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迷人的生活編年史

   ——讀《瑪薩·格利霍恩的一生》


        茉莉


作為二十世紀最傑出的戰地女記者、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瑪薩·格利霍恩的生平，無疑是傳記作家們深感興趣的題材。自1998年3月瑪薩在倫敦去世，已經有兩部關於她的傳記相繼面世。前不久出版的第二本傳記題為《瑪薩·格利霍恩的一生》（Martha Gellhorn: a life），由於作者卡羅琳·穆爾赫德的母親和瑪薩是親密的朋友，因此，在描繪這位叛逆的女性時，此書採用了相當豐富的個人資料。

卡羅琳全面翻閱了瑪薩本人撰寫的大量報道、冒險故事以及回憶友人（從伯恩斯坦、韋爾斯到羅斯福夫人）的集子，在書中使用了不少瑪薩留下的私人信件，這些和朋友們的通信，滲透着文學性和個人性。這樣，一位時代女性所走過的長長的、從未休止的人生路途，就清晰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生活就是行動和熱情”


瑪薩是在一個星期天去世的。那時她已經89歲，快要失明，但仍然計劃從倫敦飛去埃及，想去游泳和欣賞風景。在將近九十年的時間裡，她的巨大成就和名望在歐美始終不曾黯淡。即使在生命的末期，孤獨寂寞的她，身邊還是圍滿了崇拜她的年輕記者。與年輕人的談話，常常喚起瑪薩對往昔輝煌的回憶，但由於患了不可治癒的癌症，她陷入長期的沮喪和絕望之中。終於，她平靜而理性地，用幾片藥片熄滅了自己的生命火光。

瑪薩的一生是一個傳奇。她遇上了一個風雲迭起的時代，終生執着於激情和旅行，長期穿梭於美國和歐洲，甚至到過中國。瑪薩最喜歡的一段引自美國高等法院的名言是：“生活就是行動和熱情，它要求一個人分享他的時代的行動和熱情，甘冒生命的危險。”這段名言體現了瑪薩本人的人生態度。

任何了解瑪薩的人都說，她是人們很少見過的勇敢女性，她奔波於各個血與火的戰場，卻在任何時候都保持嚴謹和精確，從不抱怨或哭泣。這種心理素質，歸因於家庭對她的教養。1905年，瑪薩出生在美國聖路易斯城，父親是一位著名的內科醫生，母親是女權主義者，曾經被推選為“城市最佳公民”。家庭的餐桌上，孩子們經常展開知識性的辯論，父母準備着百科全書供孩子們參考。瑪薩是家庭四個孩子中唯一的女孩，當她還是一個小女孩時，就被公認為是聰明機智、文雅而漂亮的。

少女瑪薩在美國大蕭條時期，被美國聯邦緊急救濟部門聘為調查員，從此開始了她作為流浪者和講故事人的生涯。她旅行去偏僻的鄉村，帶着道德義憤，向政府報告她所看到的痛苦情景。從此之後，道德激情成了她作品的一個顯著特點。

為了“逃避世俗和平庸”，年輕的瑪薩離開馬沃學院去了巴黎。在那裡，她成為世界青年運動的參與者。對於瑪薩來說，遷移的時候才是她最幸福的時刻。在她漫長的生涯中，她擁有不同的住所－－古巴，墨西哥，羅馬，肯尼亞，威爾士和倫敦，一開始搬遷新居她總是非常高興，但最後總是由厭倦所代替。在與朋友的信件里，她抱怨說：“平靜的生活如同活受罪。”雖然不停地行動，她還是找到了足夠的平靜時間，撰寫了5部長篇和14個短篇，2本故事集，幾本紀實散文，還有一部戲劇。

人們總是夢想自己成為另外一類人，因而低估自己本身的才能。曾經有許多年，瑪薩想要成為出色的作家，因而在苦惱的掙扎中寫作小說，但最後，她被世人承認的依然是她的記者才華。她的小說雖然也曾在當時獲得讚揚，但不久就不再版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人遺忘。但作為一個時代最傑出的戰地記者，瑪薩永遠被人銘記。她的戰地報道包括西班牙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越戰、－－，甚至在她八十一歲那年，她還在撰寫巴拿馬事件。


    當女性看見“戰爭的面孔”


1937年，作為外國記者，瑪薩接受柯里爾雜誌社的委派，去採訪歐洲戰事。這位身材高挑的金髮摩登女郎，帶着一個背包、五十美元的現金，和她的追蹤西班牙內戰的新聞任務，抵達馬德里。在那裡，她和美國著名作家海明威同居，度過了一段短暫的美好時光。當時，瑪薩和海明威都緊張地關注着西班牙局勢，決心成為這一段歷史的見證人。

