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者与经济专家

卢麒元

　　我一直无法理解，前前总理为什麽要以总理之身去兼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简称“清华经管学院”)院长。最不可思议的是，这学院还有一个神奇的“学术”委员会。2000年10月成立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由四十余位全球著名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总裁以及国际著名学者等组成。朱镕基同志担任荣誉主席，前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美国现任财长帕尔森先生和BP集团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勋爵先后担任主席。一个堂堂社会主义国家，丝毫也不顾及官商学勾结，令人震撼不已。我的疑问曾经写成文章，此文在 2003年4 月25日于《香港商报》发表，题目是《由约翰桑顿想到吕不韦》。很遗憾，那时国人懵懵懂懂，不敏感于幕府之事。直到前些日子，读斯蒂格利茨《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The Price of Inequality: How Today』s Divided Society Endangers Our Future，2013年)，恍然大悟。

　　前前总理要搞“专家”治国。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要成为美制中国“专家”批量“生 产”基地;第二层意思，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就算是前前总理的黄埔军校了。他们的努力成效显著，近二十年已经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了，我国的财政金融体系 全部“美化”了。要知道，自清华开始，国内名牌大学均以相同模式建立了类似的机构。还有更有趣的现象，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等机构不仅仅生产“专家”，还批量将“专家”升级为“学者”。甚至连胡祖六这样的高盛销售经理(Marketing Manager)都升级为学者了。至此，中美国的战略规划，从理论到实践形成了完整的美制操作系统。请注意，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代际配置的组织人事安排了。回过头来审视这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大体可以梳理出清晰的脉络了。经济扭曲只是现象，经济主权丧失才是根本。一国对另一国实施经济主权的全面接管，没有比这更完美的了。

　　回到本文主题。经济专家是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专业人士，经济专家更像是特定人群和机构的工具，他们仅仅提供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他们无须为社会负责，他们无须为历史负责。经济学者就不同了，经济学者是研究经济问题规律的专业人士，经济学者不能为特定人群和机构服 务，他们必须追求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他们追求社会的整体均衡，他们追求历史的整体均衡。专家只告诉你，什麽是可行的; 学者告诉你，什麽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可行的往往是不正确的;正确的往往是不可行的。前前总理性格刚毅，为了推行可行的，灭绝了正确的。“专家”治国不是不可以，但不能灭绝学者。否则，国家就会走偏，会失去正确的方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日盛，中国经济专家日盛，中国经济学者日衰。中国堪称经济学者的人本就凤毛麟角，何新等本土学者九十年代初就被系统封杀了，从此中国无人敢言社会均衡和历史均衡，从此政府机会主义盛行。

　　优秀的学者成为专家是可能的。从凯恩斯到伯南克，都是由学者而入专家的。但是，从专家到学者是极端困难的。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学问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是立场存在冲突。一个为特定人群和特定机构服务的专家，很难具有社会情怀，很难具有历史视野，功利主义的东西，很难满足社会需求，很难符合历史要求。一般而言，专家是建设性的，学者却是批判性的，后者是对前者的制约和修正。任何一个伟大的国家，都会有一大批优秀的专家，也都有一大批优秀的学者，他们共同构成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前前总理被称为经济沙皇，并非仅仅因为在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方面独断专行，还在于他敢于在经济学理论上搞“焚书坑儒”。当所谓“比较优势理论”成为显学，政策“配套”就成为了政治要求，大一统的学术“专制”就此形成了。当然，你就可以理解ZHU氏弟子显贵的原因了。

　　前前总理曾经希望，我国的大学教育直接使用英语教学。很多人并不明白其中的深意，英语教学将彻底摒除我国本土思想家的一切痕迹。当我国学者整体上边缘化之后，就不会再有中国人强调中国主体性了，两国一治也就顺理成章了。

　　还好，以中国之大，民间留下些学问的种子并不稀罕。中国的左翼崛起了，中国左翼必然会产生自己的经济学者。一个为了独立流血奋斗了几代人的中国，不会因为几个“专家”就能沦为新的殖民地。

　　我们还活着，我们的子弟也长大了，他们当中正在产生学贯中西的优秀经济学家，他们不会容忍国家经济主权和人民经济主权被剥夺。三流经济专家祸国殃民的时代应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