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鬆綁”貸款利率動真格》，路透社北京7月19日點，法國《回聲報》網站7月19日報道， 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7月19日報道，日本《朝日新聞》7月20日報道，《日本經濟新聞》7月20日報道，日本《每日新聞》7月20日報道，香港《南華 早報》網站7月19日報道，美國《紐約時報》網站7月19日報道。

　　在汪精衛叛逃出國到越南之前，儘管蔣汪矛盾日益公開化，儘管在某些人眼裡“聯日反蔣”也算是一條出路，但是，絕 大多數人還是不相信作為“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的汪精衛會這麼去做，然而，汪精衛最後還是在賣國投敵這件事情上動真格的 了。顯然，出乎意料的未必就是好事，更何況在倒行逆施的時代，出乎意料的幾乎都是壞事。之所以這些出乎意料的壞事能夠頻繁出現，那只是因為，一方面漢奸國 賊把持着朝政大權，另一方面人民群眾的心裡還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而這些不切實際的幻想最終大都不是靠人民群眾通過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來予以克服的，而 總是通過受到那些壞人壞事的迫害之後才逐漸予以破除的。

　　中新網7月19日電，據央行網站消息，經國務院批准，中國人民銀行決定，自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一、取消金融機構貸款利率0.7倍的下限，由金融機構根據商業原則自主確定貸款利率水平。二、取消票據貼現利率管制，改變貼現利率在再 貼現利率基礎上加點確定的方式，由金融機構自主確定。三、對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不再設立上限。四、為繼續嚴格執行差別化的住房信貸政策，促進房地產市場健 康發展，個人住房貸款利率浮動區間暫不作調整。在中新網的這則報道之後還有一段評論，該評論稱：“全面放開貸款利率管制後，金融機構與客戶協商定價的空間 將進一步擴大，有利於促進金融機構採取差異化的定價策略，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有利於金融機構不斷提高自主定價能力，轉變經營模式，提升服務水平，加大對企 業、居民的金融支持力度;有利於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更好地發揮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作用，更有力地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

　　關於利率自由化的問題，我們已經談論過很多次了，這次就具體出台的這些政策以及官方辯護士們對這些政策的解讀來談幾點看法。

　　就在這項改革出台的前兩天，中國銀行的行長李禮輝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將貸款風險定價自主權交給銀 行》的文章。從李行長的那句“利率和匯率都是貨幣價格的反映”話中，我們就看清了李行長的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至少表明這位中國銀行的行長沒有馬克思主義 的政治經濟學常識。當然，我們在此不想討論中共組織工作中所存在的重大問題。我們退而求其次地站在市場經濟的立場上，甚至倒退到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來看看李 行長的這篇文章所存在的原則性錯誤。就資本主義所有制而言，資本的所有權處於決定性的地位，資本歸誰所有，由對該資本的所有權產生的相應的利息就應該歸誰 所有，這對每一個生息資本家而言都是根本性的原則。因此，私人銀行的股東不會聽任職業經理人隨意支配生息資本，所以才建立了董事會和監事會，其根本目的就 是為了防治職業經理人利用股東授予其的職權反過來做出損害股東權益的事情來，甚至損“公”肥私。因此，根本不存在把生息資本交由職業經理人全權處理的事情 存在。國有資本的所有者是全體中國人民，國有銀行的股東是全體中國人民，因此，無論從國有股股東的立場上出發，還是從私人股東的立場上出發，原則上都不可 能把自己的資本交由中國銀行的職業經理人階層去全權處置。因為，作為生息資本的非所有者的職業經理人——作為僱傭勞動者——的既得利益與資本所有者的既得 利益是相對立的，職業經理人——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工作的原則必然是以圖利自己為原則的，而不可能把股東的利益置於自己的利益之上。因此，當原本 由股東或股東的代理人(政府作為人民權利的代理人履行職責)才擁有的職能轉移到職業經理人身上之後，那麼，不僅股東或股東的代理人被徹底架空，而且，由職 業經理人經營導致的損失最終還是要由股東來承受的，相反，職業經理人自己是沒有承擔相關責任的能力的。既然是市場經濟，那麼又怎麼能“權責不匹配”呢?! 因此，李禮輝的要求是毫無道理的，而國務院批准這個要求的做法是違背中國人民的根本權益的，如此涉及國有資產安危的舉措怎麼能在沒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同意 的前提下推出呢?根本就是亂搞!而亂搞的目的當然是對國有資產意圖不軌。

　　現在，私人已經可以開銀行了。由此，將國有金融資產合法轉變為私人金融資產的各個關節都已經打通。在此基礎上， 我們來看“取消金融機構貸款利率0.7倍的下限”的這個改革，就可以很輕易的明白，如之前的國企改革一樣，現在，國有銀行的管理層自己或者與之相勾結的人 成立一家私人金融機構，然後，以零利率將國有銀行的資金貸給這家私人金融機構，隨後，將原本國有銀行的客戶轉移至這家私人金融機構，而該私人金融機構則向 這些客戶提供較低利率的貸款，如此一來，通過這樣的空手套白狼的手段，國有生息資本就能夠被私人無償使用，並成為私人金融機構的生財工具，而由此導致的國 有金融資產的損失則作為中國銀行的行長李禮輝之流所謂的貸款風險由國有金融機構自己承擔，實際上則是由國有資產的所有者——全國人民——埋單。

