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种子”和他的时代
————师兄彭凤仪记事
（瑞典） 茉莉
师兄彭凤仪是善于嘲谑、放言无忌之人。在前几年的博客中，他扬言道：“七十岁以后，我想组织盗窃集团，专偷贪官。这是因为，贪官多有不义之财，因此也不敢报案。集团将设三个组，……。赃款除正当开支外，将全部用于助学。为何要到七十岁以后，因七十岁以后免除死刑。”
然而老天不仁。2013年秋，师兄七十未到壮志未酬，没来得及实现他组织盗窃集团的宏大计划，就因病去赴了死神的约会。家乡又一颗照耀我归去的星星——熄灭了。如今，真情至性的师兄已在故乡邵东天星岭的桂花树下安眠。
在其遗著《漫步人生》中，师兄谦称自己的人生是“平凡”而又“平淡”的。我在怀念中追问并思索他的一生。那个时代拥有智力的读书人处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中，他们选择了怎样的生存方式？他们曾怎样以笑谑游戏化解历史的无奈与悲怆，又怎样在尘世烦恼中开出新路？这涉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取向，体现他们从体制走向民间的心理困惑，留下他们为自由挣扎的痕迹。
◎ 被公安怀疑为师妹背后的“黑手”
记得1989年6月我被邵阳市公安局收审，审讯人员再三追问我和师兄在学运期间的接触情况。因为我是被公认为不懂政治的女人，当局认为我那样不顾一切地投入学运，其背后一定有黑手指使，时任《邵阳日报》总编室主任的师兄就是他们的重点怀疑对象。当时我告诉审讯人员：“彭凤仪在我公开演讲之前是到过我家，他一再劝阻我不要参与学运。”审讯人员不相信，指责我一味给他人“打掩护”。
其实，我虽然在被审讯时坚持一切自己承担，绝不说对他人不利的事情，但在彭凤仪的问题上并没有说谎。师兄那晚是真的到我家劝阻我，但他阻止我去演讲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护那个政权，相反，正因为他深知那个政权的残酷性，才执意劝告我这不懂事的师妹要保护自己。在我入狱的几年中，邵阳的朋友一直顶住压力，对我付出了真诚的关怀与帮助。师兄对其他朋友说：“茉莉做了我们没能做到的事情！”
我出狱后，师兄和朋友们热情设宴为我接风。当时我已被开除了公职，在社会上谋生不易，朋友们竭尽所能给我提供支持。师兄经常请我吃饭，席间耍贫嘴谈笑风生，针砭时弊嬉笑怒骂，常常逗得我忍俊不禁。有一次朋友们到车站接我，他买了一大串晶莹透亮的紫色葡萄。其时我正处在失落与迷茫的郁闷情绪中，吃着那一串甜美的葡萄，心里顿感安慰。世事白云苍狗，人有时会忘记很多重要的事情，但一串晶莹的葡萄至今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彭凤仪和我这师妹的缘分，始于1959年，当时他是十三岁的乡下男孩，湖南邵东县廉桥二中的新生。我母亲是他的语文老师，而我还是一个五岁的小女孩。长大后我常听母亲念叨，说她的学生中有一个“读书种子”叫彭凤仪。师兄在文革前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这在当时是稀有动物，凤毛麟角。大学毕业后他自愿回乡，在邵东三中教书。其时我也在家乡当上教书匠，曾在一次教育会议上见过这位令我母亲骄傲的高才生。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师兄调到邵阳日报任职，我们师兄妹才成为经常来往的朋友。
1992年10月我逃往香港，打工攒下一点钱，就想把丈夫和儿子接出来。当时想来想去，亲友中只有师兄家的电话是我从未打过的，估计国安部门尚未监控这个电话。于是我在香港街头用公用电话致电师兄，请师兄去邵阳师专帮我把傅正明和儿子找来。师兄一听，立即乐颠颠地跑去找人。
此后二十年，我不敢与师兄电话联系，担心他家电话会因为我而受到监控。但我并没有忘记师兄的恩情，曾经在儿子回国时给他送去一双意大利皮鞋。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总是以为将来形势会好一点，我会有机会回国当面致谢，但没想到老天如此，给我留下无尽的遗憾。
◎ 以笑谑化解历史的无奈与悲怆
