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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埃及的孩子走进瑞典文学院（图文）	2013-07-20 03:06:32

出埃及的孩子走进瑞典文学院

（瑞典）茉莉

当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公布一位新院士的名字：托马斯·里亚德（Tomas Riad ），电波里传来埃及人的欢笑声。“Riad”这个阿拉伯姓氏，在阿拉伯语里是花园和庭院的意思。其时正是2011年12月，阿拉伯之春浪潮如火如荼。于是人们笑曰：“阿拉伯的春天也来到了瑞典文学院。”

◎ 继承母系语言天赋

托马斯·里亚德于1959年出生于埃及，他的父亲是一位埃及人。在里亚德五岁时，埃及总统纳赛尔把埃及变成一个恐怖的警察国家。父亲因为他的基督徒身份受到歧视和打压，他们家无法继续在埃及生活下去。里亚德的瑞典母亲带着孩子回到了瑞典，而父亲，只好跟随一位瑞典船长偷渡逃离埃及。父亲家族的其他亲戚则移民到加拿大和美国，成为医生或工程师。

这位自幼出埃及的孩子，后来成为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教授，一位优秀的北欧语言学专家。埃及给他留下的深刻记忆，是一所法国修道院学校里的体罚，那里的孩子，就像动物园放出来的疯狂猛禽。时至今日，里亚德对自己忘记了童年时代所学的阿拉伯语而深感遗憾。

他继承了瑞典母亲家族的语言天赋。母亲伊娃是一位语言学家和闪米特语言专家。母亲的外祖父纳特汉·瑟德布洛姆(Nathan Soderblom），则是这个家族最具传奇性的人物。瑟德布洛姆在学生时代就展示了惊人的语言才能，后来成为大主教，给瑞典带来了神学复兴。因为写作宗教历史、宗教心理学和宗教哲学等方面的书籍，瑟德布洛姆曾于1921年到31年间担任瑞典文学院院士。1930年，瑟德布洛姆因努力谋求世界和平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 编号第六的文学院椅子

那是一个周四的下午，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彼得·英格伦致电里亚德，通知他文学院的选择：他，托马斯·里亚德，将要在文学院获得一个院士的位置。那编号第六的椅子，是已故的女作家Birgitta Trotzig留下的座位。

其时，里亚德正从一个冗长的会议中走出来，精神疲乏，刚接到常务秘书的电话时，他的口气不很高兴，但他马上就不加思索地就表示了同意。他说：“如果他们请求我做国王或者其他名人，那样的工作我肯定无法承担。”但是，瑞典文学院的语言学任务，对他这样的北欧语语言学家来说并不陌生。

从六年前开始，文学院就聘用里亚德做北欧语言方面的研究工作。他的论文在学术界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的专长是音韵学——语言的声音。这位典型的学者沉迷于自己专业，他发现研究瑞典语的语音是如此有趣。在美国人和英国人听来，瑞典语有一种歌唱般的声调。里亚德的研究包括瑞典语特殊功能的规律，如何利用词语不同的重音位置来区别意义。

在对文学院的常务秘书立即回答了“yes”之后，里亚德回家了。这时候，他的心脏才因为吃惊而急剧地跳起来。成为文学院院士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但这样的好事居然落在他头上。文学院要求他在公开宣布之前严格保密，他甚至不能将这一消息告知自己的太太。于是里亚德失眠了，他感到筋疲力尽，才两天时间就瘦了一公斤。

◎ 一口气读二十本作品

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批准了文学院对新院士的提名，随后消息公之于众。里亚德购买了新的燕尾服。按照规矩，他要在进入文学院坐上那第六号椅子时，向文学院全体院士做一个演讲。在场聆听他演讲的，还有国王和王后。

那么，里亚德的生活是否因此要做出很大的改变？里亚德对记者说，他还是要保留大学里的教授位置，并继续从事教学。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只是一项荣誉职务，并不是一份有薪水的工作。院士们只有一点小小的辛苦补偿：在出席每周的例会时，可以拿到一块银币（价值约150克朗）。每年参加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院士，可以获得一块小金币。

本职工作不减少，里亚德还要继续撰写自己的学术著作，而文学院的工作包括大量的阅读、研究和讨论，那么，这位新院士将怎样安排他的时间呢？里亚德首先阅读自己的前任——于2011年5月去世的女作家Birgitta Trotzig的著作。他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在家里或在地铁上阅读，一口气读了二十本文学作品。

文学院的位置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平台，他觉得生活因此有了新的动力。以前，他觉得文学不如语言学有趣，而现在，读文学作品对他来说是一种奢侈，一种特权。他好像进入了一个读书小组——瑞典文学院。他的前任Trotzig曾经在那个座位上发表过很多精彩的意见。

从此，他要重新分配自己的时间了。每年的夏季假期，都是这位新院士阅读各位文学奖候选人作品的时候。

◎ 瑞典文学院成立的初衷

年仅五十二岁的里亚德进入瑞典文学院，给这个已经老化的机构注入了新血。由于文学院的院士终身制，现有的院士平均年龄已超过70岁，最年长的一位已94岁。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新的文学发现，年迈的文学院可能善于保持传统，却难以适应新的时代。

里亚德的北欧语言学专业，对瑞典文学院是非常重要的。1786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在创立文学院时，就将文学院最主要的工作任务定为：使瑞典语成为一种纯净、高雅、有力的语言。古斯塔夫三世有一个宏大的心愿：让瑞典语成为欧洲文化语言中有品位的一种。最初，所有的院士都参与编撰瑞典文大辞典。

然而，古斯塔夫三世的初衷在文学院成立一百多年之后，发生了一点变化。1897年，瑞典文学院应诺贝尔遗嘱执行人之请求，接受了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任务。从此，本为繁荣本国语言和文学而创立的文学院，成为世界性的文学法庭，开始影响全世界的作家和文学。

当年，在讨论是否接受诺贝尔遗嘱委托的任务时，曾有两位院士提出过反对意见。他们质疑瑞典文学院是否确有能力接受这个任务，是否有能力去考察和判决全世界众多的文学产品。今天看来，这个质疑不是没有道理的。

像里亚德这样年轻的学术精英，他掌握的是研究语言的科学方法，这与符号学有关，即中国人所说的“咬文嚼字”。例如在读女作家Trotzig的小说时，里亚德注意的是作家用词的精确与句子的结构。这就是说，即使是在读文学作品，他仍然戴着语言研究者的特殊眼镜。

但文学却要广阔得多。按照瑞典人对文学的理解，文学就是人学，它包括人的心灵及其一切社会活动。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认为，文学最深刻的意义在于研究人的灵魂。因此，擅长咬文嚼字的语言学家里亚德，在为世界作家的作品做裁判时，恐怕会力有不逮。

里亚德说自己是一朵迟开的花，他在学生时代的成绩并不是很好，毕业后曾一度放弃语言学研究，去追随自己的音乐兴趣。他参加合唱团演唱，还曾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里演奏过小提琴，有半年时间以音乐谋生。这位阿拉伯的“花园”终于在语言学上开花结果，大器晚成的他，成为老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所期待的文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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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台湾《中国时报》艺文新闻 2013－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