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茉莉

 

 

 今天，中國共產黨不太愛提馬克思了。因為中共目前搞的權貴資本主義，摧毀了資本主義的倫理底線，比馬克思批判過的西方資本主義更為腐敗和野蠻。如今還在讀馬克思的，倒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們，例如索羅斯等金融大亨，因為他們越來越認識到馬克思作為社會“病理學家”的價值。

 

 以社會“病理學家”的深刻洞察力，馬克思曾入木三分地剖析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指出英國在印度要完成的雙重使命——破壞性的使命和建設性的使命。“殖民主義的雙重使命”的論述，給我們認識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為，提供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獨特視角。

 

 近幾年來，中共當局在西藏搞出的“安居工程”，就是一個體現其破壞性和建設性的典型例子。這個強制性的全民大遷移工程，令整個西藏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機。從表面上看，讓藏民住新房是當局所做的“善事”，但實際上，這種被中共用來大事炫耀的“善”，卻建立在很深的“惡”的基礎之上。

 

 

  一， 對“安居工程”的褒貶截然不同

 

 在前不久北京的“兩會”上，西藏黨委書記張慶黎等中共官員高調地自我表揚，展示他們在西藏自治區實施“安居工程”的成果，即政府資助蓋房，改善農牧民的住房條件。他們擺出的數字是：到現在為止，西藏自治區已完成了農牧民安居工程27.48萬戶，已有140餘萬名農牧民住上新的住房。共新增159個鄉鎮。

 

 如此大規模的藏民大遷移，令人吃驚。在藏族人口只有二百多萬的“小西藏”（即西藏自治區），遷居者就占了百分之六十左右。此外，被分而治之在四川、青海、甘肅、雲南四省區的幾百萬藏族人口，“安居工程”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其數字也非常可觀。中共當局還誓言在未來三年裡，讓所有藏民繼續搬遷下去。

 

 中共媒體對此是一片歌功頌德的讚美之聲：“這是一種文明進步，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村莊風貌整潔優美，農民素質得到提高。”“西藏人民過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然而，在海外自由媒體的報道中，對此卻是一片批評之聲。在2008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九次會議上，西藏流亡政府駐瑞士辦事處人丹增桑培發言，引述西藏牧民頓珠旺青秘密製作的一部記錄片《遠離恐懼》（Leaving Fear Behind），向與會者表示，自從中國政府於2006年推行農牧民安居工程計劃以來，大批西藏牧民被搬遷到城鎮地區居住，很多牲畜被宰殺或者被迫出售。他強調，中共當局這一行為嚴重破壞了藏人傳統的生活方式，並破壞了西藏傳統的文化。

 

 去年12月，聯合國食品權利專員德舒特在結束對中國的訪問後，發表一份報告指出：在退牧還草的政策下，不能把牧民置於沒有任何選擇、迫使他們賣掉自己的牲畜和重新定居的艱難處境中。德舒特專員表示，中國當局在西藏和內蒙古等地實施的強迫牧民搬遷政策，已經違背了相關國際公約。世界著名的《人權觀察》組織也敦促中國政府停止強制遷移西藏牧民。

 

 一個“安居工程”，雙方的褒貶是如此涇渭分明、截然不同。認識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回顧殖民主義的歷史。馬克思曾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中指出： “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

 

 把馬克思這段話稍改一下，就可以運用到西藏問題上：中國政府在西藏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消滅西藏傳統的社會次序及其文化；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西藏為大漢族專制政權的掠奪與統治奠定物質基礎。

 

 這樣的“雙重使命”是如何實現的呢？最初，殖民者打開一個封閉型社會的大門，是依靠暴力征服實現的。到後來，要完全摧毀當地的傳統文化，掠奪當地的資源，除了暴力之外，還需要依靠經濟力量和專制政權的統治力量。

 

 

  二，開荒挖礦對西藏環境致命的破壞

 

 追溯“安居工程”產生的緣由，應該要追溯到1998年的長江大洪水那裡去，更遠一點，可追溯到中共在西藏開荒種地的五十年代去。

 

 中共大軍進藏之初，為了彌補軍需食物，當時的西藏軍區政治委員譚冠三大力支持創辦農場。1952年8月，西藏軍區的“八一農場”首先在高原上開荒播種，種植藏區所缺乏的蔬菜水果。而後，在中共占領的各個藏區，傳遍了“向荒原要糧食，把內地的蔬菜搬到西藏高原”的口號聲。懷着開墾處女地的豪情壯志，中共官兵刨掉藏區草地上的草皮，點起篝火唱起歌，表演起《南泥灣》的開荒歌舞。

