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人”：被遣返的阿富汗难民

茉莉：一些瑞典人静坐示威反对遣返难民，而我深知这是一个无解的两难困境，与很多瑞典人样，心理上饱受煎熬。

收藏更新于2017年12月4日 07:41 茉莉 为FT中文网撰稿

本文是作者“欧洲难民故事”系列之六

在10月10日遣送阿富汗难民的飞机起飞之前，瑞典几个大城市声援难民的静坐示威抗议，已经进行两个月了。有被遣返者自杀的消息传来，街头抗议者举着“停止遣返阿富汗人”的标语，指责瑞典政府“直接送人死亡”。

这样严重的指控，对这个最富人道精神、最善待难民的国家，是难以接受的。于是，瑞典公共电视台《审查任务》（Uppdrag granskning）派出了一个调查记者队，从北欧到阿富汗一路调查采访。作为昔日的难民、今日的瑞典公民，我从电视上跟踪记者，深知这个问题是一个无解的两难困境。与很多瑞典人一样，我也在良知、价值观与现实难题之间纠结，心理上饱受煎熬。

被残酷的命运逼迫前来欧洲，却又遭遣返，那些被遣返者在欧洲被厌弃，也在自己的祖国走投无路，成为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所说的“废弃的生命”。鲍曼曾深刻地指出：探讨“该不该接受难民”，其实只是个表象问题，真正摆在我们面前的终极问题是：人类该如何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恐惧与不安。

记者追问：遣返难民是否送人死？

调查记者首先采访了街头的抗议人士。发起静坐示威的是“Ung i Sverige”（瑞典青年），这个左派组织为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工作，吸收了很多阿富汗年轻人参与。

该组织发言人之一是年轻的阿富汗女孩法塔赫。她于两年前来瑞典寻求庇护，已获居留。法塔赫很肯定地回答记者说：被遣送回去的人“当然会死”。记者要求法塔赫提供回国后死亡者的数字，法塔赫说：“难道只有身体上的死亡吗？正如我所看到的，死亡不只是生理的，它也是心理上的。所有被遣送回去的人都在精神上死亡了。”

记者接着采访，追问负责难民政策的瑞典官员。米克尔•里本维克是瑞典移民委员会的总干事，他说：“瑞典不会送人去死，我们的全部任务是为人民提供保护。”对于阿富汗目前的安全局势，瑞典移民委员会是经过充分评估的，认为阿富汗虽然比欧洲要危险，但其安全程度比叙利亚要高得多，因此，瑞典加紧遣送申请庇护遭拒的阿富汗难民返乡。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瑞典记者从联合国难民专员办事处那里了解到，在这两年被瑞典遣返的几百个阿富汗人中，只有一个在回国后被杀害。这也证明，阿富汗战后的局势已基本稳定，对难民的遣返是合理可行的。

尽管否认遣返难民是送人去死，但瑞典移民官员米克尔还是沉痛地承认，那位阿富汗女孩的指责有一点是对的，即：被遣返的难民很多“死于心理上的死亡”。米克尔说，许多阿富汗年轻人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有了他们的朋友网络，以及支持他们的人，然后却被迫返回故土。

这位移民官对返乡难民有同情也有思考，说：“他们那种破碎的希望，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令人难以置信的分歧。瑞典与阿富汗之间的差距——几乎与世界差距一样大。但是，国际庇护法并不是缩小差距的手段。”

善待少年，难民潮后政策紧缩

也许是因为以前的难民政策过于仁慈，有些奇怪的案例只发生在瑞典。例如，从十几年前开始，有几百个前苏联国家的家庭前来申请庇护，他们不属于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有资格接受庇护的人群。但是，一旦申请庇护被拒，那些家庭的孩子立即陷入不说不吃不动的昏迷状态。对这种“放弃生存症候群”，瑞典医生绞尽脑汁治疗未果，但只要这些家庭一获得庇护，就如药到病除，孩子立即康复。有报道称，这是父母为了获得居留权而毒害孩子，但未获证实。

另一个瑞典独有的现象，是近年前来避难的近5万阿富汗难民中，有一半是在18岁以下、无人陪伴的男性未成年人。按照法律，瑞典必须照料这些孤身前来的少年难民，直到他们年满18岁。政府给这些孩子配备了保护人，以帮助他们适应生活，并送孩子们进学校受教育。

然而，当这些男孩长大满了18岁，却只有近10％获得居留许可。这是因为，自2015年10月叙利亚难民潮以来，有多达二、三十万难民涌入这个小国，瑞典政府被迫收紧了难民政策，例如，严格限制永久居留许可，临时居留许可有效期最长为三年。对于年龄有疑问的单身人士，进行特殊体检。阿富汗不再被列入有资格接受庇护的国家名单。

然而，这些阿富汗男孩大都已适应了瑞典的生活。有些家庭曾向人贩子支付了大笔款项，他们丢弃身份证件，谎报年龄，辗转多国，千辛万苦地来到瑞典，终于在瑞典定居求学，享受到有饱暖也有尊严的生活。现在他们却要被押送离开瑞典，回到在他们眼中不是人生的故国去。

一些年轻人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心灵破碎选择了自杀。十月初，16岁的埃斯马特埋葬了他的哥哥阿萨德。哥哥在收到移民局的遣返决定两天后自杀。为此，瑞典移民局立即做出了新的决定，给弟弟埃斯马特以居留许可。弟弟说，哥哥在天上一定为此感到高兴。

