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種子”和他的時代
————師兄彭鳳儀記事
（瑞典） 茉莉
師兄彭鳳儀是善於嘲謔、放言無忌之人。在前幾年的博客中，他揚言道：“七十歲以後，我想組織盜竊集團，專偷貪官。這是因為，貪官多有不義之財，因此也不敢報案。集團將設三個組，……。贓款除正當開支外，將全部用於助學。為何要到七十歲以後，因七十歲以後免除死刑。”
然而老天不仁。2013年秋，師兄七十未到壯志未酬，沒來得及實現他組織盜竊集團的宏大計劃，就因病去赴了死神的約會。家鄉又一顆照耀我歸去的星星——熄滅了。如今，真情至性的師兄已在故鄉邵東天星嶺的桂花樹下安眠。
在其遺著《漫步人生》中，師兄謙稱自己的人生是“平凡”而又“平淡”的。我在懷念中追問並思索他的一生。那個時代擁有智力的讀書人處在嚴酷的社會環境中，他們選擇了怎樣的生存方式？他們曾怎樣以笑謔遊戲化解歷史的無奈與悲愴，又怎樣在塵世煩惱中開出新路？這涉及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取向，體現他們從體制走向民間的心理困惑，留下他們為自由掙扎的痕跡。
◎ 被公安懷疑為師妹背後的“黑手”
記得1989年6月我被邵陽市公安局收審，審訊人員再三追問我和師兄在學運期間的接觸情況。因為我是被公認為不懂政治的女人，當局認為我那樣不顧一切地投入學運，其背後一定有黑手指使，時任《邵陽日報》總編室主任的師兄就是他們的重點懷疑對象。當時我告訴審訊人員：“彭鳳儀在我公開演講之前是到過我家，他一再勸阻我不要參與學運。”審訊人員不相信，指責我一味給他人“打掩護”。
其實，我雖然在被審訊時堅持一切自己承擔，絕不說對他人不利的事情，但在彭鳳儀的問題上並沒有說謊。師兄那晚是真的到我家勸阻我，但他阻止我去演講的目的不是為了維護那個政權，相反，正因為他深知那個政權的殘酷性，才執意勸告我這不懂事的師妹要保護自己。在我入獄的幾年中，邵陽的朋友一直頂住壓力，對我付出了真誠的關懷與幫助。師兄對其他朋友說：“茉莉做了我們沒能做到的事情！”
我出獄後，師兄和朋友們熱情設宴為我接風。當時我已被開除了公職，在社會上謀生不易，朋友們竭盡所能給我提供支持。師兄經常請我吃飯，席間耍貧嘴談笑風生，針砭時弊嬉笑怒罵，常常逗得我忍俊不禁。有一次朋友們到車站接我，他買了一大串晶瑩透亮的紫色葡萄。其時我正處在失落與迷茫的鬱悶情緒中，吃着那一串甜美的葡萄，心裡頓感安慰。世事白雲蒼狗，人有時會忘記很多重要的事情，但一串晶瑩的葡萄至今鐫刻在我的記憶里。
彭鳳儀和我這師妹的緣分，始於1959年，當時他是十三歲的鄉下男孩，湖南邵東縣廉橋二中的新生。我母親是他的語文老師，而我還是一個五歲的小女孩。長大後我常聽母親念叨，說她的學生中有一個“讀書種子”叫彭鳳儀。師兄在文革前考上了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這在當時是稀有動物，鳳毛麟角。大學畢業後他自願回鄉，在邵東三中教書。其時我也在家鄉當上教書匠，曾在一次教育會議上見過這位令我母親驕傲的高才生。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師兄調到邵陽日報任職，我們師兄妹才成為經常來往的朋友。
1992年10月我逃往香港，打工攢下一點錢，就想把丈夫和兒子接出來。當時想來想去，親友中只有師兄家的電話是我從未打過的，估計國安部門尚未監控這個電話。於是我在香港街頭用公用電話致電師兄，請師兄去邵陽師專幫我把傅正明和兒子找來。師兄一聽，立即樂顛顛地跑去找人。
此後二十年，我不敢與師兄電話聯繫，擔心他家電話會因為我而受到監控。但我並沒有忘記師兄的恩情，曾經在兒子回國時給他送去一雙意大利皮鞋。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我總是以為將來形勢會好一點，我會有機會回國當面致謝，但沒想到老天如此，給我留下無盡的遺憾。
