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对尊重知识分子

1.引子

好歹，我也是一介知识分子。无论高级低级，也无论大小。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却说“反对尊重知识分子”，这种胳膊肘往外拐的话，肯定让知识分子们，不爽。

我是不想讨社会喜欢的，也不会讨知识分子的喜欢。我有我的逻辑。我的逻辑，牢不可破。

说的远点儿。

79年夏天去县城，考高中。我和父亲，住在县造纸厂的一间大房子里——同村的农民老大，在造纸厂搞副业（打工，是80年代之后的说法。打工，是个人行为；搞副业，是集体活动，以生产队为单位）——我们就和农民老大，睡在一个大通铺上。晚上，洗完脚，却没有擦脚毛巾。

我说：爸爸，怎么擦脚啊？。

老爸说：就用擦脸毛巾！

以前认为，手上脚下，一定是手比脚高贵。如此看来，手脚均是身体的一部分，无分贵贱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哪一个细胞，不是鲜血凝成的呢？何来高低之别呢。之后，我坚定了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是同等高贵的信念，至今不渝。

2．逻辑

尊重知识分子的提法，有两个思想根源。其一，是我们的传统。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十年寒窗无人知一朝金榜天下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等。想想《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中举前后，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也可知道，在古代中国，有多么深厚的尊重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

其二，是马克思学说。马克思说：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倍加多少，没说。什么是复杂劳动？什么是简单劳动？也没说。但我们理解为，脑力劳动是复杂的，体力劳动是简单的。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效率高，所以，脑力劳动者就该受尊重。小平也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科学技术的主力军，是科技创新的主要承担者。知识分子的地位，再一次“水涨船高”。

如此说来，尊重知识分子，好像天经地义、无可置疑。可事实上，这种“理论”，滑稽和幼稚之极。

手，是每个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脚，也是；大脑，也是。人的每一个器官，都是自然进化之杰作。之于任何一个人，都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手、脚和人的大脑，并不因为分工之差异，而有高下之分。既然手脚和大脑，没有高下之分，凭什么靠大脑吃饭的人，就应该得到尊重；靠双手吃饭的人，就在另册呢？或者说，受到的尊重就少一些呢。一个尊敬多，一个尊敬少，难道不是歧视吗？

手脚和大脑同等重要，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尊重的程度却有等差，这符合逻辑吗？此其一。

进一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能分得开吗？

倒杯水，简单吧，低级吧，体力劳动吧。这么一个“简单”劳动，有多少人类最高级、最精微、最复杂的智力活动呢？1948年，控制论奠基人、美国科学家在《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中指出：人的行为，是以信息传递为基础的负反馈系统。任何一个貌似简单的活动，都有基本一致和复杂的信息采集、传递、处理和控制过程。

一手举杯，一手提壶，开水飞流直下。但小心：1，不要烫了手；2，满了，要停下来；3，杯子要拿稳，不能打翻了，也不能掉地下。如何做到呢？要测量位置和距离，以保证水流正好落入杯子中央；要计算流量和杯子的容量，以保证水流中断的时候，杯子恰好满了；要感觉和估计水流对杯子的冲击，并随时调整，以保证杯子既不左倾，也不右倾。

如果，还不明白，不妨这样。造一个机器人，让机器人倒一杯水，和人完全一样。看看，结果如何？果如此，所有人都会惊叹不已，都会认为这是高科技。人，乃天赋灵秀。任何一种体力劳动，都蕴含着极为繁复、即使最高性能的计算机，也难以模仿的智力活动。人类的每一小步，都是自然界数亿年进化成果之展现。离开了人的高超智商，人，只能是一具具僵尸。

种地的、盖房子的，搬砖的、和泥的、绑钢筋的，是体力劳动者。舞蹈家呢？“体育健儿”呢？乒乓球羽毛球足球篮球排球呢？弹钢琴的朗朗呢？是什么？是体力劳动者？不是。是脑力劳动者？他们不都是在“动手动脚”吗？

从来不存在什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分，也不存在什么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别。即使在“最简单”的体力劳动中，也隐含着最高级的智力行为。从事“最简单”体力劳动的人，与最尖端的科学家之间，其差异细微到可以忽略。换言之，把人分成体力和脑力劳动者，本来就是一种武断和无知。这样做，古代尚可原谅，今天则实属可笑和难以理喻。

既然，不存在什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别；既然，每一个人的每一种行为，都有大量复杂的知识活动；既然，每一个人，都是动物界的“知识分子”。人人如此，人人平等；尊重知识分子，岂不是多此一举；尊重知识分子，从何谈起啊？

