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极限

手上有一份有关“大欧洲”的发展简史。1950年9月，法国外长舒曼提出了最初的设想，他提议通过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欧洲的统一—这是“大欧洲”的思想启蒙。

第二年，“大欧洲”具体实施步骤开始启动。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6个国家，在法国巴黎签订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这是最初意义上的“大欧洲”，从条约来看，参与国仅在经济上进行有限度的合作。

14年之后——1965年4月8日，上述6国在布鲁塞尔签订《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合并原有的煤钢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并正式使用“欧洲共同体”的名称。此时的欧洲共同体仍然是一个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但是，“欧洲共同体” 的称谓已经显现了其向统一的政治组织迈进的决心。

又一个14年之后——1979年，欧共体巴黎会议决定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建立“欧洲货币单位”。

90年代，东欧发生剧烈的社会动荡，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中东欧国家在经济上逐步确立了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政治上也与前苏联渐行渐远，掉头转向“欧洲共同体”的怀抱。

1991年是“大欧洲”非常重要的一年。1991年12月11日，欧共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了以建立欧洲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为目标的《欧洲联盟条约》。至此，“欧洲联盟”一直隐隐约约的“政治抱负”浮出水面，跃然纸上。建立一个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大欧洲”的梦想，不仅萦绕在各国政治家的心中，也使欧洲大陆的各国民众感到异常兴奋。

2000年12月7日，欧盟在法国尼斯举行首脑会议，会议通过了旨在改革欧盟机构、为东欧国家加入欧盟铺平道路的《尼斯条约》草案。如果一切顺利，中东欧的10个国家，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立陶宛、拉托维亚、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等，将于2004年集体入围“大欧洲”，欧盟也将从一个3.8亿人口的区域组织扩展为囊括4.55亿人口“超级大国”。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以一个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的组织的变迁作为管理学案例不是十分恰当，但是，就组织规模、组织结构、组织内部的信息交流等方面来看，政治组织和一般的企业组织并无本质的差异。尤其是，相当多数的企业在飞速的成长过程中，遗忘了自己的“历史”，而欧盟十分透明的发展过程恰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组织的规模究竟有没有极限？或者说，一个规模庞大的组织的边界究竟应该在哪里区分？经济学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已经给出了答案。就经济组织而言，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生产可能性边界是边际成本等于价格的临界点。在这一点之前，每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都会获得一定的盈余，产量越多，利润越大；但是如果超越了临界点，做的就是赔本生意，生产的越多，亏损越大。这是将企业看作生产函数的结论。

另一方面，制度经济学认为，组织的出现是节约交易成本的一个理性选择。这就意味着，如果单独的个人相互交易的费用十分高昂，将这种交易内化为企业管理成本就有利可图。企业组织的边界就在交易费用与新增管理成本的均衡点上。如果，内化之后新增的管理成本大于交易费用，企业就不会选择扩张策略，企业的规模自然就停留在这一点上，反之，经济激励会刺激企业进一步“跑马圈地，封疆拓土”。

如果说这就是“管理的极限”的答案，本文的讨论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事实上，经济学家给出的结果是非常理想化的。简单来说，在经济学家的假设中，人是理想化的经济模型，人的理性总是能将企业扩展到边际成本等于单位产品价格那样的经济规模。我们的疑惑正在于此——人的智力水准果然能够满足经济学家的理想假设吗？通俗地讲，建造埃及的胡夫金字塔一定要用特殊的石材，换了其他建筑材料，就达不到金字塔现在的高度；或者高度达到了，却不能持久，过不了多少年，就像雪崩一样倒塌了。

各种人类组织的规模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人能力的大小，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技术是否有效。应该说，这两个问题都是不言而喻的。一个人无论具有怎样的天赋和后天良好的教育，个人能力的控制幅度总是一个相对狭小的范围。组织中的个人应该尽量在个人能力许可的范围之内活动，不要勉强；“超越自我”的行为的负面影响短时期之内可能并不显见，时间长了，对于个人和组织都会产生难以预计的危害。

我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生理试验，测试“超越自我”是一件多么“不可能”的事情。让一个书写非常流畅的人，双手各握一支笔“双管齐下”。这时，本来很轻松的事情变得非常困难，两只手同时书写不仅没有增加双倍的效率，反而不如一只手写字的速度更快。在一些杂技和娱乐节目中，我们常看到表演者双手各握一支笔，龙飞凤舞，酣畅淋漓，完全超越了一般人的能力区间。实际上，这种表演之所以吸引人正在于它展示了平常人难以企及的能力和技巧，这种能力和技巧的培养是长时间刻苦训练的结果。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能力”和“技巧”是非常单一的，兼容和扩展性很差。比如，双手运笔如飞的人要是双手运球肯定没戏，反过来也是一样。