　　至於什麼人能夠獲得低息貸款甚至零利率貸款?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就是有權有勢的，或與國有銀行管理層有勾結 的人。因而，這項改革措施出台後，不僅不可能起到穩定經濟金融形勢的作用，相反，它將極大地增加經濟金融形勢的不確定性和不平衡性。金融改革的速度的確是 加快了，但是其所導致的中國經濟金融的運行效率卻會下降，因為，這一改革不是減少了尋租環節，恰恰相反，它是極大地增加了尋租環節，增加了權錢交易的機制 性條件。

　　“取消票據貼現利率管制”之後，金融領域的槓桿化程度將被無限放大，由於整個國際經濟金融危機的背景並沒有絲毫變化，因此，不僅使得產業領域的危機會轉變為金融領域的危機，而且在金融系統內部個別機構陷入危機後會給其他機構造成更大的衝擊。

　　“對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不再設立上限”的這條改革舉措無疑表明國務院要在農村把高利貸變成普遍狀況。因而，這一 改革不僅不可能解決農民缺少貸款的問題，相反，正如我們以前在討論戶籍改革制度時所指出的那樣，漢奸買辦勢力一定會想方設法增加農民的債務負擔，從而迫使 農民賣地還債，由此將農民徹底變成流民，變成最徹底無產者。而現在所謂的農村土地確權運動，從根本上來說，不是為了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恰恰相反，是為 了能夠更加方便地剝奪掉農民僅有的財產。

　　最後“個人住房貸款利率浮動區間暫不作調整”這條政策無非表明了這麼一點，就是，國務院所謂的鼓勵金融消費的言 論完全就是在欺騙人民群眾。既然聲稱鼓勵金融消費，那麼為什麼不取消房貸利率的下限?因為房貸利率的下降會降低貸款買房者的負擔，因而，其所謂的“促進房 地產市場健康發展”實際上是建立在維持對房奴的壓榨之上的。

　　總而言之，所謂全面放開貸款利率管制的這個舉措並不能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它唯一的作用只是極大擴大了金融領域的 權錢交易和損公肥私的規模。因而，其根本不可能起到發揮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作用，恰恰相反，該項政策只會起到金融破壞實體經濟的作用，而這種大規模的破 壞，在漢奸國賊的眼裡，就是“更有力地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因為對漢奸國賊而言，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的目標是私有化和殖民地化，而其所謂的升級 只不過是升天的另一種說法罷了。

　　2013年7月22日點評參考消息

　　《日本政壇“扭曲國會”局面終結》，美聯社東京7月21日電，共同社東京7月21日電，日本《產 經新聞》7月21日報道，德國《法蘭克福匯報》網站7月20日報道，德國之聲電台網站7月20日報道，法新社東京7月21日電，香港《明報》7月21日報 道，日本《東京新聞》7月21日文章。我們對日本政局的走向已經有了很多的分析，對日本政局不斷向右轉的判斷完全是基於對資本主義運動規律的認識。因而， 日本右翼贏得參院選舉的這件事也就不會讓我們感到意外。此次，引起我們興趣的是新華網上的一篇評論文章——《日本參院選舉：“掛羊頭賣狗肉”的勝利》，這 篇文章寫得實在是太妙了，我們只能說，公道自在人心!

　　從表面看起來，自民黨及其盟黨之所以能夠獲得參議院半數以上席位，是因為自民黨通過操作輿論，一方面對“安倍經 濟學”大肆吹捧，從而造成社會各界都贊成“安倍經濟學”的假象，另一方面，在前一個的基礎上，又反過來將此次選舉置換成對“安倍經濟學”的公投。由於在野 黨不掌握輿論，因此，無論在野黨以什麼對象作為攻擊的焦點，都不可能取得實效。

　　因此，無論是社會主流輿論對“安倍經濟學”吹捧，還是各大媒體將選民的關注點集中引導到這個被媒體自己吹捧的 “安倍經濟學”身上，最為關鍵的一點就是安倍掌控了社會主流媒體。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媒體是為金錢服務的，因而，安倍實際上掌握的是大把的金錢，而向安 倍提供這些金錢的，一個是美國，另一個是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

　　“安倍經濟學”的成功是建立在日本能夠讓日元對美元進行大幅度的貶值卻沒有受到美國的阻止和打壓這一點上的，因 而，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安倍政府的超寬鬆貨幣政策是根本無法出台的，而安倍政府之所以能夠從美國的手裡獲得這一武器，只是因為它同意替美國在東亞破壞中 日關係，從而在側面增加美國訛詐中國的籌碼。

　　對安倍一黨而言，贏得此次參議院選舉的勝利是鞏固其執政地位的關鍵所在，因而，反過來說，只要能夠贏得此次選 舉，那麼就能鬆一口氣，由此就能回過來調整日美和日中關係。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對美中野合黨的黨徒而言，日本大選之前的這段時間是它們能夠擴大美國半殖民 中國規模的計劃的時間窗口，如果不能完成這一計劃的話，那麼等到安倍政權進一步穩固後，處於經濟利益的考慮，安倍內閣就很可能轉變其對華的強硬態度。更不 要說，在美國自己的量化寬鬆政策日益難以為繼的情況下，美國也不可能長期允許日本把日元就這麼一直貶值下去，而一但美國的金融政策發生逆轉，那麼無論安倍 內閣多麼親美，它也將不得不在國內的強大壓力下改變順從美國的立場，轉而會向美國打出中國牌，甚至俄羅斯牌。

