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人民黑色的集体记忆

——读杨海英《没有墓碑的大草原》


（瑞典） 茉莉


当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在巴黎出版《被禁锢的头脑》一书时，几乎没有人相信他所描写的内容。那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苏联作为外族强权对波兰人的残暴奴役和压迫，尚未为世界所知晓。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米沃什，因此一度被人视为“疯子”。

现在我手里也捧着这样一部书稿，一部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惊人之作——《没有墓碑的大草原》。人都有趋乐避苦的倾向，为了一种责任感，我艰难地阅读这部惊心动魄而又令人痛苦的著作。此书真实地揭示出文革那个噩梦般的时期，成千上万的蒙古人是怎样被中共大汉族主义者统治的“伟大祖国”所吞噬，泯灭在极权主义的铁腕之中。

原本丰美的内蒙大地，渐渐失去了它鲜艳的色彩，而代之以一副黑白色的悲哀画卷：黑色是内蒙文革大屠杀的恐怖记忆，白色是无数受难者的骨骸。四十多年前内蒙民族的苦难命运，像尖锐的锥子一样敲打着我的心灵。面对这一部活生生、血淋淋的内蒙民族史，身为汉人的我们无权选择失忆，我们只能在心灵震撼之后，去和蒙古族的作者一起反思，去探寻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去追究造成这个惨绝人寰悲剧的制度性根源。

◎ 命运交给一个五岁小男孩的角色


内蒙大草原上没有墓碑，用文字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内人党”受难者铸刻一座精神墓碑的，是出身于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2011年，杨海英教授在日本大阪接受第14届“司马辽太郎奖”。该奖奖励他“如实地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中在内蒙古发生的迫害屠杀原著民族蒙古人状况”。在杨海英的微笑后面，是内蒙的蒙古族人从未痊愈的深重创伤。

这部《没有墓碑的大草原》的写作，源自一个五岁小男孩的遭遇。童年的杨海英家门前有一条大路，那是乌审旗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从1968年到1969年的文革动乱时期，那条大路成了一条“亡灵回家之路”，骆绎不绝的蒙古人带着他们被杀害的亲人的遗体和遗骨，悲伤地回乡归葬，路过杨海英的家，大都要寄宿一晚。杨海英的母亲板瓦尔按照蒙古民族相互济助的传统习俗，满心悲怆地接待来自各地的同胞过路人。

五岁的小男孩不仅亲眼目睹了众多同族人的无妄之灾，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也是内蒙文革的受害者。杨海英的父亲在文革中被划分成“剥削阶级牧主”，因恐惧被逮捕入狱而逃亡。高龄的祖母被揪去日夜接受“群专批斗”。母亲和幼小的他被驱赶出家门，寄身于破旧的仓廪，甚至被剥夺游牧民族的基本生存权——放牧牲畜。

正如米沃什的诗句：“我怎能生活在这个国家/ 在那里脚会踢到 /亲人未曾掩埋的尸骨？”从小就成为民族与政治双重的贱民，杨海英深感人为刀俎，蒙古人就像是待宰的“春天的羊羔”。1989年3月他赴日本留学，毕业于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综合研究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从2004年起，杨海英在日本静冈大学人文学部任教授，主要研究蒙古民族学。

那个走出蒙古包的小男孩对得起他所遭受的苦难，长大后，他成功地扮演了命运交给他的角色——做一个杀戮时代的倾听者和记录者。在大部分蒙古人被迫沉默噤声之时，杨海英以研究本民族的苦难历史为终身使命。他采访了许多内蒙古历史的见证人，留下了作为见证的第一手资料，用以探索20世纪6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对蒙古人的大屠杀中仍属忌讳的人道犯罪问题。

在接受该书的汉语译者之一的刘燕子女士采访时，杨海英介绍说：“拙书的写作前后穿越的二十余年光阴的隧道。从1991年，母亲同我聊家常开始，到2004年采访亲历者百余人。渐渐地草原上的父老乡亲们知道了我在做这方面的见证记录，纷纷向我提供信息，比如上访材料、家人照片、平反书、残疾证明,甚至亲人的遗物。每次回到家乡，他们或主动上门、或通过亲人朋友等多种途径向我提供资料。采访的方式不一，有的我直接拜访，有的到第三者提供的场所，总之，在他们认为相对安全，能够说话的地方。直到当局风声鹤唳、杯弓蛇影。”


