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村小說與楊佳殺警

                                     茉莉

奧地利作家卡夫卡曾說過：“凡是我寫過的事將真的發生。”在經歷過德國法西斯的殘暴、斯大林的恐怖統治以及中國可怕的文革之後，世人都不能不承認，卡夫卡的作品貌似荒誕不經，卻具有驚人準確的預言性，因此他被視為極權主義的預言家。

在筆者看來，卡夫卡並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他只是一個生性特別敏感的文人，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社會形勢中，敏銳地嗅出了極權主義的氣味。這是一切優秀作家的特徵，從模糊不清的現實預見到可能出現的未來。

楊佳殺警事件發生後，筆者讀到中國作家北村的小說《憤怒》，驚訝地發現，這本出版於2004年的小說，早就描寫了一個飽受屈辱的青年被逼殺警的故事。這個故事仿佛是楊佳事件的一個預言，但作家北村不但書寫弱勢群體所遭受的苦難，書寫貧困子弟因憤怒走向報復犯罪，他還思考人們該如何面對苦難，化解憤怒，並追問正義與拯救之路的問題。

 ◎ 一本咬齧、刺痛我們心靈的書

文學評論家朱大可稱小說《憤怒》為“本土批判現實主義的傑作”。批判現實主義作為一種創作方法，最早出現在十九世紀的歐洲。馬克思曾讚頌一批傑出的英國小說家說：“他們在自己卓越的，描寫生動的書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會真理，比一切職業政客，政論家和道學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還要多。”

《憤怒》一書的前半部分是對中國社會之“惡”的集中揭示。農家孩子李百義在鄉下的生存狀態，比北京城市失業青年楊佳更為絕望和痛苦。李百義的父親患哮喘病喪失了勞動能力，母親被迫向書記出賣肉體來換取一家的生存，他們的土地被掠奪，他們的人格尊嚴被無情踐踏。

善良而又好學的李百義在無路可走時，帶着美麗的妹妹春兒走向城市。但城市更是罪惡的淵藪。身為農民工，李百義因討薪被工廠的保安暴打，被關進了狼狗籠被咬得遍體鱗傷，仍然得不到應有的工資。妹妹春兒因為沒有暫住證，在看守所里被人輪姦，而後被強迫賣淫，最後慘遭車禍而死亡。

從那時起，李百義和父親為春兒之死走上漫長的上訪之路。由於輪姦春兒的人中有公安局副處長的兒子，他們的上訪不但毫無成功的希望，還遭到派出所科長錢家明等警察的威脅迫害和刑訊逼供。最後父親被毆打死亡，李百義被警察塞進紙棺材，推進殯儀館焚化爐，在保證不再上訪後才僥倖活下來。

這之後，李百義按照自己的正義邏輯開始反抗，他實施一系列劫富濟貧的行動，最後用扳手結束了殺父仇人錢家明的生命，並在死刑判決書上籤下自己的名字，塞到死者的脖梗子裡，然後開始逃亡。

卡夫卡曾經說過：“我們只該去讀那些會咬齧、刺痛我們心靈的書。書如果不能讓人有棒喝般的震撼，何必浪費時間去讀它。”北村的《憤怒》，讓我們痛苦地看清了中國底層社會的真相，書中那咬齧、刺痛我們心靈的故事，正是李百義和楊佳殺警的現實背景。

◎ 命運沒給楊佳李百義式的救贖機會

楊佳曾經在他的博客中描述自己的個性愛好：“戶外登山，徒步越野，攝影，在圖書館找本書看一天。”他生前最想結交美女，在旅途中最愛拍攝鮮花和山丘，樂於助人，被網友稱為“陽光男孩”。

這樣一個陽光男孩，居然和好萊塢影片裡的驚怵鏡頭一樣，獨自持刀沖入警察局，從一樓殺到六樓，放過女警，手刃多名男警，成為震驚世界的“楊大俠”。自從楊佳被處以死刑，網民一片哀悼之聲，甚至出現不少真摯讚頌欽佩的詩文。

