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情人的房間之外

———讀納丁·戈迪默小說


茉莉


幾年前，南非女作家納丁·戈迪默在接受採訪時，誠實地說：她對中國作家“一個也不了解”，並遺憾西方翻譯中國文學作品太少。 實際上，處在南非那樣特殊的歷史地理環境中，戈迪默本人長期的寫作，對於英語主流世界乃至我們漢語世界，也是陌生國度的陌生故事。因此她曾說：“我覺得沒有人會對我所熟悉的世界感興趣。”

不管別人感不感興趣，在長達半個世紀多的時間裡，這位自九歲起就開始寫作的猶太女孩，運用她的母語———英語，撰寫了十幾部長篇小說，幾百篇短篇小說，非洲那塊浩渺而灼熱的大地與人生的畫卷，在她筆下徐徐展現出來。1991年，她因其“壯麗宏偉的史詩創作對人類的貢獻”，成為非洲第三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今年暑假伊始，我在自己的閱讀書單上列出了她的幾部長篇和短篇小說集。

我期待讀到一系列南非政治社會的當代史。因為，這位在南非種族隔離最黑暗的時期拒絕流亡，堅持留在國內以反種族隔離為己任的作家，是大名鼎鼎的曼德拉所敬慕的白人英雄。戈迪默此生最自豪的事情，不是摘取諾貝爾文學獎桂冠，而是她曾於1986年出庭作證，使22名黑人非國大黨員免除死刑。對於有這樣強烈政治傾向的作家，我的期待不是沒有根據的。

暑假快要過去時，我已經發現自己錯了。儘管是參與政治活動的積極人士，但戈迪默並未在其小說中刻意宣傳政治，她一直保持着人格獨立和藝術獨立，不混淆她生平的兩個角色---- 一是作為一個作家，二是對於南非自由事業的責任。她說：“寫作是因為對人生好奇，想自我解釋生活和人性是怎麼回事，這個指導思想一直貫穿了我的寫作生涯。”她把自己稱為“一位自然作者”，只寫自己熟悉的事情。



私人性愛與外部社會之間


為了弄懂生活，戈迪默細膩地描寫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係，如異性情愛，同性友愛，父子親情等等，並毫不迴避二十世紀的流行主題———性。在性愛描寫上，這位筆觸細膩的女作家可以算是一位高手。但是，和情人關上房門的千種柔情，萬般繾綣，乃至狂歡的呻吟，並不能抵擋門外無處不在的社會現實。性愛是使生命不息的自然力，甚至色情也是人性的自由，但它們並不是文學最高的深刻和最大的真實。

戈迪默非凡之處就在這裡。她觀察的領域，正好是私人感情與外部力量的交界之處。她的不少小說的主題是：愛和政治。由於南非特殊的種族衝突，忠實於生活的戈迪默，其小說往往描寫在白人與黑人相碰撞的地方發生的戀情。這種超膚色的愛，既有白人男子的黑色維納斯之戀，也有新一代苔絲德蒙娜（白人女性）的奧瑟羅之戀。他們編織的情網，往往比超膚色的友誼更能檢驗白人的一方的道德勇氣和人道精神。他們的富於挑戰意味的戀愛，最終往往難以戰勝充滿偏見的傳統勢力。從而帶來悲劇性後果。

在短篇小說《城市和鄉下的戀人們》的上篇中，戈迪默敘述城市白人男子與黑人女子之間愛情故事，以法院的不了了之的審理收場，導致戀人無法重逢；下篇中的男子則因為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親手將他與黑人女子生下的孩子活活扼殺。由此，戈迪默揭示了種族隔離制度的罪惡。在戈迪默的創作的前期和中期，根據南非的婚姻法（1949），和有關道德的法案“淫穢法案”( 1950 )，白人與有色人種的性關係和婚姻是被禁止的，直到1985年，此一禁令才有所鬆動。在《 撒謊的日子》裡，戈迪默描繪了一對黑白情侶同居了幾年，忽然夜半驚魂，警察捉姦的火把在他們眼前閃爍，揭示了根深蒂固的白人種族歧視心理。

為黑人伸張正義的自由主義作家戈迪默，被白人種族主義者指控的“罪狀”之一是：她的小說竟然把白人寫成“壞人”，把黑人寫成“好人”。為此，根據1963年官方有關出版檢查的法案，戈迪默的三本書被南非當局查禁、銷毀。甚至在她獲得諾貝爾獎時，也沒能得到來自白人總統的祝賀。

