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迷人的生活编年史

   ——读《玛萨·格利霍恩的一生》


        茉莉


作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战地女记者、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玛萨·格利霍恩的生平，无疑是传记作家们深感兴趣的题材。自1998年3月玛萨在伦敦去世，已经有两部关于她的传记相继面世。前不久出版的第二本传记题为《玛萨·格利霍恩的一生》（Martha Gellhorn: a life），由于作者卡罗琳·穆尔赫德的母亲和玛萨是亲密的朋友，因此，在描绘这位叛逆的女性时，此书采用了相当丰富的个人资料。

卡罗琳全面翻阅了玛萨本人撰写的大量报道、冒险故事以及回忆友人（从伯恩斯坦、韦尔斯到罗斯福夫人）的集子，在书中使用了不少玛萨留下的私人信件，这些和朋友们的通信，渗透着文学性和个人性。这样，一位时代女性所走过的长长的、从未休止的人生路途，就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生活就是行动和热情”


玛萨是在一个星期天去世的。那时她已经89岁，快要失明，但仍然计划从伦敦飞去埃及，想去游泳和欣赏风景。在将近九十年的时间里，她的巨大成就和名望在欧美始终不曾黯淡。即使在生命的末期，孤独寂寞的她，身边还是围满了崇拜她的年轻记者。与年轻人的谈话，常常唤起玛萨对往昔辉煌的回忆，但由于患了不可治愈的癌症，她陷入长期的沮丧和绝望之中。终于，她平静而理性地，用几片药片熄灭了自己的生命火光。

玛萨的一生是一个传奇。她遇上了一个风云迭起的时代，终生执着于激情和旅行，长期穿梭于美国和欧洲，甚至到过中国。玛萨最喜欢的一段引自美国高等法院的名言是：“生活就是行动和热情，它要求一个人分享他的时代的行动和热情，甘冒生命的危险。”这段名言体现了玛萨本人的人生态度。

任何了解玛萨的人都说，她是人们很少见过的勇敢女性，她奔波于各个血与火的战场，却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严谨和精确，从不抱怨或哭泣。这种心理素质，归因于家庭对她的教养。1905年，玛萨出生在美国圣路易斯城，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内科医生，母亲是女权主义者，曾经被推选为“城市最佳公民”。家庭的餐桌上，孩子们经常展开知识性的辩论，父母准备着百科全书供孩子们参考。玛萨是家庭四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孩，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就被公认为是聪明机智、文雅而漂亮的。

少女玛萨在美国大萧条时期，被美国联邦紧急救济部门聘为调查员，从此开始了她作为流浪者和讲故事人的生涯。她旅行去偏僻的乡村，带着道德义愤，向政府报告她所看到的痛苦情景。从此之后，道德激情成了她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

为了“逃避世俗和平庸”，年轻的玛萨离开马沃学院去了巴黎。在那里，她成为世界青年运动的参与者。对于玛萨来说，迁移的时候才是她最幸福的时刻。在她漫长的生涯中，她拥有不同的住所－－古巴，墨西哥，罗马，肯尼亚，威尔士和伦敦，一开始搬迁新居她总是非常高兴，但最后总是由厌倦所代替。在与朋友的信件里，她抱怨说：“平静的生活如同活受罪。”虽然不停地行动，她还是找到了足够的平静时间，撰写了5部长篇和14个短篇，2本故事集，几本纪实散文，还有一部戏剧。

人们总是梦想自己成为另外一类人，因而低估自己本身的才能。曾经有许多年，玛萨想要成为出色的作家，因而在苦恼的挣扎中写作小说，但最后，她被世人承认的依然是她的记者才华。她的小说虽然也曾在当时获得赞扬，但不久就不再版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人遗忘。但作为一个时代最杰出的战地记者，玛萨永远被人铭记。她的战地报道包括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越战、－－，甚至在她八十一岁那年，她还在撰写巴拿马事件。


    当女性看见“战争的面孔”


1937年，作为外国记者，玛萨接受柯里尔杂志社的委派，去采访欧洲战事。这位身材高挑的金发摩登女郎，带着一个背包、五十美元的现金，和她的追踪西班牙内战的新闻任务，抵达马德里。在那里，她和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同居，度过了一段短暂的美好时光。当时，玛萨和海明威都紧张地关注着西班牙局势，决心成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