 

 一個個蔬菜基地和蘋果園在高原出現，令中共非常自豪，他們覺得很有“建設性”。除了軍隊開荒之外，中共還把大批內地的勞改犯運到高原來，光是在青海藏區，就辦起了幾十個勞改農場，開墾了幾百萬畝荒地。一批批強迫拓荒的漢族勞改犯，把監獄農場變成了青海省的“糧倉”，僅德令哈農場每年就要上交國庫統購糧幾千萬斤。與此同時，中共還在藏區創建勞改工礦企業幾十個，開始大規模挖掘礦產。

 

 幾十年開荒挖礦、毀草種糧，給高原造成的破壞性惡果，慢慢地呈現了出來。位於青海南部的三江源，是長江、黃河、瀾滄江三條大河的發源地，在中共不合理的開荒種地之後，原來脆弱的生態環境失去了草被的保護，土壤被大風颳走，剩下沙礫一片。那裡冰川退縮，湖泊、沼澤萎縮，地下水位下降；氣候反常，自然災害加劇，冰雹、霜凍、乾旱、雪災有增無減；草地退化，蟲鼠危害嚴重。

 

 1998年長江發生特大洪水，中國共有29個省市遭災，受災人數上億。這次事件使中共當局大為震驚，他們終於認識到：三江源上游的生態環境衰退問題，導致三江中下游廣大地區旱澇災害頻繁，直接威脅到了長江、黃河流域的生態安全，隨時可以給中國人帶來新的巨大災難。

 

 上述幾十年的歷史變遷，令我們看到，中共在西藏的殖民，其兩個使命——破壞性和建設性是相互交織、相互滲透的。在“建設新西藏”的口號下，中共統治者把西藏變成它的原料產地，極度索取其自然資源。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角度看，即使殖民主義者有所謂的“建設性使命”，為當地的發展創造了某種物質前提，但也使當地人民付出了極大犧牲和痛苦的代價。

 

 長江大洪水之後，中共在藏區採取的一個措施是：“退耕還林，退牧還草。”2003年，大規模退牧還草計劃首先在黃河源頭瑪多縣地區實施，以後逐步向各藏區推廣。中共開始把農牧民從生態惡化區域內搬遷出來，遷移到其他地區重新落戶。這樣，由於漢人進藏開荒開礦而釀成的災難，要由世代與高原共存的藏民付出失去家園的代價。一項被認為是保護生態的區域計劃，到後來演變成興師動眾的全民大搬遷。

 

 

  三，強制遷移令西藏傳統社會結構解體

 

 以生態移民為由，中共在整個藏區掀起一個全民遷移運動，在藏族精英眼裡，中共的目的不是考慮環境，而是居心叵測的政治謀算。

 

 1853年，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中寫道：“他們用高於印度的文明，破壞了本地的公社，摧毀了本地的工業，夷平了本地社會中偉大和突出的一切，從而消滅了印度的文明。”

 

 西藏文明中“偉大和突出的一切”，是博大精深的藏傳佛教文化。在幾千年的生存發展中，藏族人民創造了一個適合高寒地區的生活方式。受藏傳佛教的影響，藏民在高原上從事着農耕和少量的畜牧，他們尊重生命、敬畏自然，與大自然和諧相處。亨廷頓說：“文化是制度之母。”西藏傳統的制度文明，也是與佛教文化緊密相關的。

 

 在中共占領西藏五十多年間，他們用大炮摧毀了西藏的傳統制度，但無法摧毀西藏的“無形的文明”，即觀念文明和人的內在精神世界。西藏人仍然信奉達－賴－喇－嘛，仍然在他們家鄉的寺廟裡供奉他們的上師，父老鄉親守望相助，都以傳統的道德倫理約束自己的行為。

 

 但是，一個以誘惑和強制為手段的大遷居運動，使西藏“無形的文明”陷於瀕危之境。藏人被從偏遠的地方遷往靠近公路、鐵路的城鎮，被當局集中居住在易於控制的新村。此時，祖祖輩輩的生活方式開始失效，原有的社會結構、輩分倫理以及地域文化不再有存在的可能。傳統社會中的氏族、村落等共同體的互助機制，此時也已失去。

 

