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茉莉

 

 

 今天，中国共产党不太爱提马克思了。因为中共目前搞的权贵资本主义，摧毁了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比马克思批判过的西方资本主义更为腐败和野蛮。如今还在读马克思的，倒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们，例如索罗斯等金融大亨，因为他们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作为社会“病理学家”的价值。

 

 以社会“病理学家”的深刻洞察力，马克思曾入木三分地剖析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的双重使命——破坏性的使命和建设性的使命。“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的论述，给我们认识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为，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独特视角。

 

 近几年来，中共当局在西藏搞出的“安居工程”，就是一个体现其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典型例子。这个强制性的全民大迁移工程，令整个西藏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从表面上看，让藏民住新房是当局所做的“善事”，但实际上，这种被中共用来大事炫耀的“善”，却建立在很深的“恶”的基础之上。

 

 

  一， 对“安居工程”的褒贬截然不同

 

 在前不久北京的“两会”上，西藏党委书记张庆黎等中共官员高调地自我表扬，展示他们在西藏自治区实施“安居工程”的成果，即政府资助盖房，改善农牧民的住房条件。他们摆出的数字是：到现在为止，西藏自治区已完成了农牧民安居工程27.48万户，已有140余万名农牧民住上新的住房。共新增159个乡镇。

 

 如此大规模的藏民大迁移，令人吃惊。在藏族人口只有二百多万的“小西藏”（即西藏自治区），迁居者就占了百分之六十左右。此外，被分而治之在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四省区的几百万藏族人口，“安居工程”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其数字也非常可观。中共当局还誓言在未来三年里，让所有藏民继续搬迁下去。

 

 中共媒体对此是一片歌功颂德的赞美之声：“这是一种文明进步，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村庄风貌整洁优美，农民素质得到提高。”“西藏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然而，在海外自由媒体的报道中，对此却是一片批评之声。在2008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九次会议上，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人丹增桑培发言，引述西藏牧民顿珠旺青秘密制作的一部记录片《远离恐惧》（Leaving Fear Behind），向与会者表示，自从中国政府于2006年推行农牧民安居工程计划以来，大批西藏牧民被搬迁到城镇地区居住，很多牲畜被宰杀或者被迫出售。他强调，中共当局这一行为严重破坏了藏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并破坏了西藏传统的文化。

 

 去年12月，联合国食品权利专员德舒特在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后，发表一份报告指出：在退牧还草的政策下，不能把牧民置于没有任何选择、迫使他们卖掉自己的牲畜和重新定居的艰难处境中。德舒特专员表示，中国当局在西藏和内蒙古等地实施的强迫牧民搬迁政策，已经违背了相关国际公约。世界著名的《人权观察》组织也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强制迁移西藏牧民。

 

 一个“安居工程”，双方的褒贬是如此泾渭分明、截然不同。认识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顾殖民主义的历史。马克思曾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指出：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把马克思这段话稍改一下，就可以运用到西藏问题上：中国政府在西藏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西藏传统的社会次序及其文化；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西藏为大汉族专制政权的掠夺与统治奠定物质基础。

 

 这样的“双重使命”是如何实现的呢？最初，殖民者打开一个封闭型社会的大门，是依靠暴力征服实现的。到后来，要完全摧毁当地的传统文化，掠夺当地的资源，除了暴力之外，还需要依靠经济力量和专制政权的统治力量。

 

 

  二，开荒挖矿对西藏环境致命的破坏

 

 追溯“安居工程”产生的缘由，应该要追溯到1998年的长江大洪水那里去，更远一点，可追溯到中共在西藏开荒种地的五十年代去。

 

 中共大军进藏之初，为了弥补军需食物，当时的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大力支持创办农场。1952年8月，西藏军区的“八一农场”首先在高原上开荒播种，种植藏区所缺乏的蔬菜水果。而后，在中共占领的各个藏区，传遍了“向荒原要粮食，把内地的蔬菜搬到西藏高原”的口号声。怀着开垦处女地的豪情壮志，中共官兵刨掉藏区草地上的草皮，点起篝火唱起歌，表演起《南泥湾》的开荒歌舞。

