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情人的房间之外

———读纳丁·戈迪默小说


茉莉


几年前，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在接受采访时，诚实地说：她对中国作家“一个也不了解”，并遗憾西方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太少。 实际上，处在南非那样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中，戈迪默本人长期的写作，对于英语主流世界乃至我们汉语世界，也是陌生国度的陌生故事。因此她曾说：“我觉得没有人会对我所熟悉的世界感兴趣。”

不管别人感不感兴趣，在长达半个世纪多的时间里，这位自九岁起就开始写作的犹太女孩，运用她的母语———英语，撰写了十几部长篇小说，几百篇短篇小说，非洲那块浩渺而灼热的大地与人生的画卷，在她笔下徐徐展现出来。1991年，她因其“壮丽宏伟的史诗创作对人类的贡献”，成为非洲第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今年暑假伊始，我在自己的阅读书单上列出了她的几部长篇和短篇小说集。

我期待读到一系列南非政治社会的当代史。因为，这位在南非种族隔离最黑暗的时期拒绝流亡，坚持留在国内以反种族隔离为己任的作家，是大名鼎鼎的曼德拉所敬慕的白人英雄。戈迪默此生最自豪的事情，不是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而是她曾于1986年出庭作证，使22名黑人非国大党员免除死刑。对于有这样强烈政治倾向的作家，我的期待不是没有根据的。

暑假快要过去时，我已经发现自己错了。尽管是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人士，但戈迪默并未在其小说中刻意宣传政治，她一直保持着人格独立和艺术独立，不混淆她生平的两个角色---- 一是作为一个作家，二是对于南非自由事业的责任。她说：“写作是因为对人生好奇，想自我解释生活和人性是怎么回事，这个指导思想一直贯穿了我的写作生涯。”她把自己称为“一位自然作者”，只写自己熟悉的事情。



私人性爱与外部社会之间


为了弄懂生活，戈迪默细腻地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如异性情爱，同性友爱，父子亲情等等，并毫不回避二十世纪的流行主题———性。在性爱描写上，这位笔触细腻的女作家可以算是一位高手。但是，和情人关上房门的千种柔情，万般缱绻，乃至狂欢的呻吟，并不能抵挡门外无处不在的社会现实。性爱是使生命不息的自然力，甚至色情也是人性的自由，但它们并不是文学最高的深刻和最大的真实。

戈迪默非凡之处就在这里。她观察的领域，正好是私人感情与外部力量的交界之处。她的不少小说的主题是：爱和政治。由于南非特殊的种族冲突，忠实于生活的戈迪默，其小说往往描写在白人与黑人相碰撞的地方发生的恋情。这种超肤色的爱，既有白人男子的黑色维纳斯之恋，也有新一代苔丝德蒙娜（白人女性）的奥瑟罗之恋。他们编织的情网，往往比超肤色的友谊更能检验白人的一方的道德勇气和人道精神。他们的富于挑战意味的恋爱，最终往往难以战胜充满偏见的传统势力。从而带来悲剧性后果。

在短篇小说《城市和乡下的恋人们》的上篇中，戈迪默叙述城市白人男子与黑人女子之间爱情故事，以法院的不了了之的审理收场，导致恋人无法重逢；下篇中的男子则因为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亲手将他与黑人女子生下的孩子活活扼杀。由此，戈迪默揭示了种族隔离制度的罪恶。在戈迪默的创作的前期和中期，根据南非的婚姻法（1949），和有关道德的法案“淫秽法案”( 1950 )，白人与有色人种的性关系和婚姻是被禁止的，直到1985年，此一禁令才有所松动。在《 撒谎的日子》里，戈迪默描绘了一对黑白情侣同居了几年，忽然夜半惊魂，警察捉奸的火把在他们眼前闪烁，揭示了根深蒂固的白人种族歧视心理。

为黑人伸张正义的自由主义作家戈迪默，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指控的“罪状”之一是：她的小说竟然把白人写成“坏人”，把黑人写成“好人”。为此，根据1963年官方有关出版检查的法案，戈迪默的三本书被南非当局查禁、销毁。甚至在她获得诺贝尔奖时，也没能得到来自白人总统的祝贺。