早期的管理学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管理跨度的概念和数量界限。英国的汉密尔顿将军依据军事组织的历史经验得出结论：控制跨度应在3~6人之间，他认为，管理3 个人将使一名将军相当忙碌，管理6个人，也许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这种经验数据虽然缺乏严格的数学逻辑，但是在实际管理实践中却行之有效。可是，偏偏就有不信邪的，汉朝的大将军韩信就是其中一个。汉高祖刘邦与韩信一起饮宴，不拘君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酒酣耳热之际，高祖问韩信：大将军熟读兵书战法，运兵如神，请问将军，可以带多少兵啊？韩信酒后狂言：韩信将兵，多多益善。送走高祖刘邦，韩信酒醒了大半，想起刚才说的话，自知失言，但悔之已晚，为日后的杀身之祸埋下隐患。

还有一个例外的案例是美国二战时期的总统罗斯福。罗斯福自小天资聪颖，非比常人。他曾经非常骄傲地跟自己的表妹说：如果我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情，而且把两件事情都做好，就是我的耻辱。事实上，罗斯福并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他就归西了。在二战的最后一段时间，我们常可以看到罗斯福疲惫的身形。与丘吉尔、斯大林相比，罗斯福面色苍白、形容枯槁，总有一种忧郁的神情笼罩全身。看来他确实是累坏了，没有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他就提前退场休息去了。

组织规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沟通的技术是否有效。沟通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信息的交流，二是物资和人员的交往。罗马帝国为了维护和加强统治，建设了以罗马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驿道，中国自大秦帝国开始也建立了以都城为中心辐射全国的“通衢大道”，“一骑红尘妃子笑，缘是岭南荔枝来”，新鲜的荔枝可以不远万里从广东送到西安仍然美味可口，可见当时的道路状况良好。烽火狼烟作为战时紧急信息传递系统也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但是，历史上所有的大帝国都是短命的。以中国为例，秦是其一，随后的隋朝、元朝也都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一个幅员辽阔的所谓“帝国”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了。在此，我们需要抛开许多“人为捣乱”的因素，比如民族仇恨、文化侵蚀所导致的颠覆政府的行为。也就是说，假设帝国治下的所有臣民都是安分守己、安居乐业的“顺民”，在这样的前提下，再来观察沟通技术对帝国统治是否有效的影响。

秦帝国的灭亡缘于陈胜、吴广起义，可是导致陈胜、吴广起义的原因却非常简单。按照周朝的兵役制度，每一个成年男子都要戍边，费用自己负担，戍边的期限是3天。春秋战国时期，国家规模小，方圆百里就是大国。由中央到边疆，最远也就是百里为限。若在边3天，前后总共5天就回来了。秦始皇统一天下，沿用旧制，所有成年男子仍然是戍边3天。由会稽（江苏）到渔阳（天津蓟县），路途往返半年以上，衣装粮草自己携带。遇到天阴下雨，道路泥泞，就不能按时戍边。陈胜吴广就是遭遇连日淫雨，不得已揭竿而起，反了政府。

始皇帝天纵英才，威加海内，堪称一代天骄。赴东岳泰山祭天途中，路经项羽的家乡。那时的项羽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看到秦始皇华盖遮天蔽日，仪仗绵延不绝的帝王气势，不禁为其震慑，但项羽也非等闲之辈，他很坚定地说：这就是大丈夫的威严，我，也可以像他一样。这个小故事，把两个盖世枭雄的大丈夫气概刻画得淋漓尽致。可是，我们所应该注意的是，就是这样的始皇帝也难以克服“沟通”技术落后带给大帝国的致命伤。交通不便，通信手段粗鄙不堪，在这样的技术条件下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一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或许，历史没有给秦始皇更多的时间去展示如何驾驭一个疆域广阔的国家，但是，后来的统治者，在吸取前世统治者“经验”的基础上，也并没有做得更好。大清帝国是另一个榜样，康熙和乾隆是比较能干的皇帝，为了上令下达、下情上传，清朝建立了非常严密的直接与皇帝联系的情报机构。皇帝的指令不再周转曲折，而是直接到达执行者手里，反过来，县令、巡抚、总督也直接向皇帝汇报情况。到了雍正，这种制度发展成一种特务体系。在当时，全国各地地方长官一切活动他都知道，大概全国各地，都有他私派的特务人员。因此许多人的私生活，连家人父子亲戚的琐碎事，都瞒不过他。另外，为了查阅民情、访问地方官员的政绩，康熙和乾隆都不辞辛苦地一次一次地南巡，国家的财力、人民的资产也就这样无端消耗了，而其所要达到的目的仅仅是获得“信息”。