 

 一个个蔬菜基地和苹果园在高原出现，令中共非常自豪，他们觉得很有“建设性”。除了军队开荒之外，中共还把大批内地的劳改犯运到高原来，光是在青海藏区，就办起了几十个劳改农场，开垦了几百万亩荒地。一批批强迫拓荒的汉族劳改犯，把监狱农场变成了青海省的“粮仓”，仅德令哈农场每年就要上交国库统购粮几千万斤。与此同时，中共还在藏区创建劳改工矿企业几十个，开始大规模挖掘矿产。

 

 几十年开荒挖矿、毁草种粮，给高原造成的破坏性恶果，慢慢地呈现了出来。位于青海南部的三江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大河的发源地，在中共不合理的开荒种地之后，原来脆弱的生态环境失去了草被的保护，土壤被大风刮走，剩下沙砾一片。那里冰川退缩，湖泊、沼泽萎缩，地下水位下降；气候反常，自然灾害加剧，冰雹、霜冻、干旱、雪灾有增无减；草地退化，虫鼠危害严重。

 

 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中国共有29个省市遭灾，受灾人数上亿。这次事件使中共当局大为震惊，他们终于认识到：三江源上游的生态环境衰退问题，导致三江中下游广大地区旱涝灾害频繁，直接威胁到了长江、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随时可以给中国人带来新的巨大灾难。

 

 上述几十年的历史变迁，令我们看到，中共在西藏的殖民，其两个使命——破坏性和建设性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在“建设新西藏”的口号下，中共统治者把西藏变成它的原料产地，极度索取其自然资源。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即使殖民主义者有所谓的“建设性使命”，为当地的发展创造了某种物质前提，但也使当地人民付出了极大牺牲和痛苦的代价。

 

 长江大洪水之后，中共在藏区采取的一个措施是：“退耕还林，退牧还草。”2003年，大规模退牧还草计划首先在黄河源头玛多县地区实施，以后逐步向各藏区推广。中共开始把农牧民从生态恶化区域内搬迁出来，迁移到其他地区重新落户。这样，由于汉人进藏开荒开矿而酿成的灾难，要由世代与高原共存的藏民付出失去家园的代价。一项被认为是保护生态的区域计划，到后来演变成兴师动众的全民大搬迁。

 

 

  三，强制迁移令西藏传统社会结构解体

 

 以生态移民为由，中共在整个藏区掀起一个全民迁移运动，在藏族精英眼里，中共的目的不是考虑环境，而是居心叵测的政治谋算。

 

 1853年，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写道：“他们用高于印度的文明，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

 

 西藏文明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是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文化。在几千年的生存发展中，藏族人民创造了一个适合高寒地区的生活方式。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藏民在高原上从事着农耕和少量的畜牧，他们尊重生命、敬畏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亨廷顿说：“文化是制度之母。”西藏传统的制度文明，也是与佛教文化紧密相关的。

 

 在中共占领西藏五十多年间，他们用大炮摧毁了西藏的传统制度，但无法摧毁西藏的“无形的文明”，即观念文明和人的内在精神世界。西藏人仍然信奉达－赖－喇－嘛，仍然在他们家乡的寺庙里供奉他们的上师，父老乡亲守望相助，都以传统的道德伦理约束自己的行为。

 

 但是，一个以诱惑和强制为手段的大迁居运动，使西藏“无形的文明”陷于濒危之境。藏人被从偏远的地方迁往靠近公路、铁路的城镇，被当局集中居住在易于控制的新村。此时，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开始失效，原有的社会结构、辈分伦理以及地域文化不再有存在的可能。传统社会中的氏族、村落等共同体的互助机制，此时也已失去。

 

 过去，稳定的价值系统支配着西藏人的社会行为，导致其文化的辉煌。他们重视宗教、重牧轻商、重义轻财、轻商贱利、勤劳谋生、反贪知足、诚实公正。无论经历怎样的外族暴力和时代动荡，只要藏区底层的生活方式不变，藏族文化的根基仍在，勤劳而纯朴的西藏人，总是能在动荡之后找到和平与安宁。而现在，离乡背井的藏人再也找不到心灵的安宁了。