长篇小说《我儿子的故事》里的主人公，是一对比白人更高雅的黑人夫妇。他们富于激情和爱意的婚姻生活，在戈迪默笔下美不胜收。例如写索尼太太艾拉那可爱的黑色胴体：“供他衔在口中的黑葡萄一般的乳头，光洁的腹部上娇小的肚脐，柔润如她母亲给她做新婚内裤的绸缎的私处。他们在如梦的缠绵中长时间地谈论－－－，然后，随着他几乎是偷偷进入她的体内，对话用另一种方式进行，其中的极乐每每使他们彼此感到惊奇。”

然而，在他们性爱的伊甸园之外，南非黑人的反抗运动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致力于提高黑人社会生活质量的小学教师索尼，过去并不热衷于参加集会示威等活动。即使图书馆、电影院等专属白人的文化场所禁止黑人进入，对此他也并未有太多的不满，只是带领全家去草原野炊消遣。他买来莎士比亚作品苦读，以提高自我修养，而没有认识到：强权由于自己的屈服而存在。

直到有一天，黑人区的学生喊着“种族隔离是奴役”革命口号，穿过草原去示威游行，为了保护孩子，这位尽职尽责的教师与他们同行。此后，他被警察局挂了号，被学校开除，成了职业革命者。以前只在莎士比亚书本里寻找平等定义的索尼，从此成了黑人运动最优秀的演说家。

与美丽妻子创造的性爱伊甸园不复存在，他的妻子没法分享他投入社会风暴的理想。索尼在监狱里，与常来探监的人权工作者瀚娜———一位白肤金发碧眼的崇拜者，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出狱后不久，这一对黑白朋友变成了如胶似漆的情人。那是南非几十年的反抗运动中经常发生的故事，热衷于共同革命事业的男人和女人———不分黑白，一边积极地携手工作，一边享受风流韵事。共同承担抗争的危险，反而更增添了欲望的强烈和性爱的狂野。

婚外性的浪漫也是有限度的。在瀚娜那充满色情意味的密室里男欢女爱、大汗淋淋之后，索尼仍然要面对本民族黑人的饥饿、失业和不自由的处境。更为悲哀的是，他，一个曾经是挚爱忠诚的父亲移情别恋，被儿子发现了私情，猜忌、愤恨由此产生，原本和睦温馨的家庭被笼罩上一层阴影。这本书令人惊心动魄的力量在于，它写出了生活中的全部复杂性：爱情与亲情夹缠，理想与现实冲突，苦涩地彰显了私人情感与公众生活相互影响的现实。

“爱情和政治冲击着我们，但它们也是很大的驱动力。”戈迪默说。她的小说，挖掘了政治抗争者的私人生活，也展现了他们在南非特殊的环境下的勇敢反抗。带色情意味的镜头无处不在，戈迪默笔下的黑白男女在郊外，在走廊，放纵他们的情欲。她的小说和故事暴露由矛盾构成的生活，种族制度并不仅仅是戈迪默小说的背景，而是渗透人们生活每一个方面的传染病，这种传染病塑造了这种制度下所有的人，无论统治者还是反抗他们的人，全都不能幸免。

在早年的一篇访谈中，戈迪默曾经这样谈到自己的创作：“ 我往往在最富隐私的情境中，描写人们私人的自我，他们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处在政治状况的控制之下，他们的习俗道德是由政治状况形成的。南非社会就是一种政治状况。我必须通过个人行为的血肉，达成政治的提炼。如果说我受到影响，承认人是政治动物，那么，在我的作品中，是经由南非生活而形成的。”



心界大，笔下的世界才大


一个作家的胸襟大，笔下的世界也就大。戈迪默的气度和才识，使她不能把她的彩笔局限在情人的房间里，把性爱当做唯一的创作源泉，那是没有能力关注更大问题的作家干的。瑞典文学院认为她的作品：“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描述了在环境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她的文学作品深入地考察了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有助于历史的进程。”