這裡面的原因在於，楊佳的殺人和李百義的殺人一樣，是以被欺凌的弱者之身份，豁出命來復仇，挑戰被視為國家機器的強權——警察。人們的同情心往往是在弱者一邊的。

但殺人畢竟是殺人。雖然警察是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雖然平民的復仇具有某種程度的正義性，但被殺的每一個警察，也都是父母生養的血肉之軀。因此，在小說《憤怒》中，李百義在將警察錢家明就地“正法”之後，長期經受良心的拷問：“我有沒有殺錯？我有權利建立自己的法庭嗎？”

從受難、掙扎、復仇到自我救贖，這是小說主人公所走過的道路。李百義在殺警後流落到西南地區的黃城，在一個教堂獲得了基督教的啟蒙，從而認識到了人有罪行和罪性兩種罪。後來他在當地創辦企業，經商致富，成為當地的一個有口皆碑的大慈善家。

但無論怎麼行善，自認有罪的李百義仍然得不到心靈的釋放和自由。最後，他坦然地接受了養女的安排──被捕歸案，通過司法調查搞清了父親被毆打致死的真相，在法庭判決時承擔了罪責，因此獲得心靈的自由。通過塑造這樣一個具有光彩的理想人格，作家否定了“以暴易暴、以惡抗惡”的邏輯。

然而，現實中的楊佳卻未能獲得這種自我救贖的機會。儘管廣大海內外中國人呼籲挽留楊佳的生命，但楊佳“襲警案”在真相不明、審判程序尚存很多疑點的情況下，被核准死刑並急促執行。當局嚴重違反司法公正原則，楊佳本人也只希望痛快赴死，至死未有懺悔之意。

◎ 從精神內部尋找社會矛盾的解決方式

作家北村是一個虔敬的基督徒，早期曾以先鋒小說開始寫作，在投入神的懷抱之後，就如他自己所說“用一個基督徒的目光打量這個墮落的世界”。《憤怒》這部小說即染上了宗教色彩。作家用文學的形式，展示一個充滿罪惡與磨難的世界，讓他筆下走投無路的人物，通過懺悔與良知的反思而獲得拯救。

這是不少中國文化基督徒尋求的道路：從人的精神內部尋找社會矛盾的解決方式。北村本人說：這是“一個憤怒逐漸消解然後達到偉大和解的過程”，“李百義的解決方式可能是一種最好、最高明的解決辦法。為什麼呢？他沒有僅僅用批判、對立和恨的方法，因為這些方法只能解決外在的衝突，而不能解決精神內部的問題。”

在這裡，作家表現了一個童話般的社會理想：讓每個人都擦拭心靈的塵埃，整個社會就因此就淨化了、美麗了。作家讓他的主人公用心中的“愛”，去影響人間，拯救芸芸眾生。苦行僧李百義就像雨果《悲慘世界》裡的主人公冉阿讓，曾偷過麵包的冉阿讓在洗心革面之後，其善行和愛心甚至感動了追捕他的警察沙威。

我們不能否認，社會的變革需要有善的人性做基礎，但我們不能天真地把對良知與愛的提倡，當作解決一切矛盾的靈丹妙藥。幾千年來中國傳統文化最本質的特徵就是道德主義，古代聖人早就提出過“仁者愛人”，但他們並沒有給我們留下一個人道的社會。西方社會也是在結束中世紀基督教的神權統治之後，才進入理性的人權時代。

在人不能皆為聖賢的現實社會，怎樣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弱肉強食？怎樣才能避免千千萬萬的憤怒青年去走李百義、楊佳的殺警之路？對此，我們不能光有“基督徒的目光”，更要有世俗的公民立場，儘快結束人治，建立民主法治制度維護人權，使人民的冤屈能夠以非暴力的正當途徑獲得申張。

否則，被欺壓者都不得不以極端慘烈的方式尋求正義，就會出現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預言的情況：“請環顧一下四周：鮮血如同河水一般流淌，而且還是那樣歡快，就好像香檳酒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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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開放》雜誌2009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