 

 过去，每个藏人从生下来的那一天，就属于某个部落和寺院，这个部落和寺院的历史光荣及其悲伤，是大家共有的文化背景、记忆和精神财富，而现在，他们则变成陌生地区的异乡人，失去了归属感。寺院和部落将变成久远的回忆，民族文化传承也可能随之消失。

 

 马克思说：“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马克思认为，英国在摧毁印度传统的社会结构之后，其建设性的使命是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体制的因素。

 

 然而，中共在摧毁了西藏传统社会体制之后，却是用一个黑暗野蛮的大汉族专制体制来代替。在履行破坏性使命时，中共不但摧毁文明财富，也瓦解了西藏自然经济的根基，使传统社会结构解体。与此同时，它建设起一个供大汉族掠夺的原料产地，还建设了把藏民圈起来进行汉化的“幸福新村”。

 

 
  四， 迁居藏人生计无着走投无路的悲剧

 

 最初，不少纯朴的藏人在进城住新房时还是挺高兴的。政府鼓励农牧民搬迁的措施，是提供贷款，并补助一小笔钱。那些藏民卖掉自己的牛羊等牲畜，拿着钞票搬到城镇边缘，盖起了漂亮的藏式小洋楼（玉树地震中倒塌的多是这种政府统一修建的新房），过上了定居生活。

 

 很快，麻烦就来了。一些来自偏远地方的农牧民只会说藏语，而城镇的通用语是汉语，他们莫名其妙地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传统的谋生本事已经没有用了。在劳工市场上，他们根本竞争不过内地来的汉族移民。城镇生活需要支付各种诸如水电之类的费用，物价飞涨，他们出售牲畜的钱很快就花光了，政府的补助也没有了。

 

 2008年，中共的《西藏研究》杂志发表署名石德生的文章《三江源生态移民的生活状况与社会适应》，该文以格尔木市长江源生态移民点为例，客观地指出藏区生态移民的生活状况是：“整体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准较低。”“移民只是脱离了原有游牧生活模式，未能形成具有现代特性的商业和市场经济生活模式。”��

 

 石德生在采访中发现，只有很少一部分藏族移民能够出去挣钱，大部分找不到活干，或者干了力气活不能及时拿到工资。文章引用访谈对象D的话说︰“搬迁之前，我们对现在的生活充满了向往；但搬迁下来之后，我们遇到了很多的不适应。一是没事儿干。以前，我们能放牛、放羊，现下牛羊全卖了，我们不知道干啥。每天都没事儿干，天天看电视也不是个办法，而且还要花电费。我们想有点事儿干。”

 

 于是，很多搬迁到城镇的藏人后悔了，他们想要回到草原家乡去。但是，家乡的土地早已被政府收回。在记录片《不再恐惧》里，一位藏族青年讲述他们的遭遇：“他们在山沟上和地上用围栏把土地分割开。在5 到10年里不允许动物进入这些隔离地区，所以没有地方放牧。……他们建起围栏还种上荆棘，这样农民就不可能种植任何东西。”

 

 无路可走，生计无着，原本安分守己的藏人在陷入生存困境后，开始不安分了。他们在街道上漫无目标地行走，有的人因饥饿而被迫走上偷盗一途。王力雄在《格尔木的新藏人》一文里，描绘了藏族移民铤而走险的做法：“在格尔木去拉萨的青藏公路上，近年出现了一种案件，作案者埋伏在公路两边，用绳索像套马一样甩向公路上疾驰的摩托车，把骑车人套住拽下，然后把摩托车抢走。这种作案方式，让人猜测只有会放牧的人才有如此本事。”

 

 这是西藏传统社会结构被急剧摧毁的恶果。迁居藏人失去了家乡共同体的互助机制，又进入不了汉人主宰的社会。再也没有亲近的寺院来教化他们了，再也没有尊崇的喇嘛摸着他们的头，引导他们向善了。为了生计他们展开草原式的反抗，但很快就被拥有现代化武器的中共军警制服。