　　至於日本在野黨過於虛弱的問題，那也只是表象。歷史反覆證明，只要美國政府對日本當局的立場極其不滿了，那麼日 本的在野黨馬上就會變得強大起來。當然，這並不是說日本在野黨是美國操控日本政局的槓桿，而是說，美國所掌握的槓桿能夠使日本朝野的相對力量發生變化甚至 逆轉，這個槓桿不止是美國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壟斷，而且還是美國對日本的軍事半殖民統治，現在甚至可以加上美國對日本商品出口目的地的對日政策的控制。當 然，我們要記得，有壓迫，就有反抗，日本的內外政策不是簡單地由美國一家說了算的，相反，美國對日本的操控，因而壓迫越多，日本自身對美國的反抗就越多， 而只要有反抗勢力的存在，那麼就必然能為其他各種反美勢力所利用，由此使得鬥爭的軌跡和結果是複雜易變的。

　　至於說到自民黨聯盟迴避人民群眾關心的所謂敏感議題而將民眾視線強制轉移他處，甚至反過來將禍害人民群眾根本利 益的舉措強加在人民群眾頭上的這種做法，實際上這在每一個“反人民、棄群眾”的政權身上都是常見的現象。因而我們才能在主流媒體上看到那些一方面大談食品 安全問題，另一方面卻不擇手段地為包括轉基因食品在內的有毒有害食品的生產、銷售、進口大開方便之門的漢奸官僚;因而我們才能在主流媒體上看到那些一方面 大談普世價值，另一方面卻挖空心思地大干賣國肥私勾當的漢奸官僚;最具諷刺意味的就是，那些在主流媒體的鏡頭前被漢奸國賊關心的民眾之所以會落得如此窮苦 的地步，實際上完全就是拜這些漢奸國賊親自出台的政策所賜。

　　儘管“安倍經濟學”被自民黨奉為至寶，正如“朱家強經濟學”被美中野合黨奉為至寶一樣，但是，日本今後也將和中 國一樣，陸續面臨消費增稅、行之有效的經濟增長戰略、財政重建等諸多難關考驗，因而“安倍經濟學”走下神塔的那天並不遙遠，換言之，它和“朱家強經濟學” 的命運是一樣的。

　　也正是因為具有強烈殖民地性質的“安倍經濟學”是解決不了日本所面臨的關鍵性的問題的，因而安倍政權才要從政治 軍事領域下手來為其轉嫁經濟金融危機開闢道路。正如漢奸國賊迫不及待地要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來維護它們在“朱家強經濟學”掩護下所掠奪的國民財富，同時逃避 它們在此過程中所犯下的出賣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罪責。當然，這些經濟學所具有的政治欺騙性實際上已經被民眾所發現，只不過人民群眾尚未自覺地組織起來形 成賣國買辦勢力所懼怕的力量罷了。

　　安倍政權的右翼色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們早就分析過，這種右翼色彩不是以極端的愛國主義為基礎的，相反，它 是以賣國主義為基礎的，因而“安倍經濟學”和“朱家強經濟學”才共同具有“掛羊頭賣狗肉”的這個特徵。因而，這種右翼政權體現的不是民族資本的根本利益， 而是國際壟斷資本的根本利益。對國際壟斷資本而言，國家本身已經成為了它們實現增殖運動的障礙，因而它們更徹底地實現了社會化，而這種社會化表現為國際 化，而國際化無非就是要突破國家的界限，因而其所凸顯的是資本的反國家性，換言之，在國際壟斷資本那裡，國家性與社會性的矛盾日益不可調和了。因此，對國 際社會而言，真正導致亞太乃至世界不穩定的是握有國際壟斷資本以及維護這一資本利益的強大軍隊的美國，而不是日本或中國，但是，由於日中處於次要矛盾地 位，所以就表現為引起動盪的原因，然而，真正引起動盪的美國，只是因為其處於主要矛盾地位，因而處於相對穩定不變的狀態，所以它的決定性作用就不為大多數 人所察。

　　《“稜鏡門”或阻礙默克爾連任之路》，法國《世界報》網站7月20日報道，德國《明鏡》周刊網站 7月20日報道。我們很早就分析過默克爾的仕途，我們認為，默克爾的仕途決定於德國民族資本與美國資本鬥爭的結果。對德國民族資本而言，如果要推動德國復 興的話，有兩條路，一條是整合歐元區和歐盟，而默克爾所代表的親美勢力是不可能完成這一任務的，因而除非把默克爾趕下台，轉由德國的左翼上台執政，才能促 使歐洲更加團結;另一條就是重走納粹的道路，而默克爾政權的美國殖民地性質當然也不可能完成這一任務，因而除非讓德國政權落入代表民族資本利益的右翼手 中。“稜鏡門”曝光後，儘管默克爾政府也出來要求美國給個說法(這點至少比中國政府要好，因為中國政府連這種表態也沒有)，但是，無論對德國的民族主義勢 力而言，還是對德國的左翼而言，“稜鏡門”實際上意味着默克爾的身上又多了一條罪狀而已，在民族主義勢力看來，“稜鏡門”是默克爾裡通外國的罪證之一，在 左翼看來，德國政府使用美國監控軟件對德國民眾的監控行為完全就是法西斯專政的復辟。

