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問題解決方式之探討

      ——從南非和解到東德審判
 

                      茉莉

 在六四屠殺過去20年的今天，國內外不少民主人權人士發出呼籲：以南非模式來解決中國六四問題。 儘管這種善意沒有得到中共當局的回應，但提倡南非的和解模式，對中國人來說有“勿忘六四”的重要意義。同時也促使我們去思考：圖圖主教的和解模式前提是什麼？南非與中國的情況有沒有可比性？對於中國的六四問題及其轉型正義，我們還有其它哪些模式可以借鑑？

  ◎ 南非成功前提在於統治者懷有良心

 呼籲南非和解模式的人們忽略了它最重要的前提：這個模式是在南非民主化之後才創立的。1994年黑人總統曼德拉經選舉上台後，委任圖圖主教成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這是昔日的受害者掌權之後，為了尋求種族和平共存，而找到的一個建立在寬恕之上的解決方式，使南非人民———黑人與白人共同告別過去，從仇恨、壓迫走向相對穩定的民主社會。

 為什麼南非的受害者願意寬恕昔日的施害者？這是因為，南非的前統治者——白人政權也是信仰基督教的，他們對自己鎮壓黑人的種種不道德行為，在良心上感到不安。這樣，曼德拉等就可以訴諸於白人的良知，通過非暴力的方式，為黑人爭取到自由。早年印度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其成功的關鍵也在於：其抗爭的對象——英國殖民者是信仰基督教並擁有民主精神的。
 
 因此，儘管當年南非的種族隔離與鎮壓，與中共對人民的鎮壓同樣殘酷，但二者的背景卻缺乏可比性。中國人尚未為自己爭取到一個民主制度，民間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很難在專制高壓下建立。這樣，人們想要訴諸於統治者的人性，以南非的和解模式來解決六四問題，希望就很小，因為當今中共領導人是一群既無信仰也無道德底線的人，是以暴力起家並相信暴力鎮壓有效的人。另外一個不同是，南非過去的種族歧視，是在白人制訂的法律之下的歧視；而中共當局對六四的鎮壓，違背的卻是他們自己制訂的憲法。

  ◎ 中國的六四是全民族共同的傷口

 前面提到，南非問題與中國六四問題有制度不同、領導人不同等區別，還有一個重要的區別是：南非問題是種族問題，它不僅僅涉及一個政權，還有一個與政權聯繫在一起的白人種族。如果要追究，要復仇，就要將這個政權連同支持它的白人群體一起追究復仇。這是這個非洲國家承受不起的一個選擇。

 所以曼德拉只能選擇這樣一條特殊的道路——以“真相與和解”的方式，來處理三十年間所有人所犯過的罪行，對誠心懺悔請求寬恕的人實行大赦，對受害者進行補償。曼德拉強調說，南非白人和黑人一樣是非洲這片土地的子民。圖圖主教說黑人和白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在黑人長期的抗爭中也獲得不少白人的同情和支持，這些都是南非種族和解的基礎。

 而中國的六四卻大大不同。六四隻是涉及中共執政者的責任，並沒有涉及任何一個種族和群體。相反，除了少數下令開槍的執政者及其支持者之外，六四是全民族的一個共同的傷口。那麼六四問題的解決，只需要由少數執政者來承擔責任，並沒有南非式種族大和解的需要。

 作為基督徒，圖圖主教提出的“和解”和中國文化里的“和為貴”不同。基督教概念里的“和解”有認罪、請求寬恕並獲得救贖的意思，它需要把罪人的罪責搞得清清楚楚，而不是中國式的“相逢一笑泯恩仇”，不能是無原則的一筆糊塗帳。

  ◎ 南韓為處理制度性犯罪制訂新法

 儘管中國尚未實行民主，但如果中國當局願意按照南非模式，主動承擔六四鎮壓的罪責，向受害者道歉、請求和解，還是值得歡迎的，是廣大中國人民願意看到的。但冷酷的現實卻是，中共從未顯示出這樣的善意。那麼，我們就只能思考，在中國民主化之後，以怎樣的方式來處理六四鎮壓這種國家的“制度性犯罪”。

 與中國的六四事件最有可比性的，是南韓的光州事件。這個發生在1980年5月18日的流血事件，和中國六四一樣，是政府出動軍隊以武力鎮壓民主運動，造成大量平民和學生傷亡。八年後，政府開始允許公開談論光州事件，而後受害者獲得賠償，並一次又一次地起訴施害者——前總統全斗煥以及一些軍人。

 用什麼法律來起訴製造光州血案的前統治者？南韓的經驗是：由於政權變更，過去的法律無法用來處罰新體制的主體，因此，韓國國會特別為此通過新的法律——“五一八”特別法。這個特別法為審判兩個前總統提供了法律依據，全斗煥因“叛亂、內亂首惡罪”被判死刑，後減刑無期徒刑；盧泰愚則因“叛亂、內亂主要任務從事罪”被判監禁22年半。後來，兩個人都被赦免釋放。

