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大獎，說什麼？

        ──格拉斯的人權鬥士本色

   到斯德哥爾摩來領大獎、吃大宴、平時妙筆生花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們會說些什麼呢？

   在金碧輝煌的皇家文學院舉行的演講是最難應付的。1983年獲獎的英國作家戈爾丁叫苦說：“幼年當學生時老師的命題作文也沒有這麼難呀！”可不，這個成績可是要在世界範圍里公布的。

   如果讓身為老師、又讀過幾十篇諾獎演說的筆者來打分，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君特．格拉斯在瑞典的獲獎演說將得到最高分數。西方人說：容器里裝的是什麼，倒出來的就是什麼。中國人說：血管里流出來的是血。筆者的看法則是：一個作家有多麼寬廣的心界，就會吐出多麼大的象牙來。像雄獅一樣為和平和人權長嘯的鬥士格拉斯，他的演講確實是一顆光彩熠熠的大象牙。

  ◎  不知感恩只問飢餓

   大多數諾獎得主是一些知道感恩的好人兒。在他們的獲獎演說里充滿了誠惶誠恐的感謝。尤其是一些從未想到自己會獲獎的謙虛作家。他們往往對似乎不該給予他的頒獎抱歉不休。用各種民族語言表達感激心情，其受之有愧的惶惑卻是驚人地一致。例如：

   “感謝文學院給了我一份我不敢奢望的榮譽。”“能夠得到這份殊榮，我心中充滿了喜悅之情。特別是我的親友都笑逐顏開。我年老的雙親有幸目睹我享有這番榮譽，確是萬分欣慰。”

   也有人在狂喜後哀嘆：“在財富與榮譽都傾灑到我身上時，唯獨缺少另一個最重要的──青春。”還有不少人表示，他們為死去的親友不能分享他們的榮譽而遺憾。這充分表明高貴的諾獎得主其實也和我們凡夫俗子一樣，是渴望少年得志、並希望能以其成功為親人增添榮耀的人。

   光耀之感、感戴之情，使得獲獎者們不吝於對瑞典的讚頌，甚至擔心自己的辭不達意。他們說瑞典是個可愛的國家，斯德哥爾摩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指出自己的文學成功受惠於瑞典作家斯特林堡，並讚美北歐才有的親切溫馨的人性。甚至有人為斯德哥爾摩來的長途電話而喜極欲泣：“感謝瑞典國王陛下──正義民族的正義君主。”

   唯獨這位格拉斯不知感恩。在長篇大論的獲獎演說中，他沒有用一個詞感謝瑞典文學院。相反，他一開始就強調：“從純粹的文學角度看，這個大廳和邀請我到這裡來的瑞典文學院，對於我來說是甚為陌生的。”即不承認自己的作品屬於純文學。他認為自己只是數百萬經過災變的實驗室雌鼠的一個代表。獲獎對他來說，只不過是在和瑞典文學院玩兒呢。

   拿到舉世矚目的大獎，格拉斯卻不平地質問：“代表數百萬在研究過程中的實驗室動物，我贏得了諾貝爾獎。而我則想到：幾乎沒有什麼獎金曾經頒發給那些力求使這個世界擺脫人類一大災患的科研項目──即根治飢餓的科研項目。……根深蒂固的貧困逐漸化為一片愁雲。難民正在雲集世界各地，伴隨而來的就是飢餓。如何根治這一巨大悲慘的現狀，政治認識與科學認識應當達成共識。但似乎沒有人決心進行這一事業。”

   面對西方富裕國家的聽眾，格拉斯不客氣地發出警告：“……無數的忍飢挨餓的窮人和大腹便便的饕餮之徒，富人餐桌上的美味和歡笑。問題仍然糾纏着我們。窮人日益增長的出生率抵銷了財富的增長。富饒的北方和西方可以嘗試在防禦壁壘中隱蔽起來，但難民潮仍然會把他們席捲進去，因為沒有一扇大門可以抵抗飢餓的擠壓。”