　　順便提一下的是，此事表明，不要以為同時被左右雙方反對的那個所謂的中間派的意見就是正確的，因為，首先要考慮 的是，這個“左中右”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的，是以什麼條件為前提的。德國的“左中右”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半殖民地的基礎之上的，因而，它的所謂中間派，實 際上是親美的資產階級政權。

　　《首都機場爆炸案敲響社會警鐘》，香港《南華早報》7月21日報道，英國廣播公司7月21日報 道，法新社北京7月21日電。所謂夫妻相是指夫妻雙方長期生活在一起之後，他們的外貌會越來越相像，既然在美中野合黨的日夜耕耘下，美中的夫妻關係越來越 牢靠，那麼美中的社會治安狀況越來越像的這一點也就顯得很自然了，既然美國天天有槍案和爆炸案發生，那麼作為他的枕邊人，中國自然也不可能倖免於難，只不 過，爽的永遠是漢奸國賊及其走狗，而人民群眾只有痛苦的份。當然，在首善之地發生這種事情的確很令人遺憾，這說明首都治安能力已經弱到何種地步，不過，此 事倒也不值得人們吃驚，相反，如果中國的階級矛盾，從而社會矛盾還沒有在改革開放諸多惡政的刺激下爆發出這種事情的話，那到反而更令人吃驚。

　　2013年7月23日點評參考消息

　　《警惕西方曲解中國經濟新政策》，新加坡《聯合早報》7月20日報道，台灣《旺報》7月15日報 道，香港《頭條日報》7月15日報道，美國《華爾街日報》7月15日報道，台灣《經濟日報》7月15日報道，台灣《經濟日報》7月16日報道，路透社北京 7月11日電，美國《福布斯》雙周刊網站7月15日報道，香港鳳凰網7月17日報道，美國之音網站7月18日報道，路透社北京7月19日電。

　　如果只是形而上學地來理解“休克療法”的話，那麼，中國經濟新政策的確不完全是“休克療法”。(“休克療法”的 主要內容是：實行緊縮的金融和財政政策，壓縮政府開支，取消補貼，放開價格，實行貿易自由化，通過貨幣貶值實現匯率穩定，進一步改革行政和稅收制度，將部 分公營部門和企業民營化，重新安排債務和接受外援等等——就字面上看起來，的確有個別項目是不同的)但是，中國經濟新政之所以與“休克療法”不完全相同， 那只是因為中國經濟新政在表述上有了中國特色，但實質並沒有什麼區別。最典型的莫過於人民幣貶值的問題，儘管美中野合黨稱之為“升值”，但是，與匯率改革 緊緊相連的物價大幅度上漲的這一現實分明告訴人們，美中野合黨所謂的人民幣升值實際上恰恰是人民幣貶值。更何況，“休克療法”的實質根本不是表面上的“用 短期經濟下滑來換取長期經濟增長”，而是通過私有化改革和自由化改革剝奪一個國家的經濟金融主權。

　　事實證明，俄羅斯的經濟也沒有在“休克療法”的作用下取得長期的經濟增長，相反，俄羅斯經濟有所復甦的時期，恰 恰是普京終止實行“休克療法”，並且對“休克療法”予以了一定程度上的反攻倒算的時期，另一方面，前幾年之所以俄羅斯的經濟重新下滑，只是因為梅德韋傑夫 又開始實行“休克療法”而已。俄羅斯經過“休克療法”之後，它的經濟金融主權幾乎全部為外資所掌握，因此，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境況之悲慘已經到了現在都 難以想象的地步，如果不是那麼悲慘，俄羅斯也就不會看穿西方的真實意圖，由此，葉利欽也就不會把普京扶上總統的位置。因此，經濟政策是否屬於“休克療 法”，關鍵不在於有關方面對這一政策的描述和解釋，而在於這一政策本身推動的運動以及這個運動所必然導致的結果。

　　李克強自己就說過：“不因經濟發展一時放緩而改變經濟政策取向。”因此，以瑞銀亞洲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為代表的 買辦階級替新經濟政策所做的辯護是沒有一點說服力的。因為，既然經濟政策的取向是不變的，那麼由經濟政策所導致的經濟下滑也就根本不可能通過這些經濟政策 本身予以阻止。因此，所謂經濟增長率不滑出“下限”的這個事情，只有在偽造統計數據的情況下才能得以實現。因此，沈建光之流所說的“新一屆政府仍然重視經 濟增長”的這個說法純屬胡扯。

　　相反，從李克強提出的“物價上漲幅度不超過3.5%這個上限”這個主張來看，我們倒是能夠這麼說，新一屆政府更 加重視物價上漲，當然，其所以重視物價上漲，絕不是為了抑制物價乃至降低物價，從而降低人民群眾的生活負擔，進而降低勞動力成本，最後達到降低企業運營成 本的目的，恰恰相反，新一屆政府的改革取向就是為了人為地推動物價上漲。有漲價藉口的一定要漲價，沒有漲價藉口的一定要編造藉口漲價。因此，在人民群眾看 來，改革等於漲價。而物價上漲的意義，我們之前已經討論過多次了，漲價的目的就是為了一方面逼迫人民群眾增加支出，從而通過“消滅存款運動”把中國人民改 革成“負債纍纍的美國人”，由此在客觀上達到消滅白領、摧毀中產階級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最為關鍵的，就是只有漲價才能提高利潤率，也只有提高利潤率才 能使得私人資本進入國有壟斷資本控制的行業，也只有使得私人資本進入這些關係國計民生的核心領域才能使得漢奸國賊徹底消滅社會主義中國的陰謀得逞。

　　也正因為新經濟政策是有利於資產階級和漢奸買辦階級的，所以作為買辦階級的成員，沈建光之流才要出來為新經濟政策進行辯護。然而，一個讓資產階級和買辦階級極力擁戴的經濟政策又怎麼可能造福於中國人民呢?!

