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一书的作者张胜系张爱萍将军之子，该书是儿子张胜对父亲张爱萍的回忆。下面摘录的是张爱萍和张胜父子关于共同富裕和腐败、堕落的对话和张爱萍忧国忧民的动人故事：

河南的漯河地区出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新村。这个叫南街村的小村子，开始他们也搞包产到户，但不久就出现贫富分化。1984年，村党支部书记王洪斌说，这怎么行? 哪叫社会主义啊! 于是支部做出决定，重新走集体化道路。经过几年奋斗，到90年代初，南街村经济搞起来了，产值突破亿元大关。村办企业固定资产增长到4.6亿元，上交税金1700多万元。村民的生活也由贫穷直奔小康。尤其令人刮目的是，村里学雷锋、讲奉献蔚然成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报纸赞誉它是当今社会中，没有腐败堕落的一方净土……

党内没有腐败! 社会没有堕落! 人民共同富裕! 产值破亿! 学雷锋、讲奉献!……公费医疗，普及教育，还有绿化! 而且这一切还是个村党支部书记干的! 奇迹!

当父亲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报道，拿着报纸，使劲地晃着，对我说：“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几个都认真看看!”

他给在郑州的解放军电子技术学院政治委员李殿仁打电话，说你赶快到实地考察一下，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他不是很相信现在的报纸。

几天后，李殿仁回话，哎呀，那地方确实好啊! 比报纸上介绍的还要感人呢。还带来一部南街村的纪实录像片。

这就更直观了。南街村哪里像农村啊，俨然是一座城市了。崭新的楼房，宽阔的马路，到处可见的绿树鲜花。南街村的分配方式明显地带有“共产主义”色彩：村民既有工资，又发粮油盐蔬菜等食品用品。住房是统一建造的。家电、煤气灶、沙发、席梦思、落地窗帘等都是村里统一配置的。据说这里人每月可领取250元工 资，但许多人家花不了，有几户人家领了工资就上交，说光发的东西就用不完了，还留钱做什么…… 整个一个君子国嘛！

父亲给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社分别写了一封信：“恳请播放纪实电视片南街村。…… 心境愉悦，深受教育，并感慨万分! 不禁想到恳请中央电视台把此片在全国普遍播放几次，让全国党政军民都了解南街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特色，以受到启迪和教益。……更望南街村的群众世世代代永远坚持、发扬这种革命精神，直到走上共产主义!”

1994年7月1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位置发表了父亲的这封信。

7月24日，父亲收到了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的来信。说关于南街村的片子在地方台已经分两次播出，同时表示根据父亲的建议决定在7月30日晚上重新播放。

7月30日晚上，父亲果真早早就坐在电视机前，等候农村节目的播放。可一直等啊等啊，也没见播出。我们安慰他，可能时间搞错了。11点过了，他还要等。我说，问问电视台吧。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回答，因技术上的问题，没有播放，表示以后再安排。又一个月，还是没有播放。再问，说是安排了，但什么时候播不好说。

父亲很执拗，一定要到南街村去亲自看看。李长春那时是河南省委书记，他陪同一起考察。父亲对南街村的村支部书记王洪斌说：“你讲了很多，但我最欣赏的，是你们领导干部除工作外，能和群众一起劳动; 而所得报酬却是中等偏下的。不要把这个看成是小事，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根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现在大道理讲得太多了。共产党的官员都能做到了这一条，天下就没有什么事办不成的。你们河南人中，出了个岳飞，他说，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惧死，天下何愁不太平! 我们的革命能成功，靠的就是有了成千上万这样的共产党人。”“今天，有些共产党员，利用人民给他的权力，借着搞市场经济，巧取豪夺。这是一群蛀虫! 这些人在台上，就永远没有希望!”