◎ 以笑謔化解歷史的無奈與悲愴
“讀書種子”一詞在中國傳統中，並非指只會讀書做學問的人，而是代表那種有道德人格傳承的文化精英。作為貧寒農家出身的讀書種子，師兄攻讀的學問，原本是要用於社會，貢獻給他所關愛的人們的。正因為曾有這樣的胸懷和理想，所以他才能在邵東三中教書的12年中，精心培育了一批優秀人才，成績斐然，並獲得教研成果獎。
然而，八十年代中期《邵陽日報》調師兄去總編室任職，卻誤了師兄平生。據他自己笑說，給這種黨報看稿，只需要給小學生改作文的水平。被人認為才高八斗的師兄，在報社負責給頭版文章做文字、標題把關。據說報社所有關於文字的爭論，到他那裡，都以他的解釋為準。
但才子彭鳳儀不久就發現，他的工作實際上是在“把謊言變成真理，把假象變成真相”，他見到了太多的“鐵幕後的黑暗，紅旗下的陰謀”。不甘心給這種喉舌報紙效勞，又沒法重返學校講台，師兄一度苦惱失落。不久八九民運爆發，師兄雖為此精神一振，卻不肯貿然介入。經歷過多次政治運動，他深知中共之狠毒，早就預料到學運會遭遇滅頂之災。
還是在六十年代讀高中時，師兄就因為仰慕古代詩人李白，被班主任定性為“灰色世界觀”，其結論被塞進檔案。在小學時期教他唱歌的老師被打成右派，發配回鄉。在北師大，他目睹了不堪受辱的政治輔導員自殺，耳聞不少文革中屈死者的故事。他本人曾在文革中參加過保皇派，因常與友人大發議論臧否文革，褒貶當時的國家領導人，被糊裡糊塗地作為“五一六分子”給關押了幾個月。
有過這樣血淚的教訓，師兄對共產黨專制政治有切膚之痛。他的一篇因病未完成的文章就題為：《政治——須臾不離的緊箍咒》。但師兄認為，個人在歷史強力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他反對師妹我傻乎乎地去介入學運。
然而，此人有一種率真豪爽、不受拘束的天性，既然在公共世界失去了言說的可能，他就在私下調侃戲謔，大放厥詞。凡是和師兄一起吃過飯的友人，大都會聽過他那幽默精彩的政治笑話。我至今仍然記得九十年代初“東歐劇變”後，他繪聲繪色地挖苦蘇共亡黨、諷刺社會主義國家一天天爛下去的段子。
當然，擅長說政治笑話，並不等於實際的政治參與，只不過是人在無奈悲哀之下的一種發泄不滿的方式。有關部門因此睜隻眼閉隻眼，師兄後來一直比較安全。師兄的笑話往往出口成章，妙語如珠，有不少知識含量，對中共的意識形態有一定的解構作用，能玩弄其荒謬於股掌。
◎ 酗酒嗜牌，失去生命之重量
六四屠城的鮮血刺痛了一代文人的神經，灼傷了他們的眼睛和心靈。一些本來就身心脆弱的中國文人不堪重負，在極度恐懼之下，沒有被坦克碾碎的他們失去了直面苦難的信心，於是走向了頹廢萎靡，開始狂放地遁世。
我在1992年出獄後，曾聽朋友談及他們一個研究生班，文人們如何在痛哭流涕之後沉溺於欲望狂歡之中。當政治自由被剝奪，他們所能做的就是享樂感官，將自由定義於自己的下半身。既然無從實現人生的目標和理想，那麼就將自己變成一個玩具，人生只圖一個快活。長安街的血跡猶存，文人們悄然改變了他們的價值取向。
那些文人們有太多放浪的理由，縱情娛樂是他們解脫末世感痛苦的一劑解藥。他們還有各色各樣的前輩文人做人生楷模。例如，在中國歷史上文人生存處境險惡的時代，魏晉士人最著名的做法就是“不合作”，聚於林中喝酒縱歌。
瀟灑倜儻、個性清高的師兄仿佛是從魏晉時代走出來的人。身為失路之客，在現實中找不到心理出路，亦不願像師妹一樣成為不肯放棄理念的“死磕派”，更痛恨那些蠅營狗苟於權力和利益的嘴臉，於是他大聲喊出李白的詩歌口號：“及時行樂亦如此！”
那些年，師兄主要抓住兩個及時行樂的項目：一是酒，二是牌。在後來的博客中，他寫了《酒趣》和《牌趣》等文章，夫子自道，解釋自己為何嗜酒嗜牌。他說：“在我的12年教師生涯中，與牌基本無緣。為人之師，絕不可誤人子弟啊！後來進了報社，完全沒有了像升學率那樣的工作壓力，知識也派不上太大的用場。另外，我至今不明白，一張獨家之言的官報到底有多大意義？與芸芸眾生到底有多大關係？我想我的書是白讀了。”“於是我認定這輩子不可能有什麼作為了，精神異常空虛。酗酒便從此開始，嗜牌也從此開始。”
