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先生，請不要拿徐賁的海外身份說事 


(瑞典) 茉莉 


筆者一直是張鳴教授的讀者，很欣賞他在各種公共議題上發表的見解，以及他的社會批評。剛才讀了張鳴的新作《徐賁先生，我可能做不到你說的勇敢》（原題：《看客的勇敢》），我覺得有點奇怪。因為徐賁先生既未對錢楊夫婦，也未對張鳴本人提出什麼“勇敢”的要求，他只是思考“錢楊政治行為缺失”的普遍意義，提倡一種他希望看到的公共道德。 

現在美國任教授的徐賁，他所在的地理位置，並沒有阻礙他對中國公共事務有着充滿激情的關懷。正如張鳴先生所說，徐賁先生的很多文章令人”欽佩得很”，我本人也是徐賁文章的受益者。 

那麼，為什麼很多國內知識分子會欽佩徐賁? 這是因為他雖然身在海外，並沒有把自己當作“看客”。多年來，被稱為“說理者徐賁“的這位華人教授，“在無賴的世界說理，在犬儒的國度立人”。他提倡說理的價值規範，提倡對公民意識的培育與涵養，被認為是” 在強權與犬儒交織而成的荊棘叢中，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徐賁做到了他所定義的知識分子應該做的:”努力思考，並以此來克服公眾生活思考缺陷。“ 

介入這場”錢楊之爭”，徐賁的基本觀點其實與張鳴本人的看法相同。張鳴說：“作為知識分子，的確要比普通人應該多一點道義上的義務。“徐賁的《沉默是知識分子的“權利”嗎》一文，整個的論述，就是如張鳴所說，知識分子要多一點道義責任。 

這就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 與張鳴的出發點基本一致的徐賁，為什麼會因為他的海外身份受到張鳴如此的嘲諷? 張鳴談到“看客”與“奴隸”，質疑徐賁在國內生活的經歷，說徐賁的這篇文字，“說得太輕巧了。其實，即使那個時代已經過去，現在的我輩，如果也算是知識分子的話，也沒有大洋彼岸某些知識分子勇敢。” 

但徐賁並沒有叫張鳴“勇敢”，他的本意只是讚賞這次圍繞錢楊的討論，尋求其中的意義。張鳴說徐賁的話”太輕巧“，其實這種“輕巧”的話語源遠流長，來自東西方的哲人與思想家，長期研究“知識分子與公共政治”的徐賁，不過是傳播一種自古以來的人文精神與公共理念而已。 

在被張鳴修理的文章中，徐賁引用了一些中外著名思想家的理論，例如，梁啓超針對公民冷漠，倡導“公德”的社會啟蒙；康德關於人的道德義務的分類；美國社會學家伊維塔·澤魯巴維爾在《房間裡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認》一書談到的“政治性沉默”。 

與上述東西方思想家的觀點一脈相承，徐賁在文章中提倡的是一種“希望”，即希望中國有一種“能普遍化的道德原則”，他沒有說別人非要這麼做不可，但他希望有儘量多的人這麼做。徐賁在文中說：“你也可以把說公道話當作你的義務。這是你自己選擇的義務，這個義務對大多數人沒有約束力。” 

既然徐賁說這個義務“沒有約束力”，張鳴先生盡可以不“勇敢”。如果張鳴先生仍然反感這種觀點，可以去追根溯源，去質疑梁啓超與康德，以及中外大量提倡知識分子責任的思想家，不必只在乎徐賁這種理念的傳承者。 

不知張鳴先生可否觀察到，海外的作家學人，包括昔日高調抗爭的流亡者劉再復和北島，他們也回國出書發表文章，但沒有一個還敢就中國的公共問題置喙。 

現在的事實是，大洋外的學人也少有張鳴所說的“勇敢”。為了各種利益，有些海外學者（包括西方學者）對中國的公共問題噤若寒蟬，選擇沉默妥協，有的甚至幫中國政府站台。即使是敢言的海外寫作者如我本人，因敢言付出了代價，也由於自己的學識不足缺乏影響力。而徐賁不但敢言，而且學理深厚，言說精彩，在中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因為同樣在海外言說中國問題，筆者為張鳴先生的指責心有戚戚。徐賁是忠厚書生，他只知道引經據典，按照他一貫的學術專業邏輯去談知識分子沉默的問題，而不知道他的話如何惹惱了張鳴這樣的大陸學人。 

筆者只希望希望張鳴先生就事說事，不要逸出旁支，去指責徐賁“大洋彼岸”的身份，談什麼“奴隸”與“看客”。無論中國還是海外，有些價值觀是普世的，對知識分子責任的論述也是東西方的共識。中國的梁啓超會與歐洲的康德有相同的觀點，可見人在大洋哪一邊並不太重要。 

當然，我們海外論者因為有言論自由，沒有現實的威脅，應該更勇敢一點。也由於在海外吸收多種文化，海外學人應該給中國提供更豐富的資訊與思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像徐賁先生這樣的優秀的海外攻玉者，在我看來至今還是獨一無二。希望國內的朋友珍惜，不要讓還願意關注中國問題的海外學人從此被迫閉嘴。 

