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藤庐里的流亡者之争
（瑞典）茉莉 《使命在身的流亡者》，是德国诗人布莱希特在逃避纳粹流亡国外期间写的诗。“我们不停地移居 / 尽量靠近边界 / 期待返乡的日子到来。/ 边界那边最微小的变动 / 我们都暗记心怀。”旧时代的流亡者是悲哀的，即使不像屈原、茨威格那样以死殉志，他们也大都因为与故乡音讯阻绝而痛苦万分。于是他们书写很多泣血的回忆，把故国之思寄托在文学艺术之中。 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异乡的流亡者展现了崭新的风貌。他们不再沉吟于过去的记忆，而是跨越国界地获取一切关注母国的信息，以自己在西方所获得的学识，以新的视角思考母国的问题，在网络等公共领域里传播民主自由的理念。新型流亡者指斥时政，揭露母国的弊病，促进母国的改革。例如，在阿拉伯各国的革命中就闪现着流亡者的身影。 但在前不久，台湾的两位教授在一个研讨会上以歧视性的语言，恶意质疑中国大陆的流亡学者。这似乎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笔者因此思考流亡者的命运、角色与作用。 ◎ 流亡学者遭台湾教授恶意质疑 紫藤庐是台北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茶馆。它的前身是周德伟先生的宅邸，在国民党威权时期，这幢日式官舍成为自由主义学者的聚会场所，当年殷海光、夏道平等知识分子常在此集会清谈，批评时政。 
为了纪念那一段历史，周德伟先生的儿子周渝先生于五月下旬，举办了《儒家思想、自由主义精神与知识分子的实践──周德伟教授回忆录出版暨研讨会》，邀请了一些具有批判意识的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如大陆学者姚中秋、邵建，海外流亡学者朱嘉明、何清涟等人。 一位叫雪风的台湾女作家在题为《针锋“紫藤庐”》的文章里说，她听了两场演讲，“真是精彩万分。”“ 流亡海外教授口齿清晰，理路明白，机关枪式的叙事能力与有条不紊的分析事理，令人佩服。”雪风还报道说，观众也是会议场合中的要角，当时在座提问的几位教授都不是省油的灯。 挑起敏感神经的两位教授之一，据说是马英九政府一位部长的夫人。这位女教授质疑朱嘉明说：“为什么流亡的学者总认为中国要亡了？”现在维也纳大学任教的朱嘉明认为，这是一种歧视流亡者的语言，两位台湾教授对流亡者没有同情心。 富有同情心的雪风描述当时的场景：“朱嘉明教授不只一次说：‘我当然希望中国好！ 那是我出生、生长的地方，流亡者有著不可抹灭的思乡，还有对本体文化的眷恋。’一连串流亡者不等于不能关心… 流亡者不等于… 流亡者不等于… 情绪所到之处，让人动容。” 这个意外的插曲也触动远在北欧的笔者的神经。如果那位部长夫人不健忘的话，当年逃往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也曾被视为流亡的中国政府，他们何以如此忘本？难道教授们也类似当今台湾一些退役高级将领，认为“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所以他们也和中国政府一样鄙视流亡者？ ◎ “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 流亡学者朱嘉明到底在这个研讨会上说了什么，以致引起那些台湾教授的厌恶感？在5月29日下午，朱嘉明的演讲题目是《哈耶克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21世纪以来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危机及其出路》。他回顾了自由主义的辉煌历史，梳理了它在当代发展及衰落的脉络，最后提出重建自由主义的问题。 在谈到“中国模式”时，朱嘉明概括出三个基本特征：“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结合”，并将这种“假市场经济”命名为“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他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抉择的时刻，我们要成为政府宰制下的奴隶，还是想争取自由？如果要自由，就要抛弃极权主义。 朱嘉明并没有说中国就要灭亡了。他先是分析了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说明“走向灭亡”和“走向崩溃”之不同：走向灭亡是一日一日的衰败，容易辨识；崩溃却是在一夕之间发生，而在崩溃前夕，外表上可能还是光鲜亮丽的，一般人看不出来，必须有深刻理解的人才能认识。然后朱嘉明指出：中国正在走向崩溃。 这种观点当然是可以争辩、可以讨论的。如果两位台湾教授不同意该观点，可以指出朱嘉明分析中的错误，并具体论证中国未来的经济形势仍将大好。