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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瑞典国宝“秃鹰诗人”相逢
——特朗斯特罗默访问记
茉莉
三月初的斯德哥尔摩已经融雪，海水欢欣地拍打海岸，喧响如同古老的乐曲。正是诗人特朗斯特罗默笔下描绘的北欧早春风景。
被誉为瑞典“国宝”的特朗斯特罗默（简称特翁），住在斯德哥尔摩南部的一座旧式公寓的四楼上。这个依山面海的社区比较清静，是瑞典艺术家们聚居的地方。八十三岁的老诗人自1990年中风，右半身瘫痪，说话有语言障碍。从这个公寓的窗户上，可以看到辽远的天空与波罗的海、白色的轮船。这宜人的风景给病残的诗人带来极大的安慰。
垂垂老矣的诗人坐在客厅里向我们微笑。他白发满头，鼻子高耸，淡蓝色的眼睛温和而镇静。我想起他笔下常常出现的鹰的形象：一只孤独的秃鹰，在黄昏斜阳中独立绝岗悬崖，它有高飞的羽翼和俯瞰大地的敏锐目光。
◎ 《梦境跳伞》独特的研究角度
在特翁获得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前后，我曾在《开放》等港台报刊上发表过三篇文章，向中文读者译介特翁的诗歌。2013年，傅正明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中文评论专著《梦境跳伞——特朗斯特罗默的诗歌境界》。去年底，傅正明把该书的内容简介和部分章节译成瑞典文，寄给特翁。
特翁的太太莫妮卡寄来圣诞卡，表达他们的感谢之意。莫妮卡说，特翁觉得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他欣赏自己被描绘为半是黑暗半是绿色的诗人。”三月初，我们应莫妮卡之邀登门拜访。
自五十年代出版第一本诗集，特翁便获得很高的声誉，被公认为是欧洲重要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诗人。长期以来，尽管西方文学界有不少关于特翁诗歌的译介，但却有一种翻译丰富、评论贫瘠的现象，少有理论研究专著。
傅正明撰写评论专著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依据瑞典文原文，参考有关研究著作，借鉴色彩诗学、原型批评、诗的神学和东西方比较文化等多种方法，以不同于西方学者和中文译介者的独特眼光，分析诗人以黑色和绿色为两大主调的诗歌境界，追踪他半是基督徒半是禅修者的精神求索。
这是特翁夫妇很好奇的地方。莫妮卡曾致信傅正明说：“你的解读和分析与我们先前读过的非常不同。”这是指傅正明的研究中有着东方佛学的视角。当我们见面时，莫妮卡又代表特翁向傅正明发问：“作为一位中国学者，你怎么会对西方文学有这样深入的研究？”我告诉他们，傅正明在北京大学读文学硕士时，其专业是“文艺美学”，他的兴趣又侧重于西方美学，曾翻译过古希腊的文学专著。而欧洲文化之根就在希腊，因此，旅居瑞典二十年的傅正明对欧洲文学比较熟悉。
◎ 莫妮卡曾搜索口袋硬币维持生计
当我们在客厅里坐下来享用甜点时，特翁看看我，又看看莫妮卡，笑了起来。我和莫妮卡互相对望，才发现我们不约而同地穿了式样相同的素雅碎花开衫。特翁不时对我们说：“Mycket bra! (很好！)”他只能说简单的瑞典文，更复杂的内容需要太太莫妮卡代为表达。
热情、优雅而开朗的莫妮卡，原来的职业是护士。在瑞典，有些女性是因为听从内心的召唤，像南丁格尔一样选择了护士这个为他人服务的职业。自1958年和特翁结婚，莫妮卡就成了诗人的第一读者和诗歌批评家。这位护士的文学修养很不一般，她常常能发现诗人所不能发现的问题。
特翁夫妇曾长期过着清贫而简朴的生活。据诗人自己回忆，过去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常常捉襟见肘，每到月底工资尚未发下来时，莫妮卡总要搜索全家每一件衣服的口袋，把找到的硬币零钱凑起来购买食物及日用品。然而，他们在精神上却非常富有。
以前莫妮卡是在背后支持诗人的女人，到1990年秋特翁因脑溢血导致中风，半边瘫痪和失语症，莫妮卡辞职专事照顾特翁。此后她不但要打理家庭的一切事务，还必须走上前台，成为特翁在社会和国际上的代言人。
和我们对话时，莫妮卡不时靠近特翁，注视他的表情及其手势，解读他的想法，然后向我们转达特翁的观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婚姻，使这对夫妇“心有灵犀一点通”，莫妮卡总是能够清晰准确地为特翁代言。
◎ 喜鹊、茶杯、书柜与蓝房子
傅正明在和特翁对话中，提到他诗歌中多次出现的一种鸟，瑞典文叫skata，有些中文译者将此鸟译成“喜鹊”。但傅正明认为，在中国文化中，喜鹊是好运与福气的象征，而skata在北欧神话中则是死亡王国女王身边的鸟，是不幸、悲哀、危难和疾病的象征。因此，skata不是喜鹊而是“凶鹊”。
善解人意的莫妮卡一听，马上就代表特翁表达他们的看法：为了顾及另一种文化的象征意义，译者在翻译skata时，可以改换成另外一种鸟名。傅正明虽然早就觉得此鸟可以译为乌鸦，但还是只添加一个形容词，译为“寒鹊”，同时阐明了它的象征意义。
莫妮卡给我们泡茶的杯子，是来自中国的明黄色花瓷小杯，她说特翁有时也喝茶。恰好傅正明在其专著中，从禅宗取譬，把特翁诗歌的结构称为“茶杯里的宇宙”，一个看重当下日常生活近乎“茶饭禅”的宇宙。
作为研究者，傅正明有一个特别的心愿：想看看特翁的书柜。他认为看一个诗人的书柜，最能了解该诗人所继承的文化传统和诗歌源流。于是莫妮卡让傅正明在客厅和书房的各个书柜间打量。