2016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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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張鳴原文： 

徐賁先生，我可能做不到你說的勇敢 

張鳴 | 2016-06-03 

導讀 

自己做勇士，也許不難，但如果會因此搭上家人，一家人因為你的緣故發配農村，衣食無着，甚至身陷囹圄，沒有幾個人能扛得住的。 

看過徐賁先生很多文章，說實話，欽佩得很。但是，看到這篇《沉默是知識分子的‘權利’嗎？》，卻如鯁在喉，覺得不得不出來唱點反調了。 

我是一個土鱉，對理論一向不感興趣。我也同意，作為知識分子，的確要比普通人應該多一點道義上的義務。但是，如果人世間真的有所謂完全的義務和不完全的義務的話，人們在行使後者的義務的時候，也一定會存在一些條件。人沒有生活在真空裡的，在某些環境裡，這樣的條件是根本不存在的。 

的確，在中國過去的歷史中，存在過一些像林昭一樣的勇敢者。若干年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的中國服務中心，曾經查到過大約幾十個像林昭那樣倒下的英靈。當然，我在看到他們事跡時候，也是熱淚盈眶的。然而，反顧我自己，即使當年我有了那樣清醒的認識，也很可能做不到這樣的勇敢。 

從上世紀50年代的思想改造開始，高級知識分子中，就沒有幾個站出來抗爭的。如果非要說有所謂的抵抗的話，無非就是自殺。即使是馬寅初這樣的人，被斗得七葷八素，最終還是得低頭。當年的大右派，又有幾個沒有低頭認罪呢？他們昔日的朋友，又有幾個不站出來批判他們的呢？沒有提供材料落井下石的，已經算是品質優良的了。 

在那個時代，能夠站出來，大聲說不的人，實在太少了。連梁漱溟這樣的人，最後也做了檢討。自己做勇士，也許不難，但如果會因此搭上家人，一家人因為你的緣故發配農村，衣食無着，甚至身陷囹圄，沒有幾個人能扛得住的。 

當年蘇聯肅反的時候，那些反布爾什維克分子，那些高級知識分子們，儘管個個都是被冤枉的，最後還不是個個都公開認罪，在外國記者面前，表現出不可思議的真誠。背後的原因，還不是有家人的拖累？人都是血肉之軀，自己受罪也就罷了，當面對自己的孩子和年邁的父母也跟着遭殃的時候，沒有幾個人真正可以做到鐵石心腸。 

說一點自己的經歷，在文革後期，我僅僅是在私下裡非議了幾句文革，就被人告發，被整得半死。當我意識到因為我的緣故，在文革中被整過的父母，再一次被多次批鬥的時候，我真的後悔了，後悔不該說這樣反動的話。其實，在挨批判的時候，面對台下憤怒的同學和老師，聽着一浪高過一浪的口號聲的時候，神經就已經快崩潰了。當時還不到17歲的我，哪裡敢堅信我是對的，這麼多人都是錯的呢？我相信，多數經歷這樣批鬥的人們，即使當時已經是知識分子，面對民眾憤怒的聲討，也都難以神經大條地鎮定自若，相信自己是正確的。 

當整個社會都被動員起來，以人民的名義討伐異類的時候，要求知識分子履行抗爭的義務，其實根本不現實。不是說當年那些敢於面對特務手槍的人，都一夜之間換了一個人了，而是形勢變了，形勢比人強，比任何人都強。 

林昭那樣的人，在當時，其實起不到什麼作用。她們的抗爭和她們自己，就像被黑洞吸走一樣，消失得連一條微細的波紋都看不見。當年的中國，99.999999%的人，根本不知道她們的存在。她們的價值，也只有那種高壓消退後的今天，才會體現出來。林昭們的思想史意義，是作為今天的思想資源而存在的，而非當年的。 

所以，要求錢鍾書和楊絳夫婦，在反右的時候站出來，在文革的時候站出來，顯然是一種不近人情的苛求。事實上，如果他們夫婦在反右的時候站出來，此後就永遠站不出來了。 

文革的時候，我也曾站在批鬥會的下面，台上斗的是我的老師，積極批鬥的，不僅有高年級的學生，還有被批鬥者的同事。那個時候，能夠僅僅站在台下喊口號，不衝上台去打被批鬥者耳光的人，就已經算是“很有良心”的了。 

坦率地說，那個時代，沒有什麼知識分子，只有順從的羊和正在挨宰的羊。更多的時候，所謂的知識分子，還像古羅馬時一樣，被扔在角斗場裡讓你跟野獸和自己的同類決鬥，供看客們取樂。正如角斗場裡的奴隸都會拼死搏鬥一樣，當年的臭老九們，也是會斗的。我從沒聽說過，有哪個人曾經譴責過當年的奴隸，責備他們為何不跳出角斗場，跟看客們廝殺。 

我不知道，徐賁先生在國內生活的經歷如何，至少，這篇文字，說得太輕巧了。其實，即使那個時代已經過去，現在的我輩，如果也算是知識分子的話，也沒有大洋彼岸某些知識分子勇敢。 

(原標題：《看客的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