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將怎樣治理西藏？
茉莉
預測北京中南海未來的政策動向，大都如“哥德巴赫猜想”一樣，有點高深莫測。因為專制政權不按牌理出牌，中南海新任的領導人缺乏透明度。例如十年前中國知識分子曾熱切期待“胡溫新政”，那種一廂情願的盼望，在今天看來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那麼，為什麼我要談“習近平將怎樣治理西藏”的問題呢？無論中國新任領導人多麼神秘，他的本質仍然如馬克思所說：“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這說明人的社會屬性，人都是處於一定社會關係裡的人。而且，習近平不像胡錦濤和溫家寶一類“大掌柜”，他是中共高幹的第二代，正宗世襲的紅色接班人。他的父輩留下的歷史資料很多，他本人也長期從政。因此，我們可以根據習近平的社會關係以及個人經歷，去分析推理，預測他的未來。 ◎ 習仲勛曾招降西藏反叛首領
在中共高幹中，習仲勛是口碑較好的一個。他是陝西人，年輕時就加入共產黨，開展農民運動。五十年代中共執政後，習仲勛曾任中共中央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這樣一個忠誠的共產黨人，卻在1962年因為受小說《劉志丹》的牽連，遭受長達十六年的迫害。
在習仲勛的生平中，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在1987年鄧小平開會批判胡耀邦時，習仲勛為了維護胡耀邦，當場和薄一波、鄧力群等人拍桌子吵架。由於自身遭受迫害的經歷，習仲勛對搞改革開放、平反冤假錯案的胡耀邦是很有感情的。 二是習仲勛在五十年代任西北局書記時，在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地改革和剿匪、鎮反運動中，採取了“慎重穩進”的寬鬆政策，與班禪喇嘛和達賴喇嘛都有過友好交往。當年習仲勛招降西藏第十二代千戶項謙的事跡，被毛澤東稱讚為“諸葛亮七擒孟獲”。其實，習仲勛是按照中國的《孫子兵法》：“不戰而屈人之兵。” 1950年，青海藏族昂拉部落的第十二代千戶項謙，領導當地藏民開展反叛運動。他們憑着險要地勢武裝自己，拒絕服從漢人的統治。當時，中共青海省軍政當局準備用五個團去鎮壓項謙，習仲勛不同意，他提出在充分軍事準備基礎上以政治爭取為主的方針，爭取項謙的歸順。在兩年零七個月時間裡，習仲勛先後派出多位官員和藏族首領、活佛等，十幾次勸說項謙。最後項謙向中共投降。 胡耀邦在八十年代初要求大多數漢人撤出西藏，給西藏人真正的自治權利，習仲勛似乎沒有這樣的民主觀念和權利意識。但習仲勛參與統治西藏，其做法有其特點。首先，他認識到西藏問題的特殊性，不能用與漢族相同的政策統一執行。他的工作方法比較溫和穩當，多少會考慮一點少數民族的利益。
◎ 被利用的“漢藏友誼”與“王道”
習仲勛在西藏工作上的另一特點是：善於爭取西藏的上層人士。他和班禪喇嘛的交往長達四十年，已經成為漢藏友誼的佳話美談。班禪喇嘛去世後，習仲勛於1989年2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深切懷念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朋友班禪大師》，也強調他們之間的深厚友情。
但如果我們仔細考察一下這種“深厚友情”，就可發現，其中明顯地帶有異族統治者拉攏並利用被統治者的性質。 第一，按照毛澤東指示，扶植班禪喇嘛，以制衡達賴喇嘛的影響力。 1951年4月，應邀前往北京參加談判的十世班禪喇嘛路經西安，習仲勛代表西北局到機場迎接。那時候，習仲勛看到的是“一個活脫脫的英俊藏族少年活佛形象”。二人一見面似乎就很投緣。 讓我們看看在此之前發生了什麼。1949年9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一文，其中談到：“從西藏統治者內部矛盾來說，是以達賴和班禪的對立為其集中的表現。” 一旦毛澤東等共產黨認識到西藏人內部的矛盾，他們就要加以利用了。 在毛澤東看來，班禪喇嘛是親國民黨的，國民黨雖然是共產黨的敵人，但畢竟還是漢族人。中共認為受英美支持的達賴喇嘛比較難以控制，而班禪喇嘛是格魯派的第二大活佛，在康區有一大批追隨者，中共需要班禪喇嘛作為統治西藏的棋子。於是，中共以促進西藏內部團結為名，支持班禪喇嘛重返西藏，以制衡達賴喇嘛。
第二，利用“護送班禪喇嘛回西藏”的旗號，中共重兵進藏兵不血刃。