作為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女性，一位和平主義者，瑪薩不但撰寫戰爭報道，深入分析和闡述戰爭進程，她更為關注的是在戰火中備受折磨的生命。由於有深厚的文學功底，瑪薩在描繪戰爭時，往往用細膩的文筆和女性特有的敏銳，生動地描繪戰爭給人們帶來的悲慘命運。在馬德里戰爭中，她描寫鋪滿鵝卵石的廣場發生的一幕：“那一刻，一切都停止了。一個肩上披着圍巾的老婦人，手中抱着一個個細瘦而恐懼的小男孩，跑向廣場。你可以知道，她一定想要儘快帶着這孩子回家。”接着，她敘述這老婦人奔跑到廣場中間時，懷裡的小男孩被彈片擊中的殘酷情景。

1944年，盟軍在諾曼底登陸。在沒有獲得許可的情況下，瑪薩不顧一切禁令，偷偷爬上一艘醫療船，跟蹤戰事的進展。在那裡，她參與抬擔架運送盟軍傷員，寫出“諾曼底登陸”的精彩報道。她甚至請求英國皇家空軍的飛機帶她去參與奇襲納粹德國。勇敢而無畏的她，拒絕當時的英美軍隊把她視為女性。她千辛萬苦地深入虎穴，似乎刀槍不入，總是能運用她的智慧和她那富有魅力的外表，在戰場上獲得最前列的採訪角度。

因此，與那些男性同事相比，瑪薩從戰地發回的報道更為詳細、豐富、生動和有力。她要求自己“準確無誤地記錄”戰爭。在她看來，真實的新聞報道“不僅僅是一項職業，而且是為更美好世界做鬥爭時所必須履行的義務。”有一次，瑪薩這樣談自己的寫作：“在戰爭時期，我從不知道我將在遠方看到或聽到什麼。”她有一種巨大的才能，對一切感到新鮮，對其時其地進行精確的描寫：聲音、氣味，語言和姿態，和讀者分享她的體驗。清晰地刻畫出戰爭的恐怖，瑪薩也更深刻地理解了戰爭的根源，她的洞見往往令人們驚異。

勇敢的作家置身戰場，反而感覺那裡更像自己的家。儘管勇敢無畏，但瑪薩在現場採訪中，卻常常陷入激動與憤怒之中，戰爭促使她思考人性和良知。二戰之後，她乘車遍訪廢墟中的歐洲，追蹤觀察紐倫堡審判。在看到那麼多人性的殘忍和墮落之後，她再也不相信人類是完美的，從此失卻了她的樂觀主義人生觀。

在集子《戰爭的面孔》中，瑪薩寫道：“戰爭一次又一次地使人民遭殃，這是所有我要說的事情。”她把自己視為見證人，例如在越戰時期，她不去描寫軍事戰略，而是冒着炮火紛飛，去訪問醫院、難民營和孤兒院，她的報道給予西方讀者以人道主義的視角。五十多年，她的文筆從不褪色。即使在她年邁之時，當她表達對戰爭中無名犧牲者的同情，其譴責戰爭的言辭仍然尖刻。

瑪薩有一句流轉很廣的名言：“我最不喜歡事事都很明智、小心謹慎，我討厭事事違反本性。”喜歡冒險的瑪薩在她89歲的漫長的生命中，一共追蹤了七場戰爭，其人生如同一部行動電影，戰爭是其中最精彩的片段。


    海明威是她終生的煩惱


在這本饒有趣味的傳記里，作者卡羅琳用了好幾章的篇幅，描繪瑪薩和海明威的婚姻。這場婚姻從1940年延續到1945年，經歷了吵吵嚷嚷的離婚之後，瑪薩曾長期迴避這一段歷史。她拒絕回答任何有關海明威的問題，甚至禁止朋友提起海明威的名字，否則會被她驅逐出門。她痛恨媒體把她的名字和海明威聯繫在一起，而且反對任何人為她寫傳記，以免涉及海明威。

瑪薩和海明威因戰爭結緣。在三十年代初，年輕而美麗的她遇到已經成名的作家海明威，她說服海明威一起去報道西班牙內戰，結果在馬德里同墜愛河。當時一顆炮彈把他們住的那間旅店的鍋爐炸開了，熱水流淌之中，朋友們才發現秘密－－海明威和瑪薩從同一間臥房裡跑出來。後來，海明威與前妻離婚後正式與瑪薩結婚。這段婚姻關係的細節被瑪薩清楚地記錄下來，這個主意還是海明威首先提出的，當他們被戰爭圍困在馬德里時，瑪薩寫下日常生活的細節，讀來非常有趣。

從許多遺留下來的信件中，傳記作者卡羅琳發現，瑪薩其實長期沉溺於這段痛苦的婚姻中，無法忘記過去的一切。瑪薩經常懷念二戰，因為她那時和海明威一起生活在哈瓦那，正嘗試寫作海明威式的小說。由於瑪薩堅持不肯放棄自己的新聞採訪工作，令海明威很生氣，他經常酗酒填補精神空虛，夫妻之間的爭論和對抗無休無止。作為大男人，海明威不但喜歡裝腔作勢，自吹自擂，想要控制妻子，而且常常不注意衛生，其骯髒的程度令瑪薩無法容忍。