　　我們早就討論過，新經濟政策的核心內容就是私有化和殖民地化，改革的實質就是將中國人民所擁有的中國經濟金融主 權從人民群眾的手裡轉移到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的手裡(無論有償或無償都是錯誤的，因為這種轉移行為本身就是漢奸賣國行為)。因此，這一政策和俄羅斯當年實 行的所謂休克療法沒有實質性的區別，而且實際上甚至沒有什麼表面上的不同。

　　因此，目前漢奸國賊及其走狗碰到的問題並不是中國經濟新政策被西方曲解了，而是西方在看到這個新經濟政策時過於 興奮，從而在得意忘形的狀態下道出了真情，由此讓更多的中國人明白過來，從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強烈反對，因此資產階級和買辦階級的成員才紛紛出 來闢謠和辯解，企圖矇混過關，以便繼續用新經濟政策禍國殃民、賣國肥私。

　　《港報披露內地應對反腐有新招，電話購物送貨上門，私人會所享用大餐》，香港《南華早報》7月 22日文章。正所謂狗改不了吃屎。儘管漢奸媒體不再宣傳“反腐有功論”了，而是開始關心腐敗問題了，但是，由於漢奸媒體自身的反動立場決定了它不敢去觸動 那些有權有勢的大老虎，而只會把焦點集中在小貓小魚身上，並且還企圖通過不斷地反覆炒作來把自己打扮成反腐鬥士。然而，只要人們不為這些媒體的鼓譟所惑， 從而冷靜客觀地分析一下這些媒體究竟幹了一些什麼的話，那麼就會很快發現，原來和中紀委的退卡運動一樣，無非就是在“做反腐秀”，無非就是在發明反腐功 績，愚弄人民群眾。也正因為它們是如此的喜歡用做秀來建立政績，因而也就能夠知道它們是絕不會對最善於做秀的漢奸國賊下手的，因而也就能夠明白為什麼有關 部門上台伊始“信誓旦旦”的表態到如今卻成為了空談。關於反腐問題，我們早就講過，要使反腐有效，根本不在於抓多少小貓小狗，而只在於是否敢把和珅這樣級 別的腐敗分子查辦了，因為人民群眾完全就是以此來判斷合法性的。

　　如果不查辦和珅，相反還把劉墉關進大牢的話，那麼無論政府、媒體和學校的正面教育有多少，都經不起這一個 反動事件的衝擊，相反，政府、媒體和學校的形象都會在人民群眾心中大幅度貶值。殺一儆百的根本目的不是為了杜絕腐敗，而是為了使政權的形象在人民群眾心中 高大起來，從而使得人民群眾對這個政權有信心，換言之，要使人民群眾對這個政權有信心，那總要有一些物質性的東西使得這個信心得以產生出來，而這些物質性 的東西絕不是政權自己——也就是政府、媒體和學校——標榜的政績，而是要人民群眾從心底里認可的政績。

　　如果有一個人企圖通過不斷地自我表揚和自我吹捧來建立起他人對他的個人崇拜和迷信的話，那麼絕大多數的人都能明 白這個人要麼是個騙子，要麼是個瘋子，因而，如果政府只相信從它控制下的或與它的立場相一致的媒體的嘴裡說出來的所謂老百姓的心聲的話，那麼這個政府無異 就處於一種自說自話的狀態了——這真的是在做夢了，因而，這種反群眾路線的表現只會使得它更快地被人民群眾唾棄。

　　2013年7月24日點評參考消息

　　《中國6月出現資本外流》，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7月22日報道。該報道說，“由於經濟增長放 緩和人民幣停止升值，6月份中國出現資本外流，導致中國銀行系統一度受到信貸緊縮的困擾。”很明顯，第一，這則報道的觀點和中國官方的觀點有很大的不同， 中國央行對6月份出現的流動性危機的解釋是——這是政府主動調控的結果。然而，該報道卻稱這一危機是資本外流的結果，換言之，這不是中國政府主動調控的結 果，而是美國方面主動調控的結果。不過，無論流動性危機本身是由誰引起的，最後，這個危機卻是在中國央行向銀行同業拆借市場注入流動性的情況下才得以解除 的，反過來說，這個危機的解除不是在外資流入中國的情況下得以實現的，換言之，不是由美國方面主動調控的結果。

