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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埃及的孩子走進瑞典文學院（圖文）	2013-07-20 03:06:32

出埃及的孩子走進瑞典文學院

（瑞典）茉莉

當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公布一位新院士的名字：托馬斯·里亞德（Tomas Riad ），電波里傳來埃及人的歡笑聲。“Riad”這個阿拉伯姓氏，在阿拉伯語裡是花園和庭院的意思。其時正是2011年12月，阿拉伯之春浪潮如火如荼。於是人們笑曰：“阿拉伯的春天也來到了瑞典文學院。”

◎ 繼承母系語言天賦

托馬斯·里亞德於1959年出生於埃及，他的父親是一位埃及人。在里亞德五歲時，埃及總統納賽爾把埃及變成一個恐怖的警察國家。父親因為他的基督徒身份受到歧視和打壓，他們家無法繼續在埃及生活下去。里亞德的瑞典母親帶着孩子回到了瑞典，而父親，只好跟隨一位瑞典船長偷渡逃離埃及。父親家族的其他親戚則移民到加拿大和美國，成為醫生或工程師。

這位自幼出埃及的孩子，後來成為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教授，一位優秀的北歐語言學專家。埃及給他留下的深刻記憶，是一所法國修道院學校里的體罰，那裡的孩子，就像動物園放出來的瘋狂猛禽。時至今日，里亞德對自己忘記了童年時代所學的阿拉伯語而深感遺憾。

他繼承了瑞典母親家族的語言天賦。母親伊娃是一位語言學家和閃米特語言專家。母親的外祖父納特漢·瑟德布洛姆(Nathan Soderblom），則是這個家族最具傳奇性的人物。瑟德布洛姆在學生時代就展示了驚人的語言才能，後來成為大主教，給瑞典帶來了神學復興。因為寫作宗教歷史、宗教心理學和宗教哲學等方面的書籍，瑟德布洛姆曾於1921年到31年間擔任瑞典文學院院士。1930年，瑟德布洛姆因努力謀求世界和平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 編號第六的文學院椅子

那是一個周四的下午，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彼得·英格倫致電里亞德，通知他文學院的選擇：他，托馬斯·里亞德，將要在文學院獲得一個院士的位置。那編號第六的椅子，是已故的女作家Birgitta Trotzig留下的座位。

其時，里亞德正從一個冗長的會議中走出來，精神疲乏，剛接到常務秘書的電話時，他的口氣不很高興，但他馬上就不加思索地就表示了同意。他說：“如果他們請求我做國王或者其他名人，那樣的工作我肯定無法承擔。”但是，瑞典文學院的語言學任務，對他這樣的北歐語語言學家來說並不陌生。

從六年前開始，文學院就聘用里亞德做北歐語言方面的研究工作。他的論文在學術界已經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的專長是音韻學——語言的聲音。這位典型的學者沉迷於自己專業，他發現研究瑞典語的語音是如此有趣。在美國人和英國人聽來，瑞典語有一種歌唱般的聲調。里亞德的研究包括瑞典語特殊功能的規律，如何利用詞語不同的重音位置來區別意義。

在對文學院的常務秘書立即回答了“yes”之後，里亞德回家了。這時候，他的心臟才因為吃驚而急劇地跳起來。成為文學院院士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事情，但這樣的好事居然落在他頭上。文學院要求他在公開宣布之前嚴格保密，他甚至不能將這一消息告知自己的太太。於是里亞德失眠了，他感到筋疲力盡，才兩天時間就瘦了一公斤。

◎ 一口氣讀二十本作品

瑞典國王卡爾十六世批准了文學院對新院士的提名，隨後消息公之於眾。里亞德購買了新的燕尾服。按照規矩，他要在進入文學院坐上那第六號椅子時，向文學院全體院士做一個演講。在場聆聽他演講的，還有國王和王后。

那麼，里亞德的生活是否因此要做出很大的改變？里亞德對記者說，他還是要保留大學裡的教授位置，並繼續從事教學。瑞典文學院的院士只是一項榮譽職務，並不是一份有薪水的工作。院士們只有一點小小的辛苦補償：在出席每周的例會時，可以拿到一塊銀幣（價值約150克朗）。每年參加評選諾貝爾文學獎的院士，可以獲得一塊小金幣。

本職工作不減少，里亞德還要繼續撰寫自己的學術著作，而文學院的工作包括大量的閱讀、研究和討論，那麼，這位新院士將怎樣安排他的時間呢？里亞德首先閱讀自己的前任——於2011年5月去世的女作家Birgitta Trotzig的著作。他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時間，在家裡或在地鐵上閱讀，一口氣讀了二十本文學作品。

文學院的位置對他來說是一個新的平台，他覺得生活因此有了新的動力。以前，他覺得文學不如語言學有趣，而現在，讀文學作品對他來說是一種奢侈，一種特權。他好像進入了一個讀書小組——瑞典文學院。他的前任Trotzig曾經在那個座位上發表過很多精彩的意見。

從此，他要重新分配自己的時間了。每年的夏季假期，都是這位新院士閱讀各位文學獎候選人作品的時候。

◎ 瑞典文學院成立的初衷

年僅五十二歲的里亞德進入瑞典文學院，給這個已經老化的機構注入了新血。由於文學院的院士終身制，現有的院士平均年齡已超過70歲，最年長的一位已94歲。每個時代都有自己新的文學發現，年邁的文學院可能善於保持傳統，卻難以適應新的時代。

里亞德的北歐語言學專業，對瑞典文學院是非常重要的。1786年，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三世在創立文學院時，就將文學院最主要的工作任務定為：使瑞典語成為一種純淨、高雅、有力的語言。古斯塔夫三世有一個宏大的心願：讓瑞典語成為歐洲文化語言中有品位的一種。最初，所有的院士都參與編撰瑞典文大辭典。

然而，古斯塔夫三世的初衷在文學院成立一百多年之後，發生了一點變化。1897年，瑞典文學院應諾貝爾遺囑執行人之請求，接受了頒發諾貝爾文學獎的任務。從此，本為繁榮本國語言和文學而創立的文學院，成為世界性的文學法庭，開始影響全世界的作家和文學。

當年，在討論是否接受諾貝爾遺囑委託的任務時，曾有兩位院士提出過反對意見。他們質疑瑞典文學院是否確有能力接受這個任務，是否有能力去考察和判決全世界眾多的文學產品。今天看來，這個質疑不是沒有道理的。

像里亞德這樣年輕的學術精英，他掌握的是研究語言的科學方法，這與符號學有關，即中國人所說的“咬文嚼字”。例如在讀女作家Trotzig的小說時，里亞德注意的是作家用詞的精確與句子的結構。這就是說，即使是在讀文學作品，他仍然戴着語言研究者的特殊眼鏡。

但文學卻要廣闊得多。按照瑞典人對文學的理解，文學就是人學，它包括人的心靈及其一切社會活動。丹麥文學史家勃蘭兌斯認為，文學最深刻的意義在於研究人的靈魂。因此，擅長咬文嚼字的語言學家裡亞德，在為世界作家的作品做裁判時，恐怕會力有不逮。

里亞德說自己是一朵遲開的花，他在學生時代的成績並不是很好，畢業後曾一度放棄語言學研究，去追隨自己的音樂興趣。他參加合唱團演唱，還曾在英國皇家音樂學院裡演奏過小提琴，有半年時間以音樂謀生。這位阿拉伯的“花園”終於在語言學上開花結果，大器晚成的他，成為老國王古斯塔夫三世所期待的文學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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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台灣《中國時報》藝文新聞 2013－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