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为什么要换脑袋？
——兼谈失败者的承担
茉莉
那是一个令网友大呼过瘾的戏剧性场面：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段宜康在立法院质询文建会（现已升格为文化部）主委龙应台。在朝野质询对答中，段宜康咄咄逼人，毫不客气地直指问题的核心：谁要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台湾的白色恐怖负责？
这个问题的答案众所周知，但向来伶牙利齿、词锋犀利的龙应台，居然在应答时模糊其辞、噤若寒蝉，对责任归属的追究问题回避躲闪。于是网上议论纷纷，有人说龙应台“换了位置，也就换了脑袋”，有人说：“她和国民党有利益关系，乡愿使得她不敢站在正义一边。”还有人说：“赏个官职就把原则和自尊都卖了。”
为什么曾烧过“野火”的龙应台会在道德立场上如此退缩怯懦？为什么龙应台当官后就“变脸”、丧失道德判断力？龙应台的自我言论审查所为何来？
对此，笔者并不觉得很奇怪。其实龙应台一直在为国民党推卸历史责任，一直不大愿意推动中国大陆的民主人权事业，这些可以从她的言行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里看到。当龙应台把一切历史罪恶都推给“结构”时，我们有必要清楚地审视，对于历史的血腥，制度结构之中的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
◎ 道德判断力在“团体迷思”中丧失
发生在台湾立法院的冲突充满了言词反讽。有备而来的段宜康在大庭广众之下，拿出了龙应台的书《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大段引述书中内容：“仓惶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至此听众都已听清楚，作家龙应台曾把白色恐怖受害者“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的责任归于蒋介石治下的国民党。
然而，现已成为国民党政府文化高官的龙应台，却在被质询过程中，自始至终不肯承认国民党蒋介石制造白色恐怖的责任。她一味故弄玄虚：“因为权力是一个个人，也是一个结构，当它是一个结构时，它就非常复杂。”这种说法比较可笑，因为照此推理，世界历史中所有的人权迫害罪行，包括德国纳粹、红色高棉和毛共，都可以把责任推到“复杂结构”上面去。
台湾的白色恐怖过去六十年了，龙应台还以“结构”做借口来搪塞，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这只能说明，她和马英九政府都想要避开国民党的历史包袱。从龙应台过去的写作内容来看，她应该是参与推动台湾实现转型正义的人，然而她却成了段宜康所说的“一个没有价值、没有担当的官僚”。
观察龙应台在立法院回应质询时的闪躲情况，我们可以断定，她在道德判断力上出了问题。汉娜·阿伦特认为：道德判断力是抵御邪恶的关键所在，这其实就是一种选择的能力———对什么人保持忠诚，对什么人奉献友爱。
龙应台对什么人保持忠诚呢？很明显，龙应台效忠的是她为之服务的国民党。这样的忠诚，使她陷入一种“团体迷思”（Groupthink）之中。荣任高官的龙应台和国民党建立起很强的团队精神，她担心追究蒋介石的责任对国民党不利，因而放弃独立的价值判断，弃事实真相于不顾，进行自我言论审查。
◎ “以失败者为荣”的承担在哪里？
基于这种团体迷思，龙应台早就热衷于塑造国民党失败的“正面的意义”。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里，龙应台言辞铿锵地抒情道：“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笔者身为留在大陆的国民党子女，清楚地知道，当年兵败大陆的国民党，领袖精英们抛下我家父辈等残渣余孽在大陆任人宰割，自己逃去台湾去偏安一隅。他们有何荣耀可言？