1951年12月19日，十世班禪喇嘛自青海西寧啟程返藏，習仲勛親往送行。但是，習仲勛送的不只是班禪喇嘛一行，他手下的西北進藏部隊打上“護送班禪喇嘛回西藏”的旗號，每人配備兩匹馬、四條氂牛、一匹騾子，跟隨班禪喇嘛進藏。就這樣，中國進藏部隊兵不血刃地進了拉薩。 應該說，習仲勛“慎重穩進”的政策在當時還比較得人心，這屬於中國封建主義統治術中的“王道”。但魯迅先生就很懷疑王道背後的目的，他在《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說：“在中國的王道，看去雖然好像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卻是兄弟，這之前和之後，一定要有霸道跑來的。人民之所謳歌，就為了希望霸道的減輕，或者不更加重的緣故。” 事實確實如此。在護送班禪喇嘛回西藏時，習仲勛是讓西北部隊的重兵跟着進入拉薩的，準備隨時實行霸道。從1955年起，藏民自發的起義運動風起雲湧，中共不耐煩再講什麼王道了，轉而使用赤裸裸的霸道，強橫地以軍事暴力鎮壓藏民的反抗。 由此看來，沒有基本的民主制度和人權保障，在統治階級內部偶然出現一個講“王道”的人，只能短期減輕一點霸道帶給人民的痛苦，並不改變專制的根本性質。習仲勛的王道，在當時的少數民族地區，只是對中共的霸道做了一點調濟，為專制統治製造了一點人性的光環。
◎ 習近平會像其父一樣溫和開明嗎？
由於習仲勛在西藏問題上曾有過溫和開明的態度，因此，國內外很多人對習近平是否會繼承其父的溫和作風，抱有期望。他們希望習近平如其父一樣，對西藏人表現出同情心。
我的看法是，習近平不會像習仲勛那樣溫和開明，因為習仲勛所有的一些條件，他的兒子並不具備，兩人所處的時代也不同。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去看父子之間的區別。 第一，習仲勛雖然是共產黨人，但他從小成長於陝西鄉村，受到民間佛教傳統的影響，對藏傳佛教的高僧大德懷有敬仰之心。在晚年生病時，習仲勛說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保佑他，並長期保存達賴喇嘛多年前送給他的一塊金表。這種傳統信佛的集體無意識心理，使習仲勛在處理行政事務上，比較尊重藏傳佛教領袖，也比較尊重西藏佛教文化。 而習近平從小就是中共高乾子弟。雖然曾受父親“反黨問題”的連累，但他仍然在培養紅色接班人的北京八一學校讀書，接受共產黨的無神論教育。習近平下鄉時去了共產黨的紅色聖地延安。在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時，習近平在清華大學在職進修博士，讀的是反宗教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專業。 第二，五十年代中共進藏的艱難險阻，今天不再存在。當年沒有汽車、火車和飛機，解放軍大兵只能背着乾糧徒步進藏。高山缺氧、天寒地凍，營養不良，這種險惡的自然環境造成軍隊大量的傷亡。據說僅僅是翻越一座唐古拉山，習仲勛的西北支隊就死了幾十人，駱駝死了上萬頭。所以習仲勛要儘可能避免與藏民作戰，而是爭取西藏上層民族、宗教人士的支持，發動藏族人去進行共產黨的革命。 後來中共修建了進藏公路。就像紅色歌曲里唱的：“一條金色的飄帶，把北京和拉薩連起來。”今天更是“天塹變通途”，青藏鐵路通車，坐飛機進藏對漢人來說也是家常便飯。六十年的統治，大量中國軍隊駐紮西藏，西藏已是囊中之物。 因此習近平對西藏的態度比其父要強硬得多。今年8月18日，身為中共副主席的習近平在北京與美國副總統拜登舉行正式會談，就中美關係發展提4點建議。重點強調了“台灣、涉藏問題事關中國核心利益”，警告美國“必須謹慎、妥善處理”。習近平的態度已經非常清楚，西藏問題是一條絕對的“紅線”，只要美國觸及這根“紅線”，就會損害中美關係。
第三，早期共產黨人的民族平等思想，當今太子黨已經沒有了。習仲勛是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當時中共成立不久，還非常弱小。他們全面接受列寧主義殖民地學說，提出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道路是：實行民族自決，推翻民族壓迫，以民族自由聯合代替民族的壓迫。後來中共建國了，就放棄了民族自決的口號。
作為早期共產黨人，習仲勛多少還保留了一點民族平等的理念。而他的兒子在紅旗下長大，滿腦子大中國思想。在與美國副總統拜登的談話中，習近平以十三億人的代表自居，說“台灣、涉藏問題事關中國核心利益、事關十三億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他把六百萬西藏人的民族感情，統統以十三億人的感情代替了。
