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哈金小说《疯狂》
茉莉
在哈金的小说《疯狂》里，有一个多次出现的镜头：一个小男孩被蝎子螫了，在山边时而尖叫，时而发颤地哭喊。与此同时，小说的主人公万坚正在为国家的危机、自己的个人前途深感痛苦。而不动声色的作家——哈金本人，也像那个长久哭叫的乡下孩子，想要向人倾吐自己伤痛，他说：“我知道它不会是一本受欢迎的书，但我有写这么一本书的需要。”
在爱尔兰海的轮船上，我把哈金的这本《疯狂》看完了。望着蔚蓝的海面，我也如被蝎子螫疼一般，作家平实细腻的敍述，直抵人心最深最软弱之处。我终于明白了作家的内心“需要”——他需要借小说这种形式，讲述一个有关个人和民族的疯狂的故事。
小说的第三十四章是集中写六四惨案的一章，主人公万坚在北京医院看到汽车库里堆积死者尸体，如同“宰好的猪”，他跌跌撞撞离开北京，碰到两个哭泣的学生，其中一个女生说：“我要写一部小说，把这些法西斯分子全写进去。”另一个男生说：“对，我们一定要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文字是否能对抗这畜生般的暴力？主人公万坚不敢肯定。但是，哈金，这个因六四事件而决定留在美国的中国作家，怀着“忧愤不平”，经过十几年的思考、观察与磨砺，终于实现了书中那个女生的承诺。他拿出这本份量不同一般的小说，以文学面对现实。按照哈金自己的话说，是“将历史的罪恶在文学里存录下来”。
◎ “疯狂”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疯狂》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是哈金已出版的作品中，最具政治色彩的一本。它所表达的，是政治压制和个人之间的长期冲突，是导致六四屠杀的民族疯狂。尽管政治态度鲜明，作家却回避政治结构性的大敍事，而是一如既往地遵循其写实派的传统，从琐碎的个人经历勾勒出时代背景，朴素而自然地体现生活的本色。
在这部小说中，哈金用他擅讲故事的才能，讲了三个故事：教授的神经失常，学生的惶惑与觉醒，六四事件。这样相互联系的三条情节线索，交织着人际关系、矛盾冲突的复杂网路。
故事发生的时间是１９８９年的春夏之交，地点是中国北方的一个省立大学——山宁师范学院，主要人物是文学系研究生万坚和他的导师杨教授。当故事开始时，杨教授突然中风住院，作为他的得意门生和未来的女婿，万坚被党支部书记派遣，承担其照顾的责任。于是，在冷清、肮脏的病房里，通过这个涉世未深的年轻学者的眼睛，读者可以看到平时和蔼谦逊的杨教授，在发疯之后表现出来的令人惊异的一切。
这位备受尊敬的老教授，开始在病房里胡言乱语，他有时滔滔不绝，编造一些离奇的故事，有时摹仿女性唱文革中歌颂“红太阳”的革命歌曲和京剧片段，还把自己想像成押去刑场的革命烈士，在慷慨就义前高呼“共产党万岁”。他辱駡自己曾经不忠的太太，以肉麻的语气向情人吐露衷情，还以歌剧一样的风格，讲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苦难，并背诵一些古代和外国的诗歌。不时的哭泣和怒吼，荒谬可笑和做作的“演讲”，变幻莫测的情绪涨落，波澜叠起的感情发泄，使热爱他的学生万坚陷入迷雾中。
最初，作为杨教授最看重的学生，万坚感到惊慌、厌恶与恐惧，他觉得很丢脸，甚至希望自己的老师“失去语言能力就好了”，而后，他开始为疯话里面流露出来的真情而感动，并好奇地探究杨教授内心世界的秘密，想要找出导致杨教授精神错乱的原因。就这样，作家让读者和故事的主人公一起，面对那位胡言乱语的老先生，去经历一场心灵的震荡。
