徹底糾正"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原則性錯誤

田廣（略有刪節）

若干年前筆者曾經以筆名在強國論壇上發表了 “關於當代中國若乾重大社會經濟問題的嚴肅思考”一文，在該文中筆者指出，中國社會有自己的價值體系和文化傳統，不患寡而患不均實際上是最富有中華民族特色的社會人文價值。開國領袖毛澤東及其戰友們之所以能帶領共產黨人取得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勝利，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以均貧富，比如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等為號召力而取得人民(主要是農民)的擁護才成的。建國後雖然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上基本上是比較公平的，因此社會基本穩定，毛澤東及其戰友們自然獲得了廣大中國人民的景仰和愛戴。

毛澤東逝世後鄧小平及其戰友們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武器，在意識形態領域解放思想，在社會政治經濟領域進行改革，把中國社會歷史推向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中國人民因其卓越的貢獻，而尊稱鄧小平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由鄧小平提出來的一個強勢的社會政策。鑑於當代中國社會政治結構的特殊性以及傳統的文化價值，這個由政治強人提出的強勢社會政策從未受到過挑戰，也沒有人敢於挑戰。

如今這個強勢社會政策的提出者已經遠離我們而去，而在這個強勢社會政策指導下所形成的社會問題，卻日益越來越嚴重的浮現在我們的面前。應當坦率地說，現在的政治社會環境已經能夠容許我們歷史地、客觀地、唯物主義地反問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思路，究竟符合還是不符合中國社會的價值體系和文化傳統? 符合不符合傳統馬克思主義價值觀? 即便用“三個代表”的學說和“科學發展觀”的理論來考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說法恐怕也是值得重新思考的。

筆者不是一個歷史學家，這裡只能粗粗地一攬而過，即以自己有限的中國歷史知識說明這樣一個問題：凡社會財富分配大體上還比較公平的歷史時期中國社會就基本上穩定，政和民親; 相反當社會財富分配不均，過度集中在少數富有者手中時，社會就會動盪不安，出現地方割據並伴隨農民暴動四處而起的現象。從陳勝、吳廣到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無一例外。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由於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平所引起的。

由上可見，社會財富分配不均在中國社會的確不是一個可以忽略的大問題。目前中國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的情況可以說是相當嚴重的，這種嚴重性實際上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社會經濟政策所造成的。由此，如果我們還尊重歷史，還能夠執行小平自己所倡導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方法和工作路線的話，我們就應當立即以向歷史負責，和以向人民負責的態度，及時地修正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社會經濟政策所造成的錯誤，以強國富民和共同富裕的新思路取而代之。

實際上求真務實地看待我們過去若干年的經濟發展思路，我們便不難看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策略的確給我們國家的經濟社會全面均衡協調發展，造成了巨大的迷思，並在繼續創造着社會不公。 筆者認為代表最廣大的中國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是“三個代表”學說的核心，顯然，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主張同最廣大的中國人民的最根本利益是不相一致的，由此也是應當修正的。以胡錦濤總書記為核心的第四代領導集體，多次反覆強調以民為本，主張科學發展和求實精神。而以最廣大的中國人民的利益為導向，則是“科學發展觀”的理論核心。中共18大所形成的新的領導集體，不斷強調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目標。

毛澤東曾經指出，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因為破了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結構而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體系和領導威信。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二代領導因為破了把毛澤東神化的歷史唯心主義錯誤而奠定了自己的理論基礎和領導威望。中國共產黨第三代和第四代領導集體，雖然做了大量的工作，把中國歷史推向了又一個新時代，然而由於基本上沒有破什麼，由此雖然有了自己的思想和理論但基礎卻不牢靠，同樣雖然建立並鞏固了自己的領導地位，但卻沒有足夠的威信，難服眾望。顯然，對於第五代領導集體來說當前最重要的就是要破除不符合中國基本國情也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機會主義主張。

那麼破除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機會主義主張是不是就是對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二代領導人的否定呢? 回答是否定的，因為小平關於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主張是根據當時的社會歷史環境提出了的，具有矯枉過正的因素。再者我們看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也並沒有因為第二代對其某些不合歷史潮流的部分否定而被中華民族所否定，相反修正了那些歷史唯心主義錯誤後人民反而更加熱愛毛澤東及其戰友們。同樣，對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主張進行否定並不意味著對其思想和豐功偉績的徹底否定，相反而是為了繼續發揚光大小平的思想和豐功偉績。這樣做才是符合鄧小平理論的核心思想，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但願我筆者提出的這個問題能引起有關方面注意，最好能在第五代領導集體內部形成共識，若如此中華民族幸甚，中國人民幸甚!

實際上在鄧小平一開始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治主張時就有不同的聲音，這才迫使將原來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該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貧富差距問題，最早是由一部分研究西部經濟的青年學者所提出的，當時中國西部改革開放研究的青年領袖郭凡生，在1985年的時候就用大量的統計資料分析了東西部發展差距拉大的問題，在那個時候很多人還都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郭凡生和他的同事們曾經尖銳地指出，如果不採取措施，任憑貧富差距擴大將會引起激烈的社會動盪，甚至引發國內戰爭。

改革實際上就是利益重新分配，改革前的利益分配雖然比較公平但似乎缺乏競爭刺激。於是便有了以注重效益為主兼顧公平的從農村到城市的承包責任制，效果基本上不錯，受到社會各方面的認可。當代中國的一些富有者就是在這個時期長成的，特別是早期的農民企業家們。後來將承包製引進到城市，但是，由於城市的經濟構成遠比農村經濟要複雜的多，承包在許多領域並不理想。於是便從流通領域開始進行了私有化，接著在價格上作文章，搞出了一個讓人類社會永遠都會恥笑的什麼價格雙軌制。當代中國的另一些富有者就是在這個雙軌制中長成的，這個時期的利益分配已經開始向權力傾斜。再後來就是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所謂改革，其結果是私有化在中國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問題是在這個私有化的過程中國有資產被有權力者近水樓台先得了月，廣大的工人農民幾乎沒有資格和機會去分得自己名義上的那一部分資產。其結果可想而知。

試問，以三個代表為旗幟和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在改革初期就預料到今日的貧富差距將會成為破壞社會穩定的動力源的話，又怎麼會容許這種差距的日益拉大呢? 這樣作不是明明白白在自己否定自己的三個代表的屬性和“科學發展觀”的科學性嗎? 顯然不是的，充其量也只是估計到可能人民會有抱怨而將人民承受差距的能力高估。現在事情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貧富差距的空間已經不是現有國家財力能夠消除的了，對於黨的新一代領導集體來說，除非剝奪剝奪者否則已經很難再扭轉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形像了。當我們聽到那些個貪官污吏們動則千萬的侵吞國有資產時，我們除了對腐敗現象的痛恨之外又還能做什麼呢? 明明是制度化的腐敗卻非要將其強行解釋為什麼個人品質問題，奇了怪了怎麼在中國這個有著幾千年文明史的國家突然間品質不良的人怎麼多了起來?而且更奇了怪了的是怎麼這些品質不良的人都是頭頭腦腦的人物?

在鐵的事實面前還要強行為制度化的腐敗辯解難道就不怕被人們譏笑嗎? 那麼如何才能讓人民滿意呢? 辦法有的是，關鍵就在於是不是真心實意地將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口頭上說自己是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新的黨中央要贏得人心就必須重塑黨的形像，就要敢於重新高舉毛澤東主義的大旗，堅持走人民民主和共同富裕的道路，如此就一定能得到全國人民真心實意的擁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