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喇嘛的二哥應該懊悔嗎？

             ——談美國中情局與西藏人的合作

（瑞典）茉莉

就像是由一個接一個的糟糕的事件連接起來的，西藏的當代歷史令人悲哀。當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Gyalo Thondup）撰寫他的自傳《噶倫堡的麵條商：西藏抗爭中我不曾講述的往事》時，面對當代西藏一連串慘痛失敗的史實，身為歷史事件的當事人，他心中充滿懊喪、痛苦與無奈。

英國哲學家伯林說：“歷史沒有歌詞。”即歷史沒有必然性，充滿了意想不到的偶然。但人們也知道，歷史是人類為未來而儲備的經驗，真實是歷史的最高主題。無論如何慘敗，人們需要追索歷史，探究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從真實的歷史經驗中去獲得真知。

 ◎ 出版回憶錄提供證詞尋求解答

今年四月，這位歷經滄桑的老人出版了這部英文回憶錄。以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嘉樂頓珠先生寫出他守了多年的秘密，從自己獨特的角度，為西藏歷史提供了一份個人的證言。這本書讓世人不只看到大漢族勝利者的“豐碑”，也看到一個弱勢民族所遭受的集體磨難，看到在屠刀下不甘屈服的人們為自由所做的抗爭。

嘉樂頓珠先生力圖從蕪雜的史料中理清頭緒，詮釋過去，用以理解和指導現在。他不斷地向自己提出問題：如果當初我們沒有這樣做或者那樣做，今天西藏人的處境是否會好一點？與嘉樂頓珠合作撰寫這本書的美國教授石文安博士，在新書發布會上介紹了這本書的始末。

書中的一個被媒體渲染的重大內容是：西藏流亡政府曾周旋於中共、美國、印度、台灣等多個政府之間，尋求支持，結果不斷被出賣。嘉樂頓珠更後悔當年接受美國中情局的軍事援助，因為這使藏人遭受了更大損失，失去了許多向藏人提供自治權利的對話機會。

我感到困惑。嘉樂頓珠先生在書中所作出的一些反思和論斷，例如他對美國的指責，懊悔自己與美國中情局合作等說法，顯然存在着一些嚴重的認識誤區，需要有人坦率地指出來。

◎ 扮演兩個不同的歷史關鍵角色

在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家族裡，嘉樂頓珠是一位身份特殊的複雜的政治人物。他政治專業出身並能說一口流利漢語，直接介入並引導了西藏歷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可以說，沒有嘉樂頓珠，半個多世紀的西藏歷史也許是另一種寫法。

在嘉樂頓珠的前半生，他努力在國際上尋求支持者以抵抗中共，發展西藏抗暴事業。而在他的後半生，他致力於推動中共和達賴喇嘛的談判，成為達蘭薩拉和北京之間的聯絡人，在漢藏接觸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出生於1928年的嘉樂頓珠先生，從少年時起在南京接受國民黨的反共教育。1950年西藏淪陷後，噶廈政府被迫與中共合作，嘉樂頓珠卻逃往印度，聲稱：“我不能充當合作者而背叛我的人民、背叛我的良心。”他開始在海外推動西藏抗暴運動，尋求國際力量的幫助，以拯救危難中的西藏。這個時期，他成為謀求西藏獨立的骨幹力量。

1950年中國軍隊進入拉薩

1954年，嘉樂頓珠在印度噶倫堡建立“西藏自由同盟”，開始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台灣當局聯繫。從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末期，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嘉樂頓珠合作，訓練藏族反抗戰士。這些藏族戰士在受訓後，會搭乘飛機，攜帶武器、無線電等，使用降落傘回到西藏。

1959年，達賴喇嘛成功出逃到印度，途中也獲得嘉樂頓珠及其美國中情局的協助。那些年，嘉樂頓珠在國際上尋求支持有關西藏地位的討論，並獲得成果，例如1959年10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第1353號決議，其中提及尊重西藏的人權、文化和宗教。但美國中情局在訓練了幾百名藏族抗暴戰士之後，於1969年終止了援助。

七十年代末，毛澤東去世，中國文化革命結束，嘉樂頓珠先生開始扮演他生平第二個重要的政治角色，成為達賴喇嘛與北京之間的聯繫人。他於1979年在北京會見鄧小平，重新開啟漢藏高層的接觸，建立對話管道。而後嘉樂頓珠頻繁赴京，曾促成達蘭薩拉派出三批訪問團到達西藏，並與中共領導人胡耀邦、胡錦濤等建立聯繫，交換意見。

◎ 嘉樂頓珠的認識誤區何在？

儘管嘉樂頓珠一生扮演了兩個方向截然相反的角色，但我們可以理解，為了弱小民族的救亡圖存，他努力在東西方列強碰撞的隙縫裡尋找機會，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值得尊敬，但是，他在認識上卻存在不少錯誤。