于是有学者帮龙应台出面分析，说龙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有个隐匿命题，即1949年国府的失败与台湾以后开出的自由民主新价值的关系。这种逻辑完全是牵强附会。试问：难道国民党非要经历这样的大失败才愿意开出民主？如果他们打赢内战就不搞民主了？事实上，那场失败使国民党在五十年代更趋于专制，甚至酿成白色恐怖。按照孙中山先生生前的设计，国民党早该在1934年进入宪政时期，而蒋经国直到1985年在台湾民主运动的压力下，才启动宪政改革。
除了半个多世纪的延误之外，在台湾实行这种宪政改革还并不包括孙中山先生所指的大陆地区，这就是说，国民党至今没有兑现他们在大陆实行宪政的承诺，而马英九政府更不太情愿承担推动中国民主化的义务。当年越海逃亡的那一群人，曾经谴责“共匪”邪恶，誓言反攻大陆。如今中共邪恶依旧，而台湾的国民党人及其子女却不经思考不经讨论，把当年的价值观和志节一股脑儿扔到海里，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跨海过去拥抱熊猫。
龙应台就是这一代缺乏承担的国民党后代的典型。六四后很多中国作家的书被禁、人被囚，被逼逃亡，曾责怪“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的龙应台，对北京屠夫的罪行却并不很“生气”，因为北京给她长期提供了台湾没有的巨大出版市场和丰厚版税。当时旅居欧洲的龙应台，不愿参加欧洲的六四纪念活动，她在六四后仍然是大陆官方文联作协尊贵的座上宾。
1999年六四10周年时，一批中国国内的女性作家、学者冒着风险，以母亲的名义草拟了一封致六四遇难者母亲的信，她们恳请在“中国梦”里长大、被人誉为“自由民主旗手”的龙应台参与签名，却遭到龙应台冷淡的拒绝，此信因此被搁置下来。历年来，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中国异议作家多次指责龙应台回避批评大陆的做法，龙应台才在压力之下，于2004年发表了一篇《谁，不是天安门母亲？》的文章。
到今年六四届满23周年时，当上文化部长的龙应台再也不愿做名义上的“天安门母亲”了。她拒绝对六四问题表态，并振振有辞地解释说：自己现在已经不是作家，而是身为背负两岸文化谈判重任的政务官，政策决策者要“有勇有谋”、“全方位思考”。她坚定地认同这个道理：“换了位子一定要换脑袋。”
尽管留学美国并在欧洲生活多年，政务官龙应台的思维方式，继承的还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权术谋略、善变与犬儒。她不能理解哈维尔在《政治与良心》一文阐述的思想：“根植于政治最深的是道德”，“政治不再是权力和操弄的技术，不再是对人类进行控制的技术或是相互利用的艺术，而是寻求和获得有意义的生活，以及保护和服务人类的一种方式。”
◎ 《大江大海》自利性的叙述方式
如前所述，目前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是未曾履行其对中国的承诺的失败者，是失去理想没有应许的失败者。然而龙应台却在撰写那一段失败的历史时，以她的团体迷思，采取一种对国民党有利的叙述方式，掩盖国民党的内战责任，塑造国民党人在苦难中的坚忍辉煌。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这种自利性质的叙述方式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不做价值评断，不追究责任，缺少反省。对于《大江大海》这本书，龙应台明确地告诉读者：“我没有任何兴趣或者意图去做任何历史的价值判断”，“我不想谈历史是非”。龙应台还自豪地说，她的书在台湾人那里已起到“集体疗伤”的作用。
这就奇怪了。如果对人的伤口不做病因分析，仅凭一些描述抒情文字热敷一下，伤者就立即痊愈了？事实是，迷信自己温柔文字疗效的龙应台，不愿也无能去厘清内战的责任，因为她所效忠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一样，同样要为那场内战承担责任。而龙应台既有维护国民党的团队精神，也不想要招惹对她比较友好的中共当局。
在龙应台笔下，国共内战中人们的伤口像血红的花一样被展示出来，但那些花仿佛都是无根之花、无因之果。这种口述史只是完成选择性照相式的的任务，由于没有思考和反省，其记录缺乏深度和精神内涵。