“读书种子”一词在中国传统中，并非指只会读书做学问的人，而是代表那种有道德人格传承的文化精英。作为贫寒农家出身的读书种子，师兄攻读的学问，原本是要用于社会，贡献给他所关爱的人们的。正因为曾有这样的胸怀和理想，所以他才能在邵东三中教书的12年中，精心培育了一批优秀人才，成绩斐然，并获得教研成果奖。
然而，八十年代中期《邵阳日报》调师兄去总编室任职，却误了师兄平生。据他自己笑说，给这种党报看稿，只需要给小学生改作文的水平。被人认为才高八斗的师兄，在报社负责给头版文章做文字、标题把关。据说报社所有关于文字的争论，到他那里，都以他的解释为准。
但才子彭凤仪不久就发现，他的工作实际上是在“把谎言变成真理，把假象变成真相”，他见到了太多的“铁幕后的黑暗，红旗下的阴谋”。不甘心给这种喉舌报纸效劳，又没法重返学校讲台，师兄一度苦恼失落。不久八九民运爆发，师兄虽为此精神一振，却不肯贸然介入。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他深知中共之狠毒，早就预料到学运会遭遇灭顶之灾。
还是在六十年代读高中时，师兄就因为仰慕古代诗人李白，被班主任定性为“灰色世界观”，其结论被塞进档案。在小学时期教他唱歌的老师被打成右派，发配回乡。在北师大，他目睹了不堪受辱的政治辅导员自杀，耳闻不少文革中屈死者的故事。他本人曾在文革中参加过保皇派，因常与友人大发议论臧否文革，褒贬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被糊里糊涂地作为“五一六分子”给关押了几个月。
有过这样血泪的教训，师兄对共产党专制政治有切肤之痛。他的一篇因病未完成的文章就题为：《政治——须臾不离的紧箍咒》。但师兄认为，个人在历史强力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他反对师妹我傻乎乎地去介入学运。
然而，此人有一种率真豪爽、不受拘束的天性，既然在公共世界失去了言说的可能，他就在私下调侃戏谑，大放厥词。凡是和师兄一起吃过饭的友人，大都会听过他那幽默精彩的政治笑话。我至今仍然记得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后，他绘声绘色地挖苦苏共亡党、讽刺社会主义国家一天天烂下去的段子。
当然，擅长说政治笑话，并不等于实际的政治参与，只不过是人在无奈悲哀之下的一种发泄不满的方式。有关部门因此睁只眼闭只眼，师兄后来一直比较安全。师兄的笑话往往出口成章，妙语如珠，有不少知识含量，对中共的意识形态有一定的解构作用，能玩弄其荒谬于股掌。
◎ 酗酒嗜牌，失去生命之重量
六四屠城的鲜血刺痛了一代文人的神经，灼伤了他们的眼睛和心灵。一些本来就身心脆弱的中国文人不堪重负，在极度恐惧之下，没有被坦克碾碎的他们失去了直面苦难的信心，于是走向了颓废萎靡，开始狂放地遁世。
我在1992年出狱后，曾听朋友谈及他们一个研究生班，文人们如何在痛哭流涕之后沉溺于欲望狂欢之中。当政治自由被剥夺，他们所能做的就是享乐感官，将自由定义于自己的下半身。既然无从实现人生的目标和理想，那么就将自己变成一个玩具，人生只图一个快活。长安街的血迹犹存，文人们悄然改变了他们的价值取向。
那些文人们有太多放浪的理由，纵情娱乐是他们解脱末世感痛苦的一剂解药。他们还有各色各样的前辈文人做人生楷模。例如，在中国历史上文人生存处境险恶的时代，魏晋士人最著名的做法就是“不合作”，聚于林中喝酒纵歌。
潇洒倜傥、个性清高的师兄仿佛是从魏晋时代走出来的人。身为失路之客，在现实中找不到心理出路，亦不愿像师妹一样成为不肯放弃理念的“死磕派”，更痛恨那些蝇营狗苟于权力和利益的嘴脸，于是他大声喊出李白的诗歌口号：“及时行乐亦如此！”
那些年，师兄主要抓住两个及时行乐的项目：一是酒，二是牌。在后来的博客中，他写了《酒趣》和《牌趣》等文章，夫子自道，解释自己为何嗜酒嗜牌。他说：“在我的12年教师生涯中，与牌基本无缘。为人之师，绝不可误人子弟啊！后来进了报社，完全没有了像升学率那样的工作压力，知识也派不上太大的用场。另外，我至今不明白，一张独家之言的官报到底有多大意义？与芸芸众生到底有多大关系？我想我的书是白读了。”“于是我认定这辈子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精神异常空虚。酗酒便从此开始，嗜牌也从此开始。”