首先是嘉樂頓珠對美國的認識有誤。在回憶錄中，嘉樂頓珠表示他後悔接受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援助，指責美國為自己利益只是想挑起矛盾。他最痛心疾首的一點是，美國並未像藏人想象的那樣無私支援，而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後來中止了援助，背叛了西藏人。嘉樂頓珠還談到美國提供的武器過於陳舊，通過空投藏人進西藏打游擊，美國人獲取了不少情報。

這種抱怨不是沒有道理，美國確實有不夠仗義的地方。但我們應該認識到，國際關係的本質就是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當嘉樂頓珠為了西藏人的利益與美國合作，美國人也有自己的利益。那是冷戰時期，為了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美國不願原本自由的西藏被赤化，因此才與西藏進行訓練游擊隊的合作。

後來尼克松上台決定聯華抗蘇。為了改善中美關係，中情局終止了援助。在美國人看來這也很沒什麼錯，因為這是美國的國家利益所在。後來美國放棄南越，也與他們和中國建交有關。更何況，其時美國中情局援助西藏抗暴戰士已經十幾年，沒有看到效果，也看不到未來成功的可能性。

嘉樂頓珠先生因此憤憤不平，感覺到自己被美國背叛和拋棄了，這只能說明老一輩西藏精英的天真，他們對國際政治複雜詭譎的關係認識不足，誤以為美國會為了西藏犧牲自己的利益。

其次，嘉樂頓珠先生沒有看到，他當年與美國合作是一個必然事件，當時藏人並沒有更多的選擇。五十年代“紅漢人”勢如破竹地占領西藏，一張“十七條協議”如同一紙空文，藏人完全沒有招架之力。就像被圍獵的無助羔羊，沒有資本與狼虎般的占領者討價還價，只能轉向其他方面求助。

這是很正常的國際博弈。不管後來結果如何，西藏人作為弱小的一方，藉助國際上更強大的力量——美國，以對抗直接壓迫自己的強權——中國，這個選擇自然而且合理，即使後來失敗也沒有什麼值得懊悔的。

我聽說一些當年接受過美國訓練的藏族戰士對此毫不後悔。那些後來定居於印度、尼泊爾的老戰士，在垂暮之年接受台灣記者林照真和達瓦才仁的採訪，都一致認為，為了拯救西藏接受中情局的援助是對的，只是抱怨美國的援助太少了。

再次，嘉樂頓珠先生說：“與中情局接觸使更多藏人遭中共屠殺。”這種說法是不太有事實依據。據已故的第十世班禪喇嘛所總結的情況，中共對藏人的屠殺主要發生在1959年藏人起義之後，那時有幾十萬藏人被抓捕，被迫害至死，更多的藏人餓死於六十年代的大饑荒中。總而言之，即使流亡藏人當初沒有和美國中情局合作，中共也不會因此少殺一個藏人。

◎ 誇大中情局作用，錯誤推斷歷史

西方學者卡爾·波普曰：“有時，對歷史真相的解釋，比對歷史真相的發現離歷史本身還要遠。因為解釋歷史的權威們，總難免犯這樣一個錯誤：為着自己的理論來解釋歷史。”嘉樂頓珠先生在解釋西藏歷史事件時，也犯了類似的錯誤：按照自己的願望來評斷歷史。

一直盼望中藏能夠再度對話，嘉樂頓珠先生在回憶歷史時，為中藏之間目前的僵局創造了一個解釋，說：由於藏人過去信任美國中情局，為西藏流亡政府和北京之間製造了不必要的敵意與衝突。因為此舉激怒了中共，導致達賴喇嘛與北京的互信嚴重受損，失去了許多對話機會。嘉樂頓珠還說：跟中情局的關係使得中國徹底摧毀了西藏文化。

歷史從來就是這樣，無所損失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人們的任何一種選擇都可能帶來某個方面的損失。但是，和美國中情局合作真的使藏人喪失與北京談判的機會嗎？沒有中情局介入漢藏之間就有互信嗎？西藏文化是因為與中情局合作而被摧毀的嗎？

       1961年藏族抵抗軍四水六嶺在訓練

嘉樂頓珠先生過於誇大了美國中情局的作用及影響。不管中情局是否介入，中共從一開始就沒有信任過西藏人，1951年與藏人簽訂的《十七條協議》只是緩兵之計，事後證明是一個騙局。到目前為止，西藏文化並沒有被徹底摧毀，它受到了巨大的破壞，面臨着極大的危機，但不能說它已經被徹底摧毀了。

中共長期以來破壞西藏文化，與大漢族專制政權消滅傳統藏人社會、將之同質化的目標有關，與美國中情局毫無關係。早在1912年，大漢族主義者孫中山就在《國民黨宣言》中提出“勵行種族同化”。後來中共雖然不明說“同化”，卻一直在強行灌輸共產黨意識形態，以取代西藏傳統的佛教文化。而美國既無對西藏的領土要求，也沒有毛澤東那在西藏推行“一片紅”的雄心。

    ◎ 是否對話取決於中共國際利益需要

把當今西藏的一切問題都歸咎於與美國中情局合作，嘉樂頓珠先生在認識上陷入迷途。他對西藏失敗的歷史刻骨銘心，但創痛的情感無助於更多地認識真相。為了尋求真知，我們除了需要歷史感，還需要有廣闊的眼光，要能縱橫上下時空去比較。

