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瑞典坼迁看中国“坼迁市长”
                                    ——一部被禁记录片引发的议论

                                                           （瑞典）茉莉


英国BBC的纪录片《中国市长》（The Chinese Mayor），讲述大同前市长耿彦波在大同坼迁修城墙的故事。此片在中国被禁播，瑞典电视台却买来转播了好几次。我了解了导演的拍片意图，读到一些翻墙看此片的中国观众的网上反应，也读到瑞典观众对“中国市长”的批评与指责。

令人惊奇的是：一位在中国人眼中大刀阔斧致力于城市建设的“好市长”，在瑞典人看来他全都做错了，而且错得不可原谅。一个瑞典观众看了该记录片后，在网上发表了一句冷峻的评语：“中国离民主还很遥远！”

恰好，此时瑞典正在迁移该国最北的一个城市——基律纳（Kiruna）。同样是非常棘手的城市坼迁，在专制国家里，被坼迁人的权利遭到漠视并被剥夺，而在民主国家里的被坼迁人权利受到极大的尊重。笔者因此想要比较一下，两种不同制度下的坼迁，展现出怎样不同的理念与操作程序。

一切都让瑞典人匪夷所思，他们因此向我提出不少问题：“谁给耿彦波这么大的权力坼掉五十万人的房子？”“这样坼迁城市，有没有专家论证其必要性，有没有征求人民意见？”“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居民没有安置好住房？市长考虑过坼迁可能遇到的风险吗？”“市长太太怎么能够到工作场所吵闹呢？她丈夫的问题，应该在自己家里处理。”

中国人一般不会提出瑞典人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官员的传统是“为民父母”，而民主的瑞典则是“民为父母”。中国老百姓没有基本的公民权利，只能将自己与城市的命运寄托于一两位清官，他们被耿彦波坼城修墙计划所描绘的美好前景所吸引，相信这位市长会“爱民如子”、造福一方。由于耿市长在大同人心中的形象无比魁伟，因此少有人去深究其做法的合理性。

在我所浏览的网贴中，只有一位网名“下载大哥”的大同人意识到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对耿市长的所作所为提出了清醒的质疑，他说：“一个城市的发展到底是应该发挥一人之力，还是应该集城市居民的全体智慧？试问作为城市的居民的我们，到底多大程度上主动参与我们自己故乡的规划建设？城市化应该是人的城市化，那么城市的城市化就更应该听听市民的建议。”



◎ “民为父母”，程序正义第一


即使这位罕见的具有公民意识的大同人，也只是希望耿市长能听听市民的建议而已。而在民主的瑞典，一个城市是否应该坼迁、怎么坼迁，只有市民才是决定这一切的主人。因为人民是当家作主的“父母”，市长只是“公仆”而已。因此，耿市长那种“兵贵神速”的强坼强迁作风，在瑞典人看来是不可以容忍的“羞耻”（我的朋友玛格丽达语）。

为什么耿市长的作为会被瑞典人视为“羞耻”？这是由瑞典人的价值观决定的。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指出:“正义是一个社会的首要价值”。西方的“程序正义”原则源自古老的自然正义法则，是对公正行使权力的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耿市长所做出的公共事务决策，在瑞典人看来没有依照“程序正义”的原则，因此大错特错。

那么，瑞典人是如何按照程序正义的原则移走一座城市，并能保证当地的经济发展呢？小城基律纳的坼迁方式，也许可以给中国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基律纳位于北极圈内，以冰旅馆闻名于世。这个城市底下蕴藏着丰富的铁矿，被誉为世界最大地下矿场。由于几十年大规模的深度开采，矿区被严重侵蚀，城市出现缝隙，整个地区面临塌陷的危险。

早在2003年，瑞典国有LKAB矿业公司就向基律纳市政府通报了矿山的危机，提出：为了开采基律纳地表下的80亿吨铁矿石，当地人民面临选择：是搬走城市呢，还是关闭铁矿？2004年，基律纳市政府向当地人民发布有关城市危机的新闻稿。2007年，市议会投票决定小城的命运。由于没有达成共识，左派党和中间党投了弃权票，该决议被推迟。