如果，我们对历史的记忆还不是很麻木，即可发现，在漫长的中国历史案卷中，始终弥漫着一种恐怖阴森的气氛。这种气氛虽然伤害了一般百姓的生活，但对于安抚四海之内的臣民，对于稳固远在天边的吾皇的统治却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中国的臣民始终谨小慎微、中国的官僚始终按部就班、中国的皇帝永远英明绝顶，这一切的缘由全在于庞大的帝国难以实现有效率的信息传播，只要一个小小的涟漪，就能把整个帝国之舟掀翻。因此，作为统治者而言，时常会在一般百姓的生活中散步诡异的消息，偶尔还会有一些事实是可以证实的，比如某人写了一句藏头漏尾的“反诗”而被押入大狱。信息失去了其原本的价值，仅在于营造一种皇权无所不在、皇帝无所不能的氛围。即使如此，维持这样一种信息传输系统也有非常高的成本。经济的成本姑且不论，在政治方面，最大的风险在于逐渐地受命于皇权的特务系统与现行的政府正规体制产生摩擦、间隙甚至走向公开的对抗，导致整个皇权旁落、朝代覆灭，中国历史的每个朝代的结尾几乎有着千篇一律的结局，就是这个道理。

援引台湾学者黄仁宇先生所著《万历十五年》，可见中华帝国不仅在信息的交流上处于一种盲目、混乱、不知所措的局面，物资和人员的交流也是毫无章法。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时代，明帝国的军事物资供给与秦帝国相比并没有值得推崇的进步。洪武21年，朱元璋亲自批示，让人民纳税实物不进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并规定在应天府（南京）抽调若干税民，和守卫南京城的军士对口。试验一年之后，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通令全国一起实行。可以设想，这样的物资供给办法只能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内通行，一旦在全国推行必然招致失败。这种办法虽然不再执行，但是其危害影响到与此相关的其他经济措施。国内的交通、通讯以及银行金融系统均受牵连，没有适宜的生长空间和土壤。万历20年，北京的宛平县知县声称，他每年要向27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却不到2000两白银。与此相似，全国布满了来来往往的补给线，此来彼往，南北交错，靡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和金钱。这种落后的农业经济，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盛而衰的根源。

为什么明帝国无法把号称“物产丰饶、人民众多”的中华古国带到一个全新的工业文明呢？原因在于我们这个国家过于庞大，从来没有一个人、一个朝代、一个皇帝把这个帝国理出一个头绪来，所有的人只不过在“超级帝国”大厦的荫凉里休息、乘凉、混日子。对政府来说，人多好办事，虽然人均的GDP不是很高，不过，只要有那么几块土地收成良好，政府的日子就可以高枕无忧。以总额来计，17世纪末期的英国税收为2000万两白银，与明帝国大体相当，而明朝的人口是英国的30倍。

这就回到了问题的开始，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秦始皇建立统一的秦帝国之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价值。在我看来，秦始皇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建立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大帝国。因为基于当时的交通、通信技术水平，建立一个单一中心的国家仅仅是一个恐怖的幻想，人类还没有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技术。在粗糙的技术基础上，庞大帝国的前途只有一个就是陷于信息闭塞、疏于管理、贫困和周而复始的朝代更迭，而真正意义上的技术进步、体制创新完全在大帝国的惯性中消失得毫无踪影。

对于庞大帝国的茫然和不知所措，我们的先知们是有所察觉的。在儒家经典和老庄的治国思想中，“行其无所事”和“无为而治”的思想由来已久。孔子曾感叹先圣尧帝的伟大，因为尧帝是实行“无为而治”的典范。《十八史略》记载尧帝统治天下五十年，却不知道人民是否拥护他。为了弄清原委，有一天，尧帝出门微服私访。尧看到一位老人，嘴里含着饭，挺着大肚子，一边敲打乐器一边唱着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喝水凿井，吃饭耕田；自己过日，不靠旁人；皇帝威力，与我何干。这个故事真伪难辨，却一再被儒家学者引用，以说明尧帝的领导方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而在我看来，“无为而治”所显现的既有一种“有为始于无为”的大智慧，也有一种既然无能为力何不无所作为的无奈。老子的哲学精神始终萦绕着这种懒洋洋的与世无争无所作为的消极思想，孔子的治国策略相对积极，但在进退失据的时候，也能发现这种信马由缰的放任思想。因此， 如果我们仅在积极的一面诠释“无为而无不为”，就不能发现我们的先人面对国家时曾经经受的困惑，也就不能明了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困境。

之所以在开篇不厌其烦叙述欧盟的成长，是因为欧盟的逐步扩大提供了一个组织成长的最佳案例。组织的扩大是一个蜂聚的过程，以某一个焦点为核心逐步延展扩充生长，与此相伴随，组织中的人的文化意识、经济发展水平、价值观以及组织之间的信息沟通技术和水平也应有相应的提高。共同的文化价值观、现代化的信息技术、顺畅的沟通渠道------以此为基础的组织才是可以管理的组织，才是高效运行的组织。

不妨再看看中国的历史，所谓的中华大帝国，曾经有过行之有效的管理吗？或者说在简陋不堪的通讯技术和道路设施面前，中国是可以管理的吗？这就是本文的结论，忽视技术的手段和人民的基本素质，在一个超前的时代建立一个中看不中用的大帝国，贻害无穷。更为可悲的是，后来的中国人完全看不清“统一大帝国”所带给中国的贫困、战乱和乱作一团，反而处处为秦始皇大唱赞歌，在民众仅仅是为了满足一时的观感满足，在领导者则是为了强化单一的集中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