3．历史

任何一个人，都值得尊重，只要他做了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只要他是全心全意为人民、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例如张思德，他是一个普通战士，是在南泥湾烧木炭的。但是，他是崇高的，是值得尊重的；他的死，重于泰山。

“尊重知识分子”，也行。可我们要问，历史上，中国的知识分子，作出了值得人们尊重的事迹了吗？要是有，就值得尊敬；要是没有，尊重从何说起啊。

古代中国，有世界性影响的，不外“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这四项，哪一项是知识分子的贡献？没有。蔡伦，是东汉宫里的太监；毕昇，是刻字工人。火药、指南针，没有具体的发明者，是历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但，可以肯定，绝不是“知识分子”所为。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以读“圣贤书”为上，“动口不动手”。在他们看来，“动手”是低贱的、没有品位的，也是没有技术含量的。

别说体力活了，就是画画这种高雅的艺术活动，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也不过是“匠人”。到了宋朝，宋徽宗爱画画，对画家的歧视，才略有改观。但，骨子里，文人们是瞧不起只会画、不懂“经书”的画家的。为此，画分两类：一类是文人画，一类是匠人画。匠人画，再怎么好，也低人一等，不登大雅之堂。这就是所谓的“匠气” 。

古代“知识分子”的正途，是科举和入仕，其余的，都是“旁门左道”，难成主流。这些“主流知识分子”的主要工作是贪污和行贿，争权与夺利，上奏与告密，谄媚和邀宠，和儒家所标榜的“修齐治平”之政治理想，毫无关系。他们的业余生活，却丰富多彩。坐禅、敬神、焚香、念经，吟诗、作画、叙事、闲谈， 郊游、会友、游山、玩水，品茗、赏花、听风、看雪，抚琴、临帖、登高、望远，考据、索引、激辩、杜撰，泛舟、访古、对弈、雅集。

每一件都是风雅韵事，可是，没有一件有益于他人、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全是“文人雅士”之自娱自乐和自我陶醉。流芳至今的兰亭盛会，不过是，几个无所事事的文人，围着一个洗手池。洗手池如九曲黄河，曲水漫流，水上，放个酒杯。酒杯流到谁跟前，停下来，谁就罚酒赋诗。

这种无聊小儿游戏，居然传颂至今，令人神迷。在我看来，除了王羲之的《兰亭序》可看，所谓雅集，纯属矫情。

一个社会，有几个这样的“花花公子”，并非坏事。可怕的是，整个社会以此为风尚。传统中国，正是如此。“知识分子”经由科举，居于社会的权力和经济中心，他们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遂成为全社会之基准。坐而论，头头是道；起而行，一事无成。空谈大道，蔑视“小技”；妄言道义，鄙薄实利；尚古非今，不务实际；自我陶醉，众叛亲离。

也许，有个别古代“知识分子”，不这样，如王阳明。但作为一个阶层，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大都如此，像《儒林外史》里的各位一样。

对这样的“知识分子”，我尊敬不起来。不仅不会尊敬，反倒只有鄙视。

4．事实

我不主张“尊重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没啥可尊敬的。可是，不管是历史上，还是在现实当中，“知识分子”都是中国社会的“人上人”。经济地位不论，至少，其社会地位是居高不下的。“臭老九”，只是一个反常的、短暂的历史时期，不成气候。

“尊重知识分子”，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好是坏呢？以下几点，不可不察也。

其一，轻视所有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孔夫子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物，并以此为荣。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而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孔子的一个学生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教如何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菜农。”

樊迟退出去了，孔子说：“樊迟真是小人啊。在上位者只要重视礼，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在上位者只要重视义，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在上位的人只要重视信，老百姓就不敢不用真心实情来对待你。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就会背着自己的孩子、带着自己老婆的来投奔，哪儿用得着自己种庄稼呢。”

“孔圣人”看来，像他这样的人，是在“上”的，“民”在最下层。“民”必须种地，而在上的人，只需高举“礼”，来获得并维持民的尊敬，是不必亲自劳作的。反之，要是亲自劳作，就失了身份成“小人”了。

不能不说“圣人”的力量，是无穷的。孔子之后，凡是有身份的人，是绝不会干体力活儿；干体力活儿的，不是下人、太监、宫女，就是草民。

以中国、俄罗斯最有作为的政治家为例。康熙十分好学，但，仅限于动脑和动口。有人说，康熙学贯中西，是当时中国最有学问的人。也许是真的。可是，他的知识，只用于炫耀，以证明他是“先进文化”的代表者，证明他当皇帝理所当然。