2008年，中间党人塞尔伯格征集了签名请愿书，对城市的未来发展进行全民投票。同年，国有矿业LKAB公司的董事会公布，城市转型的成本估计为125亿瑞典克朗，该公司将全部承担这个开支。2009年，市政府修订综合计划，决定新城区将建在基律纳西北。2012年，市政厅举办建筑设计竞赛，获胜的建筑师开始设计城市的未来。2014年，市议会议长与LKAB公司总裁签订有关城市重建的赔偿合同，新基律纳市的建设开始快速启动。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基律纳的议会、媒体和民间机构进行了广泛的争论和评估，人民有充分的时间了解情况、权衡利弊。他们聆听各方面专家的辩论和分析，对这座小城的历史、地理、文化、旅游、经济以及各方面的利弊做出论证。各方力量在此展开了博弈和抗争。

瑞典矿业公司专家向人民讲解基律纳矿区的危机

最后，几乎所有的基律纳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如果城市不搬迁，铁矿被迫关闭，大多数基律纳人就会失业，城市也会衰败下去。当地人终于统一了认识，做出了决定：把城市迁移到新的更牢固的地方，准备坼掉面积达23万平方米的区域里的3000栋房子，迁走1万8千个居民。

“程序正义原则”里有一个核心思想，即：“任何人在受到不利影响之前都要被听取意见”。除了基律纳政府、议会、各党派和媒体广泛征求人民的意见之外，负责迁移项目的瑞典White建筑事务所还安排了一个人类学家团队，向当地居民咨询意见。

我们在媒体里听到基律纳人的各种意见，除了谈拆迁方案和补偿方案等重大问题之外，还有些是私人感情方面的枝节问题。例如，有当地人抱怨说，他的父母和他本人都是在那所房子里出生的，坼掉那房子他会感到很失落。还有女人说她很伤心，因为那个将要坼掉的公园有一条长椅，是她年轻时谈恋爱的地方。

当地政府尽可能可以满足每个被坼迁人的正当要求，提供各种生活便利，甚至照顾基律纳人的感情需要，保留当地的一些古老建筑。例如，一座曾获选为“瑞典最美丽建筑”的木制教堂，将被一砖一瓦地卸下来，然后在新址上原样重装。按照计划，基律纳的新市政厅要到2016年才能入住，新城将在2017年开张，整个迁城计划可能要延续数十年才能完全结束。


◎ “为民父母”，剥夺被坼迁人权利


这种步步为营按程序办事的理性决策方式，可以说是务求完美无缺的“慢动作”。瑞典人的理念是：首先应该预测和讨论坼迁中可能发生的所有风险和损失，尽可能找到解决或弥补的办法，不能让任何人的利益在这场大迁城中受到损害。

人道资本主义国家瑞典如此慢腾腾的坼迁，在中国官员看来，这简直就是“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弊端”的一个典型例证。中国共产党制度的优越性是：领导决定一切。中共官员要尽快出政绩，要“大干快上”出效率，绝不容许坼迁工程被干扰而长期拖延。

因此，大同的坼迁展现了令人惊愕的“耿氏速度”。2008年初耿彦波任大同市长，才三个月时间就展开了大规模的坼迁。除了耿市长本人豪情满怀的个人意志之外，当地人民有没有聆听各类专家展开的公开辩论？有没有大同人在媒体上反复讨论坼城利弊？被坼迁人的困难和意见有没有被政府一一听取并解决？有没有反对党提出尖锐的质疑与否定、并经过议会各党派的多次协商、论证与投票？

和中国各地的坼迁一样，大同市的坼迁是以政府为主导，而被拆迁人作为利益的相对方，其正当的参与权则完全被剥夺。在瑞典，议会是权力决策机关，政府只是执行者。而大同市政府集权于一身，市政府既是“开发商”，又是主导者，兼“运动员”与“裁判员”等双重角色，其他涉及利益的民间当事人无权置喙。

程序正义原则在耿彦波这样的“好官”眼里，似乎毫无意义。虽然耿市长吃苦耐劳干实事，但他也和所有的共产党官员一样，习惯性地包办一切，无视公民权利，代替公民思考决定。他们这些习惯于“为民作主”的父母官，不认为人民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可以参与决定城市的未来。

因此，在大同坼迁过程中，无论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拆迁方案还是补偿方案，被拆迁人几乎被置于决策程序之外，只能焦急地等待市长颁布指示。一些利益受损的民众只能到处追着耿市长，苦苦哀求“好市长”给解决自己的困难。

不光是大同市政府不屑讲程序正义，山西省委于2013年2月突然将耿彦波调任太原市，也是一个横蛮无理的决定。就在被调离的半年之前，耿彦波还再次被大同市人大会议全票选为市长。当时，55岁的耿市长表示要再在大同干完一届，以完成自己铺开的宏伟蓝图。然而人大“橡皮图章”的选举结果不如上级党委的一纸命令，官大一级压死人。没有人对调离耿彦波一事做出正式的解释，记录片屏幕上只出现一行字幕：“谁也不知道原因。”