回国绝望：无法创立新生活

在飞往喀布尔途中，瑞典的遣返包机中途降落在奥地利，捡起了欧盟其他国家的难民，一共有21名阿富汗人。这次遣返，是联合国机构与瑞典移民局合作的行动。

一辆出租巴士将难民们载到喀布尔的一个旅馆，按规定，被遣返者可在旅馆免费吃住，停留14天，以等待家乡亲友前来迎接，安排自己的生活。一路跟踪的瑞典记者，在这个旅馆采访了被遣返的年轻人罗胡拉。

罗胡拉是流浪的阿富汗人的一个典型。在十年的时间里，他曾以虚假的身份，在欧洲五个不同的国家寻求庇护。曾有奥地利等三个欧盟国家经过年龄测试，确定他已是一个27岁的成年人。但罗哈拉一到瑞典，仍然说他只有17岁，为的是不会被送回希腊。

在喀布尔旅馆，记者没有看到有任何亲属前来接走被遣返者，因为有些难民从来就没有在阿富汗生活过。到瑞典避难的阿富汗难民多属什叶派的哈札拉族人，因长期受塔利班迫害，其家庭早已逃往伊朗或巴基斯坦，很多家庭成员下落不明。回到这个陌生的祖国，年轻人举目无亲。

虽然偶然还发生炸弹袭击事件，但对阿富汗人来说，比人身安全更严重的问题是经济困难。自从2014年外国军队撤出之后，阿富汗的经济状况恶化，邻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又遣返了高达70万的阿富汗难民，喀布尔街头到处是寻找工作而不得的穷人。

从瑞典回去的难民，如果是自愿回国，瑞典政府赠予每人3万克朗，而被强行遣返的难民大都是拒绝回国的，这钱就拿不到了。他们只能在到达喀布尔后，向有关方面申请一点生活补贴。找不到工作，钱很快就用完了，他们大都茫然无措，在无所事事地闲逛一段时间后，只好重新踏上流浪天涯的行程。

根据国际组织的统计，在被欧洲遣返的难民中，大约有一半人在3个月后重新离开阿富汗。

@ 尽管同情，议会决定“认清现实”

带着沉重的心情从阿富汗回来，记者找瑞典各政党议员上电视讨论难民遣返的问题。

在瑞典政坛和民间，早就有一股反对遣返阿富汗难民的声浪。例如，斯德哥尔摩有八名来自各党派的政治家，给政府和瑞典移民局写信，要求停止驱逐阿富汗难民，理由是阿富汗的安全状况堪忧。多个人权和女权组织也积极声援阿富汗难民。此外还有百余名教师联名公开向政府呼吁，说遣返政策剥夺了未成年人的受教权与发展权，不符合瑞典“保护每一个孩子”的价值观。

然而，尽管每个上电视的政治家都表示对被遣返难民的同情，但议会中绝大多数说“要认清现实”，不愿停止遣返政策。这首先是因为，近几十万难民蜂拥而至，引发了瑞典的经济与社会安全危机，成为难以承受之重。同时，日益增长的反难民情绪，导致各党派不得不在这一问题上趋向保守立场。再则，瑞典目前的遣返政策，是与欧盟大规模遣返阿富汗难民的政策一致的，欧洲通过向阿富汗政府提供经济援助，让阿富汗政府同意接受被遣返的本国国民，达成了双边合作协议。

很少有人有资格指责瑞典，因为瑞典是欧盟接受难民人均比例最多的国家。但是，很多瑞典人还是为此感到难过。我认识的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老太太还为之哭泣，她批评自己的政府，说不应驱逐那些上门求助的远方客人。

尤其令人不忍的，是一位106岁阿富汗妇人瑞乌兹别基。2015年，她的一群儿孙轮流背着她，从阿富汗昆都士，经伊朗、土耳其等国辗转逃到瑞典。这一家子千难万险，却被瑞典按照新政策拒绝给予庇护。目前，由于这位“全球最老难民”的生命已出现衰竭症状，瑞典移民局特批了她13个月的临时居留。

@ 欧洲的无奈与人类家园的丧失

瑞典基督徒老太太的眼泪，彰显了欧洲的无奈，即欧洲被迫以非人道的方式遣返难民，牺牲人类的团结之爱来维护自己现有的舒适与安全。“全球最老难民”——阿富汗老太太的四处流浪，则意味着家园的丧失，人类的一部分无所归依。

一批批被警察押上飞机送回国的难民，就像一堆堆被废弃的垃圾。欧洲没有足够的“废物处理站”来加工消化他们，只能强行送走他们。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在他的《废弃的生命》一书中，将“废弃人”定义为：被国家和社会判定为“废物”之后，剔除其公民身份乃至地球球籍的无用之人，指的是移民和难民等“多余人口”。

为什么这个世界会产生这么多废弃人？鲍曼有一些深沉的思考，例如“地球超载”和“液态现代性”。这种“液态”的流动，意味着个体的人可随时陷入被挤压、扭曲的境遇。鲍曼认为，难民问题是全球性带来的必然后果，世界不再有一块净土，昔日人类的生存境遇已无法再生或复苏。

鲍曼还谈到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对落后地区的破坏，这令我想起四十年来，令阿富汗这个遭受毁灭性打击的两场战争：1979年，苏联发动旨在建立阿富汗亲苏政权的战争；2001年，美国为首的联军发动旨在铲除塔利班政权的战争。

当更多遣返难民的包机从欧洲飞向亚洲的那个山国，扔下一批批废弃人，被无力感折磨的我们，只能希望欧洲各国政府承担起对难民的道德义务，帮助阿富汗人在支离破碎的国土上重建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