 

 在有些藏区，当局对付街头游荡的藏族新移民的方式是，将移民新村用围墙围起来，派人守在门口，登记所有外出的移民，以遏止违法行为。这样，荷枪实弹的军警就把“幸福新村”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只有少数汉化程度较深的藏人能融入汉人的商品经济之中，广大失去家园的藏民只能在异乡困顿地生存。迁居者的子女也遇到“上学难”的问题，除了彻底汉化之外，他们的下一代也无路可走。

 

 

 

  五， 环保和安居不是强制迁移的理由 

 

 中共当局宣传说，在藏区大搞这种全民迁移，他们动机是再好再善也没有了，一是为了保护高原水土环境，二是为了让游牧的藏民过现代化的定居生活。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就可发现，为了保护环境就必须迁走原住民，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秘书长哈希·扎西多杰，是中共当局多次奖励的著名藏族环保斗士，他认为保护青藏高原的环境，最合适的方式就是传统的藏族生活方式，藏民是当地环境的天然守护者。去年，哈希·扎西多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那种把人搬空就以为能够保护好当地自然的想法可能是错的，要保护一个地方，里面其实要有人，当然，得是世代生活在这里，对这土地充满挚爱的人。热爱土地的人是不会伤害土地的。因此，当他们发现自然与人类会出现失衡时，他们很快就会想出对策。只有那些对土地没有情感的人才可能伤害土地。可可西里当年会发生那么大的疯狂采金和盗猎的事件，一是因为可可西里原本是无人区，里面没有住着热爱它的人，二是大量涌进去的人，只为掠夺它、践踏它而去，当然不会珍惜它。”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的学者徐君也在《西藏研究》杂志上撰文，对搬走牧民能保护环境的观点提出了怀疑。她说：“对于草地退化的社会经济原因，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牧民们传统的牧业模式是‘不合理的’、‘落后的’和‘不科学的’……。但这种判断似乎缺乏对地方知识的基本了解，不见得完全符合事实。”

 

 其实，目前西藏环境被破坏的真正原因是：汉人进藏开矿挖金。只要停止那种掠夺性的疯狂开采，停止外来移民，让原住民继续过那种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西藏的环境就可以慢慢恢复。因此，为了环保要搞藏民大迁移，中共的理由很不充分。

 

 同样，中共让藏族农牧民过好日子的说辞也令人疑惑。人们所看重的东西，可以是物质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例如许多藏民把见达-赖-喇-嘛当作人生最大的幸福，有的藏人喜欢过自由自在的游牧生活。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让每个人都能得到其所应得的。

 

 由于每个人对什么是好日子的看法不同，其个人的目标、环境和知识都是主观的，只有其本人的认知才能做出最佳选择。因此，一个公正的社会应保证每个人都有选择自由，任何政府都无权代替个人作出迁居或不迁居的决策。
 
 世界各国有不少事实证明，传统的游牧生活与现代化并不冲突。例如瑞典北部驯鹿的萨米人，尽管属于当今最先进的现代化国家，但瑞典人并未将萨米人的游牧文化作为落后的东西去抛弃，而是尊重并保护萨米人传统的经济生活方式，在游牧文化的特点之上附以现代化手段，使其能够持续发展。今天，北欧的萨米人仍然在冰雪原野上奔驰放牧，只是传统的骑乘工具已由鹿拉雪橇改为机动雪橇，放牧时可以动用直升机监视鹿群。

 

 

  六， 真正目的是政治控制和土地掠夺

 

 那么，中共在高原搞大迁移运动的目的究竟何在？境内一些藏族官员私下向海外藏人透露：“说是让牧民定居，并不光是考虑环境，而是政治考虑。以前牧民在高原广大的土地上流动，中共的政治措施推行不力，无法管束宗教信仰虔诚的藏民。现在让藏民搬到交通方便的城镇定居，把他们圈起来便于管理，中共的公安可以随心所欲地监视他们。”

 