作为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女性，一位和平主义者，玛萨不但撰写战争报道，深入分析和阐述战争进程，她更为关注的是在战火中备受折磨的生命。由于有深厚的文学功底，玛萨在描绘战争时，往往用细腻的文笔和女性特有的敏锐，生动地描绘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悲惨命运。在马德里战争中，她描写铺满鹅卵石的广场发生的一幕：“那一刻，一切都停止了。一个肩上披着围巾的老妇人，手中抱着一个个细瘦而恐惧的小男孩，跑向广场。你可以知道，她一定想要尽快带着这孩子回家。”接着，她叙述这老妇人奔跑到广场中间时，怀里的小男孩被弹片击中的残酷情景。

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在没有获得许可的情况下，玛萨不顾一切禁令，偷偷爬上一艘医疗船，跟踪战事的进展。在那里，她参与抬担架运送盟军伤员，写出“诺曼底登陆”的精彩报道。她甚至请求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带她去参与奇袭纳粹德国。勇敢而无畏的她，拒绝当时的英美军队把她视为女性。她千辛万苦地深入虎穴，似乎刀枪不入，总是能运用她的智慧和她那富有魅力的外表，在战场上获得最前列的采访角度。

因此，与那些男性同事相比，玛萨从战地发回的报道更为详细、丰富、生动和有力。她要求自己“准确无误地记录”战争。在她看来，真实的新闻报道“不仅仅是一项职业，而且是为更美好世界做斗争时所必须履行的义务。”有一次，玛萨这样谈自己的写作：“在战争时期，我从不知道我将在远方看到或听到什么。”她有一种巨大的才能，对一切感到新鲜，对其时其地进行精确的描写：声音、气味，语言和姿态，和读者分享她的体验。清晰地刻画出战争的恐怖，玛萨也更深刻地理解了战争的根源，她的洞见往往令人们惊异。

勇敢的作家置身战场，反而感觉那里更像自己的家。尽管勇敢无畏，但玛萨在现场采访中，却常常陷入激动与愤怒之中，战争促使她思考人性和良知。二战之后，她乘车遍访废墟中的欧洲，追踪观察纽伦堡审判。在看到那么多人性的残忍和堕落之后，她再也不相信人类是完美的，从此失却了她的乐观主义人生观。

在集子《战争的面孔》中，玛萨写道：“战争一次又一次地使人民遭殃，这是所有我要说的事情。”她把自己视为见证人，例如在越战时期，她不去描写军事战略，而是冒着炮火纷飞，去访问医院、难民营和孤儿院，她的报道给予西方读者以人道主义的视角。五十多年，她的文笔从不褪色。即使在她年迈之时，当她表达对战争中无名牺牲者的同情，其谴责战争的言辞仍然尖刻。

玛萨有一句流转很广的名言：“我最不喜欢事事都很明智、小心谨慎，我讨厌事事违反本性。”喜欢冒险的玛萨在她89岁的漫长的生命中，一共追踪了七场战争，其人生如同一部行动电影，战争是其中最精彩的片段。


    海明威是她终生的烦恼


在这本饶有趣味的传记里，作者卡罗琳用了好几章的篇幅，描绘玛萨和海明威的婚姻。这场婚姻从1940年延续到1945年，经历了吵吵嚷嚷的离婚之后，玛萨曾长期回避这一段历史。她拒绝回答任何有关海明威的问题，甚至禁止朋友提起海明威的名字，否则会被她驱逐出门。她痛恨媒体把她的名字和海明威联系在一起，而且反对任何人为她写传记，以免涉及海明威。

玛萨和海明威因战争结缘。在三十年代初，年轻而美丽的她遇到已经成名的作家海明威，她说服海明威一起去报道西班牙内战，结果在马德里同坠爱河。当时一颗炮弹把他们住的那间旅店的锅炉炸开了，热水流淌之中，朋友们才发现秘密－－海明威和玛萨从同一间卧房里跑出来。后来，海明威与前妻离婚后正式与玛萨结婚。这段婚姻关系的细节被玛萨清楚地记录下来，这个主意还是海明威首先提出的，当他们被战争围困在马德里时，玛萨写下日常生活的细节，读来非常有趣。

从许多遗留下来的信件中，传记作者卡罗琳发现，玛萨其实长期沉溺于这段痛苦的婚姻中，无法忘记过去的一切。玛萨经常怀念二战，因为她那时和海明威一起生活在哈瓦那，正尝试写作海明威式的小说。由于玛萨坚持不肯放弃自己的新闻采访工作，令海明威很生气，他经常酗酒填补精神空虚，夫妻之间的争论和对抗无休无止。作为大男人，海明威不但喜欢装腔作势，自吹自擂，想要控制妻子，而且常常不注意卫生，其肮脏的程度令玛萨无法容忍。

