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與激情

                 ――我與胡平的相遇經過 

                                   王艾

一天，偶然網上瀏覽，發現有人寫到我與胡平的相遇經過，信筆所至、洋洋灑灑，卻顯然並不知情；不禁深感人心隔膜梗阻，決定略敘事情始尾，以明視聽。

                                 一 

我第一次見到胡平是在一九八零年初。當時，我是北師大中文系一年級學生，他是北大哲學系研究生。他與王軍濤等人正在北大舉行轟轟烈烈的競選活動，我們北師大學生積極前往參觀，我因此聽了幾場他的演講，印象深刻、倍受鼓舞。但他在台上，我在台下，彼此並不認識。後來我得知他當選，非常高興。那時候，國家正逢遇春天，萬物復甦、氣象一新；我自己也正年輕氣盛，對前途充滿憧憬，因而很快便將他忘記了。

二

第二次再見到胡平已是在紐約。正值“八九民運”爆發，紐約華人、留學生群情激昂、熱烈響應。我剛到紐約，立刻踴躍投身參加；天天前往聯合國前廣場。那裡橫幅高掛、旗幟飄舞，艾未未等人的絕食活動已經使之成為海外的天安門廣場。除了自己經常捐款，我也曾冒着滂沱大雨，與高玲玲（艾未未的姐姐）等人抱着紙箱，一邊參加遊行，一邊負責募款，並於遊行結束後蹲在唐人街孔子大廈旁的商店房檐下當眾點錢，將捐款悉數交給活動組織負責人。

一天晚上，一場大遊行結束，我們男男女女一行人頂着漆黑夜色，在民運人士郭城的率領下，將遊行使用過的旗幟標語扛進設在木邊區的《中國之春》編輯部。一位中年男子正面色嚴肅地坐在桌前檯燈下寫東西，看見我們大隊人馬喧譁闖入，並不驚訝，也不詢問，繼續埋頭寫作。郭城一邊指揮我們將東西放下，一邊高聲向那個中年男子招呼了一聲，我才知道他就是胡平。但我們一行人匆匆而進，又匆匆而出，我並沒有與胡平說話。

三

“六四”屠殺發生後，人人切齒銜恨、以淚洗面。吾爾開希抵達紐約之初，僑界在唐人街銀宮大酒樓里舉行盛大的歡迎宴會。當天晚上，酒樓燈火通明、門庭若市；餐桌上個個都揎拳擄肘、慷慨解囊。

然而，正像歷史上所有慘遭鎮壓的群眾運動一樣，形勢很快就又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人們的熱情突然冷卻了下來，開始嚴厲地指責學生們的過錯，報紙上大幅登出吾爾開希在波士頓用龍蝦請客的消息，民運組織內鬥以及貪污挪用捐款的傳聞突然甚囂塵上。英雄在驟然間變成了丑角，君子在驟然間變成了小人。這終於讓所有人都拿到了一個冷淡民運，忘卻屠殺，原諒政府，回歸自己以往正常生活的理由。一時間，唏噓嘆氣、悲觀灰心，是非難辨、自珍羽毛，成了朋友間談話的主調。

我也未能免俗，很快就脫離了民運圈子，甚至不再閱讀海外中文報紙，有意無意地將整個事件都逐漸淡忘了。

四

光陰荏苒，不知不覺到了一九九二年夏季。有一天，我的一位在哈佛大學讀文學博士的朋友來電話，說即將畢業回國，計劃周末來紐約玩幾天，要住在我處，並要我相陪。我欣然允諾。

那時侯，“六四”鎮壓的血腥氣味以及在人心中造成的震憾驚恐都已經過去。聯合國前廣場早已恢復整潔平靜，大隊中國人在紐約街頭淚流滿面、高呼口號的場面不復再現。中國政府重新控制住了局面，並以一種更強勢、更咄咄逼人的面目出現於國際舞台。 海外民運山頭林立，四分五裂，陷入低潮。我個人的生活則從初到美國的動盪轉為安定。我住在曼哈頓聯合廣場附近一幢大樓里，在四十六街一家女裝花布設計公司工作；在《中國青年報》上開有一個專欄，定期介紹美國生活。

我的這位朋友長期住在波士頓，第一次來紐約。她在報上讀到許多紐約街頭兇殺搶劫的消息（那時紐約的治安很不好），因此到紐約後非常緊張，走在街上都要緊緊拉住我的手。我與她商議觀光路線，自由女神、大都會博物館、現代藝術館、洛克菲勒中心。她很高興，但又告訴我，還要去看胡平，說他們在哈佛時認識，要我陪她去胡平家。

於是，一個上午，我帶着朋友從曼哈頓下地鐵換汽車，來到皇后區的胡平家。這是我第三次見胡平，也是我真正開始與他私人接觸。

五

胡平這時已經離異，獨自帶着兒子租住在WOODHEAVEN一座獨立房屋的二樓。他的房門前面是一條寬闊喧囂的高速公路，旁邊是一片無邊無際的墓地。屋內陳設樸素簡單。

我的朋友與胡平聊天敘舊。他們談論的那些哈佛人事我都既不熟悉，也不感興趣，便坐在一旁翻看雜誌；偶爾向胡平望去一眼，只覺得他看上去瘦弱憔悴、意氣消沉，與當年在北大禮堂講台上慷慨激昂、叱咤風雲的那個人很不相同。顯然，民運低潮與家庭變故對他影響頗深。