 過去，穩定的價值系統支配着西藏人的社會行為，導致其文化的輝煌。他們重視宗教、重牧輕商、重義輕財、輕商賤利、勤勞謀生、反貪知足、誠實公正。無論經歷怎樣的外族暴力和時代動盪，只要藏區底層的生活方式不變，藏族文化的根基仍在，勤勞而純樸的西藏人，總是能在動盪之後找到和平與安寧。而現在，離鄉背井的藏人再也找不到心靈的安寧了。

 

 過去，每個藏人從生下來的那一天，就屬於某個部落和寺院，這個部落和寺院的歷史光榮及其悲傷，是大家共有的文化背景、記憶和精神財富，而現在，他們則變成陌生地區的異鄉人，失去了歸屬感。寺院和部落將變成久遠的回憶，民族文化傳承也可能隨之消失。

 

 馬克思說：“從人的感情上來說，親眼看到這無數辛勤經營的宗法制的祥和無害的社會組織一個個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親眼看到它們的每個成員既喪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喪失祖傳的謀生手段，是會感到難過的。”但馬克思認為，英國在摧毀印度傳統的社會結構之後，其建設性的使命是引進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體制的因素。

 

 然而，中共在摧毀了西藏傳統社會體制之後，卻是用一個黑暗野蠻的大漢族專制體制來代替。在履行破壞性使命時，中共不但摧毀文明財富，也瓦解了西藏自然經濟的根基，使傳統社會結構解體。與此同時，它建設起一個供大漢族掠奪的原料產地，還建設了把藏民圈起來進行漢化的“幸福新村”。

 

 
  四， 遷居藏人生計無着走投無路的悲劇

 

 最初，不少純樸的藏人在進城住新房時還是挺高興的。政府鼓勵農牧民搬遷的措施，是提供貸款，並補助一小筆錢。那些藏民賣掉自己的牛羊等牲畜，拿着鈔票搬到城鎮邊緣，蓋起了漂亮的藏式小洋樓（玉樹地震中倒塌的多是這種政府統一修建的新房），過上了定居生活。

 

 很快，麻煩就來了。一些來自偏遠地方的農牧民只會說藏語，而城鎮的通用語是漢語，他們莫名其妙地進入了一個陌生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他們傳統的謀生本事已經沒有用了。在勞工市場上，他們根本競爭不過內地來的漢族移民。城鎮生活需要支付各種諸如水電之類的費用，物價飛漲，他們出售牲畜的錢很快就花光了，政府的補助也沒有了。

 

 2008年，中共的《西藏研究》雜誌發表署名石德生的文章《三江源生態移民的生活狀況與社會適應》，該文以格爾木市長江源生態移民點為例，客觀地指出藏區生態移民的生活狀況是：“整體經濟收入和生活水準較低。”“移民只是脫離了原有游牧生活模式，未能形成具有現代特性的商業和市場經濟生活模式。”��

 

 石德生在採訪中發現，只有很少一部分藏族移民能夠出去掙錢，大部分找不到活干，或者幹了力氣活不能及時拿到工資。文章引用訪談對象D的話說︰“搬遷之前，我們對現在的生活充滿了嚮往；但搬遷下來之後，我們遇到了很多的不適應。一是沒事兒干。以前，我們能放牛、放羊，現下牛羊全賣了，我們不知道幹啥。每天都沒事兒干，天天看電視也不是個辦法，而且還要花電費。我們想有點事兒干。”

 

 於是，很多搬遷到城鎮的藏人後悔了，他們想要回到草原家鄉去。但是，家鄉的土地早已被政府收回。在記錄片《不再恐懼》裡，一位藏族青年講述他們的遭遇：“他們在山溝上和地上用圍欄把土地分割開。在5 到10年裡不允許動物進入這些隔離地區，所以沒有地方放牧。……他們建起圍欄還種上荊棘，這樣農民就不可能種植任何東西。”

 

 無路可走，生計無着，原本安分守己的藏人在陷入生存困境後，開始不安分了。他們在街道上漫無目標地行走，有的人因飢餓而被迫走上偷盜一途。王力雄在《格爾木的新藏人》一文里，描繪了藏族移民鋌而走險的做法：“在格爾木去拉薩的青藏公路上，近年出現了一種案件，作案者埋伏在公路兩邊，用繩索像套馬一樣甩向公路上疾馳的摩托車，把騎車人套住拽下，然後把摩托車搶走。這種作案方式，讓人猜測只有會放牧的人才有如此本事。”

 