   他決定把獎金的一部份捐給“飢餓項目”──救助吉普賽人的慈善機構。

  ◎ 不讓德國為他感到光榮

   終生期待的這個輝煌時刻一旦到來，一些獲獎作家說：“在這隆重盛情的場合，我的祖國的國歌在耳邊響起。”他們忘不了其國族給予他們的養育之恩，因此認為自己是代表祖國接受這一至高無上的榮譽的。

   諾貝爾講壇同時也是宣揚本國本民族的光榮文化和歷史的一個機會。如日本的川端康成，他在其題為《我與美麗的日本》一文中，其它什麼也不談，就介紹日本的和歌、著名的高僧和禪宗，給瑞典人講解東方文化之幽深，以表現日本精神的真髓。埃及作家馬哈福茲發言時，以兩大文明──法老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創造者的名義感謝。前蘇聯的作家肖洛霍夫則代表全蘇聯俄羅斯作家感到自豪。

   對此，格拉斯在接受瑞典記者採訪時堅決強調：他的獲獎絕不是他為之感到恥辱的那個國家的光榮；他只是用德語寫作的作家。他說：“我來自一個焚燒書籍的國家。我懂得，焚毀可恨的書籍的欲望依舊是（或再一次成為）我們時代精神的一部份，……。”他不僅為當年發動罪惡戰爭的德國感到羞恥，而且為今天的德國和世界擔憂。像一切真正的愛國者一樣，格拉斯的著作和言論在德國激起憤怒甚至仇恨，即“出於對祖國的愛而從事的工作可以被視為弄髒了故國老巢的勾當。”

◎ 堅持真理做一個令人討厭的人

   不僅譴責自己的祖國，格拉斯還干涉他國內政，嚴厲譴責中國等專制國家侵犯作家的人權。他在演講中質問：“今天，在諸如中國、肯尼亞和克羅地亞這樣的國家，作家處在怎樣的高壓之下？”

   早在1903年，被稱為挪威國父的獲獎作家比昂松，就主張作家承擔起更大的人類責任。這之後，從瑞典國王高貴的手中接受諾獎的一些優秀作家們，都不失時機地做了宣揚正義和理想的演說。不少作家提到和平與人權的問題，並為自由精神呼籲。

   格拉斯與這些優秀作家們一脈相承。他認為：作家就其本義而言，是不能把歷史描繪成太平盛世的。他們總是迅速揭開被捂住的傷口。他也清楚地知道，堅持真理就會成為一個令人討厭的人。因為堅持真理就凡事要問：這是不是公正的？是不是人道的？這種質疑當然要觸及各方面的利益團體。

   於是，“這就使他們成為冒犯權貴的人，甚至成為罪人。但是，在他們拒絕與歷史的成功者聯手的一切事務中，最惹麻煩的是，他們樂於與失敗者、與那些有很多話要說卻沒有講壇訴說的失敗者攪在一起，評點歷史的進程。通過為失敗者代言，他們對成功者提出了質疑；通過與失敗者聯繫，他們站到了同一陣線中。”

   因此，自稱其作品根植於西班牙人或摩爾人的流浪漢小說流派中的格拉斯，以單騎長矛直衝風車的姿態，“往權力的廊柱上撒尿，在王侯的寶座上拉鋸。”當這個或那個利益集團要求人們忘卻歷史時，格拉斯說：“他們叫嚷了多少次，文學就作了多少次反抗。”

   只有一個人能夠讓高傲的格拉斯跪下，那就是加繆筆下的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和所有的人權呼籲者一樣，為人類困境憂傷的格拉斯不會不感到他在現實面前的無力和無助。“神聖而崇高的西西弗斯啊！”我們聽見這頭來自德國的雄獅在瑞典文學院的大廳里謙卑地祈禱。

200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