◎ 難實行改革卻會避免嚴酷鎮壓
由此可以預見，在習近平掌握中國政權之後，他很難在中國和西藏實行真正的改革，但在另一方面，他可能會想辦法避免嚴酷的鎮壓。
什麼叫西藏問題上的改革？即中國政府給予西藏地區政治上的自治權，給西藏人民言論、宗教自由，停止侵犯人權，停止向西藏移民，保護西藏環境。這就類似胡耀邦在八十年代所提出的西藏發展必須解決的“六件大事”，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讓西藏人自己管理自己。 胡耀邦之所以要在西藏問題上改革，有內外多重原因：胡耀邦本人是一個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願意實行“少數民族區域自治”；他認清了歷史潮流，因此不遺餘力地堅持政治改革；他看到中共政策的弊病以及給藏人帶來的痛苦；他認識到西藏的特殊性，重視國際影響。 然而，八十年代胡耀邦改革的理由，習近平一代太子黨已經完全不在乎了。這些太子黨是非常功利的實用主義者，不再在乎意識形態。當今歐美發生經濟危機，而中國經濟卻比較繁榮，中國甚至成為美國最大的債主。因此，民主制度已經不被一些中國人認為是歷史潮流，中國政府也不再在乎國際社會的輿論壓力。 當年，正是由於胡耀邦、趙紫陽試圖改變中共的專制制度，因此先後被趕下台。“六四”後，中共老軍頭王震對鄧小平說：“選來選去，還是我們自己的孩子靠得住。保衛紅色江山還是要靠我們的孩子。”從那之後，中共各家元老都有子女得到迅速提拔。 作為“紅二代”接班人，習近平對中國共產黨非常忠誠。即使在他的父親習仲勛遭受迫害的時期，他也沒有放棄對共產黨的忠誠，曾十次寫申請書要求入黨。在習近平步步高升的過程中，中共黨內不少高級幹部給予他很多幫助，一路關照他，提拔他。 因此，習近平大權在握之後要做的，就是回報那些提拔他的人，保衛共產黨的紅色江山。據北京消息人士介紹，習近平在政治局常委與中央軍委開會討論外交事務時，還是滿口“要加緊提防和平演變與顏色革命”等陳詞濫調。在一次訪問墨西哥會見華僑時，習近平甚至驕橫地批評少數外國人干涉中國事務是“吃飽了沒事幹”。
◎ 西藏問題不僅是民生和利益問題
那麼，不會實行真正改革的習近平，為什麼有可能會避免嚴酷的鎮壓呢？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看。
首先是其父習仲勛的言傳身教。五十年代初期，習仲勛曾處理了多起少數民族暴動事件，包括甘肅省大規模的回民暴動，當時習仲勛請伊斯蘭教上層人士組織代表團，通過談判和平解決了問題。在土改鎮壓反革命時，習仲勛也曾向毛澤東請求，減少西北民族地區的殺人指標。 習近平曾回憶其父說：“記得父親要求我們從小就要做講團結和善於團結的人。”如果特別重視從嚴教子的習仲勛對其子真有影響，那麼，習近平很可能不會像胡錦濤那樣頭戴鋼盔，親自出來指揮軍隊鎮壓藏人的遊行示威了。 其次，我們可以從習近平從政之後的表現來看。習近平曾經在舉目無親的陝北下鄉七年，和當地農民關係不錯。他從政之後也比較低調。根據習近平在福建和浙江十五年的執政方式和經歷，美國媒體常用“務實、嚴肅、審慎、低調”等字眼形容他。 因此，習近平看不上惡行惡狀的駐藏大臣張慶黎，他批評張慶黎等駐藏漢族幹部都是“吃白飯的”、“不會治藏”。在習近平上台之前，中共中央就於今年八月把張慶黎調走了。 那麼，習近平將怎樣治理西藏呢？他叫喊着：“深入開展反對達賴集團分裂祖國活動的鬥爭”，而藏人卻一個接一個地自焚抗爭，習近平要怎樣才能“團結”西藏人呢？在“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慶典”時，習近平發表講話說：“保障和改善民生，是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他談到教育、醫療和扶貧，強調要解決“西藏各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 看來，這就是習近平為治理西藏開出的藥方了。但是西藏問題不僅是“民生”和“利益問題”，它的內容要深廣得多，包括一個獨特民族的文化、宗教和人權問題，涉及地理及政治歷史等領域。習近平聲言要讓“西藏各族人民幸福安康”，在他上任之前，需要學習的功課還很多。 －－－－－－－－－－－－－－－－－－ 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12年1月號，發表時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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