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去西藏对谁有利? (瑞典)茉莉 看来中共对西藏的局势实在无计可施了。无论是大棒或胡萝卜,都不能使西藏人放弃他们要求自主、要求达赖喇嘛回藏的强烈呼声。藏人坚韧无畏的持久抗争,使信奉“无神论”的中共见识了藏传佛教凝聚人心的巨大能量。 据不久前英国媒体的报道,中共当局破例容忍基督教在西藏传播,其用心险恶之处在于:他们想利用基督教传教士作为藏传佛教的一种反作用力。这是中共使出祖传的“以夷制夷”老手段,以西方的基督教制衡亚洲的藏传佛教。西藏在古代被中国人称之为“羌”,也被中国中心论者视为“蛮夷”一类。 当新一代传教士在中共允许下奔走高原传播基督福音时,我们有必要回顾基督教和西藏百年交往的历史,思考现代基督教将给西藏带去什么,是否会让中共如愿以偿。 ◎ 两百年被逐今返上帝失落之地 西藏曾被西方传教士视为“失落的基督教王国”。自1624年葡萄牙人在古格建立了西藏第一座天主教堂后,为了把迷路的羔羊赶回羊群,一批批西方传教士忍受高原的严寒与缺氧,千辛万苦地长途跋涉,前去西藏传播上帝的声音。然而,传教士的一切努力都宣告败北。 基督教留在西藏的唯一一座天主教教堂——盐井教堂藏式风格。 尽管清朝政府曾有条约保护西方人的传教事业,但他们管不着藏地。西方传教士在西藏一批批被驱逐,甚至发生过传教士被杀死,教堂被烧毁的事件。民国时期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在中国汉地的影响大增,就连蒋介石总统也受洗为基督徒,但当时的西藏,仍然是基督教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一个独立王国。 导致基督徒从西藏败退的原因何在?首先是西藏全民信佛,人民深受佛教影响,难以对洋教发生兴趣。其次是宗教的排他性,在政教合一的社会里,藏传佛教作为正统宗教具有极高的威望,而传教士所带来的异教,被认为与地土不宜、与佛教不合。 再次是西方传教士本身的问题。和西藏独尊佛教一样,基督教传教士也自我中心地认为“普天之下莫非圣土”,他们视西藏佛教为异端邪说,认为只有基督教才是真正的信仰,因此在传播其教义的同时抨击藏传佛教,这就不为当地藏族僧侣和佛教徒所容。此外还有西藏的气候、交通、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等各种原因,致使基督教传教士难免失败的结局。 无论在西藏还是在中国,西方传教士豁出生命来从事的传教事业,在五十年代中共执政后嘎然中止。宗教在专制政权的严厉打击下被灭绝,传教士销声匿迹。直到八十年代,基督教会才被允许重新开放。今天,中国汉族地区的基督教徒据说已经高达一亿人左右。与此同时,有一些传教士以学生、教师、医生和商人等身份作为掩护,在以藏传佛教为主导的西藏,千方百计地为上帝传福音。 ◎ 为什么基督教必然与中共愿望相悖? 由于基督教和藏传佛教一度互不相容,也由于一些中国基督教徒大讲“顺服在上掌权者”,这就让中共当局产生了“以教制教”的想法。英媒报道说,中国当局在政治上信任传教士,因为传教士不愿公开批评中共的政策。而藏传佛教却在西藏民族抵御外来压迫的抗争中,起到了灵魂的作用。 那么,中共对于基督教入藏所抱的期望,是否能够实现呢?换言之,基督教的上帝是否会去西藏帮助中共?对此,我们不能只看到当今基督徒在中国温和妥协的表现,例如一些教会对中共的罪恶刻意保持沉默,更要看到这个伟大宗教的本质,看到它在当今世界上的整体形象和作为。 尽管西方基督教曾在西藏遭遇了极大挫败,但绵延了两个世纪的传教活动,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大有裨益,它开创了“藏学西渐”的时代。正是欧洲传教士带回去的独特见闻和报告,激起了西方人探索西藏的巨大兴趣,从而形成当今世界性的“藏学热”。 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就有天主教救济机构前去救助藏族流亡者,并协助成立了“西藏难民儿童育幼院”。达赖喇嘛曾在自传中说:“我也很佩服基督教各教派透过慈善机构,在健康与教育方面所做的实际工作。” 在政治上公开支持达赖喇嘛的基督徒,最著名的有已故的天主教教宗保罗二世。保罗二世在波兰对共产党制度有切身的体会,因此他对西藏问题有清晰的理解。至于南非新教圣公会主教图图,他和达赖喇嘛长久而深厚的友谊,对流亡藏人坚定而有力的支持,更是众所周知。