長篇小說《我兒子的故事》裡的主人公，是一對比白人更高雅的黑人夫婦。他們富於激情和愛意的婚姻生活，在戈迪默筆下美不勝收。例如寫索尼太太艾拉那可愛的黑色胴體：“供他銜在口中的黑葡萄一般的乳頭，光潔的腹部上嬌小的肚臍，柔潤如她母親給她做新婚內褲的綢緞的私處。他們在如夢的纏綿中長時間地談論－－－，然後，隨着他幾乎是偷偷進入她的體內，對話用另一種方式進行，其中的極樂每每使他們彼此感到驚奇。”

然而，在他們性愛的伊甸園之外，南非黑人的反抗運動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致力於提高黑人社會生活質量的小學教師索尼，過去並不熱衷於參加集會示威等活動。即使圖書館、電影院等專屬白人的文化場所禁止黑人進入，對此他也並未有太多的不滿，只是帶領全家去草原野炊消遣。他買來莎士比亞作品苦讀，以提高自我修養，而沒有認識到：強權由於自己的屈服而存在。

直到有一天，黑人區的學生喊着“種族隔離是奴役”革命口號，穿過草原去示威遊行，為了保護孩子，這位盡職盡責的教師與他們同行。此後，他被警察局掛了號，被學校開除，成了職業革命者。以前只在莎士比亞書本里尋找平等定義的索尼，從此成了黑人運動最優秀的演說家。

與美麗妻子創造的性愛伊甸園不復存在，他的妻子沒法分享他投入社會風暴的理想。索尼在監獄裡，與常來探監的人權工作者瀚娜———一位白膚金髮碧眼的崇拜者，有了更多的共同語言。出獄後不久，這一對黑白朋友變成了如膠似漆的情人。那是南非幾十年的反抗運動中經常發生的故事，熱衷於共同革命事業的男人和女人———不分黑白，一邊積極地攜手工作，一邊享受風流韻事。共同承擔抗爭的危險，反而更增添了欲望的強烈和性愛的狂野。

婚外性的浪漫也是有限度的。在瀚娜那充滿色情意味的密室里男歡女愛、大汗淋淋之後，索尼仍然要面對本民族黑人的飢餓、失業和不自由的處境。更為悲哀的是，他，一個曾經是摯愛忠誠的父親移情別戀，被兒子發現了私情，猜忌、憤恨由此產生，原本和睦溫馨的家庭被籠罩上一層陰影。這本書令人驚心動魄的力量在於，它寫出了生活中的全部複雜性：愛情與親情夾纏，理想與現實衝突，苦澀地彰顯了私人情感與公眾生活相互影響的現實。

“愛情和政治衝擊着我們，但它們也是很大的驅動力。”戈迪默說。她的小說，挖掘了政治抗爭者的私人生活，也展現了他們在南非特殊的環境下的勇敢反抗。帶色情意味的鏡頭無處不在，戈迪默筆下的黑白男女在郊外，在走廊，放縱他們的情慾。她的小說和故事暴露由矛盾構成的生活，種族制度並不僅僅是戈迪默小說的背景，而是滲透人們生活每一個方面的傳染病，這種傳染病塑造了這種制度下所有的人，無論統治者還是反抗他們的人，全都不能倖免。

在早年的一篇訪談中，戈迪默曾經這樣談到自己的創作：“ 我往往在最富隱私的情境中，描寫人們私人的自我，他們之所以是這個樣子，是因為他們的生活處在政治狀況的控制之下，他們的習俗道德是由政治狀況形成的。南非社會就是一種政治狀況。我必須通過個人行為的血肉，達成政治的提煉。如果說我受到影響，承認人是政治動物，那麼，在我的作品中，是經由南非生活而形成的。”



心界大，筆下的世界才大


一個作家的胸襟大，筆下的世界也就大。戈迪默的氣度和才識，使她不能把她的彩筆局限在情人的房間裡，把性愛當做唯一的創作源泉，那是沒有能力關注更大問題的作家干的。瑞典文學院認為她的作品：“以直截了當的方式描述了在環境十分複雜的情況下個人和社會的關係……。她的文學作品深入地考察了歷史的過程，同時又有助於歷史的進程。”

半個世紀以來，戈迪默以她豐富的人生經驗，創作出的幾百篇小說，像一叢叢聚光燈，照亮了晦暗的南非社會現實。她不停地思考着自己身邊事物的變化，自己國家的變化，以及整個世界的變化，對此做出深刻的政治、心理分析。