王洪斌说，请首长提出改进的意见。父亲说：“跟班劳动; 报酬中等偏下; 好! 再给你提三点：不要每天都加班到深夜，人的精力终归是有限的嘛;参观的人多，不要都陪，主要精力不在应酬上，在工作上; 要发扬‘二百五’精神，但不一定总是‘二百五’的工资。(注：南街村领导干部月工资定在250元)人民的生活在提高，共产党员也不能总在水平线之下，水涨船高嘛! 但记住，是先有水涨，后有船高。这是党的原则。”

一些企业家经人介绍，请他为企业题字，他都欣然命笔。他说：“我不反对致富，但要勤劳致富，守法致富。对共产党员来说要老百姓富了自己再富。”

我们家已经是四世同堂了，但几代人中，很多成员并不是共产党员，他们也没有入党的要求。有时谈起来，父亲说：“看一个人，不能用是不是共产党员来衡量，入了党的，怎么样? 有的党员，更坏! 你们能做个自食其力的普通老百姓就很好。共产党是先锋队组织，是少数。入了党，就要准备牺牲自己，一辈子为人民谋幸福，心甘情愿地生活在中等偏下的水平线上。做不到，不愿意，没有这个信念和决心的，对不起，那就请你退出这个党。”

他看着南街村的青山绿水，诗兴大发，写道：“山穷水尽焉无路? 柳绿花红南街村。”

美国政治家，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写道：共产主义，这个人类社会的怪胎，在经过了一 百年的震荡后，终于沉寂下来，它消亡了……他断言“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那些在 口头上说实践共产主义理论而实际上却在背离其实质的共产党人，都不再认真地将共产主义理论作为指导社会政策的方针。”

左派杂志《中流》反击道：张爱萍说的多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走入了低谷，但它不是山穷水尽，它的前途柳绿花红 ……

他们把父亲写南街村的小诗演绎到社会政治学的高度。不久，这本杂志悄然没世; 当然，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也下架了。

在这之后，我记得和他曾有过一次对话。

我说，回顾改革开放，你领导的国防科技工业战线应该算是走在前面的，当时是在保持宏观调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放开民品部分，并积极导向市场经济。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我觉得你好像越来越不理解这场改革了。

他沉吟了一下，说：“屋子里太闷了，我们就把窗子打开，但苍蝇飞了进来了，怎么办?”当然要打，我说。

他挥了下手，说：“打了吗? 现在到处都是苍蝇!”

他又说：“为了打苍蝇，就关窗子吗? 我会去装个纱窗，再把屋子里的苍蝇统统消灭掉。”

“钱，无所谓好坏。但在钱的面前，人却有好坏。面对金钱，社会风气败坏，党风败坏，而又麻木不仁，熟视无睹，这才是我反对的。”

这是个美与丑同在的世界。市场、商品、金钱并不是道德的建设者，也不是道德的破坏者，它们只不过是块试金石，检验每一个共产党员在诱惑面前的道德和信仰。真正使他们困惑的，是面对着物欲越来越严重的信仰和整个价值体系的瓦解; 我知道，他们担心的不是商品本身带来的邪恶，而是人们对这一邪恶的漠视。而这，才是致命的!

不用怀疑他们会反对改革，正是他们启动了中国社会改革的按钮。就像当初人类打开了深埋在地下的原子核秘密的石棺一样，在带来了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在商品社会制造出的财富、现代化生活方式和GDP面前，自私、犯罪、欺诈、社会失去正义和两极分化，相伴而生。两者同样都是来势凶猛的。滑稽的是，追求信仰和丢弃信仰，居然都是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中演化出来的。他们曾在全体中国人心中构建了一座金字塔，但今天却眼看着它在坍塌……

父亲直接要通了中央负责同志的电话，谈了南街村的事。我问他谈的结果，他说：“没有明确的态度。”

我说，你这不是为难人家吗? 对南街村，社会上反响不一。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 有宣扬的，也有挑刺的; 但观望的、怀疑的居多。许多人在问，王洪斌在行，王洪斌以后呢?

他问我怎么看。我说，美好的东西，未必就是现实的。我对它不抱有希望。你这样起劲地为它奔走，难道它真的是今后的方向吗?

他沉思不语，嘴角动了动，想说点什么，但又说不出来。很久很久，他终于挤出一句话来：“共同富裕总是好的吧。”

我想起在两年前，和他一起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时，他所下的那个定义。他说：“用我自己的话说，什么是社会主义? 第一，人民有发言权; 第二，共同富裕。这两条，我们都没有做好。我们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个社会，难道不应该更公正、更公平一点吗?”