當嘉樂頓珠先生一廂情願地說，與中情局合作使藏人失去了許多與中共對話的機會，他的潛台詞是：西藏和中國原本是有很多對話機會的。在經歷了一切失敗之後，嘉樂頓珠先生現在似乎認為：依靠國際社會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西藏人可以憑自己的努力去與中共談判。

這是嘉樂頓珠先生所有認識誤區中最嚴重的一點。筆者長期跟蹤漢藏談判，發現自八十年代以來，西藏流亡政府與中共的接觸及其對話，無不與當時的國際形勢有關。英國法學博士、原天安門學生邵江和筆者討論，他也認為，西藏人每次獲得談判機會，都由於中共在國際上有其利益需要。

例如，七十年代末中藏之間恢復接觸與談判，鄧小平會見嘉樂頓珠，甚至邀請達賴喇嘛回中國。一般認為，那是文革後中共改革的大趨勢，表現了鄧小平的開明作風，也是胡耀邦等中共領導人對西藏人的善意。但我們要看到，在這個背後更深的原因是，鄧小平從華國鋒手裡奪取權力後，需要站穩腳跟，要搞改革開放，急需得到西方國家的支持。文革後中國經濟處於“崩潰邊緣”，需要大量引起外資發展經濟。於是，中共領導人就在西方人關心的西藏問題上展現出溫和姿態。

第二次中藏重開談判是在2002年9月，這次完全是西方施壓的結果。在此之前，中共由於六四屠殺遭到西方的經濟制裁，被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當時中共當局亟需對外開放發展經濟，因為只有經濟發展才能獲得政權的合法性。他們努力爭取重回國際社會，但中國在1993年申辦奧運輸給了悉尼，直到2001年才成功申辦到2008年的奧運舉辦權。

於是中藏談判再次成為熱門話題。表面上看起來，是嘉樂頓珠先生再次出山前往北京敲開談判大門，實際上，是因為中共需要在奧運前向世界釋放其和諧的“善意”。自2002年開始的中藏談判進行了九次，直到2008年11月，中方在會談中展現強硬態度，達賴喇嘛表示深切失望。這次談判中斷的時間，正是中國奧運盛會結束，西方各國元首、政要都已出席捧場之後。此時，中共已經大獲成功，不需要再上演“中藏談判秀”了。

◎ 過去的求援沒有丟到雅魯藏布江去

由此可見，過去中共與藏人談判，主要是國際社會的推動作用。現在中共不肯談判了，是因為腰杆已硬的他們不再在乎國際壓力。如果將此歸咎於和美國合作，這對美國也是不公平的。

至今為止，美國是對西藏支持最多的國家。當今西藏問題在國際上有這麼大的聲勢，美國在其中起了最大的作用。尤其是美國國會敢於介入西藏問題，歷屆總統都有接見達賴喇嘛，都過問西藏局勢表示關注。在經濟方面，美國對西藏的資助也比較多。美國還創辦了幾家藏語電台，這都是一些具體可行的支持西藏的措施。

在敦促中共與達賴喇嘛談判方面，美國也不遺餘力。前面提到在九十年代中斷的漢藏談判，到2002年開始恢復，那次主要就是美國推動的。在江澤民任職內的最後一年，布什總統邀請他訪問美國，去布什家的農場做客。期間小布什施展外交手腕，敦促江澤民與西藏人好好談判。

美國政府之所以要這樣支持西藏，因為決定總統立場的是美國的民意。正是民主社會中的民意基礎決定了政府的價值取向。美國人民對西藏的同情與關注，源於西方悠久的人道主義傳統，以及維護正義、幫助弱小和捍衛人權的原則。筆者曾參與過的國際支持西藏運動，可以說是一個來自民間的草根運動。

因此，嘉樂頓珠先生當年求助各國的努力，並沒有都丟到雅魯藏布江去。大半個世紀以來，流亡藏人在國際上奔走呼號，已經引起廣泛的關注。一百年前被大漢族強行“共和”的其他民族，如蒙古族、滿族，都已默默地被同化，失去他們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傳統。而西藏人卻因為流亡，其聲音被世界聽見，使藏傳佛教以及文化得以在世界廣泛傳播。

因此，即使目前中藏談判停滯，嘉樂頓珠先生也不要認為這是自己過去選擇的錯誤，因此一味認錯，一心去與虎謀皮。這不是西藏人的錯，而是時代潮流所致，是大漢族強權過於強大的緣故。

在歷史巨大的弔詭陰影下，西藏人背負着沉重的悲劇性的大山，在爭取民族自主的道路上們踉蹌前行。按照伯林的看法，人類的同情心是解決人類問題的關鍵。作為弱小民族，西藏人不能總是從一個強權轉向依靠另一個強權，而是應該找到自己的着力點，繼續爭取各國民間社會的理解和同情，在民間公民社會的力量支持下，去爭取西藏的未來。

－－－－－－－－－－－－－————

原載香港《太平洋月刊》2016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