不管不顾地来了一次大撒把，师兄玩得就是心跳就是酷。他改写曹操的诗，称“何以作乐？唯有杜康”。虽然酒和牌给他带来无比的快乐，但一醉酩酊获得高潮，迸发出了一种美妙的生命感觉，却只是一种虚幻而已。拿酒和牌来做人生的解药，会使自己在本应承担责任的世界里，失去生命应有的重量。
◎ 走出娱乐“瓶子”进入公共写作
师兄去世一年多，我遍读他留在“天星岭博客”中的文章，昔日那个插科打诨令人哭笑不得的老顽童，终于获得师妹最深切的理解与痛惜。这么多年，这位看似玩世不恭的老兄经历过怎样的心理煎熬？就如明代作家汤显祖所说：“人间最大的痛苦事，就是才士蒙世难而不能施展才能。”
中国文人的生命就这样被时代无端地浪费。师兄先是经历过类似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中描绘的极权主义顶峰时的可怕社会，受到“老大哥”式的中国统治者严密的思想控制。而后，他又经历了类似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的社会环境，此时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已经发达，娱乐消遣异常丰富，没有政治自由的人们被允许享受消费“自由”。
对于饿过肚子的贫苦农家后代，在这种纵欲时代所享受到的感官幸福，似乎是对他过去的苦难所做的补偿。师兄一度因此逍遥自得。但是，即使生活在这样一个貌似轻松的“娱乐新世界”里，中国“老大哥”也时时在看着你。只要你愿意放弃追求思想的自由，统治者会纵容你大肆娱乐满足欲望，因为他们知道那种幸福很廉价，那种人生是在一种政治禁锢的“瓶子”里度过的。
但个性桀骜不驯并具理性思考能力的师兄，不会甘心在这种畸形社会的“瓶子”里长期娱乐至死。我惊喜地看到，老顽童自党报退休后，居然在网络上认真写起正经文章来。这意味着，他走出了个体享乐主义的自我，进入民间的公共世界去关心公共事务。原本就是忧国忧民的读书种子，公共世界本来就是他应该呆的地方。
师兄的博客文章，除了写风土人情，旅游札记、语言文化教育研究及其师生情谊等内容之外，还有一些沉痛的历史回忆和严肃的时事评论。例如，他写大饥荒和文革的灾难，写那些死在共产党专政机器下的冤魂。他坦诚自己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是信仰的需要，而是生存的需要”。他还发挥自己善于嘲讽的才能，揭露省委书记无知愚蠢的行为，鞭笞朝鲜的社会主义世袭制和人民日报的新闻虚假。针对家乡发生的一些社会事故，例如邵阳县的沉船，师兄直指这类事故是可以避免的“人祸”。
当我们师兄妹在博客上相逢，他不避忌讳地谈起“六四”问题，对我说：“和国安局的朋友共进晚餐，话题之一便是你。耻辱的一页，从历史的角度是翻过去了。但从人性的角度已永远定格在人民的心坎，等待彻底改写。”
我看到师兄从容而昂然地，带着一种沉着无畏的步态，哼唱着他最喜欢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利用有限的网络写作自由，在尘世烦恼中开出一片新路来。然而就在此时，命运毫不客气地掐住他的脖子，死亡很快就逼近了他。宿酒伤肝，他长期用以作乐的杜康，终于给了他致命的一击：肝癌。
一切为时已晚。师兄的遗著《漫步人生》里有多篇文章只有标题，括号里注明“因病搁笔”，而这些文章都是他最想要公诸于世的历史事实，例如：《见证大跃进》、《见证大饥荒》、《见证文化大革命》。他想要做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但被迫从人生舞台上提前退场，没能完成夙愿。
畸形的社会没有改变师兄彭凤仪真诚的读书人本性，如他自己在遗著前言中所说：在荆棘丛生、腥风血雨的人生里，他做了“一株挺直的树，一泓清澈的水，一块顽冥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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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5年六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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