又如,拥有1300万基督徒的印度全国基督教会理事会在前不久发表声明,呼吁全球基督教组织继续支持西藏自由,并督促中国政府与西藏展开对话。 虽然目前已经进入或者正想进入西藏的基督徒,大都有所顾忌。为了换取中共的容忍,他们对西藏局势三缄其口,但只要他们不是亲共的、虚伪的基督徒,只要他们还真诚怀抱“爱与公义”的信念,他们在西藏的传教活动,就必然违背共产党的期望,在客观上推动西藏走向民主、人权和多元文化。 为什么基督教入藏必然与中共的愿望相悖?这是因为,基督教在全球民主化的进程中扮演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例如,在政治体制上,基督教要求政教分离;在经济发展上,资本主义和新教精神是共生关系;基督教的原罪论,导致对政府的制衡原则的出现;基督教会建立了广泛的社会组织,推动了现代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此外,基督教的伦理道德精神在反对腐败,提倡廉洁自律等方面都起到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即使入藏的基督徒为获得容忍,表示服从中国政府,但他们的传教活动,仍然会很自然地以西方现代观念取代中共的专制主义文化。这种影响将会是间接的、潜移默化而又深远的,将会是中共始料不及的。 ◎ 藏民族与世界精神融合之契机 那么,基督教入藏,是否会使藏传佛教产生危机呢?各个宗教之间会有竞争,每一个宗教都企图证明自己是最好的,从这一点来说,藏传佛教面临着挑战并不奇怪。但藏传佛教自古以来在西藏根深蒂固,其宗教文化渗透于每个藏人的日常生活,因此它仍然会长期在藏区占据主导地位。至今为止,西藏境内的基督徒大都是来自内地的汉族移民。 在笔者看来,今天西方人入藏传教,不会再遭遇藏民太大的抵制。其原因有:西藏人天性慷慨大方、与人为善;不再和政治权力结合的藏传佛教本身具有包容性;西方传教士大都吸取了在藏地传教失败的历史教训,学会尊重当地的信仰和文化;由于西方人支持达赖喇嘛的流亡事业,藏传佛教在西方广受欢迎,这就使当今藏民对西方人的态度较为友好。 更重要的原因是,宗教的本质是超越民族和政治界限的,所有的宗教都面对着人类共同的问题:人的苦痛和社会公正。佛教讲“慈悲”,基督教讲“圣爱”,它们的目标都是促进人类的幸福与和平。达赖喇嘛曾在其自传里谈到他的基督教朋友墨顿神父,说墨顿神父教他了解:“所有叫人相爱与慈悲的主要宗教,都能产生善良的人。” 由于这两种伟大宗教都具有内在品格的普世性,这就使它们有成为“好邻人”的可能。那么,中共想要放他们昔日视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基督教入藏,借他人之手去制衡藏传佛教,很可能适得其反。开放了宗教竞争的西藏,很可能会产生一种“互益模式”,使各方都获得成长的机会。 西藏将会是两大宗教“互益模式”的受益者。第一,基督教作为西方外来文化,它所标举的普世价值,对共产专制的意识形态有消解作用,能促进西藏人现代意识的形成和增长。第二,进藏基督徒虽然不问政治,但它为了自身的信仰和传教自由,必然要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就会带动藏区的维权活动。第三,基督教强调积极介入社会、改变社会,他们建立了新型独立、有能力的组织模式,将会促进西藏民间公民社会的活跃与发展。第四,基督教的济贫精神,对西藏贫困地区的教育和医疗会有所帮助。 总之,基督教入藏将会在西藏形成宗教多元的局面,给西藏人带来更多的信仰上的选择。这也将给藏传佛教带来新的挑战,促使藏传佛教更新、完善自己。达赖喇嘛就多次说过,藏传佛教徒有很多应该向基督教的弟兄姊妹学习之处,例如基督教慈善机构积极的行动。达赖喇嘛还认为藏传佛教也有值得基督徒学习之处,例如沉思打坐把思考集中在一处的技巧。 无论一个民族的文化成就多么辉煌,我们衡量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要看它背后是否有一种世界意识,即是否符合普世价值。今天,藏传佛教这朵莲花已经在西方遍地开放,被认为是东方给予西方的一份珍贵的礼物,那么,我们期待真正的基督教入藏后,更能促进西藏民族与世界精神的融汇贯通。 ----------------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3年四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