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村小说与杨佳杀警

                                     茉莉

奥地利作家卡夫卡曾说过：“凡是我写过的事将真的发生。”在经历过德国法西斯的残暴、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以及中国可怕的文革之后，世人都不能不承认，卡夫卡的作品貌似荒诞不经，却具有惊人准确的预言性，因此他被视为极权主义的预言家。

在笔者看来，卡夫卡并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他只是一个生性特别敏感的文人，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形势中，敏锐地嗅出了极权主义的气味。这是一切优秀作家的特征，从模糊不清的现实预见到可能出现的未来。

杨佳杀警事件发生后，笔者读到中国作家北村的小说《愤怒》，惊讶地发现，这本出版于2004年的小说，早就描写了一个饱受屈辱的青年被逼杀警的故事。这个故事仿佛是杨佳事件的一个预言，但作家北村不但书写弱势群体所遭受的苦难，书写贫困子弟因愤怒走向报复犯罪，他还思考人们该如何面对苦难，化解愤怒，并追问正义与拯救之路的问题。

 ◎ 一本咬啮、刺痛我们心灵的书

文学评论家朱大可称小说《愤怒》为“本土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马克思曾赞颂一批杰出的英国小说家说：“他们在自己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学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

《愤怒》一书的前半部分是对中国社会之“恶”的集中揭示。农家孩子李百义在乡下的生存状态，比北京城市失业青年杨佳更为绝望和痛苦。李百义的父亲患哮喘病丧失了劳动能力，母亲被迫向书记出卖肉体来换取一家的生存，他们的土地被掠夺，他们的人格尊严被无情践踏。

善良而又好学的李百义在无路可走时，带着美丽的妹妹春儿走向城市。但城市更是罪恶的渊薮。身为农民工，李百义因讨薪被工厂的保安暴打，被关进了狼狗笼被咬得遍体鳞伤，仍然得不到应有的工资。妹妹春儿因为没有暂住证，在看守所里被人轮奸，而后被强迫卖淫，最后惨遭车祸而死亡。

从那时起，李百义和父亲为春儿之死走上漫长的上访之路。由于轮奸春儿的人中有公安局副处长的儿子，他们的上访不但毫无成功的希望，还遭到派出所科长钱家明等警察的威胁迫害和刑讯逼供。最后父亲被殴打死亡，李百义被警察塞进纸棺材，推进殡仪馆焚化炉，在保证不再上访后才侥幸活下来。

这之后，李百义按照自己的正义逻辑开始反抗，他实施一系列劫富济贫的行动，最后用扳手结束了杀父仇人钱家明的生命，并在死刑判决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塞到死者的脖梗子里，然后开始逃亡。

卡夫卡曾经说过：“我们只该去读那些会咬啮、刺痛我们心灵的书。书如果不能让人有棒喝般的震撼，何必浪费时间去读它。”北村的《愤怒》，让我们痛苦地看清了中国底层社会的真相，书中那咬啮、刺痛我们心灵的故事，正是李百义和杨佳杀警的现实背景。

◎ 命运没给杨佳李百义式的救赎机会

杨佳曾经在他的博客中描述自己的个性爱好：“户外登山，徒步越野，摄影，在图书馆找本书看一天。”他生前最想结交美女，在旅途中最爱拍摄鲜花和山丘，乐于助人，被网友称为“阳光男孩”。

这样一个阳光男孩，居然和好莱坞影片里的惊怵镜头一样，独自持刀冲入警察局，从一楼杀到六楼，放过女警，手刃多名男警，成为震惊世界的“杨大侠”。自从杨佳被处以死刑，网民一片哀悼之声，甚至出现不少真挚赞颂钦佩的诗文。

这里面的原因在于，杨佳的杀人和李百义的杀人一样，是以被欺凌的弱者之身份，豁出命来复仇，挑战被视为国家机器的强权——警察。人们的同情心往往是在弱者一边的。

但杀人毕竟是杀人。虽然警察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虽然平民的复仇具有某种程度的正义性，但被杀的每一个警察，也都是父母生养的血肉之躯。因此，在小说《愤怒》中，李百义在将警察钱家明就地“正法”之后，长期经受良心的拷问：“我有没有杀错？我有权利建立自己的法庭吗？”

从受难、挣扎、复仇到自我救赎，这是小说主人公所走过的道路。李百义在杀警后流落到西南地区的黄城，在一个教堂获得了基督教的启蒙，从而认识到了人有罪行和罪性两种罪。后来他在当地创办企业，经商致富，成为当地的一个有口皆碑的大慈善家。

但无论怎么行善，自认有罪的李百义仍然得不到心灵的释放和自由。最后，他坦然地接受了养女的安排──被捕归案，通过司法调查搞清了父亲被殴打致死的真相，在法庭判决时承担了罪责，因此获得心灵的自由。通过塑造这样一个具有光彩的理想人格，作家否定了“以暴易暴、以恶抗恶”的逻辑。

然而，现实中的杨佳却未能获得这种自我救赎的机会。尽管广大海内外中国人呼吁挽留杨佳的生命，但杨佳“袭警案”在真相不明、审判程序尚存很多疑点的情况下，被核准死刑并急促执行。当局严重违反司法公正原则，杨佳本人也只希望痛快赴死，至死未有忏悔之意。

◎ 从精神内部寻找社会矛盾的解决方式

作家北村是一个虔敬的基督徒，早期曾以先锋小说开始写作，在投入神的怀抱之后，就如他自己所说“用一个基督徒的目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愤怒》这部小说即染上了宗教色彩。作家用文学的形式，展示一个充满罪恶与磨难的世界，让他笔下走投无路的人物，通过忏悔与良知的反思而获得拯救。

这是不少中国文化基督徒寻求的道路：从人的精神内部寻找社会矛盾的解决方式。北村本人说：这是“一个愤怒逐渐消解然后达到伟大和解的过程”，“李百义的解决方式可能是一种最好、最高明的解决办法。为什么呢？他没有仅仅用批判、对立和恨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只能解决外在的冲突，而不能解决精神内部的问题。”

在这里，作家表现了一个童话般的社会理想：让每个人都擦拭心灵的尘埃，整个社会就因此就净化了、美丽了。作家让他的主人公用心中的“爱”，去影响人间，拯救芸芸众生。苦行僧李百义就像雨果《悲惨世界》里的主人公冉阿让，曾偷过面包的冉阿让在洗心革面之后，其善行和爱心甚至感动了追捕他的警察沙威。

我们不能否认，社会的变革需要有善的人性做基础，但我们不能天真地把对良知与爱的提倡，当作解决一切矛盾的灵丹妙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最本质的特征就是道德主义，古代圣人早就提出过“仁者爱人”，但他们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个人道的社会。西方社会也是在结束中世纪基督教的神权统治之后，才进入理性的人权时代。

在人不能皆为圣贤的现实社会，怎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弱肉强食？怎样才能避免千千万万的愤怒青年去走李百义、杨佳的杀警之路？对此，我们不能光有“基督徒的目光”，更要有世俗的公民立场，尽快结束人治，建立民主法治制度维护人权，使人民的冤屈能够以非暴力的正当途径获得申张。

否则，被欺压者都不得不以极端惨烈的方式寻求正义，就会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预言的情况：“请环顾一下四周：鲜血如同河水一般流淌，而且还是那样欢快，就好像香槟酒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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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开放》杂志2009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