正如朋友们评价的：“玛萨的聪明资质常常与海明威的天才相冲突。”很有决断的玛萨终于选择了事业，扔下海明威，跑到英国做战地记者去了。而后，海明威跟踪玛萨至伦敦，却沉溺于与另一位女子玛丽维尔斯的爱情中，再也没能挽回和玛萨的婚姻。1944年，玛萨写了一封信给海明威，说：“我希望我们现在可以结束了，声望、财产、知识、胜利。你在摩托车上是那么傲慢，我穿得那样糟糕，难道就是因为在米兰的拱门下一次奇迹般的共同回归吗？上帝作证，我希望如此，那些日子虽然艰难，却似乎有光彩，有希望，并且相信我们如此丰富地拥有一切。”

玛萨的名声更多地来自她曾是海明威的妻子，这一事实，令玛萨长期感到非常怨愤。在这一点上，玛萨是值得同情的，因为海明威并不像她那样勇敢、热情和多产。作为男人，他也毫不侠义，在玛萨离开他之后，他经常怀有恶意地谈论她，并且开粗俗的玩笑，可以称得上厚颜无耻。然而，玛萨至死都未能摆脱海明威带给她的烦恼。

在青春时期，优雅而苗条的玛萨对于男性富于吸引力。她有过多次艳遇，三次婚姻均告失败。在后来的漫游岁月里，她曾在不少地方居住过，总是在寻找爱情，但一旦爱情到来，却又拒绝它。她经常对朋友自哀自怜，说自己再也没有更多的幸福，也没有更多的爱情。她的私人生活搞得一团糟，想要孩子，但又做过多次流产，曾经在意大利收养了一个孤儿，却无法成功地做一个好母亲。玛萨曾在私人信件里清楚地表示，她担忧自己陷入贫困，为了挣钱糊口，她创作一些粗制滥造的短篇小说。然而，在私生活中不幸福的玛萨，却以她在新闻事业上的追求，成为她所属时代的偶像。


   西方左派面对复杂的现实


《玛萨·格利霍恩的一生》一书长达424页。在这本引人入胜的自传里，卡罗琳生动地再创造了玛萨的形象：一个有着敏锐感觉的作家，却不能认识自己；一位女性，她的道德指南针永远指向南方，但是她自己却无论东西南北到处尝试；一位常常陷入热烈爱恋之中的女性，却不能保持情意长久。

玛萨的三任丈夫都是西方左派，她本人也有强烈的左倾倾向。她反对美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如麦卡锡主义、越战和巴拿马战争。她关心底层人民，关注一切不正义的事件和暴行。1941年，她和海明威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在连天战火中来到中国，就很希望见到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描绘的主人公。

但传记作家卡罗琳指出，玛萨对于正义的热情并非完全一致。她和海明威一样，在真实、偏见和宣传之间小心翼翼地走钢丝。为了某些更大的利益，他们回避写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例如在西班牙内战中，玛萨拒绝报道共和党方面的暴行，虽然她明明知道那种暴行是何等肮脏。战争是复杂的，人们无法简单地判断某一方面的正义性。尽管玛萨有寻找真相的雄心，但她的真实往往过于简单。由于观察了纳粹集中营的残忍，玛萨成为犹太人最坚定的支持者，而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就成为她终生的盲点。

此外，玛萨有和重要人物交朋友的天分。通过她那争取妇女参政权的母亲，她结识了罗斯福夫人艾莉诺。罗斯福夫人成为她终生的良师益友。她定期去白宫拜访，甚至一度搬进白宫居住。在和艾莉诺讨论国内外的一些重大问题时，玛萨总是坦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在她和海明威的结婚时，艾莉诺送给她一套漂亮的柚木勺子和银制刀叉。在《战争的面孔》里，玛萨写道：“我很幸运地和一些高尚的人们度过那些时光。”她所说的高尚朋友，也包括战场上的无名战士和普通百姓。

《玛萨·格利霍恩的一生》的作者力求公正地行文，描绘这位杰出女性坎坷不平的一生。由于传记作者本人和玛萨之间的关系，这部传记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但它仍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有着编年史一般吸引人的魅力。阅读这类作家传记的一个益处是，让读者用新鲜的眼光去重新认识作家所处的时代和作品。

玛萨的灵魂就在她留下的战地文字中栖息。正如莎士比亚吟诵的：“虽然时间饕餮的吞噬一切／我们仍活着之时所做的努力／它的光荣却可磨钝时间镰刀的锋芒／而使我们成为永恒不朽的继承人。”

200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