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先生，请不要拿徐贲的海外身份说事 


(瑞典) 茉莉 


笔者一直是张鸣教授的读者，很欣赏他在各种公共议题上发表的见解，以及他的社会批评。刚才读了张鸣的新作《徐贲先生，我可能做不到你说的勇敢》（原题：《看客的勇敢》），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徐贲先生既未对钱杨夫妇，也未对张鸣本人提出什么“勇敢”的要求，他只是思考“钱杨政治行为缺失”的普遍意义，提倡一种他希望看到的公共道德。 

现在美国任教授的徐贲，他所在的地理位置，并没有阻碍他对中国公共事务有着充满激情的关怀。正如张鸣先生所说，徐贲先生的很多文章令人”钦佩得很”，我本人也是徐贲文章的受益者。 

那么，为什么很多国内知识分子会钦佩徐贲? 这是因为他虽然身在海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看客”。多年来，被称为“说理者徐贲“的这位华人教授，“在无赖的世界说理，在犬儒的国度立人”。他提倡说理的价值规范，提倡对公民意识的培育与涵养，被认为是” 在强权与犬儒交织而成的荆棘丛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徐贲做到了他所定义的知识分子应该做的:”努力思考，并以此来克服公众生活思考缺陷。“ 

介入这场”钱杨之争”，徐贲的基本观点其实与张鸣本人的看法相同。张鸣说：“作为知识分子，的确要比普通人应该多一点道义上的义务。“徐贲的《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一文，整个的论述，就是如张鸣所说，知识分子要多一点道义责任。 

这就是我不能理解的地方: 与张鸣的出发点基本一致的徐贲，为什么会因为他的海外身份受到张鸣如此的嘲讽? 张鸣谈到“看客”与“奴隶”，质疑徐贲在国内生活的经历，说徐贲的这篇文字，“说得太轻巧了。其实，即使那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的我辈，如果也算是知识分子的话，也没有大洋彼岸某些知识分子勇敢。” 

但徐贲并没有叫张鸣“勇敢”，他的本意只是赞赏这次围绕钱杨的讨论，寻求其中的意义。张鸣说徐贲的话”太轻巧“，其实这种“轻巧”的话语源远流长，来自东西方的哲人与思想家，长期研究“知识分子与公共政治”的徐贲，不过是传播一种自古以来的人文精神与公共理念而已。 

在被张鸣修理的文章中，徐贲引用了一些中外著名思想家的理论，例如，梁启超针对公民冷漠，倡导“公德”的社会启蒙；康德关于人的道德义务的分类；美国社会学家伊维塔·泽鲁巴维尔在《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一书谈到的“政治性沉默”。 

与上述东西方思想家的观点一脉相承，徐贲在文章中提倡的是一种“希望”，即希望中国有一种“能普遍化的道德原则”，他没有说别人非要这么做不可，但他希望有尽量多的人这么做。徐贲在文中说：“你也可以把说公道话当作你的义务。这是你自己选择的义务，这个义务对大多数人没有约束力。” 

既然徐贲说这个义务“没有约束力”，张鸣先生尽可以不“勇敢”。如果张鸣先生仍然反感这种观点，可以去追根溯源，去质疑梁启超与康德，以及中外大量提倡知识分子责任的思想家，不必只在乎徐贲这种理念的传承者。 

不知张鸣先生可否观察到，海外的作家学人，包括昔日高调抗争的流亡者刘再复和北岛，他们也回国出书发表文章，但没有一个还敢就中国的公共问题置喙。 

现在的事实是，大洋外的学人也少有张鸣所说的“勇敢”。为了各种利益，有些海外学者（包括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公共问题噤若寒蝉，选择沉默妥协，有的甚至帮中国政府站台。即使是敢言的海外写作者如我本人，因敢言付出了代价，也由于自己的学识不足缺乏影响力。而徐贲不但敢言，而且学理深厚，言说精彩，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因为同样在海外言说中国问题，笔者为张鸣先生的指责心有戚戚。徐贲是忠厚书生，他只知道引经据典，按照他一贯的学术专业逻辑去谈知识分子沉默的问题，而不知道他的话如何惹恼了张鸣这样的大陆学人。 

笔者只希望希望张鸣先生就事说事，不要逸出旁支，去指责徐贲“大洋彼岸”的身份，谈什么“奴隶”与“看客”。无论中国还是海外，有些价值观是普世的，对知识分子责任的论述也是东西方的共识。中国的梁启超会与欧洲的康德有相同的观点，可见人在大洋哪一边并不太重要。 

当然，我们海外论者因为有言论自由，没有现实的威胁，应该更勇敢一点。也由于在海外吸收多种文化，海外学人应该给中国提供更丰富的资讯与思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像徐贲先生这样的优秀的海外攻玉者，在我看来至今还是独一无二。希望国内的朋友珍惜，不要让还愿意关注中国问题的海外学人从此被迫闭嘴。 