 中共的御用学者也在其高度评价安居工程的文章中，承认其政治目的是：“有利于破除达赖集团散布的谣言，夯实农牧民维稳的思想。”（西藏社科院张佳丽：《西藏农牧民安居工程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中共官员很高兴地说：藏民迁居后“求神拜佛的少了”，达-赖-喇-嘛的影响小了，西藏农牧民能“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了。在2008年藏区爆发抗议运动之后，为了“维稳”，中共加速了迁移藏民的运动，可见其政治控制的需要。

 

 除了政治目的之外，中共另一个重要目的是掠夺土地。一位藏人在在记录片《不再恐惧》里说：“中国人说西藏人住在山上，交通不便，生活艰苦，孩子们上学会很艰难。这是他们的一套说辞，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不说出真相的原因是，我们的土地非常有价值而且自然资源丰富，他们想获得这些资源，于是他们用花言巧语欺骗我们。就像哄小孩一样，让我们搬迁。”

 

 一位藏族女记者告诉我，她的家乡天峻县是青海湖西北的一个小县城，原本是资源丰富的天然牧场。八十年代因开发木里煤矿，那里的环境被污染后再也看不到蓝天。现在该地成了官方赞扬的执行安居工程很成功的典范，但藏族牧民搬到县城后穷得叮当响，政府官员却由于矿产而大捞油水。这个本地人口不到两万的县城，现在已有八、九万外来移民。去年那里发现了珍贵的“可燃冰”天然气，马上就要动工开采了，据说县政府又收到要接受外来移民十万人的上级文件。

 

 另一位藏族朋友向我解释说，中共把西藏人赶到城镇中，将大片的土地以极为廉价的方式收归国家掌控，这样，以后他们任意开采或利用土地，都不会再有藏人抗议的杂音。这位藏族朋友还认为， 中共夺取城市附近的土地是为了汉人移民。由于内地人口众多和资源的枯竭，汉人向西部移民是中共解决困境的有效途径。垄断一切的专制政治体制，也使当权者有为所欲为的可能。当藏人要求自己的土地权时，中共官员带着警察上门，威胁说：“天是国家的，地也是国家的。”

 

 这是汉人与藏人之间的一场严酷的生存竞争。过去藏人在高原上过游牧生活，其生存方式的突出特点，就是需要十分广袤的地域。多年来静悄悄推行的“安居工程”，让汉人成功地夺取了藏人的土地，压缩了藏人的活动范围，破坏了其生存环境。围绕土地问题的争夺，展现了安居工程非常残酷的一面。

 

 国际社会也看到了这一点。今年三月，在柏林召开的“地球第三极正遭遇危险-中国在西藏的环境政策”的研讨会上，澳大利亚科学家拉菲特谈到西藏牧民现况，说：“真正搬迁的原因是，为了让中国移民得到更合适的生活环境。中共政府或许是造成全球暖化的元凶。”他并猜测西藏牧民目前居住的贫瘠地区，未来可以成为中国农产品的处理区。德国能源专家法兰兹则暗示说，中共在西藏高原展开激烈的自然资源开发。

 

 马克思曾经指出：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这也是西藏人的悲哀，失去了主权，也就失去了生产力的所有权，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

 

 

 

  七，与世界其他被迁移的民族相比较

 

 曾几何时，我们见过如此规模巨大的民族大搬迁？

 

 在19世纪晚期，一位名叫哈姆林.加兰的美国作家在谈到印第安人的状况时写道：“这个大陆原来的主人现在已被白种人（像圈牲口一样）拘禁起来了。”为了解决西部开发中的土地问题和种族冲突问题，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实行了“保留地制度”。至今为止，有一百多万美国的印第安人生活在联邦政府划定的314个保留地内。

 

 然而，对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制度和当今中共在西藏的安居工程，是很不相同的。

 

 首先，在白人进入美洲的十六世纪，印第安人尚停留在古代氏族制度时期，以狩猎为生，一直没有形成有效占有和开发土地并确认其主权的制度。而西藏人早在公元七世纪的松赞干布时期，就结束了氏族制，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国，并学习中国唐朝实行“均田制”一类的土地分配之法。可以说，西藏的土地一直是有主的。