◎ 十四人的故事透视整个民族命运


那是一个罪恶罄竹难书的时代。几乎每一个蒙古人的家庭都有被捕被监禁的亲人。杨海英在他周围的亲友中，找不到没有在文革受过迫害的蒙古人。这个世界充满了无辜的毁灭与牺牲，但只要无人出面作证，纵然有很多人被折磨至死，这段历史仍然不会为人所知。

因此，这位勤奋努力的蒙古族学者所做的一切学问，都是为了让蒙古人的苦难有出声的机会。他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采访过很多幸存者，该书重点介绍的是其中的十四位。这些人代表内蒙文革中各个阶层和不同派别。

这十四位蒙古人，除了杨海英的母亲之外，还有：曾任乌兰察布盟副盟长的图布信，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宣传部副部长的特古斯，蒙古族名医金久斗，师范学院的蒙古人造反派哈拉夫，内蒙师院教授林色，草原造反派忽日勒巴特尔，鄂尔多斯蒙古贵族家庭出身的奇琳花，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著名的蒙古学者俄尼斯，原图克公社书记策·哈斯毕力格图，失去全家亲人的其莫斯仁，革委会主任额尔德尼，“抗日作家”乌兰巴干，“延安派”干部奇治民。

这十四位蒙古人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身份地位。他们中有的是从当年的满洲国东渡日本留学的民族精英，被称为“挎洋刀的”，有的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进入延安民族学院的蒙古族青年，被称为“根正苗红的延安派”；有的出身于蒙古贵族王公之家，有的是跟随共产党闹革命的土改干部；有的在文革中当了造反派，有的进入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也有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是著名作家诗人，有的只是普通牧民。

无论这些人的背景、立场如何迥异，他们都是蒙古人，因此大都在文革中遭受了厄运。其中不少人被以“内人党”、“右派分子”、：“日奸”、“蒙特”、“乌兰夫的走狗”等各种罪名拘捕监禁、严刑拷打，在肉体和精神上饱受摧残。作为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他们在迟暮之年给作者叙述了自己刻骨铭心的往事。此书就以这十四位蒙古人的故事为轴心，从他们的人生命运伸展开去，涉及内蒙的广大民众，从而透视出整个民族的命运。

此书在历史的记忆中给了众多死难者一个确定的位置。最让笔者惊心的，是作者记录的一些蒙古族女性惨死的事例。例如，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蒙古女牧民霍兰受尽凌辱而死，曾任自治区妇联主任的乌兰在暴力拷打至残后恶化成癌症，端庄贤淑的白玉兰被轮奸后遭到杀害，……。

杨海英的母亲曾伤感地告诉儿子说：“我们蒙古人的命如草芥，命如蝼蚁啊！”著名的蒙古学者俄尼斯在接受杨海英采访后指出：“中国的政冶运动是一架巨大的阴谋绞肉机，它呲牙咧嘴地将几乎所有人都卷入进去，都被它惨烈地绞成肉末。”


◎ 每一份记忆都揭示大屠杀原因


然而，为什么如此惨烈的大规模屠杀会发生在内蒙古呢？这几乎是该书作者和被采访者都在询问的问题。在大劫大难过后，蒙古人从不同的角度，长久而痛楚地思索和探究。

此书中的每一个故事情节、每一份回忆，每一次讨论，都是答案的组成部分，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大屠杀之根源。例如曾参加过造反组织的林色对杨海英说：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从内蒙开始的。内蒙在全国率先被卷入了这场政治漩涡。日趋激烈的中苏对立中,毛泽东早就考虑到与‘苏蒙二修’不可避免地终将一战,双方在边境线陈兵百万。毛泽东是一个疑心重重、弓杯蛇影的人,当然他事先要肃清缺乏忠诚心的内蒙人,先手为强,除去心腹之患。内蒙距离北京仅几百公里之遥,与“二修”陆地接壤,打起仗来,内蒙为战略要塞之地。”

除了从地政学角度分析这场大屠杀之外，被采访者还揭露了一些汉人的言论，证明文革中对蒙古人的杀戮既由于中共的极权主义政治，也源于汉人对蒙古人根深蒂固的民族歧视。例如，曾直接指挥屠杀的原锡林郭勒军分区司令员赵德荣说“我见蒙古人就恶心，把锡盟老蒙古全挖光了，在全国也是一小撮。”哲里木盟军分区司令员赵玉温说；“把蒙古人百分之百打成内人党没错，这些家伙死几个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死一个少一个。”