第二，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对共产党强权的幼稚期盼和媚俗的眼泪。龙应台说：“我相信，如果你会看见敌人的伤口，你就不会拿起枪来对着他。”笔者不禁感慨，难怪龙应台把自己比喻成“闯入大兴安岭的小红帽”，因为她似乎真的相信童话故事，天真幼稚的小红帽把恶狼当作仁慈的外婆。国共内战中那么多惨烈的杀戮，共产党在镇反时杀了多少放下武器的国民党人，难道都没有看见对方的伤口？而龙应台认为，只要北京领导人看了她的书，了解了对方的伤口，那么他们就会变成“一个胸有丘壑，有远景的领导人”。
于是新的童话就产生了。因为有了龙应台的这本书，战争的流血被止住了，昔日作战的双方惺惺相惜地拥抱到一起。龙应台把自由社会和共产党专制制度的根本冲突，以展示伤口的温馨动人的方式，轻而易举地化干戈为玉帛，令我们感动得想要流泪。在昆德拉看来，面对极权不发问不对抗就是“媚俗”。昆德拉还认为，媚俗会唤起两行并流的感动的眼泪，第二行眼泪“与全人类一起感动”，这“才使媚俗成为媚俗”。
◎ “小红帽”不谈受害者的另一面
第三，一味美化其父辈、为国民党推卸战争责任。“小红帽”的可爱在于，她不但相信她的文字魅力能够感动北京领导人，更强调她的父辈是战争中的无辜牺牲品。龙应台因此睁大天真的眼睛发问：“谁欠了他们的人生？”
在1949年渡海迁台的200万大陆人中，龙应台选择的一批人做例子，来揭开那一代战争难民“隐忍不言的伤口”。龙应台说：“我选择了‘庶民’作为主角。”但书中的一大堆“庶民”有着显赫的名声，例如马英九、朱经武、白先勇、林百里、钱穆、余英时、梁安妮、程介明、席慕蓉等等。这些著名人物的家族故事，显然对新书的促销帮助不小。
《大江大海》志在为那一代逃亡台湾的难民诉说他们颠沛流离、困顿挣扎的故事，这个题材本来有可写之处。但是，擅长描绘抒情而不讲伦理逻辑的龙应台，只哀伤于昔日的年轻人“被国家那个大机器吸进去”，呈现出他们被时代践踏、污辱和伤害的场景，而完全回避事实真相的另一面。
不能否认的另一面真相是：龙应台笔下的很多人，既是那场残酷战争的受害者，也是主动参与战争的加害者，他们参与建构了残害自己的社会环境。那些难民即使逃亡到了台湾，也还是高人一等的统治者。
这一面的真相，可从《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缘起——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的故事中看到。龙槐生出身于穷得丁当响的湖南农家，当他来到杭州绸布庄的小姐应美君面前时，他已经是“穿着笔挺的呢料警官制服”的宪兵队长了。是谁让这位湖南人时来运转、趾高气扬？国民党的宪兵队长是干什么的？那个爱戴黄金首饰的美君小姐为什么会嫁给他？稍有社会常识的人都不会认为，他们在帮国民党打内战时完全是无辜的被动的受害者。
还是西方人比较诚实。德国作家格拉斯在17岁时加入希特勒的“党卫军”，他在晚年时写出那段经历，说：“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不能以‘是别人将我们引入歧途'为借口。”这就将作为主体的个人与历史总体联系起来，正视其中的“共犯结构”，而不是一味渲染个人悲情，浅薄地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国家和历史。
从《大江大海》到立法院质询，我们看到新任文化部长龙应台一脉相承的思路与作为：以国民党一党的团队精神，偏向性地选材和阐述，把中国历史事件的一切责任推给体制结构。我们常说，政治扭曲人性，其实不美好的政治也会扭曲头脑。现在龙应台已经进入台湾权力高层、并准备与中共进行文化谈判，我们不能不注意，这位缺乏历史承担、丧失道德判断力的政务官，会给海峡两岸带来什么。 －－－－－－－－－－－－－－－－－－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2年九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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