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女難民：平民、導演與王后

          （本文為作者“歐洲難民故事”系列之二）  

                  來自伊朗的瑞典導演納希德

                   伊朗末代王后法拉赫

2017年8月15日  茉莉 為FT中文網撰稿

我在瑞典認識的幾位伊朗女性，都是不戴頭巾不穿黑罩袍、聰明能幹又大方的。其中一位是“母語中心”的教師同事，最初我參加工作時，她曾熱情關照我這個“菜鳥”，令我至今心存感激。接觸這類高素質的伊朗知識女性，會讓人懷想燦爛的古波斯文明，回憶巴列維國王的“白色革命”，那個時期的伊朗女人可夠現代夠開放的。

當霍梅尼的宗教革命將要革到婦女的身體與服飾上來時，這類“自由化”了的伊朗女性就被逼出逃了。自1979年之後，逃出伊朗的女性除了平民，還有原伊朗王后、政府高官、共產黨人與自由派。歷史的反諷在於，不管她們之前在祖國的地位多麼懸殊，政治立場多麼對立，來到歐洲後，她們只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難民。

為女兒自由辛苦踏上逃亡路

美國電影《不能沒有我的女兒》（Not Without My Daughter）是一部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從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後，伊朗的日常生活與婦女的處境。

主人公是一位叫貝蒂的美國女人，她與一位在美國工作的伊朗人莫迪結婚後，生下一個女兒。莫迪思念家鄉親人，便說服妻子和他一起回伊朗。可是一回到伊朗，原本和諧溫情的小家庭就翻捲起風暴，貝蒂必須接受伊朗社會對女性的種種束縛，還要承受丈夫凶暴的拳頭。為了不讓女兒留在伊朗遭受性別歧視，貝蒂千方百計帶着孩子逃亡，翻山越嶺歷經艱險，母女倆終於回到了美國。

在瑞典看這部電影時，我聽到有來自中東的朋友批評，說此片是從一個美國女人的視角看伊朗社會，存有偏見，不夠真實。毫無疑問，電影和現實生活會有一些差距。但我恰好認識一個叫法蒂瑪的伊朗女人，她逃難的原因與影片中的女主角相似——為了女兒的自由。

法蒂瑪告訴我，她的丈夫在伊朗開診所，家境富裕，日子原本過得挺好。但她的兩個剛進入青春期的女兒有點叛逆，女孩們外出時衣着不夠寬鬆，展示了身體曲線，還將頭髮散下來，結果在街上被道德警察抓捕，被指違反了伊斯蘭教規。

兩個女兒在拘留所遭受了鞭刑懲罰，做母親的便不顧一切地拉着孩子逃出來。可是，法蒂瑪的丈夫要留在德黑蘭的診所行醫。這樣，法蒂瑪只好與丈夫長期分居。當她向我訴說這一切時，我看到她臉上掩不住的落寞與無奈。

@ 逃亡的伊朗共產黨人成為著名導演

與這類只求女兒平安成長的普通女人相比，同樣是輾轉逃出伊朗的納希德·佩爾松（Nahid Persson Sarvestani）卻志向遠大。納希德在獲得自由後奮鬥多年，成為瑞典最富盛名的紀錄片導演，在國際上屢獲殊榮。但是，這位難民出身的女導演心中藏着深沉的痛苦，事業上的成就並不能挽救她，她需要看心理醫生。

在逃來瑞典之前，年輕的納希德曾是伊朗的共產主義活動家。他們伊朗共產黨人曾聯合霍梅尼的宗教勢力，終結了前國王巴列維的“白色革命”。這在當時，似乎是納希德這樣窮人家孩子必然的選擇。因為巴列維國王雖然在經濟改革上取得成果，但快速的經濟發展導致社會嚴重的分化，貧富懸殊，而且，國王在政治上迫害左翼知識分子。

1982年的一天，正好是納希德才一歲的女兒過生日。突然她哥哥敲門衝進來，告知說，霍梅尼的革命衛隊已經逮捕他們的兩個弟弟和父親。納希德立刻丟下滿桌辦生日宴會的食物，抱着孩子和丈夫倉惶逃命。

當一家三口在伊朗境內各地躲藏之時，有消息傳來，納希德17歲的弟弟羅斯坦已被執行絞刑。納希德知道，霍梅尼政權真正要抓的是他們夫婦倆，因為他們曾幫助霍梅尼推翻國王巴列維的統治。這是黑色革命對伊朗共產黨人的一個極大的反諷：宗教勢力在伊斯蘭革命後掌權，他們首先清洗自己過去的同盟軍，伊朗共產黨組織被取締，很多共產黨員被以叛逆罪被捕。

從波斯灣乘走私者的快艇偷渡到迪拜，納希德一家在迪拜非法居留了兩年。1984年，他們用偽造的護照上了飛機，在飛機上的廁所里銷毀了假護照。然後，飛機降落在白雪覆蓋的斯德哥爾摩機場。他們得救了。

@ 與流亡的伊朗王后懷着共同夢想

用瑞典文做紀錄片，成果纍纍獲獎無數，納希德的作品大都涉及伊朗社會文化。最初，她有很長時間迴避政治，因為她無法面對自己的過去，弟弟之死令她始終被內疚感所折磨。

流亡多年後，納希德回伊朗探親，看到祖國在伊斯蘭革命後情況更為糟糕，她不得不用攝影機紀錄這一切，希望能增加國際社會對伊朗局勢的理解。這之後，鏡頭成了她表達政治觀點的手段，成為一個社會抗議的工具。這樣做的結果是：在完成影片《面紗背後的賣淫》之後，她被禁止再返伊朗。

在納希德所做的紀錄片中，我最欣賞的是《王后與我》。這部獲意大利大獎的影片令人驚奇的是：導演與她所拍攝的對象，在祖國伊朗曾是不共戴天的仇敵——前王后與曾推翻王室的前共產黨人。二十年漫長苦澀的流亡歲月，讓兩個同樣深懷痛苦的女人克服了心理障礙，一起回憶失去的家園，坦誠地探討伊朗當代歷史的糾結。

作為伊朗末代王后，法拉赫在流亡中所經歷的苦難並不比一般難民少。1979年1月，當她與丈夫巴列維國王落難時，他們被昔日最親密的盟友美國人拒之門外，只有埃及總統薩達特願意接納他們一家。之後，丈夫病故，女兒自殺。

今天，曾母儀天下二十年的伊朗前王后現定居法國，雖然年邁仍然高貴優雅，她有時會捧着一抔來自伊朗的泥土哭泣。前共產黨人納希德已經理解了前王室，並和前王后懷着同樣的夢想，期待一個自由開放的伊朗。

也許她們最終都只能客死異鄉，像飄零遠處的葉子不再落在家鄉的樹下。但是，身為導演的納希德頑強地面對國家與家庭的悲劇，把自己的伊朗文化之根拔出來，移植在北歐的土壤里，結出了奇異美麗的花朵與果實。

2017年8月15日  茉莉 為FT中文網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