 

 其次，美国广泛推行“保留地制度”是在一百六十多年前，那时候，国际社会一些基本的人权理念和原则尚未产生。近几十年来，联合国制定了“确保任何人不被强迫迁移”的原则，通过了《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其中包括承认和尊重土著人民传统上拥有土地的权利。在二战之后，保护人权已成了普遍的理念，美国政府也改变了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在保留地采取了一些优惠经济政策，并以金钱补偿印第安人。而中国政府对西藏人权利的侵犯，发生在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人权准则之后。

 

 再次，美国印第安人在保留地里，是完全自由的和自治的，他们可以建立自己的立宪政府，选举各级官员；开办学校，发展教育；印刷报纸，出版书籍；兴办农业、牧业和贸易。虽然受到白人文明的冲击，但他们仍然在保留地里创造出繁荣的印第安文化。而西藏人在“幸福新村”里享受不到自由和民主，无法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

 

 综上所述，西藏人的处境不能与美国印第安人比。但我们回顾1944年被苏联政府流放的车臣民族的遭遇，可以发现，中共针对藏民的大迁移工程，与斯大林将整个车臣民族从高加索山区流放到哈萨克平原的做法，具有一些可比性。

 

 导致苏共流放车臣人的主要原因有：各民族争夺包括土地在内的生存资源，高加索地区的石油资源丰富，当地有激烈的民族宗教冲突，车臣人不肯放弃民族独立的信念，并反抗苏共推行的集体化政策。于是斯大林制定了“深谋远虑的计划”，以火车运走四十九万车臣人的方式，彻底解决车臣问题。

 

 比较起来，苏共流放车臣人与中共搞安居工程的动机很有点相似，只是斯大林的做法过于简单粗暴，导致车臣人民后来以恐怖手段报复俄国。而继承了中国几千年专制统治经验的中共，其谋略更深更阴险，手段更现代、更细致，他们会摆出一副伪善的面孔，营造出西藏人民幸福迁居新村的门面，来掩盖自己真正的目的。

 

 

   八，弱者有武器，安居工程后果难料 

 

 

 

 就长远的历史影响而言，藏区安居工程所能发挥的最大功能，可能是对西藏人整体的强制汉化和改造。这样的后果令人悲哀而无奈。从历史上看，大汉民族曾同化了威武一时的蒙元满清，现在以强大的经济势力与武装力量做后盾，同化一个小小的藏族似乎不在话下。
 
 但世间的事情总是充满了悖论。有藏族朋友从另一角度分析说，西藏人将会在被欺侮的过程中形成完美的现代民族主义，这样的安居工程甚至会为西藏的自由事业带来利益。因为，以前西藏人分散在25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土地上，常常吃地域或教派分裂的苦头，没有办法集中起来，而现在，藏民族有了集中起来一致对抗压迫的机会。

 

 那么，在如此相差悬殊的强弱势力对比之下，弱势的西藏人如何抗争呢？最近，唯色报道藏族僧侣在玉树地震中的杰出表现，谈及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的著作《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斯科特关注的是，受剥削者如何应对种种压榨他们的力量。他发现马来西亚农民“日常生活里的反抗形式”，即以低姿态的反抗技术进行自卫性的消耗战，用坚定强韧的努力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

 

 唯色说：“对于我们而言，抗争的资源就是与我们自己的宗教、传统和文化相关的一切。”最近，四川阿坝格尔登寺一位年轻僧人高喊“西藏需要自由”的口号在街头自焚，中共军警企图强行带走其他僧人。为守护格尔登寺的僧人，阿坝百姓全体出动，不分昼夜地睡在道路上。寺院的仁波切呼吁当局停止暴行，并警告说：“再多的军队和监狱，也可能是不够用的。”

 

 在反对殖民主义这一点上，马克思是比较彻底的。只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起家的中国共产党现已成了强权统治阶级，成了蛮横的殖民者。此时我们重温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论述，不但极具反讽的意味，而且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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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1年五、六、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