中午吃飯時，因我與朋友均疏於廚藝，胡平便動手做飯，做西紅柿雞蛋面。但他買的西紅柿很生，切得又很大塊，炒得半生半熟，雞蛋也很腥氣，一碗麵端上來，實在令人難以下咽。

吃過午飯，胡平邀我們去不遠處一座樹木蔥蘢的公園散步。

在公園裡，胡平一邊看他的兒子騎自行車，一邊繼續與我的朋友聊天。他們談中國，談海外民運。我漠不關心、充耳不聞，獨自欣賞樹木花草。三年過去了，我自認已經成熟務實，不想再狂熱輕信、關心政治；且相信中國的事情道路崎嶇漫長，非一時一事能夠解決。我也不願再與民運圈子有任何瓜葛。胡平的兒子騎着自行車沿草地轉來轉去，在陽光高樹下顯得十分孤單。下午，我們又回到胡平家，一起吃煮凍餃子。

黃昏時刻我與朋友告辭離去，胡平送我們至門口。暮色深沉，轟鳴嘈雜的馬路和那片巨大寂靜的墓地使他顯得孤孤零零，有一種令人揪心的淒涼與落寞。我與朋友邊走邊低聲議論，感慨世事多變、人生難測。我們談到胡平的婚姻。朋友說，如今怎麼會有人願意嫁給他，那豈不是自討苦吃？

第二天，我帶朋友繼續參觀紐約，玩得很高興，將前一天的事情全然拋置腦後。

六

但胡平卻開始給我打電話。我們當時並沒有共同語言，因此談話最初總是很尷尬。他總是邀請我去他家，我總是一再推脫；推脫不過便前往一次。在他家裡，總是聽他談論書籍。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發現胡平內心深處依然激情燃燒、信念堅定。我也驚訝地發現他閱讀廣泛、博聞強記，與其說是一位民運領袖，毋寧說是一位優秀的學者。他的英文也非常好，能夠閱讀許多艱深晦澀的英文政治哲學原著。《狂熱分子》那時還沒有中文翻譯，但他向我力薦此書。我拿回去細讀，果然是字字珠璣、行行真理；欣賞之餘不禁更對胡平刮目相看、敬意頓生。

我們開始比較頻繁地交往，我也開始更仔細地觀察他。我們的談話內容漸漸地從書籍轉移到了現實。儘管心中對民運圈子整體依然雲深霧濃、充滿疑問，我卻發現胡平很有特點。他的思想深刻犀利、邏輯嚴謹。他從不輕易使用一個現成的話語，對所有問題都喜歡仔細分析之後，方下結論。他的政治立場明確堅定，卻態度溫和理性，很少反抗者身上通常都會具有的那種激烈、偏狹、仇恨和攻擊性的缺陷。

逐漸地，我也開始明白，與“六四”鎮壓後人們發生的陡然轉變一樣，我心中的冷漠只是緣自失望。它很普通正常，是熾熱希望被殘酷碾滅後的必然結果；猶如急遽降臨的嚴寒使湖面驟然結起厚冰，在歷史上頻頻發生、屢見不鮮。它並不真實；經不起細緻的分析。而且，它一定會過去。

七

一天中午，我坐在沙發上靜靜聽胡平說話，他坐在對面的一把椅子上。突然間，我意識到，眼前的這個男人正是我多年前夢寐以求的那種人。他所追求的理想，他獻身奮鬥的目標，都是我自己過去曾經熱血沸騰、激情嚮往的。

記得那天從胡平家出來，我雙腿沉重、腳步踉蹌，仿佛陷入了一種被猛然撕裂、失去方向了的暈眩和恍惚中。

八

我的理智告訴我：雖然毋需繼續失望，雖然胡平很出色，我仍然不必再卷進魚龍混雜、風浪險惡的海外政治流亡圈子；也不必總是將目光集中在那些悲慘痛苦的事情上。無論如何，中國的事情確實太複雜，中國的人口確實太多。而且那也只是一部分中國人的痛苦，還有許多中國人都生活得很快樂而幸福。更何況人生短暫、稍縱即逝，我已經不再年輕；充當反抗者的代價太大。我應當接受現實。在曼哈頓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聯合廣場明媚的陽光下，我應當將那些血淋淋的畫面忘卻，將年輕時的夢想付諸雲煙，專心當前的生活。

可是，不知不覺地，不可遏止地，我的心卻越來越被胡平以及他所從事的事業吸引。那一直被刻意壓藏在心底深處的對惡的憤怒，對正義的渴求，對被壓迫者的同情，都又漸漸地變得越來越鮮明；那愚公移山、精衛填海，不能將世界拱手相讓的念頭也變得越來越強烈。與此同時，我也越來越對眼前這個瘦弱憔悴的男人，那個孤單的男孩，感到了一種愛和責任。

後來，我們便結婚了。

201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