杨教授在他不着边际的疯言疯语里，爆发出大量“政治不正确”的言辞，他谴责学校里那些搞阴谋伤害他的共产党官僚，控诉共产党制度使学者成了“砧板上的肉”，不但使学者饱受政治迫害，而且生活贫穷而窝囊，以致造成了自己的人生悲剧：无意义地浪费了自己的生命。除了对当局和社会的极度不满，杨教授还曝出自己的私生活——失败的初恋，妻子的外遇，与女学生的私通。
“人过着驴子般的生活。”书中的杨教授这样解释自己发疯的原因：“每天他给头脑里塞进更多的思想和感情，那头脑里已经装了很多东西，但他们全都出不来……，直到有一天他的头脑爆炸了。这就像一个高压锅，满得安全阀被塞住了，但火还在锅底下烧着，最后，就只有爆炸。”
这样一个疯子形象的塑造，有作家自己真实生活的投影，当年哈金自己在山东念书时，曾被学校派去照料一位中风、满嘴胡言乱语的教授，他因此获得创作灵感。作家在书里写道：“杨先生的脑袋就像砸破的保险箱——藏在里面的财宝撒得到处都是。”这种财宝，即杨教授曾终生隐藏的生活和感情的真实。
疯子是社会真实的揭发者，而作家是“人类心灵的渔猎者”。当书中人物完全敞开其心灵之窗，暴露其内心的秘密，一个激情而痛苦的灵魂——个人受到集体包围而发狂的过程，得以完全显露。这个过程，让人思考身为中国知识份子的现实处境，以及这个不合理的社会的本质。小说就这样以艺术的语言，对这个发疯的社会进行揭露和抨击。就如一位艺术理论家所说：“只有当形象活生生地驳斥既定秩序时，艺术才能说出自己的语言。”
为了强化主题，哈金还塑造了另一个疯子形象作为陪衬。那是一个被万坚称为“小猫头鹰”的人，此人曾是化学系讲师，在五十年代末被打成右派遭到逮捕，被送到东北一个劳改营里。为了逃避毒打、审讯和苦役，他开始佯装疯癫，喊口号、唱歌、学动物叫、胡说八道，还往自己身上抹泥巴和人粪。就这样，小猫头鹰终于活下来，但二十多年的装疯弄傻，已经弄假成真。他必须继续每天语无伦次地破口大骂。
小猫头鹰虽疯，却不像杨教授那样心灵痛苦，而且比大部分人要吃得好，小说中万坚的同屋满韬因此挖苦说：“中国是白痴的天堂。”无论吃得如何，这些疯子都是专制社会里的个人受害者，疯狂是这个社会的缩影。西方一首叫《疯狂》的歌曲这样唱道：“这就是疯狂——每次都有牺牲品死亡／有一种疯狂——燃烧在盲目者的眼眶／这就是疯狂——隐藏在憎恨和痛苦中／有一种疯狂——燃烧在疯狂者的灵魂。”
福楼拜说：“任何写照是讽刺，历史是控诉。”在这部小说中，杨教授对其准亲家——万坚的父亲的一席话，表明了中国知识份子在长期政治运动中的命运：“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的时代一定是知识份子最艰难的时期。多少生命被摧毁了，多少人才被糟蹋了。除了物质贫困之外，还有精神匮乏。”作为写实派的优秀作家，哈金用生动形象的人物描述，深刻揭示了人的真实生存状态，以毫不妥协的态度，完成了他尖锐而具有杀伤力的社会批判。
◎ 悬念、阴谋和《一九八四》
哈金是擅长使用悬念的。在《疯狂》一开头，哈金就设置了一个大悬念：刚神经错乱的杨教授，用粗砺、尖利的声音喊道：“宰了他们！宰了这些杂种！”这不由得让万坚和读者都産生疑问：他要除掉的人是谁，他为什么那样恨他们？这个悬念几乎贯穿全书。最后，杨教授在和彭书记吵架，从床上摔下来，造成严重脑震荡脑出血，临死前他还挣扎着对万坚说：“记住，替我报仇，还有……别忘了他们。杀、杀死他们，一个也不留！”
正如万坚所想到的，没有一件事情能单独引发杨教授的精神崩溃，而是一种合力把他击垮。把悬念挂在那里，作家就围绕主人公的个人关系，把杨教授被要挟的阴谋，借万坚的多重生活和心理推理，一层一层解答悬念之谜。
在杨教授的梦话里，万坚得知一个荒谬透顶的阴谋：杨先生被唯读过六年书的中文系领导人彭书记所逼迫，为她的侄儿向加拿大的教授写推荐信，申请物理学奖学金。当杨教授声明自己是文学教授，无权推荐物理学科的学生，彭书记就拿杨教授的私生活—和女学生的私通关系来敲诈威胁，同时要讨还杨教授去加拿大花费的一千八百美金。面临家庭和学术生涯就要毁于一旦的压力，杨教授的心理崩溃了。
