苦難命運是不被關心的。“對苦難他們把握得準確，深刻，/這些古代的大師，他們多麼懂得/苦難在人間的位置。”

◎笨拙的企鵝與冰凍的北極

誠然，庸眾是無法理解查建國的，但如果知識份子也不理解他，甚至嘲笑他，那麼他們不能算真正的知識份子。在查建英的文章中，個別中國知識份子對查建國有很高的評價。例如一位在北京開事務所的大律師劉歌，就毫無保留地肯定查建國等異議人士奮鬥的價值：

“歷史上所有現代化成功的國家，都是多黨制的國家，所有頑固堅持一黨制的國家，最終都將失敗。結論很明顯：民主使一個國家強大，獨裁只會使一個國家失敗。今天中國的統治者們想讓中國變得更好，而且他們也的確幹得不錯。問題是他們至今無法面對自己醜陋的過去，無法承認正是他們從大躍進到文革，把中國搞得這樣百孔千瘡。他們到現在還沒有足夠的自信，所以接受不了像你哥哥這樣激進的批評者。”

還有一些國內自由派知識份子也比較明白，查建國們敢於“以身試法”觸犯共產黨的底線，對立場較為溫和的他們，起了一定的保護作用。崔衛平說：“正因為有了他們，官方才認為我們是溫和的。由於他們，我們才不至於坐牢。僅僅因為這一點，我們就該心存感激。”

富有詩意的評價，來自查建英的一位美國作家朋友勞瑞.西格爾：“企鵝是一種笨拙可笑的動物：肥胖，一根筋，步履蹣跚，常常一跤跌得嘴啃泥。但是，只要一到水裡，他們的泳姿多麼優雅美麗！你哥哥政治上的想法和作為很荒唐，但他的理想主義和他的勇氣，因為如此純潔而如此淳美。”

高度認識查建國們存在的意義的，是美國著名漢學家林培瑞。林培瑞談起對查建國及魏京生一類政治犯的看法，說：”魏京生這種人就像北極，他們已經冰凍了，但他們代表着一極。”這個比喻非同尋常的深刻。

冰凍的北極，靜默而又遙遠，似乎與我們無關，但如果北極消失了，地球還會是地球嗎？在一個一黨專制侵犯人權的國家，如果沒有人以自己的犧牲，堅持發出要求民主多黨制的聲音，那麼，這個國家就會像北極逐漸融化的地球，永遠畸形發展，再也不會有健全的希望了。因此，當環保人士要求人類對北極保持敬畏之心時，我們也應該對像北極一樣冰凍着、聳立着的查建國們，懷有深深的尊敬。

◎這條路查建國走得遍體鱗傷

但大多數中國人看不到“北極”存在的重大價值。即使是查建英這位善於思考的妹妹，也對她哥哥入獄的意義缺乏足夠的認識。她在文章中說：

“哥哥已經冰凍了，他的世界觀不會改變也不可能改變了。他將一堆巨大複雜犬牙交錯的問題簡化為一個萬惡之源：共產黨。結束一黨專制，罪惡就會被根除。他被關進監獄，而他也把世界關在門外，充耳不聞那些可能動搖自己信念的聲音，閉眼不看那個自相矛盾、模糊不定、卻充滿種種可能性的真實世界。”

在指責其兄思維簡單化的同時，查建英還說：“事實上，共產黨遠比魏京生身段靈活，更加能夠與時俱進。”是的，今天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人們也有了更多的個人生活自由，但是，中國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仍然被剝奪。二十幾年前鐵腕鎮壓魏京生們，近年來仍然殘酷鎮壓維權律師陳光誠、高智晟和郭飛雄等。不管經濟怎樣發展，如黑磚窯現象一樣對人的奴役，在中國仍然存在。

查建英所看到的中國變化萬端的“真實世界”，其實只是極權主義多變性的表象，而不是它深層的本質。《一九八四》的作者奧威爾曾經指出：“極權主義國家的特點是，它雖然控制思想，它並不固定思想。它確立不容置疑的教條，但是又逐日修改。它需要教條，因為它需要它的臣民的絕對服從，但它不能避免變化，因為這是權力政治的需要。”

與中共萬變不離其宗這一點不同，被其妹妹視為“永遠不會改變”的查建國，卻一直在與時俱進。例如，他早年信仰毛澤東，後來六四屠殺喚醒了他，他開始尋求民主自由理想。在獄中，他大量地閱讀書籍，深入思考，吸取世界民主國家的經驗。他對妹妹說：“看看人家南韓，還有台灣，多少次的鎮壓，抓過多少政治犯。但是，一波接着一波總有人站起來，前仆後繼，他們是用生命鋪平了那條通往民主的路。”

不但是查建英誤判她的哥哥為“一批在新時代迷失的人”，就連美國的一位前商人，後成為中國政治犯呼籲的著名人權活動家康原，也有不小的認識誤區。康原在《紐約時報》上撰文輕蔑地評論民主黨的組織者：“由幾百個沒有牙齒毫無打擊力的成員結成的一個組織，所寫的文章只是彼此讀讀而已。”

毫無疑問，康原先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美國人，但他的這些看法，證明他不太了解中國專制社會的實質。如果中共讓查建國出獄，允許他發表文章並公開組黨，我敢肯定，一定會出現應者雲集的盛大局面。這些人所擁有的力量，可以從中共嚴厲地禁止組黨和異議文章這一點看出來。否則，中共為什麼要如此害怕他們呢？

這位表面上看來不合時宜的“國家公敵”，其實是走在時代前面的光榮開拓者。他在追求民主這條路上走得遍體鱗傷。在獄中他掉了許多頭髮，病後前額留下幾塊疤痕。但從小就經歷母親被打成右派災難的查建國，神色安詳地對探監的妹妹說：“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有13億人口，我們總該有幾個人願意去做這件事吧。”@

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07年八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