       ◎ 先搬后赔与先建后坼之流程差别


在《中国市长》这部记录片里，我们吃惊地看到，一些房子已经被坼掉的市民，居然还没有拿到赔偿金，甚至没拿到任何书面的补偿协议。大多拆迁户只能掏出自己的积蓄或借贷，自己租房过渡性地住下，先遮风避雨，然后排号等待新房分配。

我在网上找到大同市城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发出的《房屋征收流程》。这个流程规定：先搬空房屋，政府验收房屋之后，才签订补偿协议。这样的强制坼迁导致大量的安置和补偿问题，由于没有合理的赔偿和安置，被坼迁者的矛盾尖锐时，甚至以自焚、跳楼等手段抗争。这是一种带着血泪的坼迁。

耿市长要“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坚决表示“绝不为了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虽然在记录片镜头下，耿市长似乎还比较耐心地接待访民，但从整个强力而快速的拆迁过程来看，他根本不在乎牺牲广大被坼迁人的利益，为了宏大计划他要求人民克服困难。市长还对一些施工单位压价，对一些开发商大户房产主实行无偿拆迁。

如此拒绝“公正补偿”，强行“与民争利”，耿市长倚仗的是中共在五十年代抢劫的基础上实行的土地公有制，以及有关土地征用的条例。弱势的被拆迁者没有土地所有权，因此在这场博弈中毫无对抗的本钱。除了以死相拼的人之外，大多数人只能无奈地被政府驱赶。

这样看来，大同市的坼迁似乎不需要多少成本，因为没有人有能耐和政府讨价还价。但当耿市长离开大同时，即爆出大同市财政负债上百亿元的消息。有人在网上质疑：耿市长耗资高达500亿元的古城建设工程，其规划和预算有没有经过科学论证、经过市人大批准？作为纳税人，大同市居民竟然不了解自己税金的去向。

而在瑞典，政府在坼迁之前就必须办妥安置所有住户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流程是：先建好新房子，再坼旧房子。据说，在基律纳重建的三千座房子都会很漂亮，因为当地政府找来过上千位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景观设计师、生物学家、土木工程师及建造商参与这项庞大工程。

至于瑞典的坼迁方的经济补偿，首先是所有被坼迁人都将得到合理的补偿，再加一笔可观的搬迁费用，然后由他们自己去新城区或购或租新房。有关机构制订了各类保障措施，确保人们有能力住上与老住宅面积大小相同，甚至更大一些的新房。我听到一个基律纳搬迁户在电台说，他们家将迁移到一套比旧城公寓更大更漂亮的公寓，但新公寓的租金也比老公寓贵，为此，国有矿产公司愿意承担租金的25％。可见坼迁方对居民的赔偿和补助都是很慷慨的，为此矿产公司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不管将来铁矿是否会赚大钱，瑞典人的理念是不能让普通老百姓吃亏。



◎ 专制制度之下会有好官吗？


《中国市长》的制片人特意要用这部记录片，在国际上宣扬中国有耿市长这样“真正为百姓做事的好官”。这样就引出这样一个问题：专制制度之下会有好官吗？

公平地说，耿彦波市长不但有雄心抱负，有能力，也有一点文才，他曾题写了一副楹联表明自己的心迹：“财取天下，拓开长路万里，报国尽匹夫之责耳，富贵不过身外浮云。”虽然我的瑞典朋友认为，一个记录片不能证明这位市长就没有腐败，但我却觉得，此人可能真的是一个“清官”。

不过，“清官”不等于“好官”，历史上，清官为祸的例子也不少。笔者在前面已经例举了耿彦波给大同市留下的诸多祸害，例如，耿氏“造城运动”令该市陷入债务泥潭；他走后大同的坼迁以及修城墙的工作停滞。他借修建古城改变大同市状况的梦想落空，并没有引来大量游客和滚滚财源；很多被强制坼迁的住户没有给安置好，被裹挟其中的人民白白地做出了牺牲。

如前所述，好高骛远的耿市长在坼城中的所作所为，有严重的“家长制”式的专制思维及其手段，即在没有人民合法授权的情况下，他把自己的个人梦想，强制性地在大同推行。为了政绩搞面子工程，他铁腕执政，把专行独断的行政权力使用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