内蒙古地质勘探队革委主任李国道提出的挖肃口号是：“一网打尽蒙古佬！”强暴蒙古女性的汉人打手说：“殴打你们蒙古鞑子个个都是分裂祖国的反革命,你们的婊子由老子想怎么操就怎么操！”“蒙古鞑子没一个好的，打死了还怕没地儿埋，笑话！”

上述文革中的汉人言论，与清末金丹道“灭尽蒙古鞑子，杀人腾地”的口号有相似之处。“金丹道暴乱”曾在10余天内杀害蒙古人数万之众。此书中哈斯毕力格图作证说，在内蒙“挖肃”运动中充当打马前卒的汉人，还返回陕西呼朋唤友，抢占蒙古人的土地。这就揭示了内蒙大屠杀的另一原因：攫取土地。

由于上述诸种原因，内蒙屠杀是符合中共汉族政权的利益的，被中共高层视为是正当的和必要的。杨海英的著作中搜集了大量的中共文件。即使是承认“肃清内人党扩大化了”的中共总理周恩来，也基本上肯定内蒙屠杀：“内人党有没有? 有。是有根子的，只是没那么多，有老的，有新的……内人党同外蒙接触的，是反革命。”

作为研究蒙古民族学的专业学者，杨海英不能只有详实的资料，他还必须从事实出发，一步步展示大屠杀的前因后果，结合时代政治背景和民族学理论，从根本上剖析为什么这样残忍的大屠杀会发生在内蒙古。

杨海英的看法是，内蒙古发生大屠杀的本质是：具有优越感的“文明的、先进的汉人”对“远离文明轴心、黑暗落后的蒙古人”的歧视结构，在极权主义囯家内，发展成为消灭“劣等种族”的杀戮行为。他认为，内蒙文革从根本上与汉地文革性质迥然相异。文革中蒙古人的遭遇并非源于左倾错误，而是一场有组织、有准备、蓄意而为的民族清洗。这不只是一场上层政治权力斗争，而是一场公然违背了1948年《灭绝种族公约》的“反人类罪”。



◎ 汉人的良知与该书的争议性


《没有墓碑的大草原》的中文版将于今年11月1日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出版。此书原文为日文，将此书上下两卷译为中文的刘英伯先生和刘燕子女士，都是中文语言功底极好的学者。身为汉人，他们父女俩铁肩担道义，怀着“我们对不起蒙古人”的负疚心情，耗费两年的心血和汗水，使我们能够读到行云流水般的准确而精致的中文版。

杨海英在此书中多次提到锡伯族学者吴迪（笔名启之）的贡献：“北京电影学院的吴迪教授曾是从北京下放到内蒙古的知识青年，他的《内蒙文革实录――‘民族分裂’与‘挖肃’运动》记录中云北峰的故乡、土默特左旗北什轴公社的‘挖肃’之惨烈实态。”

刘英伯、刘燕子和吴迪等非蒙古族人，以普世的人文主义精神，去关注内蒙受难者的命运。俄国思想家赫尔岑曾经呼吁“一个声音、一个力量，理性与了解的力量”。只有对他民族具备这种理性和了解的力量，我们才能获得判断历史与现实的能力。

笔者可以预测，这一部涉及重大主题、言辞犀利的著作在出版中文本之后，必将引起争议。一个多年来失去声音、被同化被边缘化的民族，突然有人为之发出如此尖锐、如此严重的指控，势必遭遇到一些先入为主的定论的拒斥。同时，杨海英关于内蒙文革的性质是“种族灭绝“的观点，也可能会遭遇到学界中人的质疑。

作为文化人类学方面的学者，杨海英在他的宏大著述中，也许会在其他某个领域如中国政治、国际关系方面有力所不及之处。作者有自己强烈的爱憎，这种受害者情感也会影响历史学需要的平实冷静态度。他的叙事背后所显示的一些假设和框架，也会有可讨论之处。

但是，这部作者含辛茹苦撰写的著作，诚实记录了一个民族走向毁灭的过程，承担了揭露伤口、书写痛苦的责任，为一个黑暗时代填补了空白。无论有何不足，它仍然是一部独一无二的、不可多得的珍贵作品。

按照尼采对历史的分类，杨海英这部内蒙文革史应该属于“批判性历史”。尼采认为，对受难者与需要解放者而言，他们批判历史，是为了现在能够生活。批判性历史试图从历史中学习，它拒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一类的犬儒主义态度，力图使灾难不再循环。这样的历史描述过去，更着眼于我们汉蒙两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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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4年十一月号，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