特翁本人有一首题为《书柜》的散文诗。他说书柜是从死者的屋子里弄来的，他放入沉重的新书，如同放进深渊。他想象书柜如一栋大楼，那里挂着死者的肖像。奇妙的是，“一个早晨玻璃内侧结满雾气。死者的肖像在夜间开始呼吸起来”。在特翁的诗歌中有一种“死者的视角”，那些死者大多是二战的牺牲品，傅正明称之为藏传佛教所说的中阴身的视角，把死亡视为另一生命的开始。
莫妮卡说，特翁更多的藏书放在特翁祖传的蓝房子里，她拿出了一个蓝房子的模型给我们看。蓝房子位于斯德哥尔摩附近的一个小岛上，这座消夏的别墅是特翁的外祖父留下来的。在童年的特翁眼里，做领航员的外祖父是带领人们“穿过岛屿与海水的奇异迷宫”的人。那座蓝房子凝聚着特翁家族的历史与少年的回忆，是诗人的一座精神殿堂。
◎ 他的灵魂比王维更为广袤深邃
由于特翁的诗歌大都舒缓平静，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有一种和谐的关系，不像现代西方诗人那样焦虑与愤怒，因此，他被某些中国诗人称为“瑞典的王维”。中国诗人把特翁视为“纯诗人”，因此热衷于谈论特翁诗歌中奇异而瑰丽的意象，却不太理解特翁诗歌里深邃的政治意义和历史哲学。
其实，特翁诗歌与中国唐代王维的诗歌只有部分相似的地方，例如，他们所描写的自然风景极富诗情画意，辞秀调雅，但二者形似而神不似。王维虽然在写诗技巧上有很高的成就，但作为隐逸诗人，他在思想上并无太多可取之处。王维消极遁世，有不少阿谀奉承的唱和诗和直接宣扬佛理的作品。
根据傅正明的分析，特翁虽然像王维一样，也有“中年颇好道，晚家南山陲”的一面，但他始终不是那个“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的人。特翁手上的“灼热的石头”，在晚期的诗歌中仍然温热。
笔者认为，特翁与王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这位北欧诗人的灵魂更为广袤深邃。作为一位心理学家，一位富于启蒙思想的哲人，他把世界视为一个谜团，立志要“感受它，破译它”。他的诗歌中包含了一些人生重大命题，例如死亡、历史和回忆。
有瑞典评论家称特翁为一个“缓慢变化中的宇宙”。这个宇宙就像他诗中的参天橡树，“面对九月大海墨绿的要塞/ 伸出宏阔的花冠”。他将在生活中观察到的万事万物，例如日月星辰、风雨天地、动物植物，以哲思溶化凝练成钻石般精美的诗歌。
◎ 他的植物园有奥斯维辛焚尸炉的残砖
获知我们是来自中国1989那场血与火的悲剧之后逃出来的流亡者，莫妮卡和特翁深表理解与同情。我告诉他们，特翁最让我感动的一首诗是《关于历史》。在那首诗里，特翁描写阴暗的大楼只有一扇窗户亮着——人们看见德雷福斯的面孔。我说，你的那首诗描绘的也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命运。
我问他们是否知道，特翁在中国读者中最为人所知的一首诗是《黑色的山》。这首诗在瑞典读者中并不是特别令人注目的，为什么会在八十年代吸引中国读者呢？
“巴士拐了又一个急弯，挣脱了阴冷的山影
车头向着太阳呼啸而上
我们拥挤在车内。独裁者的画像被扔在
皱巴巴的报纸里。”
只有我们这些走过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才能体会当年阅读此诗时所感受的兴奋之情。那时我们正从黑山的阴影中走出来，把暴君的照片丢弃在废纸里，向着光明奔去。
我问莫妮卡，特翁本人及其诗歌是否具有政治性，莫妮卡的回答是肯定的。她说特翁整个家族都是关心政治的，在二战时期他们反对纳粹。在回忆录《记忆看着我》中，特翁谈到他青少年时代的“政治”本能是冲着战争和纳粹去的，他用文字表达了对瑞典亲德分子的反感和厌恶。特翁还曾到布拉格的犹太公墓拜谒亡灵。在一次访谈中，他强调说：“作为人，绝不能被遣送到一个永恒的奥斯维辛。”
傅正明在他专著的序诗中致特翁：“超现实的植物园围墙上/ 有奥斯维辛焚尸炉的残砖。”他认为，包括米沃什、辛波丝卡和特朗斯特罗默在内的一代欧洲战后诗人，常以无辜牺牲品的视角来回顾历史，观察现实。避免后奥斯维辛写诗的野蛮性，是他们写诗的警号和禁令。特翁的一本诗集题为《为生者和死者》，他为受难的生者和无辜的死者写作的诗歌，是一种精神救赎。
特翁用左手在傅正明的专著上缓慢地签下自己的名字，我们便告辞了。那位曾经在光芒四射的大海上盘旋的秃鹰，此时安静地蜷曲在客厅沙发里，挥挥左手，目送我们离去。我知道，这是第一次见面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我们不愿多打扰这位迟暮老人的安宁。
中国诗人杜甫曾说：“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而这位瑞典诗人也吟诵道：“秃鹰收翅化为一颗星辰。”那么，在夜间星辰闪亮之际，我们会再次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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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4年四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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