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會中的一聲槍響 ——讀帕穆克的政治小說《雪》
茉莉
“政治在一部文學作品中，猶如音樂會中的一聲槍響，雖然是一個粗暴的事件，但是卻不可能忽略。”這是法國作家斯湯達爾在名作《帕爾馬修道院》中的一句話。19世紀初，斯湯達爾最早提出現實主義創作主張，其小說從政治角度觀察現實，再現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
一個多世紀之後，土耳其作家奧罕·帕穆克在其小說《雪》的扉頁上，引用了斯湯達爾這句名言作為題詞，表示他傾向於批判現實主義——一個被視為最壯闊、最有益的文學流派。同時，帕穆克還在這部小說中設計了一個類似的情節：卡爾斯城的劇院上演戲劇《我的祖國和我的頭巾》，在戲的高潮中，女主角摘掉她的頭巾並燒掉它，此時觀眾里的伊斯蘭信徒開始騷動，突然槍聲大作，士兵占領舞台向觀眾掃射。
大雪下得無休無止，殺人的槍聲響起在舞台上。《雪》是一部神秘、精美而動人的政治小說，是帕穆克贏得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傑作之一。在這位作家的作品中，從來沒有一部像《雪》這樣具有公開的政治性，如此真實地反映今日土耳其的巨大現實。閱讀這部小說的瑞典文版本，筆者最感興趣的是：為什麼作家要寫作這樣一部政治小說？他是如何處理這一類政治題材的？
◎ 荒僻小城是國家的縮影
以“卡爾斯之旅”開頭的小說，看起來很像一個旅行調查。1992年，主人公喀在流亡德國十二年之後，回到了故國。在前去土耳其東北部的山城卡爾斯途中，他遇到了一場狂暴的大雪。在喀的整個訪問期間，這個山城由於漫天大雪而與世隔絕。
喀是一位詩人，雖然流亡他國，卻沒有很大的政治興趣。他去卡爾斯出於雙重的目的，首先是作為記者，他要調查那裡的少女因戴頭巾而掀起自殺浪潮的原因，其次是他希望與昔日的女友——美麗的伊佩克重新聯繫。
在描寫一個隨命運逐流的詩人的歸鄉之途時，帕穆克把愛情故事、恐怖謀殺案、歷史糾葛及政治衝突巧妙地結合起來，揭露和譴責了土耳其迫害庫德族、當權派腐化、城鄉貧富差距等各種問題。
帕穆克在此書中創造了一個小世界，一個縮小了的土耳其。卡爾斯城地處土耳其荒僻的一角，但卻是整個國家的象徵。喀在那裡接觸了各種政治組織和團體，如政府機構，軍隊，伊斯蘭教徒，庫德人和新老左派。那裡的政治伊斯蘭和加入歐盟的願望，信仰和世俗，都在互相碰撞。民族主義者，軍事主義者，恐怖主義者，全盤西化的凱末爾主義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等，互相衝突一片混亂。各種政治和宗教觀點經常高聲喊叫，或企圖撲滅對方。
帕穆克的創作雄心，是要抓住土耳其的靈魂，展示其複雜的國情。他把這個國家的所有難題——宗教和民族的麻煩，都濃縮到一個文學的世界裡，並嘗試解釋這些矛盾的現象。他因此成功地攪翻了各個陣營人們的感情。此書出版之後，土耳其舉行了焚燒書籍的活動，不同的舉辦者焚燒《雪》的不同部分。這是作品成功的另類標誌。 ◎ 第一流說書人經典的敘述
雖然是政治小說，這部書卻非常好看，因為帕穆克並不一本正經，而是用輕鬆調侃的語氣，來闡述曖昧的政治故事，因此他被西方評論家評價為“第一流的說書人”。帕穆克說故事的手法，令人想起阿拉伯文學《一千零一夜》和歐洲的《十日談》。出生於亞洲和歐洲交會的博斯普魯斯海峽，這位自稱“憂鬱落寞”的作家，繼承了東西方文化的傳統。
此書還給讀者一個感覺，作者本人仿佛在書中場景里真實地生活過。去年在瑞典哥德堡接受記者採訪時，帕穆克介紹他去土耳其鄉村的田野經驗：“就像我的主人公一樣，為了獲得寫作材料，我前去卡爾斯。這本書的前150頁完全是現實的寫照。”