康熙没有做过任何实际劳作。每年春季祭天，做一下礼仪性示范，告诫人民要“以农为本”。真的下地干活儿，是没有的。

与康熙同时的彼得大帝，就不一样了。他隐姓埋名，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帝王身份，“留学”欧洲。彼得大帝自称下士，身高两米多的下士，和工匠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汗流满面地干活。凿木头、造军舰、学驾船，他的手艺样样出色，被师傅和工友们推荐为“优秀工匠”。

换言之，康熙是以帝王身份学习西方的，归根结底，他瞧不起西方。他醉心的是古老的中国文化，是“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儒家之道。“形而上之为道，形而下之为器”——直接的实践活动，总是处于低下的位置。彼得大帝则不一样，他是以“工匠”身份，融入西方，学习西方的。他对体力劳动，充满乐趣；对实用技术，有疯狂的热情，办公室里有木匠、石匠、铁匠的全套工具，一生精通十二种手艺。在一次接见海外归来的留学生时，彼得伸出右手说：“你看，老弟，我是沙皇，但我手掌上有老茧，这些都是为了给你们示范。”

上行下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看不起体力劳动，民间变本加厉。迄今，大学生依然以进车间为耻，以坐办公室为荣。俄罗斯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在他们看来，凡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都是光荣的。反之，夸夸其谈，并无实效的社会活动，才是可耻的。

其二，理论和实践之断裂。实践，是一切理论的起点，也是其最后的终点。所有理论，无论其多么玄妙和高深，都要接受实践的终极检验。没有实践检验，理论只能是一种愿望和假设；不以实践检验结果为唯一标准，会带来两种截然相反的状况：其一，因循守旧；其二，“创新”如潮。历史上，我们属于前者，两千年一贯，原地踏步；今天，我们属于后者，花样翻新，全是表面文章。

也有检验结果很糟糕，却死不认账的。《论语》，就有一段。

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

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孔子被困，对自己的“道”也没了信心。于是说：“颜回，诗经上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却徘徊在旷野中’，我们的“道”，是不是不对路啊？不然，怎么会沦落到这种田地呢？”

颜回说：“不是我们的‘道’，不好；而是，我们的‘道’太大了，全天下都容不下。然而，我们还是要尽力推行我们的“道”，不容于天下不是我们的错，不容于天下，正说明我们是真君子。没有‘道’，没有发现治国安邦之‘道’，是我们的羞愧；现在，‘道’已经摆在这里了，当权者不用，就是当权者的羞愧了。不容于天下，正说明我们是真君子。”

颜回的话，看似有理，也着实打动了孔夫子。其实不然。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既然如此，何不找一个“小”道，来试试呢？孔夫子，就是一个鞋匠。做了鞋，太大了，不检讨自己的手艺，却说顾客的脚太小了。这种辩解，亏颜回想得出来。

其三，“尊重知识分子“的提法，带来了社会阶层之间的隔膜和割裂，不利于社会和谐，也和“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相违背。分工有差异，人人皆平等。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以自己的贡献，获得各自的经济利益和尊重。“知识分子”，如此；体力劳动者，也是如此。何来厚此非彼，何来“尊重知识分子”一说啊。体力劳动者，难道不该尊重？难道不该享有同样的尊重。

欧美，没这种“理论”；日本，也没有。美国的门卫，可以理直气壮地和总统叫板；日本企业的董事长，和打扫卫生的员工，一起喝酒聊天。在中国，根本不可能。中国社会的阶层之间，有着难以弥合的隔膜和割裂，互不信任，互不尊重。“知识分子”，看不起工人、农民和一切体力劳动者；反之，劳动者也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达他们对“知识分子”的“尊重”。

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人人受到同等尊重的社会；所以，“尊重知识分子”的提法，不利于社会和谐，它只会增加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隔膜和断裂。

5．尾声

不要忘了，“臭老九”怎么来的；也不要忘记，“尊重知识分子”，是怎么来的——它们是当权者加在知识阶层身上的。换言之，“尊重知识分子”的提法，并不是知识分子赢得的。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知识分子，应该引以为耻，而不是引以为傲。

要赢得社会的尊重，要靠我们自己——我们不受“嗟来之食”。

2011年3月21日星期一，22:00

米本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