2016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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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张鸣原文： 

徐贲先生，我可能做不到你说的勇敢 

张鸣 | 2016-06-03 

导读 

自己做勇士，也许不难，但如果会因此搭上家人，一家人因为你的缘故发配农村，衣食无着，甚至身陷囹圄，没有几个人能扛得住的。 

看过徐贲先生很多文章，说实话，钦佩得很。但是，看到这篇《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却如鲠在喉，觉得不得不出来唱点反调了。 

我是一个土鳖，对理论一向不感兴趣。我也同意，作为知识分子，的确要比普通人应该多一点道义上的义务。但是，如果人世间真的有所谓完全的义务和不完全的义务的话，人们在行使后者的义务的时候，也一定会存在一些条件。人没有生活在真空里的，在某些环境里，这样的条件是根本不存在的。 

的确，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存在过一些像林昭一样的勇敢者。若干年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服务中心，曾经查到过大约几十个像林昭那样倒下的英灵。当然，我在看到他们事迹时候，也是热泪盈眶的。然而，反顾我自己，即使当年我有了那样清醒的认识，也很可能做不到这样的勇敢。 

从上世纪50年代的思想改造开始，高级知识分子中，就没有几个站出来抗争的。如果非要说有所谓的抵抗的话，无非就是自杀。即使是马寅初这样的人，被斗得七荤八素，最终还是得低头。当年的大右派，又有几个没有低头认罪呢？他们昔日的朋友，又有几个不站出来批判他们的呢？没有提供材料落井下石的，已经算是品质优良的了。 

在那个时代，能够站出来，大声说不的人，实在太少了。连梁漱溟这样的人，最后也做了检讨。自己做勇士，也许不难，但如果会因此搭上家人，一家人因为你的缘故发配农村，衣食无着，甚至身陷囹圄，没有几个人能扛得住的。 

当年苏联肃反的时候，那些反布尔什维克分子，那些高级知识分子们，尽管个个都是被冤枉的，最后还不是个个都公开认罪，在外国记者面前，表现出不可思议的真诚。背后的原因，还不是有家人的拖累？人都是血肉之躯，自己受罪也就罢了，当面对自己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也跟着遭殃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真正可以做到铁石心肠。 

说一点自己的经历，在文革后期，我仅仅是在私下里非议了几句文革，就被人告发，被整得半死。当我意识到因为我的缘故，在文革中被整过的父母，再一次被多次批斗的时候，我真的后悔了，后悔不该说这样反动的话。其实，在挨批判的时候，面对台下愤怒的同学和老师，听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的时候，神经就已经快崩溃了。当时还不到17岁的我，哪里敢坚信我是对的，这么多人都是错的呢？我相信，多数经历这样批斗的人们，即使当时已经是知识分子，面对民众愤怒的声讨，也都难以神经大条地镇定自若，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当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以人民的名义讨伐异类的时候，要求知识分子履行抗争的义务，其实根本不现实。不是说当年那些敢于面对特务手枪的人，都一夜之间换了一个人了，而是形势变了，形势比人强，比任何人都强。 

林昭那样的人，在当时，其实起不到什么作用。她们的抗争和她们自己，就像被黑洞吸走一样，消失得连一条微细的波纹都看不见。当年的中国，99.999999%的人，根本不知道她们的存在。她们的价值，也只有那种高压消退后的今天，才会体现出来。林昭们的思想史意义，是作为今天的思想资源而存在的，而非当年的。 

所以，要求钱锺书和杨绛夫妇，在反右的时候站出来，在文革的时候站出来，显然是一种不近人情的苛求。事实上，如果他们夫妇在反右的时候站出来，此后就永远站不出来了。 

文革的时候，我也曾站在批斗会的下面，台上斗的是我的老师，积极批斗的，不仅有高年级的学生，还有被批斗者的同事。那个时候，能够仅仅站在台下喊口号，不冲上台去打被批斗者耳光的人，就已经算是“很有良心”的了。 

坦率地说，那个时代，没有什么知识分子，只有顺从的羊和正在挨宰的羊。更多的时候，所谓的知识分子，还像古罗马时一样，被扔在角斗场里让你跟野兽和自己的同类决斗，供看客们取乐。正如角斗场里的奴隶都会拼死搏斗一样，当年的臭老九们，也是会斗的。我从没听说过，有哪个人曾经谴责过当年的奴隶，责备他们为何不跳出角斗场，跟看客们厮杀。 

我不知道，徐贲先生在国内生活的经历如何，至少，这篇文字，说得太轻巧了。其实，即使那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的我辈，如果也算是知识分子的话，也没有大洋彼岸某些知识分子勇敢。 

(原标题：《看客的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