 像這樣制訂新法來懲罰前政權的“制度性犯罪”，不只南韓一例，西班牙就以“歷史記憶法”來清算前獨裁者佛朗哥，該法明文規定：佛朗哥執政時期的政治法庭及其判決均屬違法。智利也是一個特例，前軍政府領導人皮諾切特統治智利的17年間實行政治高壓，有3 000多人遭殺害或者失蹤。皮諾切特下台後被起訴300多次。由於早年的憲法規定他可以擁有司法豁免權，為了進行審判，智利法院首先裁定剝奪他的豁免權。因為年老病重，皮諾切特在未被判時決就去世了。但皮諾切特比鄧小平要多一點懺悔意識，他在臨終前表示：願意為自己的行為承擔所有政治責任。

 之所以要制訂新法，是因為舊法不能適用。新法使正義在體制內得以實現，它必須符合國際法或國內法所公認的原則。民主國家面對舊政權違法和不正義行為，以法律清算的方式來追究施害者的犯罪行為，是為了保障基本人權，維護社會穩定，並教育後代不至重蹈覆轍。

  
      ◎ 東德為何能以舊法審判共產黨？

 在所有實現轉型正義的國家中，東德是最有意思的一個例子。從1991年開始，東德就開始對迫害人民的共產黨人進行審判。此時東西德已經統一，但德國人卻根據已經被廢棄的前東德法律進行追究。這是因為兩德在統一前簽訂了《合併協議》，其中規定：“依照行為地的法律（即東德），審理東德境內所發生之不法事宜。”

 由於前東德法律是共產黨制訂的，毫無疑問，它缺乏足夠的保障人權、懲罰制度性犯罪的條款，但德國人仍然能夠適用舊法，懲罰共產黨的犯罪行為，還社會及受害者以正義。為什麼德國能夠“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是因為，這個法律具有一定的特點，給審判共產黨自己提供了基礎。

 首先是法理基礎。前東德法律充滿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儘管這種意識形態在現實中失敗了，但在理論上，它也有社會主義尊重人權、保障平等和公正等內容。其次是憲法倫理基礎。前東德的憲法總綱繼承了法國大革命的基本價值，例如結社自由，選舉自由，一切權利來自人民，人民有參與國家事務的權利。這些都白紙黑字地擺在那裡。

 再次是大陸法系傳統的基礎。大陸法系國家的一個優越之處，就是擁有條例清晰、概念明確的成文法典。按照成文法，凡是法律沒有規定的都允許，這樣就突破了黨文件的禁忌。東德共產黨所下達的一些法律之外的政策文件，如禁止和平示威等，在審判中一律不予承認。最後是國際法基礎。當時的東德加入歐安會、聯合國的框架，簽訂了一系列國際條約，這樣，在審判時就可以適用國際人權法規，可以援引國際法來懲治制度性犯罪。

 由於上述四個基礎，對前東德共產黨人的審判就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公正的。這與當年被稱為“勝利者的審判”的紐倫堡審判不同，也與南非的“真相與和解”模式不同，這是由於前東德法律的特殊性決定的。

  ◎ 追究中共違憲，永不放棄言說

 當年東德走向民主改革，與中國的六四事件也息息相關。由於中共出動軍隊血腥鎮壓之舉震驚了世界，前東歐國家的共產黨人為了避免屠殺，都不得不對本國人民讓步。今天，我們也可以從東歐的經驗學習轉型正義的一課。

 中國自清末修律以來，基本仿效大陸法系，尤其是德國法來建立自己的新法體系。後來中共仿效蘇聯建立起的法律體系，仍屬大陸法系。前面所說的東德法律的幾個基礎，在中國法律裡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那麼，我們將來審判中共，就可以援引中國現有的法律和國際法。

 1989年的六四鎮壓明顯地違背共產黨自己制訂的憲法。例如，憲法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然而學生運動這樣在全國轟轟烈烈的大事，卻沒有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處理，也沒有聽取人民的意願，就由共產黨一黨強行鎮壓了。現在中共官員不願意搞民主，卻願意搞法治，那麼，追究自己的違憲罪責，是走向法治的第一步。

 上述多個模式都有自己的特點，南非是社會種族和解的模式，南韓模式是政治與社會相結合，而東德模式更具法律意義。不管是適用共產黨的舊法，還是另制新法，都是我們在解決六四問題時可以考慮的選項。二十年來我們一直紀念六四，一直提出追究中共的罪行。看起來希望似乎很渺茫，但我們永不放棄希望，永遠堅持言說，直到歷史在人民的正義面前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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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09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