 這是西藏傳統社會結構被急劇摧毀的惡果。遷居藏人失去了家鄉共同體的互助機制，又進入不了漢人主宰的社會。再也沒有親近的寺院來教化他們了，再也沒有尊崇的喇嘛摸着他們的頭，引導他們向善了。為了生計他們展開草原式的反抗，但很快就被擁有現代化武器的中共軍警制服。

 

 在有些藏區，當局對付街頭遊蕩的藏族新移民的方式是，將移民新村用圍牆圍起來，派人守在門口，登記所有外出的移民，以遏止違法行為。這樣，荷槍實彈的軍警就把“幸福新村”變成了一個大監獄。只有少數漢化程度較深的藏人能融入漢人的商品經濟之中，廣大失去家園的藏民只能在異鄉困頓地生存。遷居者的子女也遇到“上學難”的問題，除了徹底漢化之外，他們的下一代也無路可走。

 

 

 

  五， 環保和安居不是強制遷移的理由 

 

 中共當局宣傳說，在藏區大搞這種全民遷移，他們動機是再好再善也沒有了，一是為了保護高原水土環境，二是為了讓游牧的藏民過現代化的定居生活。我們仔細考察一下就可發現，為了保護環境就必須遷走原住民，這種說法是沒有道理的。

 

 青海省三江源生態環境保護協會秘書長哈希·扎西多傑，是中共當局多次獎勵的著名藏族環保鬥士，他認為保護青藏高原的環境，最合適的方式就是傳統的藏族生活方式，藏民是當地環境的天然守護者。去年，哈希·扎西多傑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那種把人搬空就以為能夠保護好當地自然的想法可能是錯的，要保護一個地方，裡面其實要有人，當然，得是世代生活在這裡，對這土地充滿摯愛的人。熱愛土地的人是不會傷害土地的。因此，當他們發現自然與人類會出現失衡時，他們很快就會想出對策。只有那些對土地沒有情感的人才可能傷害土地。可可西里當年會發生那麼大的瘋狂採金和盜獵的事件，一是因為可可西里原本是無人區，裡面沒有住着熱愛它的人，二是大量湧進去的人，只為掠奪它、踐踏它而去，當然不會珍惜它。”

 

  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的學者徐君也在《西藏研究》雜誌上撰文，對搬走牧民能保護環境的觀點提出了懷疑。她說：“對於草地退化的社會經濟原因，普遍流行的觀點認為︰牧民們傳統的牧業模式是‘不合理的’、‘落後的’和‘不科學的’……。但這種判斷似乎缺乏對地方知識的基本了解，不見得完全符合事實。”

 

 其實，目前西藏環境被破壞的真正原因是：漢人進藏開礦挖金。只要停止那種掠奪性的瘋狂開採，停止外來移民，讓原住民繼續過那種與大自然和諧共存的生活，西藏的環境就可以慢慢恢復。因此，為了環保要搞藏民大遷移，中共的理由很不充分。

 

 同樣，中共讓藏族農牧民過好日子的說辭也令人疑惑。人們所看重的東西，可以是物質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例如許多藏民把見達-賴-喇-嘛當作人生最大的幸福，有的藏人喜歡過自由自在的游牧生活。一個公正的社會，應該讓每個人都能得到其所應得的。

 

 由於每個人對什麼是好日子的看法不同，其個人的目標、環境和知識都是主觀的，只有其本人的認知才能做出最佳選擇。因此，一個公正的社會應保證每個人都有選擇自由，任何政府都無權代替個人作出遷居或不遷居的決策。
 
 世界各國有不少事實證明，傳統的游牧生活與現代化並不衝突。例如瑞典北部馴鹿的薩米人，儘管屬於當今最先進的現代化國家，但瑞典人並未將薩米人的游牧文化作為落後的東西去拋棄，而是尊重並保護薩米人傳統的經濟生活方式，在游牧文化的特點之上附以現代化手段，使其能夠持續發展。今天，北歐的薩米人仍然在冰雪原野上奔馳放牧，只是傳統的騎乘工具已由鹿拉雪橇改為機動雪橇，放牧時可以動用直升機監視鹿群。

 

 

  六， 真正目的是政治控制和土地掠奪

 

 那麼，中共在高原搞大遷移運動的目的究竟何在？境內一些藏族官員私下向海外藏人透露：“說是讓牧民定居，並不光是考慮環境，而是政治考慮。以前牧民在高原廣大的土地上流動，中共的政治措施推行不力，無法管束宗教信仰虔誠的藏民。現在讓藏民搬到交通方便的城鎮定居，把他們圈起來便於管理，中共的公安可以隨心所欲地監視他們。”