“我出身於一度曾經富有的伊斯坦堡中產階級家庭。為了採訪一場選舉，我去了土耳其最為荒涼和貧困的地方，試圖理解那裡的一切。作為記者在那裡生活過一段時間，我學到了不少東西。最後我終於認識到：那裡才是我的土耳其。……那裡的人民對我非常友好，所有的門都對我打開，但那裡潛藏着政治的憤懣。在寫《雪》的時候，我把自己在那裡的所有經歷都戲劇化了。”
除了戲劇化的故事敘述之外，環境描寫是此書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對於雪的描寫，占了這部小說很大空間。小說的每一章的開頭都出現了雪，它究竟意味着什麼呢？——有時暴風雪像是一種罪惡，有時又非常美麗。這一瞬間它純潔如天使，另一瞬間它是冰冷的醜陋。也許，作者並不要給雪一個自己的解釋，而是要展示所有可能的理解，這種自由的解釋和作者展示複雜國情的企圖是相關的。
白色的雪花灑滿書頁，令人嘆息那些自殺女孩的命運。此書還具有象徵小說的一些特徵，它既是現實的，又是虛幻的。例如，劇院演出時發生了槍擊事件，由此轉為一次政變圖謀。但是，是誰製造了叛亂？這一切是否真的發生過，或者僅僅是頭腦發熱的詩人的幻覺？這些作家都無意回答，他只是想要引起對複雜問題的深度思考。
◎ 作家介入反抗運動是否合適？
當帕穆克還是一個年輕作家時，他作了一個決定：不寫政治性的內容。當時土耳其的不少作家為了自己的祖國，付出很大的精力撰寫政治，但帕穆克長期信守他的誓言，時時刻刻關心政治和社會，卻不在其文學作品中寫政治，只是以公開呼籲等其他形式為言論自由抗爭。
1988年，土耳其授予帕穆克“最高文化獎”，並提名他為“國家藝術家”，但帕穆克拒絕了這些榮譽。他說：“作為一個獨立作家，我不能肯定這是一個侮辱還是一個榮譽，所以我拒絕了。——也許這是一個榮譽，但正在這個時期，我的一個記者朋友被監禁了，因為此事，我不能接受這個榮譽。”
作家和政治的關係，是一個老掉牙卻又說不盡的話題。在紐約國際文學節發表演講，帕穆克曾談到作家與政治、只寫美麗故事的小說家與真正的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他說：“如果另一房間中的另一位作家是不自由的，那麼，便沒有作家是自由的。”
《雪》是帕穆克的第一部政治小說，由於卡爾斯之旅激發了作家的詩的靈感，帕穆克終於用文學作品的形式公開寫政治。這部小說所引發的政教爭議，令他遭到一些同胞的憎恨，甚至受到生命威脅，他成了一個被獵捕的人，幾乎不能在自己的國家安全地散步。
在2005年2月接受瑞士記者採訪時，直言而叛逆的帕穆克揭露說：“有一百萬亞美尼亞人和三萬庫德人曾在土耳其這塊土地上被殺害。”他因此被伊斯坦堡的檢察官指控犯有“侮辱土耳其國格”的罪名，差點入獄。如果帕穆克被判刑，幾十年來一直申請加入歐盟而不果的土耳其，就將離歐盟更為遙遠。由於歐盟的壓力，土耳其後來撤銷了對帕穆克的訟案。這個不起訴的決定，意味着土耳其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終於可以公開討論了。
瑞典《書報》記者曾經向帕穆克提出這個問題：“在本國的反抗和爭執之中，作家的介入是不是合適的？”帕穆克認為，存在着一些很合適的作家，那些人願意直接投入祖國的反抗運動。一些西方的觀察家和人權組織，不相信作家是介入艱難處境的合適人才。帕穆克質疑說：“為什麼不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非常艱難的環境中，關注社會並寫作的。”在這位斯湯達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看來，小說不是現實的編年史，而是理解現實的一個嘗試。
“我在真實面前撒謊，我和幻想一起遊戲，但我的書不是遊戲，因為作品重於生命本身。”這是這位桂冠作家的肺腑之言。
2006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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