可这能做好吗? 我说，市场经济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一部分人被另一部分人吃掉。要想成为发达国家，完成原始积累，这就是代价。没有哪个国家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革命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我当初就不该参加革命。” 他喃喃地说。

我觉得父亲真的老了，他已经不能敏锐地洞察周围的政治气候了。他显得是那样固执，那样的天真，那样的不合潮流。

人老了，但梦还在。父亲的梦在哪里呢?

前不久，团中央的同志送来一些父亲当年写的文章，这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他在中央苏区共青团中央工作时期发表在党的刊物上的。有《列宁青年》、《红星报》、《党的建设》、《青年实话》、《红色中华》等刊物。这些70年前的文字忠实地记录下了父亲当年的风貌。今天重读那些文字，会感受到在浓烈的小布尔乔亚气味下，他当年热烈如火，勇往直前的革命激情和青春气息。

父亲认真地拿着放大镜一点点地在翻阅着，看着他嶙峋瘦骨的身架，让人心酸。

1933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少年先锋队工作指示》：“少年共产国际这样指示我们：少年先锋队是一个有阶级纪律的组织。它的目的是从劳苦青年中培养出坚决的革命者和阶级的战士，反对地主资本家富豪劣绅，反对整个国民党，反对一切的军阀与帝国主义。”

1934年《目前形势告全体队员书》：“我们难道愿意被屠杀、被奸淫、过牛马生活吗? 只要是工农，一刻也不能容忍!只要是工农，就要用自己的头颅和热血，保卫苏维埃，保卫土地，自由，劳动条件的改善，保卫青年的特殊利益!只要还有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口气，最后一滴血，便要为苏维埃奋斗到底!”

就像唐僧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来到西天，父亲说，中央苏区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他过去在共产主义小册子里读到的理想社会，现在就在脚下! 中央苏区是按照马克思 列宁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原理建立起来的工农政权，是依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需要创建的红色根据地。中央苏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 人民群众中，处处洋溢着当家做主人的自豪与骄傲。在党内没有等级观念，上级与下级、政府与老百姓、人民与军队之间，充满了同志式的平等和友爱。中央苏区的生活方式是军事共产主义战时供给制，没有私有财产; 有恋人、有夫妻，但没有家庭。在这里，军队和各级政权的领导人，是一群满怀革命理想和抱负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充满了为理想 而牺牲的激情。尽管，中央苏区的一切还带有新事物初创时的幼稚、简单，甚至概念化的特征，尽管父亲自己也对它的许多“左”倾极端的现象予以抨击，但它毕竟是人类大同的雏形，毕竟显现了人类追求平等、自由和公正的理想光辉。

我给父亲读报，念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他说：“哪个社会不是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本质特征，应该是公正与公平!” 后来我才知道那篇文章是断章取义。

正因为一生怀抱着一个崇高的理想，父亲一生都唾骂争权夺利、以权势谋私利的政治小人;一生都鄙视贪图享乐、醉生梦死的奢靡生活;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个人凌驾于全党之上的封建皇权意识。“文革”结束后，父亲全心全意呼唤改革。可是，改革开放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贫富悬殊，带来了卖淫、吸毒、走私、警匪勾结的黑社会的恃强凌弱等等，所有解放初期曾经被他们彻底消灭了的社会丑恶现象。这不能不使革命了一辈子的他在晚年陷入痛苦、迷惘、难以容忍的境地。

他常自言自语地说：“难道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

张劲夫同志撰文写道：“我和爱萍同志交谈过，我们当初找共产党，革命的目的都很简单明了：一是不当亡国奴，二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注：张劲夫《平民将军》)

南街村，或许只是个幻影，或许它会被周围市场经济的大潮所吞没，但“共同富裕”这一点，却让父亲那颗日渐衰老的心感到了安慰。这种安慰在别人眼里也许微不足道，甚至不可理解，但在父亲却是那样渴望和珍惜。

或许，这就是他的梦。

我记得父亲曾说过：“中华民族振兴的路还很长，我们只是开了个头。做得怎么样? 能打几分? 要由后面的人来判定了。”是啊，中国以后的路到底该怎样走，这个问题，是不该由他们这代人来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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