这个阴谋里还套着另外一个阴谋，即黄副校长的独生子看上了杨教授的女儿、万坚的未婚妻——梅梅。为了拆散这对已经订婚的情侣，和黄副校长串通好了的彭书记，故意不合常理地安排万坚出差，使他没有时间准备考试，当万坚退出博士考试时，她又以“政策研究室工作需要党员资格”，断了万坚去做小职员的路。最后，当万坚经历了北京六四惨案回到学校，彭书记准备材料，要把万坚送进监狱或精神病院。之所以要这样斩草除根，是要防止万坚有重新夺回未婚妻的可能。
这一切狠毒的阴谋算计，令性格憨厚、有书生气的万坚目瞪口呆。他终于明白杨先生临死前想要杀死的是哪些人，也发现人们是怎样以革命的名义，干各种谋取私利、满足私欲的勾当。万坚的父亲以前在天津当编辑，因为批评专横跋扈的报社党委书记，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北大荒去劳改，一家人受连累。万坚曾因此对未婚妻说：“政治是险恶之地，毒如酸雨，你我这种小人物不宜涉足。”
政府当局无所不在的控制，甚至渗入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这就令人想起奥威尔的名作《一九八四》，那里“海洋国”的政府大楼书写的原则是：“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那里的监视无孔不入，人们没有“私人生活”可言。
批评家加里·亨利在论述犹太作家威塞尔的作品中指出：“当憎恨和冷漠是社会常态时，一个真正的人必须在道德上发疯以抗议社会的非人道。”出人意料的悬念，就这样一步步地显示了杨教授发疯的必然性。
这部小说中的疯狂，既有个人在病房里幽闭性的疯狂，也有病房之外的社会性疯狂。可怜的万坚穿梭于医院和学校。就在杨教授发疯之际，医院之外学生运动已经热烈展开。他在路上看到警察增多，听说山宁师范学院的学生准备在市中心示威。万坚还常和同屋收听美国之音，获知北京已经宣布戒严，他们议论为什么政府领导人害怕学生。万坚的未婚妻梅梅也不断从北京来信，告知学生运动进展的情况。
在一九八九年前已经离开中国的哈金，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天安门事件，这就使得这本书难産，经过十四年、三十次的修改才得以完成。从未在任何极权主义国家生活过的英国作家奥威尔，能够在五十年代初，写出深刻、真确而富于洞见的反极权小说《一九八四》。同样，在中国大陆成长的哈金，借助自己的生活积累，参考现代影像及文字资料，也能对六四事件进行准确的描述。令笔者感动的是，哈金所采取的一种非常认真负责的写作态度，他说：“我们不能在死者的尸体旁指手划脚！”
为了写得可信，哈金让小说中的万坚在北京迷路，和一同上京的同伴失散，然后，作家通过万坚的眼睛，描述了北京人民阻止军队进城的场景。中共当局发疯一般的镇压，在哈金笔下触目惊心。例如：当万坚在天安门广场和其他人失去联系，一个人跻身于人群中，他亲眼看到，一个下了吉普车的英俊军官，走向一个和士兵说话的学生，“只见他一言不发就拔出手枪，朝那学生头上开了一枪，那学生应声倒地，……脑浆溢到柏油路面上，像捣碎的豆腐；击碎的头颅里冒出一缕水气。”
并无政治意愿的万坚自白说：“随着事件的凶暴性逐渐显露出来，我们当中许多人逐渐变得沉默。我感到孤独和悲哀。我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参加民主斗争，但我现在却卷入一场对我毫无意义的悲剧中。我当初就不该来到这里。这时我想起了那个被我撇下的受伤的女人，她大概已经死了。为什么我不把她拖到更安全的地方？——想到这里，我又泪如泉涌，忍不住痛哭起来。”
以一个旁观者的现场见证，作家描绘出血腥的真实。人类的疯狂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杨教授式的“唱歌的疯狂”，另一种是六四屠夫们“杀人的疯狂”。