不管不顧地來了一次大撒把，師兄玩得就是心跳就是酷。他改寫曹操的詩，稱“何以作樂？唯有杜康”。雖然酒和牌給他帶來無比的快樂，但一醉酩酊獲得高潮，迸發出了一種美妙的生命感覺，卻只是一種虛幻而已。拿酒和牌來做人生的解藥，會使自己在本應承擔責任的世界裡，失去生命應有的重量。
◎ 走出娛樂“瓶子”進入公共寫作
師兄去世一年多，我遍讀他留在“天星嶺博客”中的文章，昔日那個插科打諢令人哭笑不得的老頑童，終於獲得師妹最深切的理解與痛惜。這麼多年，這位看似玩世不恭的老兄經歷過怎樣的心理煎熬？就如明代作家湯顯祖所說：“人間最大的痛苦事，就是才士蒙世難而不能施展才能。”
中國文人的生命就這樣被時代無端地浪費。師兄先是經歷過類似奧威爾小說《一九八四》中描繪的極權主義頂峰時的可怕社會，受到“老大哥”式的中國統治者嚴密的思想控制。而後，他又經歷了類似赫胥黎《美麗新世界》的社會環境，此時中國人的物質生活已經發達，娛樂消遣異常豐富，沒有政治自由的人們被允許享受消費“自由”。
對於餓過肚子的貧苦農家後代，在這種縱慾時代所享受到的感官幸福，似乎是對他過去的苦難所做的補償。師兄一度因此逍遙自得。但是，即使生活在這樣一個貌似輕鬆的“娛樂新世界”里，中國“老大哥”也時時在看着你。只要你願意放棄追求思想的自由，統治者會縱容你大肆娛樂滿足欲望，因為他們知道那種幸福很廉價，那種人生是在一種政治禁錮的“瓶子”里度過的。
但個性桀驁不馴並具理性思考能力的師兄，不會甘心在這種畸形社會的“瓶子”里長期娛樂至死。我驚喜地看到，老頑童自黨報退休後，居然在網絡上認真寫起正經文章來。這意味着，他走出了個體享樂主義的自我，進入民間的公共世界去關心公共事務。原本就是憂國憂民的讀書種子，公共世界本來就是他應該呆的地方。
師兄的博客文章，除了寫風土人情，旅遊札記、語言文化教育研究及其師生情誼等內容之外，還有一些沉痛的歷史回憶和嚴肅的時事評論。例如，他寫大饑荒和文革的災難，寫那些死在共產黨專政機器下的冤魂。他坦誠自己當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不是信仰的需要，而是生存的需要”。他還發揮自己善於嘲諷的才能，揭露省委書記無知愚蠢的行為，鞭笞朝鮮的社會主義世襲制和人民日報的新聞虛假。針對家鄉發生的一些社會事故，例如邵陽縣的沉船，師兄直指這類事故是可以避免的“人禍”。
當我們師兄妹在博客上相逢，他不避忌諱地談起“六四”問題，對我說：“和國安局的朋友共進晚餐，話題之一便是你。恥辱的一頁，從歷史的角度是翻過去了。但從人性的角度已永遠定格在人民的心坎，等待徹底改寫。”
我看到師兄從容而昂然地，帶着一種沉着無畏的步態，哼唱着他最喜歡的歌曲——《在那遙遠的地方》，利用有限的網絡寫作自由，在塵世煩惱中開出一片新路來。然而就在此時，命運毫不客氣地掐住他的脖子，死亡很快就逼近了他。宿酒傷肝，他長期用以作樂的杜康，終於給了他致命的一擊：肝癌。
一切為時已晚。師兄的遺著《漫步人生》裡有多篇文章只有標題，括號里註明“因病擱筆”，而這些文章都是他最想要公諸於世的歷史事實，例如：《見證大躍進》、《見證大饑荒》、《見證文化大革命》。他想要做一個歷史的見證人，但被迫從人生舞台上提前退場，沒能完成夙願。
畸形的社會沒有改變師兄彭鳳儀真誠的讀書人本性，如他自己在遺著前言中所說：在荊棘叢生、腥風血雨的人生里，他做了“一株挺直的樹，一泓清澈的水，一塊頑冥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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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動向》雜誌2015年六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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