　　於是，我們就知道這麼一個情況，儘管中美雙方對此次危機得以爆發的原因有着相互對立的看法，但是，中美雙方對此 次危機得以解除的原因卻有着一致的看法。那麼，這個情況說明什麼呢?說明中美雙方在金融領域存在激烈的鬥爭。美國之所以要承認中國6月份出現的流動性危機 是由它——而不是由中國政府——造成的，這並不是說美國有認罪的覺悟，恰恰相反，美國這是在向全世界宣揚自己的金融戰的能力，並且以此來訛詐他國。與之類 似的是，中國政府之所以公開承認流動性危機是其主動調控的結果，其目的也是為了穩固住自己在國內的金融霸權——儘管這一權力已經被漢奸官僚大量地出賣給美 國方面了，由此也反映出中國政府內部民族主義力量和賣國主義力量之間的鬥爭，正如德日統治集團內部常有的那種鬥爭。(當然，在某種程度上，民族主義也可以 視之為“愛國主義”，雖然我們所謂的愛國主義不只是“愛祖國”，而是還有“愛人民”、“愛人民共和國”，因而不只是民族主義立場的體現，同時更是無產階級 立場的體現，因為很多自稱“愛祖國”的人同時也申言他們不愛“人民共和國”，並以此作為他們反黨反人民的藉口)

　　正因為危機最後是由中國政府自己解決的，因此，整個事件的情景大概就是這樣的：美國一方面由於主權債務危機，另一方面美國的統治集團又不想用激化集團內部矛盾的方式來克服危機，因此就選擇量化寬鬆政策來向外輸出危機。然而，這一飲鴆止渴的辦法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它是不可持續的， 因而，到了現在，由於其不可持續性日益顯現，美國方面為了控制新生的債務規模而不得不將更多的印出來的錢去償還債務，而不是去拿來當作資本貸放出去。換言 之，儘管量化寬鬆政策本身沒有改變，但是，由量化寬鬆政策創造出來的資金的使用方式卻發生了變化，因此才導致美國依靠槓桿化操作而創造出來的借貸資本的規 模縮小了，由此導致全球流動性緊張(當然不只是中國存在這一問題，恰恰相反，中國是最有能力來克服這一危機的，也正因為如此，漢奸國賊才日益急迫地甩開膀 子賣國，以便把中國儘快地變成印度、巴西那樣，順便說一下，印度和巴西的形勢已經糟糕到了空前的地步，由於早先，我們對印度和巴西的半殖民地性質有過充分 的討論，因此當印度和巴西選擇用加大殖民地化程度的辦法來克服由殖民地化運動產生的問題的時候，那麼我們只能說，你們已經走遠了，儘管“李克強經濟學”正 在鞭笞着中國拼命追趕你們)。因此，美國才那麼肯定地認為在中國發生的那場流動性危機是由美國主動調控的結果。但是，對中國方面而言，應對美國製造的流動 性危機這件事情已經有很長的時間了，換言之，並不是只在6月份才發生這種鬥爭，實際上每個月都在這麼鬥爭着，只不過中國政府內部各派懷着不同的目的達成了 製造流動性危機的一致意見，從而通過減少干預的辦法，使得美國對中國製造的流動性危機顯現出來，由此為他們推行有利於他們的政策主張找到現實的藉口，因而 從中國政府方面看來，如果不是由於它主動這麼幹的話，是絕不會爆發這場危機的，事實也證明，最後正是由於它的干預才克服了美國向中國轉移過來的這輪危機。 總之，美中雙方都有很充分的理由來證明是自己製造了6月份的流動性危機。

　　危機總是人們認識事物固有矛盾的起點。通過6月份的這次危機，相信很多人都能看清在中美之間和中國政府內部之間存在的諸多你死我活的矛盾及其鬥爭。由此也就在和諧世界上戳了一個新洞。也 正因為有鬥爭，所以才會有合作。並且，中美雙方高喊合作口號的時候，也是雙方鬥爭依然處於激烈狀態的時候。因此，不要一聽到那些主張中美雙方應該合作的聲 音時，就想當然地認為美中野合黨已經占據了上風，而是要反過來看這個情況，即如果不是因為中美雙方正在激烈地進行鬥爭，那麼又何必主張雙方“應該”合作 呢?!正如美國認為巴以雙方“應該”和談一樣。因此，越是在中美合作呼聲高漲的時候，越是要善於指出中美之間的分歧和鬥爭，越是要敢於和美帝國主義和漢奸 買辦勢力進行鬥爭。皖南事變的教訓永遠不應該忘記。

　　該報道這句話的第二個矛盾之處在於，它認為導致6月份中國出現資本外流的原因是“由於經濟增長放 緩和人民幣停止升值”。可是，事實是，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在6月份依然是升值的。因此，該報道明顯是在睜眼說瞎話。因此，該報道說這句話的目的就不是陳述 一個事實，而只是要向讀者灌輸一種邏輯，這個邏輯就是“人民幣停止升值會導致中國出現資本外流”。因此，反過來看，也正因為該報道的這句話本身與事實相違 背，因此，它向讀者灌輸這一邏輯的做法本身就是在耍陰謀，因而，這個邏輯本身就是不應該成立的。可是，中國的主流媒體實際上長期將這一邏輯作為真理來傳 播，因此，現在我們就能知道，中國的主流媒體實際上長期在充當美帝國主義的喉舌。之前，我們就已經討論過，人民幣匯率的變化是由政治因素決定的，是由中國 政府的匯率改革所導致的，而絕不是由什麼經濟因素所導致的，因此才有了6月份人民幣繼續升值與資本外流同時出現的情況，也正因為這一事實與境內外敵人長期 向人民群眾灌輸的反動的經濟學教條相矛盾，所以，美國媒體在報道這件事情的時候才要用睜眼說瞎話的方式來維護它一貫以來向讀者灌輸的歪理邪說，其所仰賴的 不過是讀者們一般不會去查閱6月份的人民幣匯率走勢。因此，人民幣匯率走勢和資本進出根本沒有必然的關係。因此，那種認為人民幣匯率繼續升值就能阻止資本 外流的論調同樣是不能成立的，當然，如果人們能夠清楚渣打銀行經濟學家的買辦本質，那麼能很輕易地認識到買辦嘴裡的這一論調必然是謬論。