 

 中共的御用學者也在其高度評價安居工程的文章中，承認其政治目的是：“有利於破除達賴集團散布的謠言，夯實農牧民維穩的思想。”（西藏社科院張佳麗：《西藏農牧民安居工程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中共官員很高興地說：藏民遷居後“求神拜佛的少了”，達-賴-喇-嘛的影響小了，西藏農牧民能“聽到黨中央的聲音”了。在2008年藏區爆發抗議運動之後，為了“維穩”，中共加速了遷移藏民的運動，可見其政治控制的需要。

 

 除了政治目的之外，中共另一個重要目的是掠奪土地。一位藏人在在記錄片《不再恐懼》裡說：“中國人說西藏人住在山上，交通不便，生活艱苦，孩子們上學會很艱難。這是他們的一套說辭，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們不說出真相的原因是，我們的土地非常有價值而且自然資源豐富，他們想獲得這些資源，於是他們用花言巧語欺騙我們。就像哄小孩一樣，讓我們搬遷。”

 

 一位藏族女記者告訴我，她的家鄉天峻縣是青海湖西北的一個小縣城，原本是資源豐富的天然牧場。八十年代因開發木里煤礦，那裡的環境被污染後再也看不到藍天。現在該地成了官方讚揚的執行安居工程很成功的典範，但藏族牧民搬到縣城後窮得叮噹響，政府官員卻由於礦產而大撈油水。這個本地人口不到兩萬的縣城，現在已有八、九萬外來移民。去年那裡發現了珍貴的“可燃冰”天然氣，馬上就要動工開採了，據說縣政府又收到要接受外來移民十萬人的上級文件。

 

 另一位藏族朋友向我解釋說，中共把西藏人趕到城鎮中，將大片的土地以極為廉價的方式收歸國家掌控，這樣，以後他們任意開採或利用土地，都不會再有藏人抗議的雜音。這位藏族朋友還認為， 中共奪取城市附近的土地是為了漢人移民。由於內地人口眾多和資源的枯竭，漢人向西部移民是中共解決困境的有效途徑。壟斷一切的專制政治體制，也使當權者有為所欲為的可能。當藏人要求自己的土地權時，中共官員帶着警察上門，威脅說：“天是國家的，地也是國家的。”

 

 這是漢人與藏人之間的一場嚴酷的生存競爭。過去藏人在高原上過游牧生活，其生存方式的突出特點，就是需要十分廣袤的地域。多年來靜悄悄推行的“安居工程”，讓漢人成功地奪取了藏人的土地，壓縮了藏人的活動範圍，破壞了其生存環境。圍繞土地問題的爭奪，展現了安居工程非常殘酷的一面。

 

 國際社會也看到了這一點。今年三月，在柏林召開的“地球第三極正遭遇危險-中國在西藏的環境政策”的研討會上，澳大利亞科學家拉菲特談到西藏牧民現況，說：“真正搬遷的原因是，為了讓中國移民得到更合適的生活環境。中共政府或許是造成全球暖化的元兇。”他並猜測西藏牧民目前居住的貧瘠地區，未來可以成為中國農產品的處理區。德國能源專家法蘭茲則暗示說，中共在西藏高原展開激烈的自然資源開發。

 

 馬克思曾經指出：受“極卑鄙的利益所驅使”，“英國資產階級將被迫在印度實行的一切，既不會使人民群眾得到解放，也不會根本改善他們的社會狀況，因為這兩者不僅僅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於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這也是西藏人的悲哀，失去了主權，也就失去了生產力的所有權，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使用權。

 

 

 

  七，與世界其他被遷移的民族相比較

 

 曾幾何時，我們見過如此規模巨大的民族大搬遷？

 

 在19世紀晚期，一位名叫哈姆林.加蘭的美國作家在談到印第安人的狀況時寫道：“這個大陸原來的主人現在已被白種人（像圈牲口一樣）拘禁起來了。”為了解決西部開發中的土地問題和種族衝突問題，美國政府對印第安人實行了“保留地制度”。至今為止，有一百多萬美國的印第安人生活在聯邦政府劃定的314個保留地內。

 

 然而，對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制度和當今中共在西藏的安居工程，是很不相同的。

 

 首先，在白人進入美洲的十六世紀，印第安人尚停留在古代氏族制度時期，以狩獵為生，一直沒有形成有效占有和開發土地並確認其主權的制度。而西藏人早在公元七世紀的松贊干布時期，就結束了氏族制，建立了強大的吐蕃王國，並學習中國唐朝實行“均田制”一類的土地分配之法。可以說，西藏的土地一直是有主的。