谈到这部小说，哈金说：“天安门事件对我的震撼太大了，使我移居美国，改用英语写作。”在美国已经有了一张平静的书桌，哈金在平静中回忆观照二十世纪下半夜的共产党中国，试图用英语写出那种残酷和诡异。由于他获得了一种更为广阔的眼界和胸怀。一个民族疯狂的苦难怪圈，得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 叩问灵魂追求精神天空
这是一部寻找人的灵魂的小说，作家在描绘人心的痛苦和追求上着墨不少。在小说中，我们不时可以听到杨先生的呜咽：“我怎样才能逃离这令人窒息的房间，这破不开的茧，这彻头彻尾的棺材？我怎样才能解救我的灵魂？我不想死得像一只蛆虫。”这位正在走向死亡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宣称：“我一定要拯救我的灵魂！”“我只怕对不起我的苦难。”
叩问灵魂，是传统知识份子的经典命题。当年苏格拉底面对雅典公民法庭的死刑裁决，仍然孜孜不倦地思考灵魂与肉体的关系。近代以来的世界文学中，俄罗斯作家是叩问灵魂最多的一群，由于俄罗斯大地的苦难，作家们具有沉重的道德感，他们的文学因此正视现实、关注社会、直面人生、开掘人性，形成了一种伟大而又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
中国五十年来专制统治的现实，与沙俄时代有某种相似性，社会的压抑和苦痛，激发了作家的写作欲望。哈金因此成为俄罗斯老师们忠实的中国学生，他和那些大师们——果戈里、屠格涅夫、契柯夫一样，关注着人的心灵的震颤。
自从小说《等待》在美国获奖，就有评论家发现哈金小说具有契柯夫风格。笔者作为少年时代的“契柯夫迷”，我在阅读《疯狂》时也惊讶地发现，小说的字里行间不时闪现着契柯夫的影子，例如那简练朴实的文字风格，契柯夫式的忧郁，以及面对灰色人生所産生的质疑：生活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在小说中，受人尊敬的老教授对中国知识份子的存在进行彻底的否定。他尖锐地说：“中国哪里有知识份子？笑话，谁受过大学教育，就叫做知识份子？事实是，人文学科的所有人都是小职员，理工科里的所有人都是技术员。告诉我，谁才是真正独立的知识份子，那种又有独创性思想又讲真话的人？我一个也没见过。我们都是国家的哑巴劳工──是退化的人种。”
杨教授在神志不清时所说的话，比任何时候都一针见血。当来探病的宋教授说杨教授是最好的学者时，杨教授回答说：“我一生都是小职员，你也是。我们都是国家的奴隶。”“我们都堕入野蛮和怯懦。现在这颗螺丝钉磨坏了，必须换掉，所以把我当成损失，注册好了。”杨教授还编造一个故事，说一个人老想着了结一切，想像停止这种没有意义的存在，他寻找了各种自杀的方法都失败了，他注定要这样活下去。
生活越是残缺，人越是向往精神的天空，杨教授因此渴望某种自由洁净的空间。就是在幻觉中和女学生调情，他也流露心声：“维亚，你不觉得我蠢吗？有时候我多想在山脚下种土豆，而不教什么文学。如果我是个农民，我会生活得快快乐乐。知识就是痛苦和悲哀。”在那个地狱般的病房里，他语无伦次地朗诵《神曲》中的“天堂篇”，脸神越来越放松，仿佛“由俾德丽采引领，穿过仙境，沐浴在圣洁的爱情和天堂的光辉里。”
在病中，这位导师给了万坚与以前截然不同的劝告和教导，他要准备考博士的万坚尽快离开这座铁屋，甚至去种小米，说：“书读得越多，就越容易发疯，像我。”“做学者，你只是砧板上的一块肉，而别人是刀斧，可以任意宰割。”“我告诉你，钻研书本没有什么用，学术游戏没有什么是严肃的。都只是玩弄文字和诡辩。没有创见，只有老生常谈，全看你会不会耍小聪明和丢书袋。”“在这个酱缸里，就连石头也会被腌透，失去本色，开始发臭。你应该找个有清水和新鲜空气的地方呆下去，保养你的灵魂。”
