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缺席，抗爭即命運

              ──尼日利亞作家索因卡和他的作品

                             （瑞典）茉莉

當一個非洲黑人作家反抗白人殖民統治而入獄時，他所屬的整個民族都在等待着他；他的黑人同胞歌手為他吟唱。而當同一位作家在民族獨立後，以同樣的自由理念揭發黑人統治者的腐敗和殘暴時，那麼，他就在自己人民中間成了敵人，被本族統治者追捕判決，為那些追隨政權的同胞所痛恨。……

這是發生在非洲後殖民時代的真實故事。故事的主角是著名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遙遠陌生的黑非洲，此刻叫我這個中國人感到似曾相識：被北約洋人炸死的幾位記者備極哀榮，而被本民族統治者屠殺和殘害的人，國人提都不要提起──你要找國際社會討個公道，你就是支持“反華提案”。

“一聽到民族文化這個詞，我就會伸手拔槍。”這是當年納粹德國元帥戈林的一句名言。正如非洲、亞洲的獨裁者殺起人來毫不比納粹手軟，非洲、亞洲的民族主義狂熱，也同樣所向披靡。因此，過去與白人殖民者抗爭的非洲知識份子，發現他們在今天反抗本民族暴君的時候，處於更艱難的境地。然而，既然自由仍然在祖國缺席，那麼政治抗爭就不可避免地成了他們的命運。

   拒絕象牙塔的非洲詩人

沃爾．索因卡（Wole Soyinka，1934.7～），尼日利亞劇作家、詩人、人權活動家，198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這位來自尼日利亞西部約魯巴族一個教會督學家庭的孩子，在50年代就從尼日利亞最高學府進入英國留學和任教，並成為倫敦皇家劇院的編劇。在處於殖民統治時期的尼日利亞，生活本來賜予他居住象牙塔的幸運。

然而，正如南非女作家戈迪默所說，只有對社會狀況持冷漠態度的地方才叫“象牙塔”。而象牙是被偷獵的象的長牙，是剝削非洲資源的利潤、掠奪他人生命來獲得安寧和舒適的絕妙象徵。對於索因卡、戈迪默一類的黑人作家，非洲那無邊的荒蕪草原、森林沙漠、貧民區的棚屋、白人的郊區洋房，使得他們無法安然地住到象牙塔去。他們唯一的選擇是在藝術和現實中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早在倫敦劇院時期，索因卡就開始專擅朗誦反種族歧視的詩歌，並上演反映尼日利亞在殖民統治下的凋敝情景。1960年他回到祖國研究非洲傳統戲劇。在慶祝尼日利亞獨立時，他創作了《森林之舞》等4部戲劇，震動了世界劇壇。

獨立以後的尼日利亞人民，並沒有獲得他們所盼望的一切，相反，黑人獨裁者發動了內戰，使用殘酷的暴力手段鎮壓人民。60年代中期，索因卡拋下他的詩歌和戲劇，挺身而出干預現實，試圖制止尼日利亞內戰，結果被軍政府逮捕，未經審判即監禁入獄。1969年索因卡出獄後去了歐洲，直到軍政府首腦戈翁下台才回國。無論在國內、國外，他一直關注非洲尖銳的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寫了不少時事諷刺劇，對非洲政治巨頭的新暴政痛加抨擊，在國際上產生很大影響。

1995年，尼日利亞法庭判處索因卡的同行、戲劇家肯．薩羅－維瓦（KenSaro-Wiwa）死刑。為此，索因卡悲憤地寫下了《一個大陸揭開的傷口》，追溯了尼日利亞的歷史，以薩羅－維瓦一案為典型案例，揭發、抨擊了尼日利亞軍事統治的非人道和人權狀況的日益惡化。結果，索因卡本人也被殘暴的軍政府缺席審判，判處死刑。 既反白人殖民也挑戰黑人專制被譽為“非洲的莎士比亞”的索因卡，他的作品既反抗白人殖民，也挑戰黑人獨裁者的壓迫。1986年他在瑞典發表的獲獎演說中，談到他在倫敦劇院的一場即興演出。那個題為《11個人在霍拉死去了》的戲劇，涉及到非洲的一個真實事件：英國殖民當局把爭取解放的肯尼亞人趕到一個隔離的營地。其中有11個黑人被營地看守活活打死。索因卡在和他的戲劇同事們嘗試將殖民者在霍拉營地鎮壓罪行進行再創造，深刻分析了白人優越論者不把非洲人當作人的傳統心理痼疾。

對種族主義的揭露，是索因卡諾貝爾獲獎辭──《過去必須向它的現 在發表演說》──的主題。在演講中，他沉痛地告訴瑞典人：“在今天研究歐洲思想的學者當中，甚至在我們非洲人當中，又有多少人能想到，歐洲哲學中那幾個最受尊崇的名字──黑格爾、洛克、孟德斯鳩、休謨、伏爾泰，一個無窮盡的名單──，是持種族優越論的厚臉皮理論家和對非洲歷史和非洲存在的詆毀者。”

索因卡說，他的目的並非真正要控告過去，只不過想要提醒世界注意它充滿謊言的歷史進程。而這個詆毀非洲、歧視非洲人的世界，正是哺育了他、他願意熱忱擁抱的世界。索因卡也不諱言非洲今天令人痛苦的現狀：經歷了殖民地的壓榨和解放戰爭的艱苦，非洲那堆滿烈士 屍體的土地，又被新的黑人統治者奴役着；人民又經歷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60年代中期，尼日利亞伊博族人遭到豪薩族人的屠殺。他們逃往東部宣布成立比亞法拉共和國，因而遭到尼日利亞軍政府的殘酷鎮壓。3年內戰期間，比亞法拉的死亡人數超過100百萬。索因卡公開譴責那場戰爭，並尋求國際社會加以干涉，因此被監禁兩年。在獄中，索因卡把自己的精細觀察和體驗，寫在廁紙上。出獄後，他出版了自傳性的監獄紀實──《人死了》──和一些以監獄生活為題材的優秀詩歌。

一種反抗，兩種面孔 

尼日利亞是這次在聯合國人權會議上支持中國政府的國家之一，因此被中共代表團致以“欽佩和感謝”。至今為止，這個臭名昭着的非洲國家因為處決政治犯、良心犯，仍然是國際特赦會和國際筆會等人權組織以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強烈譴責的對象。

對於出身於這樣一個國家的作家來說，他的政治行動和藝術創造，都是對這個野蠻失序的現實的反抗，是同一種反抗所表現出來的兩張面孔。索因卡成熟期的代表劇作──《路》──，即寓意尼日利亞之路兇險叵測。作品風格由早期的明朗單純轉為辛辣低沈。其後，索因卡身體力行地干預現實，力圖正視噩夢般的人生。其大量作品表現人民 的悲慘生活，矛頭直指非洲的新統治者。

諾貝爾文學獎似乎很難掩飾它對這類勇敢作家的偏愛。因為，這些作家是我們這個自私時代的珍稀物種。1986年，瑞典文學院給予索因卡的獲獎評語是：

“由於他的文學天才──他的語言的技巧、魅力和獨創性──的　　非凡成就，他對非洲傳統熱忱信奉，並成功地攝取了其他民族的　　優秀文化，為人類自由而獻身。”

   （2000年7月於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