　　至於該報道說的“經濟增長放緩導致資本外流”的這一邏輯更是無稽之談了。儘管中國正在遭受“李克強經濟學”的摧 殘，但是，經濟增長水平依然是極高的，如果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還不能讓資本滿意的話，我們真還不知道有別的什麼地方的經濟增長速度能夠讓資本更加滿意，難 道資本願意放棄在中國每年穩賺7%以上的利潤率，卻反過來回到美國享受負增長嗎?明明是因為這些虛擬資本本身規模太大而無法實現資本再生產循環，所以不得 不縮小規模以使得總資本能夠繼續處於增殖運動過程之中，因而根本就是美國主權債務規模不可持續的反映，卻倒打一耙地把美國資本無法以既有規模實現資本再生 產循環的責任歸咎到被它剝削的非美世界身上，指稱非美世界沒有能夠提供讓美國資本實現資本增殖的條件。當然，美國的這種強盜邏輯是一貫的，因而，我們也就 決沒有理由認為美國的這一指稱，進而美國為這一指稱所編造的各種理由或藉口是可以接受的，無論這些理由或藉口是從哪個權威的口中說出來，這些理由或藉口都 是不能成立的。

　　2013年7月25日點評參考消息

　　《俄當局批准斯諾登離開機場，斯諾登律師稱尚未收到相關文件》，法新社莫斯科7月24日電，俄新 社莫斯科7月24日電，美聯社莫斯科7月24日電，俄新社莫斯科7月23日電，德新社莫斯科7月23日電，俄羅斯《莫斯科時報》網站7月24日報道。據報 道，據俄護法機構消息人士透露，俄聯邦移民局向斯諾登發放了關於其避難申請已被受理的文件。在邊防部門允許下，他可以憑此文件離開機場中轉區。

　　就在一個禮拜之前，美國法西斯及其豢養的中國走狗們還在為它們找到了一個可以歪曲普京講話的機會而自鳴得意，然 而，這種自欺欺人的把戲註定是常存不了的，事實證明，普京為俄羅斯能夠獲得斯諾登這個“聖誕禮物”而感到高興，因而絲毫沒有美國法西斯及漢奸走狗們所意淫 的“普京希望斯諾登趕快走人”的這件事。

　　美國法西斯當然不希望有任何一個國家收留斯諾登，因為斯諾登翻出了美國統治集團法西斯專政的證據。儘管對斯諾登 而言，他的這個行為很明顯是在維護美國《憲法》的尊嚴，是在維護美國公民的人權，但是，美國統治集團並不這麼看，在這場危機面前，美國統治集團的反動面目 赤裸裸地暴露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當然，美國法西斯——作為一個整天將自己標榜成信仰“憲政”的武裝暴力集團——並不敢用“莫須有”的罪名來緝拿斯諾登， 於是就習慣性地用栽贓嫁禍的辦法，通過編造各種罪證來給斯諾登羅織罪名，從而把斯諾登“證明”為一個罪大惡極的叛國者。在此過程中，美國的主流媒體集中力 量對斯諾登及其親人進行了大規模的妖魔化宣傳，大有把斯諾登打入十八層地獄後再踩上一腳的味道。據說這是文革中“造反派”製造冤案時常用的手法，然而，現 在，我們分明看到，恰恰是“當權派”在明目張胆地使用這種手法，並且還厚顏無恥地把被他們屈打的對象指稱為“文革餘孽”。

　　李敖說過，“莫須有”的意思不是“沒有”。他認為，秦檜——作為當朝宰相——再怎麼想陷害岳飛，也不可能無恥到在沒有罪證，因而在沒有罪名的情況下就公然殺掉岳飛的地步，因此，根據他的考證，“莫須有”是“莫須，有”，也就是說，“難道沒有嗎?”。秦 檜的用意很明顯，就是暗示手下這幫爪牙和投機分子——一定要想辦法把罪證提交上來。但是，這反過來也證明了，趙構和秦檜是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拘捕岳飛的。 當然，他們在抓捕岳飛的時候就已經在公開場合大肆宣傳岳飛犯了很多大逆不道的罪行，但是並不提供任何證據，因為他們實際上根本沒有證據。儘管在此之後，秦 檜一黨所提供的罪證無一不是證明了岳飛嚴重違背了當時的社會主流價值觀，如“逗留不進”、“棄守楚州”、“指斥乘輿”、“坐觀勝負”等數條罪名，換言之， 秦檜一黨將一個積極主張抗金、反對合議投降的民族英雄誣陷成一個畏縮不前、消極避戰、割地賣國、圖謀造反的漢奸、陰謀家，換言之，將原本屬於秦檜的罪名強 加到了岳飛的頭上，正如現在漢奸國賊將“貪污、受賄、濫用職權”等罪名加到一個“愛祖國、愛人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切實走科學發展觀道路”的國家機關工 作人員頭上那樣，然而事後證明這些罪證都是偽造的，這些罪名都是欲加之罪，因此，後來岳飛才得以平反昭雪，所謂的鐵案被人民群眾的力量碾成齏粉，而秦檜和 趙構賣國肥私的陰謀也曝光於天下。因此，儘管當時趙構和秦檜在謀害岳飛時，也將自己的這個做法稱之為是“時代所向、群眾所盼”，但是，對人民群眾而言，這 只是反動統治者自說自話、自拉自唱、自導自演的一出醜劇。是非曲直、善惡忠奸，老百姓心裡自有衡量的標準，這絕不是統治者及其走狗媒體所能改變的。當下的 漢奸國賊用水軍偽造民意的做法恰恰從反面揭示了它們極其心虛的一面。