眼睁睁地看着杨教授被逼疯逼死，万坚不得不面对凄惨的现实，不得不诚实地面对自己。他在杨教授的遗像前哭泣说：“我不想过他那种生活，我不想含恨死去。”他因此放弃博士考试，决定去追求官场生涯，去做一个比无聊的学者更有用的人。他希望能够掌握分配资源和资金的权力，去帮助像那个被螫得哭叫不止的孩子，和他在乡下目睹的那些受蹂躏的人。
与恶狠狠地表示“要吸尽人生的果汁”的同学班平不一样，万坚追求的不是物质利益，而是某种对生命有意义的东西。然而，万坚进入官场、帮助弱者的幻梦被现实无情地摧毁。他拒绝接受和他老师同样的命运，对当局来说就是“谋反”。他曾经在餐馆为一个农民打抱不平，结果那个农民却把他丢下任恶棍宰割。他的未婚妻梅梅也宣布与他分手。他走投无路了。
小说就像一首悲悯的咏叹调，万坚似乎不时在叹息：“我的心在颤抖，充满了怜悯、沮丧和厌恶。”
此书最后一幕是，万坚划了一根火柴烧掉学生证，然后去理发店剪掉长发，从此改名换姓。也许，这个结尾象征知识份子的觉醒，象征着万坚要掌握自己的灵魂，将去过另一种积极的、有意义的生活。
◎ 作家永远是一匹“害群之马”
早就知道这本书将是一本不会畅销的书，哈金仍然坚持花费很大力气去完成，他的举动令我想起米兰·昆德拉的话：“作家永远是一匹害群之马。”这意味着，真正的作家决不肯为了取悦大众而出卖灵魂。对于一种腐朽的制度，一个有才华也有责任感的作家，必定自觉不自觉地去做“害群之马”，以剔除腐朽，必定孜孜不倦地寻求文学的最高目标——探讨“人的自由”，以创造新生。
就在一些海外华人作家和港台作家争先恐后抢占大陆图书市场，一个个高雅地“不问政治”之时，哈金，一个业已在海外成功的人，执意要写出这么一本明显令中国当局尴尬的小说，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勿忘六四”的持守，表明自己与弱者、受欺凌者分担痛苦的愿望。这位出身中共军人家庭、自己也曾是军人的作家，在心灵上受到托尔斯泰、契柯夫等前辈大师的感召，义无反顾地走向反极权的人道主义。
一如他的小说那样朴实平和，哈金对不少媒体和读者声称，他写作的原因是“为了谋生”，谋生当然是西方生活的现实需要。然而，如果完全是为了谋生而写作，哈金可以寻找更取巧、更符合市场风向的题材，不必如此辛苦经营，也不必开罪强权，使自己可能失去回国风光和捞银子的机会。
爱好文学的人们一般记住了哈金说的“为谋生写作”，没想到低调的哈金还有另外一句话：“在美国谋生并不难，但是如何让生命活得有价值就很难了。”那么，在哈金心里。怎样的生命才是有价值呢？记得有一位读者曾经问哈金，你为什么写遥远中国的事情，而不去表现中国留学生的生活。于不惑之年跻身于竞争激烈的美国高等学府，历经留学就业艰辛的哈金回答说：“海外留学生的痛苦，不是没有，但相比之下微不足道。”
触摸时代最深沉的疮疤，给哭喊着的灵魂写史，这是哈金的不同凡响之处，是他在谋生之余，所追求的大写的作家价值观。
英国女作家伍尔芙在《论现代小说》时谈到契柯夫，她说：“如果对于别人所受苦难的同情、对他们的爱、对于寻求某种值得心灵竭力追求的目标的努力，造成的是一种圣洁，那么，在每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身上，都似乎能看到圣徒的特征。正是他们身上的这种圣洁性，使我们对自己身上的那种亵渎神灵的卑琐感到惶惑不安，并使我们的许多名著显得华而不实且玩弄技巧。”
惦记着一个被蝎子螫了长久哭叫的乡下小男孩，为浴血的悲剧和苦难做见证，不曾高谈爱和同情的作家哈金，不露声色地，用他关爱的目光抚慰人心，使他的作品具有某种圣洁性。然而，哈金的成功，不只是由于他吸取了俄国大师们的精神源泉，更主要的，是他在思想上对中国现实深刻的洞察，以及其文字表现的穿透力。他在现实中发现了黑暗与绝望，但他鼓励人们去追求明亮而辽阔的精神空间。
2004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