但这两位台湾教授不去客观探讨中国的问题，而是因为朱嘉明的分析不符合中共的主流观点，其中有异议的成分，因此毫无道理地指责朱嘉明的流亡者身份。 1999年6月，我在波兰华沙纪念六四1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演讲。现场有一对亲中共的波兰汉学家夫妇，他们充满忧心地教育我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我说，在这里纪念六四，就是我不忘祖国、热爱祖国人民的证明。在中共红色渗透世界的时代，“爱国”成了一块掩盖罪恶的遮羞布。 美国总统汤托马斯·杰斐逊有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Dissent is the highest form of patriotism)。当政府一味说谎蒙蔽人民时，流亡者说出真实表示异议，这是爱国主义的一种最显著的表现。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观点，老百姓往往把向皇帝谏言提出异议的人，视为最爱国的忠臣。
◎ 流亡者的视野可能更为广阔 如前所述，互联网的兴起打破了流亡者宿命而被动的传统角色，赋予他们履行积极使命的可能性。从某种角度看，流亡学者比那些思想局限于国内体制内的学者，在认识中国问题方面视野更为广阔，更能提出有见地的观点。 首先，互联网使流亡者和坐在北京书斋里的学者同时获得资讯。由于没有新闻封锁，海外获得的资讯很可能更为真实，更为全面。苏轼有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就意味着，要认识庐山，就必须从庐山的云雾里走出来，才能认清山景全貌。 其次，流亡者身上带着母国与移居国的两种文化，有了新的眼界和思索。不少流亡者都有相似的经历。他们曾怀着理想和激情投入国内的民主运动，在运动失败后遭到迫害，被迫流亡海外。热切求知的流亡者在西方获得了新的学习机会。由于他们懂得母国国情，又在异国吸取了新的思想文化营养，因此获得一种比较性的独到眼光。在中西方社会政治异同之比较中，他们往往能更好地认清母国的现实。 再次，真理的本质是自由，只有不受任何干预，人们对事物的观察才能接近真相和真理。由于流亡者身居异乡，没有参与中共利益集团，没有成为腐败功利社会的一分子，他们因此在认识问题时精神更独立，立场更超然。在西方获得的言论和写作自由，也使他们能够没有顾忌地发表看法，并为国内不能说话的人代言。 一般来说，台湾人比较尊重西方学者，他们翻译很多西方著作，并经常引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其实，就对中国的了解而言，西方学者很可能不如流亡学者多。例如，曾是中国八十年代“改革四君子”之一的朱嘉明，现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担任经济学家，兼具东西方两方面的优势。如果有人否定流亡学者的价值，却去崇拜不太懂中国的西方人，这只能说是双重标准。 
◎ 中国流亡者沉痛的家国情怀 鲁迅曾经谈到辛亥革命和五四时期的那些勇将们，“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历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不久还是会这么变化。”八九民运过去的22年间，笔者见过不少当年的呐喊者后来做一百八十度的“转軚”，他们与中国政府“和谐”了，反过来轻蔑仍然坚持理念的流亡者。 萨伊德曾说： “流亡是道德的坚持。”六四后，中国大陆有学者倡导在历史中“缺席的权利”，我们却在一些流亡者身上发现悖论：流亡中的在场。背负着中国专制社会沉重而刻骨铭心的记忆，忍受着与亲友分离的悲伤，很多流亡者仍锲而不舍地关注祖国的命运，并希望自己能为祖国的变革贡献力量。 在欧美制度健全的民主国家，需要有反对党来扮演忠诚的监督角色。反对党的天职和本分就是和执政党对立，以使执政党不能为所欲为地搞权力腐败。西方民众纳税养活一大堆反对党议员，就是为了让他们去监督去反对。而在不容许反对党存在的中国，异议者或被监禁或被噤声，这样，海外流亡者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批判和反对的责任，揭露中国政府的治国失误与人权恶行。正是由于流亡者经常在西方为中国受害者作证，世界才获得对中共政权的真实而全面的认识。 流亡者本身的处境，也证明产生流亡者的国家侵犯人权。根据木桶原理，一只木桶盛水的多少，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一个国家只要还存在着政治犯和流亡者，这就是这个国家文明程度低劣的标志。已经获得民主自由的台湾人，只要还有一点基本的人权理念和人道价值观，就不难认识到这一点。 －－－－－－－－－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1年七月号，题为《部长夫人质难朱嘉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