正如朋友們評價的：“瑪薩的聰明資質常常與海明威的天才相衝突。”很有決斷的瑪薩終於選擇了事業，扔下海明威，跑到英國做戰地記者去了。而後，海明威跟蹤瑪薩至倫敦，卻沉溺於與另一位女子瑪麗維爾斯的愛情中，再也沒能挽回和瑪薩的婚姻。1944年，瑪薩寫了一封信給海明威，說：“我希望我們現在可以結束了，聲望、財產、知識、勝利。你在摩托車上是那麼傲慢，我穿得那樣糟糕，難道就是因為在米蘭的拱門下一次奇蹟般的共同回歸嗎？上帝作證，我希望如此，那些日子雖然艱難，卻似乎有光彩，有希望，並且相信我們如此豐富地擁有一切。”

瑪薩的名聲更多地來自她曾是海明威的妻子，這一事實，令瑪薩長期感到非常怨憤。在這一點上，瑪薩是值得同情的，因為海明威並不像她那樣勇敢、熱情和多產。作為男人，他也毫不俠義，在瑪薩離開他之後，他經常懷有惡意地談論她，並且開粗俗的玩笑，可以稱得上厚顏無恥。然而，瑪薩至死都未能擺脫海明威帶給她的煩惱。

在青春時期，優雅而苗條的瑪薩對於男性富於吸引力。她有過多次艷遇，三次婚姻均告失敗。在後來的漫遊歲月里，她曾在不少地方居住過，總是在尋找愛情，但一旦愛情到來，卻又拒絕它。她經常對朋友自哀自憐，說自己再也沒有更多的幸福，也沒有更多的愛情。她的私人生活搞得一團糟，想要孩子，但又做過多次流產，曾經在意大利收養了一個孤兒，卻無法成功地做一個好母親。瑪薩曾在私人信件里清楚地表示，她擔憂自己陷入貧困，為了掙錢糊口，她創作一些粗製濫造的短篇小說。然而，在私生活中不幸福的瑪薩，卻以她在新聞事業上的追求，成為她所屬時代的偶像。


   西方左派面對複雜的現實


《瑪薩·格利霍恩的一生》一書長達424頁。在這本引人入勝的自傳里，卡羅琳生動地再創造了瑪薩的形象：一個有着敏銳感覺的作家，卻不能認識自己；一位女性，她的道德指南針永遠指向南方，但是她自己卻無論東西南北到處嘗試；一位常常陷入熱烈愛戀之中的女性，卻不能保持情意長久。

瑪薩的三任丈夫都是西方左派，她本人也有強烈的左傾傾向。她反對美國政府的一些政策，如麥卡錫主義、越戰和巴拿馬戰爭。她關心底層人民，關注一切不正義的事件和暴行。1941年，她和海明威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在連天戰火中來到中國，就很希望見到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描繪的主人公。

但傳記作家卡羅琳指出，瑪薩對於正義的熱情並非完全一致。她和海明威一樣，在真實、偏見和宣傳之間小心翼翼地走鋼絲。為了某些更大的利益，他們迴避寫一些不可調和的矛盾。例如在西班牙內戰中，瑪薩拒絕報道共和黨方面的暴行，雖然她明明知道那種暴行是何等骯髒。戰爭是複雜的，人們無法簡單地判斷某一方面的正義性。儘管瑪薩有尋找真相的雄心，但她的真實往往過於簡單。由於觀察了納粹集中營的殘忍，瑪薩成為猶太人最堅定的支持者，而巴勒斯坦人的苦難，就成為她終生的盲點。

此外，瑪薩有和重要人物交朋友的天分。通過她那爭取婦女參政權的母親，她結識了羅斯福夫人艾莉諾。羅斯福夫人成為她終生的良師益友。她定期去白宮拜訪，甚至一度搬進白宮居住。在和艾莉諾討論國內外的一些重大問題時，瑪薩總是坦率地表達自己的看法。在她和海明威的結婚時，艾莉諾送給她一套漂亮的柚木勺子和銀制刀叉。在《戰爭的面孔》裡，瑪薩寫道：“我很幸運地和一些高尚的人們度過那些時光。”她所說的高尚朋友，也包括戰場上的無名戰士和普通百姓。

《瑪薩·格利霍恩的一生》的作者力求公正地行文，描繪這位傑出女性坎坷不平的一生。由於傳記作者本人和瑪薩之間的關係，這部傳記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觀，但它仍然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書，有着編年史一般吸引人的魅力。閱讀這類作家傳記的一個益處是，讓讀者用新鮮的眼光去重新認識作家所處的時代和作品。

瑪薩的靈魂就在她留下的戰地文字中棲息。正如莎士比亞吟誦的：“雖然時間饕餮的吞噬一切／我們仍活着之時所做的努力／它的光榮卻可磨鈍時間鐮刀的鋒芒／而使我們成為永恆不朽的繼承人。”

200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