小時候想做芭蕾舞演員的戈迪默，最初寫作使她感興趣的只是人，是使人不幸或使人幸福的事件。隨着寫作面的擴大與深入，她發現政治在南非無可迴避，“即使在戀人之間他們也看到了黑色的罪狀”，她便感到有探索政治主題的需要，從文化和歷史的角度，廣泛深入地解構殖民化傾向。但她反對在作家做簡單的政治宣傳，主張在小說中給政治以一個自然而然的地位。

例如，長篇小說《邂逅》講述的是一個南非白人女孩和一名阿拉伯穆斯林青年的故事。是什麼將這樣兩個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年輕人結合在一起？是超越種族的性愛。戈迪默描寫了沙漠中狂野的性愛，但她在寫作的過程中發現：“我在寫兩個人之間的故事，－－－。但我寫着寫着，突然意識到我實際上在寫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就是移民問題。在這個世界上，很多人都在移民，就在我寫作這部書的過程中，就有很多人為了移民不惜藏在悶罐船艙或是不透氣的貨車後部，甚至在飛機的貨艙中，有人甚至窒息而死，這種悲慘的事情總在發生。”

面對世界的悲慘，戈迪默選擇站在受害者一邊。她本是一個性格內向的人，參與政治活動，對她來說，是比寫作更困難的工作。但是她堅持在公民生活中為自由而鬥爭，致力於為南非創造一個新的人文環境，否則“我就不能保持我的自尊，我就不得安寧。”她積極關注世界局勢，除了反抗種族隔離制度之外，她還參與改變貧窮與疾病的鬥爭，關注黑人的受教育問題、艾滋病和死刑等問題。

這樣深厚而執著的人道主義立場，源於戈迪默童年的特殊經歷。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南非德蘭士瓦省斯普林斯礦區小鎮上，這個白人小女孩常跟着她的母親，到城郊一家小店鋪買東西。小女孩驚訝地看到：白人店主對那些黑人礦工顧客態度十分粗暴，並且無理索要高價。童年的見聞深深烙印在她的腦海里。等到年歲稍長，她了解到，那些店主大多是從俄羅斯和立陶宛流浪來的猶太人，他們逃離了被侮辱被殺戮的命運，卻反過來欺辱比他們地位更低下的黑人。

小女孩不能理解為什麼白人要那麼歧視黑人。她的母親是英國人，但她的父親是來自立陶宛的猶太人，屬於白人中產階級家庭。在目睹了黑人礦工備受礦主欺凌、剝削的種種慘狀之後。她想把這些真實的故事告訴她的朋友，於是九歲的小姑娘開始寫作。當她長大後進入修道院學校，在公共圖書館閱讀契訶夫、普魯斯特、薩特、加繆、喬伊斯、勞倫斯、海明威等偉大作家的作品，她同樣發現，在圖書館這知識的殿堂里，黑人與狗一樣不得入內。種族歧視的現實，激發了這個小女孩一個強烈的願望：把她的經歷和思考告訴一切人。從此筆桿伴隨了她的一生。

戈迪默的老朋友還記得，那是以瑪麗蓮－夢露為偶像的六十年代，年輕的戈迪默出席朋友聚會的沙龍。具有古典美的她把頭髮高高盤起，光彩照人。朋友們在跳舞、喝酒、縱情歡笑時，會突然發現，戈迪默正呆在某一個角落，靜靜地傾聽一個醉漢語無倫次地講述其失敗的愛情。這是戈迪默的一個特質，她始終關注人的生活與痛苦。有時，她穿得像一個貧窮的白人，和朋友們駕車遠行，在神秘的非洲大地草原遊歷，以擴大自己的眼界。

處在一種多重的邊緣狀態，戈迪默既不能認同與她有類似移民背景的猶太人，也不能認同她所同情和支持的黑人，更不能認同她所痛恨的白人統治者。在六十年代，戈迪默曾被白人政權查禁書籍，到了九十年代，黑人民族主義者掌權之後，因為她的白人身份，南非有一個省禁止學校採用她的作品作為教材。正是這種獨立於任何政治勢力的邊緣狀態，使她的心靈博大，透視生活更具慧眼，不局限於一個民族和一種文化，她筆下的大千世界，才會是那樣沉重而色彩斑斕。


2002-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