　　本着實事求是的原則，固然要辯證地看待一個人的功過，但是，不能將莫須有的罪名強加在他的頭上。典型的如不能將 後世儒生誣衊秦始皇的罪名強加在秦始皇身上一樣。所謂焚書坑儒，根本就是後世的誣衊之辭，秦始皇殺的不過是幾個——聲稱自己具有特異功能的——江湖騙子和 邪教分子(如李二之流)，燒的及禁止傳播的不過是前朝經典(如《毛選》第五卷、《周恩來選集》等等)罷了，即便按照現在的標準，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而秦 始皇推行的嚴刑峻法正是秦國得以強大和統一天下的保障，這不僅不是秦始皇的過失，相反還是秦始皇的功績。後世儒生為了向權貴階層獻媚，所以無恥的把嚴刑峻 法妖魔化為秦始皇的罪過，其實質不過是為了給“刑不上大夫”製造輿論，給特權階層為非作歹卻不受制裁編造藉口，既然“刑不上大夫”，那麼無論宰相怎麼“不 為自己謀取‘一分’私利”都不會受到應有的制裁了。因此，越是貪官污吏、漢奸國賊，越是反對嚴刑峻法，越是要妖魔化秦始皇，越是要把秦始皇誣衊成暴君，然而，恰恰是那些不法分子和意圖不軌者才是秦法所制裁的對象。而且，秦國的滅亡也和秦始皇本人無關，相反，恰恰是秦二世和趙高違背秦法，篡逆亂政，指鹿為馬，破環綱常，陷害忠良，所以才導致民心盡失，天下大亂。因此，秦始皇實際上是被冤枉的。

　　用虛假罪證審判他人，乃至置人於死地，這是一切反動統治者在搞法西斯專政時慣用的手法。美國身上的這種例子太多 了，典型的就是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因被美國誣稱其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被美國用武力推翻，薩達姆也被處死，但始終沒有找到任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近來，美 國也無端指責中國對其搞黑客入侵，比如前中情局長海登就指稱中國電信巨頭華為公司為中國政府從事間諜活動，儘管華為予以堅決否認，但是，據《澳大利亞金融 評論報》報道，海登稱西方情報機構已掌握了華為從事秘密活動的信息，不過，該報沒有提供任何間諜活動的具體證據。

　　在斯諾登引爆了“稜鏡門”之後，美國法西斯從事間諜活動的證據被曝光了，但是，美國法西斯不僅不抵賴，相反還義 正詞嚴地表示要把監視監聽活動繼續搞下去，與此同時，美國法西斯卻反過來指責中國的電信企業對美國搞間諜活動。因此，對中國來說，問題只在於是否要承認美 國的這一強盜邏輯?而是否承認美國的這一強盜邏輯是合理的，這將取決於中國政府的民族立場和階級立場。

　　南宋朝廷陷害忠良、殺戮民族英雄一事揭示出一國之政府的立場未必就是愛國愛民的，從趙構、秦檜到蔣介石、 汪精衛，都揭示出一國之政府同樣可以持賣國立場，因為賣國可以肥私，正如朝廷官員通過大搞貪污腐敗活動將國家財富和公共財產中飽私囊一樣，反國家性、反民 族性、反人民性等等同樣能夠在一個國家的政府及其領導層里體現出來。因此，正如中華民國的老百姓沒有理由去支持、擁護蔣汪賣國政權一樣，南宋的老 百姓也沒有理由去支持、擁護那個賣國的朝廷。相反，那些在冤案面前“堅守地服從中央決定，靜觀法律審判”之輩恰恰是在做漢奸國賊的走狗，是在姑息縱容漢奸 國賊為非作歹。張學良就是為了“維護中央的權威”，就是為了所謂的“小局服從大局”，因此聽從了蔣介石“不得開槍”的命令，讓日本侵略軍兵不血刃地占領了 東三省。因而，如此“維護中央的權威”的做法非但不可能保證國家長治久安，恰恰相反，中國因此才會陷入亡國滅種的危險境地。

　　因此，儘管“令出一門方能不偏不倚”對一國政府自己而言是真理，但是，辯證法告訴我們，只有在該國政府是全心全 意為人民服務的前提下，人民群眾才會和政府保持一致，相反，如果該國政府違背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拋棄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進而反過來賣國害民，那麼從 這種政府大門裡出來的政令對人民群眾而言又怎麼可能是“不偏不倚”的呢?!“不偏不倚”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是要講前提的，對那些和美國法西斯不清不 楚的漢奸賣國政府而言，它的“不偏不倚”就是賣國肥私，對殖民地政府而言，它的“不偏不倚”就是給殖民主義勢力當看門狗。總之，在大談特談“走群眾路線”的今天，只有走群眾路線的政令才能“不偏不倚”，更不要說當今中國的很多政令尚不是出自新華門，而是出自賓夕法尼亞大街1600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