 

 其次，美國廣泛推行“保留地制度”是在一百六十多年前，那時候，國際社會一些基本的人權理念和原則尚未產生。近幾十年來，聯合國制定了“確保任何人不被強迫遷移”的原則，通過了《土著人民權利宣言》，其中包括承認和尊重土著人民傳統上擁有土地的權利。在二戰之後，保護人權已成了普遍的理念，美國政府也改變了對印第安人的政策，在保留地採取了一些優惠經濟政策，並以金錢補償印第安人。而中國政府對西藏人權利的侵犯，發生在國際社會制定了一系列人權準則之後。

 

 再次，美國印第安人在保留地里，是完全自由的和自治的，他們可以建立自己的立憲政府，選舉各級官員；開辦學校，發展教育；印刷報紙，出版書籍；興辦農業、牧業和貿易。雖然受到白人文明的衝擊，但他們仍然在保留地里創造出繁榮的印第安文化。而西藏人在“幸福新村”里享受不到自由和民主，無法保護自己的民族文化。

 

 綜上所述，西藏人的處境不能與美國印第安人比。但我們回顧1944年被蘇聯政府流放的車臣民族的遭遇，可以發現，中共針對藏民的大遷移工程，與斯大林將整個車臣民族從高加索山區流放到哈薩克平原的做法，具有一些可比性。

 

 導致蘇共流放車臣人的主要原因有：各民族爭奪包括土地在內的生存資源，高加索地區的石油資源豐富，當地有激烈的民族宗教衝突，車臣人不肯放棄民族獨立的信念，並反抗蘇共推行的集體化政策。於是斯大林制定了“深謀遠慮的計劃”，以火車運走四十九萬車臣人的方式，徹底解決車臣問題。

 

 比較起來，蘇共流放車臣人與中共搞安居工程的動機很有點相似，只是斯大林的做法過於簡單粗暴，導致車臣人民後來以恐怖手段報復俄國。而繼承了中國幾千年專制統治經驗的中共，其謀略更深更陰險，手段更現代、更細緻，他們會擺出一副偽善的面孔，營造出西藏人民幸福遷居新村的門面，來掩蓋自己真正的目的。

 

 

   八，弱者有武器，安居工程後果難料 

 

 

 

 就長遠的歷史影響而言，藏區安居工程所能發揮的最大功能，可能是對西藏人整體的強制漢化和改造。這樣的後果令人悲哀而無奈。從歷史上看，大漢民族曾同化了威武一時的蒙元滿清，現在以強大的經濟勢力與武裝力量做後盾，同化一個小小的藏族似乎不在話下。
 
 但世間的事情總是充滿了悖論。有藏族朋友從另一角度分析說，西藏人將會在被欺侮的過程中形成完美的現代民族主義，這樣的安居工程甚至會為西藏的自由事業帶來利益。因為，以前西藏人分散在250萬平方公里的廣大土地上，常常吃地域或教派分裂的苦頭，沒有辦法集中起來，而現在，藏民族有了集中起來一致對抗壓迫的機會。

 

 那麼，在如此相差懸殊的強弱勢力對比之下，弱勢的西藏人如何抗爭呢？最近，唯色報道藏族僧侶在玉樹地震中的傑出表現，談及美國人類學家斯科特的著作《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斯科特關注的是，受剝削者如何應對種種壓榨他們的力量。他發現馬來西亞農民“日常生活里的反抗形式”，即以低姿態的反抗技術進行自衛性的消耗戰，用堅定強韌的努力對抗無法抗拒的不平等。

 

 唯色說：“對於我們而言，抗爭的資源就是與我們自己的宗教、傳統和文化相關的一切。”最近，四川阿壩格爾登寺一位年輕僧人高喊“西藏需要自由”的口號在街頭自焚，中共軍警企圖強行帶走其他僧人。為守護格爾登寺的僧人，阿壩百姓全體出動，不分晝夜地睡在道路上。寺院的仁波切呼籲當局停止暴行，並警告說：“再多的軍隊和監獄，也可能是不夠用的。”

 

 在反對殖民主義這一點上，馬克思是比較徹底的。只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起家的中國共產黨現已成了強權統治階級，成了蠻橫的殖民者。此時我們重溫馬克思關於殖民主義雙重使命的論述，不但極具反諷的意味，而且仍然有着深刻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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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11年五、六、七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