半个世纪以来，戈迪默以她丰富的人生经验，创作出的几百篇小说，像一丛丛聚光灯，照亮了晦暗的南非社会现实。她不停地思考着自己身边事物的变化，自己国家的变化，以及整个世界的变化，对此做出深刻的政治、心理分析。

小时候想做芭蕾舞演员的戈迪默，最初写作使她感兴趣的只是人，是使人不幸或使人幸福的事件。随着写作面的扩大与深入，她发现政治在南非无可回避，“即使在恋人之间他们也看到了黑色的罪状”，她便感到有探索政治主题的需要，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广泛深入地解构殖民化倾向。但她反对在作家做简单的政治宣传，主张在小说中给政治以一个自然而然的地位。

例如，长篇小说《邂逅》讲述的是一个南非白人女孩和一名阿拉伯穆斯林青年的故事。是什么将这样两个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年轻人结合在一起？是超越种族的性爱。戈迪默描写了沙漠中狂野的性爱，但她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我在写两个人之间的故事，－－－。但我写着写着，突然意识到我实际上在写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是移民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在移民，就在我写作这部书的过程中，就有很多人为了移民不惜藏在闷罐船舱或是不透气的货车后部，甚至在飞机的货舱中，有人甚至窒息而死，这种悲惨的事情总在发生。”

面对世界的悲惨，戈迪默选择站在受害者一边。她本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参与政治活动，对她来说，是比写作更困难的工作。但是她坚持在公民生活中为自由而斗争，致力于为南非创造一个新的人文环境，否则“我就不能保持我的自尊，我就不得安宁。”她积极关注世界局势，除了反抗种族隔离制度之外，她还参与改变贫穷与疾病的斗争，关注黑人的受教育问题、艾滋病和死刑等问题。

这样深厚而执著的人道主义立场，源于戈迪默童年的特殊经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南非德兰士瓦省斯普林斯矿区小镇上，这个白人小女孩常跟着她的母亲，到城郊一家小店铺买东西。小女孩惊讶地看到：白人店主对那些黑人矿工顾客态度十分粗暴，并且无理索要高价。童年的见闻深深烙印在她的脑海里。等到年岁稍长，她了解到，那些店主大多是从俄罗斯和立陶宛流浪来的犹太人，他们逃离了被侮辱被杀戮的命运，却反过来欺辱比他们地位更低下的黑人。

小女孩不能理解为什么白人要那么歧视黑人。她的母亲是英国人，但她的父亲是来自立陶宛的犹太人，属于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在目睹了黑人矿工备受矿主欺凌、剥削的种种惨状之后。她想把这些真实的故事告诉她的朋友，于是九岁的小姑娘开始写作。当她长大后进入修道院学校，在公共图书馆阅读契诃夫、普鲁斯特、萨特、加缪、乔伊斯、劳伦斯、海明威等伟大作家的作品，她同样发现，在图书馆这知识的殿堂里，黑人与狗一样不得入内。种族歧视的现实，激发了这个小女孩一个强烈的愿望：把她的经历和思考告诉一切人。从此笔杆伴随了她的一生。

戈迪默的老朋友还记得，那是以玛丽莲－梦露为偶像的六十年代，年轻的戈迪默出席朋友聚会的沙龙。具有古典美的她把头发高高盘起，光彩照人。朋友们在跳舞、喝酒、纵情欢笑时，会突然发现，戈迪默正呆在某一个角落，静静地倾听一个醉汉语无伦次地讲述其失败的爱情。这是戈迪默的一个特质，她始终关注人的生活与痛苦。有时，她穿得像一个贫穷的白人，和朋友们驾车远行，在神秘的非洲大地草原游历，以扩大自己的眼界。

处在一种多重的边缘状态，戈迪默既不能认同与她有类似移民背景的犹太人，也不能认同她所同情和支持的黑人，更不能认同她所痛恨的白人统治者。在六十年代，戈迪默曾被白人政权查禁书籍，到了九十年代，黑人民族主义者掌权之后，因为她的白人身份，南非有一个省禁止学校采用她的作品作为教材。正是这种独立于任何政治势力的边缘状态，使她的心灵博大，透视生活更具慧眼，不局限于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她笔下的大千世界，才会是那样沉重而色彩斑斓。


2002-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