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學偉之加權民主PK王占陽之低級民主（上） 【作者註：文章長達二萬字，為減輕讀者閱讀壓力，分三次發表。】 相關鏈接：
王占陽：中國急需發展低度民主（上） 王占陽：中國急需發展低度民主（中） 王占陽：中國急需發展低度民主（下） 看到體制內人士著名教授王占陽先生發表《中國急需發展低級民主》（下稱《低度民主》）之上的目錄，我就興奮莫名。我當時的立即感覺就是：這與我的論述也似乎太接近了嘛。現在看到王教授《低級民主》一文的中、下兩個部分，得知了王教授的完整見解，想與王教授正式磋商一番，希望得到回應。 -------------------------------------------------------------------------------------------------- 前言：我與王教授所見略同的部分。 一、對西方的低度民主史的評價 王教授的定義是實行限選制的民主就是不完整的民主，是“有限的、局部的、發展中的民主”。這就是低度民主。 我的說法是加權民主或限權民主。加權限權是同一種現象的從兩個角度看過去的不同說法。是對相對較富裕階級的加權，同時就是對相對較貧窮的階級的限權。我們都是指的在西方共和民主制度發展歷史上普選權實施以前的那個政治制度。 我們一致認為，低度民主或加權限權民主是西方民主制度發展的一個極重要階段。認為這個階段與更早歷史上的個人專制制度已經有了本質的區別，已經有了以後逐步成熟起來的民主制度的絕大部分特徵，比如當然是相對而言的法制、憲政、分權制衡。一致認為當代的西方普選民主只是以前的限權民主的高級階段。 二、認為中國的民主化必須從低度民主或限權民主開始 我們一致反對民主無條件論。我們也共同反對民主高條件論。我們共同認同其實中國現在就可以開始試行民主，但必須是低度民主或限權民主。主張為現執政黨保留大量特權，維持強政府也是我們的一致意見。 ------------------------------------------------------------------------------------------------ 由於我們所處的環境不同，我的思考的重點與王教授也有相當的不同。我的思考主要集中於形而上的方面，因為這方面受國內具體實踐的約束相對較少。關於各項具體的建議，我是不能與王教授PK的。 我們都一致同意低級民主要限權。我想弄清楚，這些限權是權益性的過渡性的還是有一種持續的甚至永恆的必要性。下面開始本文的主體部分，題目是： 八論低度民主或加權民主的理論基礎 目錄： 一、必須創立一個均衡、穩健的核心價值體系（公正—人權/人義） 二、應當實事求是地建立一個加權的人民主權概念 三、應當清楚區別共和與民主 四、應當把良治放到民主之上作為判斷制度優劣的基本標準 五、再論中國為何應當行階級共和 六、再論公僕理論的漏洞 七、關於加權或低級民主選舉的四項原則建議 八、關於高度民主 在意識形態領域，西方擁有話語霸權。現在的中國怎麼着都是難於應付。其實在我看來，從最根本的價值體系開始，西方的意識形態就有很多的不足，甚至根本性的漏洞。如果我們能從根子上就開始有所獨創，有所重大的補正，對擺脫話語劣勢，尋出一條更科學穩健的發展之路會大有裨益。 中國的整體國力正在迅速地崛起。但是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崛起則十分遲緩。我們現有的兩套話語（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來自西方。老祖宗留下的話語體系一方面與現代相隔甚遠，一方面也才剛剛走上復興的頭幾步路。我們應當做的是綜合這幾方面的思想資源，再加上新的獨創，自己去創立一套足夠新穎的體系，不能一直跟在西方人的思想（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後面爬行，那樣我們永遠也不能完成思想崛起的歷史任務。如果20年後，中國已經是世界一流強國，還要全盤借用人家的意識形態，那是何等的尷尬不便。因此意識形態上的獨創與崛起，其實與經濟上的崛起相比，當然還是次要一些，依然十分重要。 說實話，如果經濟上不成功，你有再完善的意識形態也沒人理你。一旦你經濟上真正成功了，登頂了，世人就會圍過來研究，想知道你為什麼會成功。這時候，就是你把自己的故事講好的最佳時機了。不過故事的梗慨必須早早就開始準備，而且融匯到走向成功的過程中。你真正靠這個故事取得世界性的成功，這個故事就當然會有世界意義。 一、必須創立一個均衡、穩健的核心價值體系（公正—人權/人義） 我們先從價值體系說起。 我要聲明，以下有關價值的論述有很多是從趙汀陽先生處批發而來。當然也有挺多我自己的見解。以下不再一一指明。 價值體系又稱道德規範，是人類行為的一些最基本的準則。現在被鼓吹得十分響亮的普世價值（自由、平等、民主、人權）就是這個等階的規範。而我這裡着重要說的價值其實比這些還要基本。它們應當是人類社會賴以建立的最基本的幾個價值。 這些價值中的最本原的一個就是公正。這個公正意思比字典上說的更簡單，更不崇高。它的根本含義就是付出與回報相當或者說等價交換。這個概念真的不像天下為公，仁慈，博愛等概念崇高。但稍微多細想一下，你就能明白，這個公正的概念是人類社會的頂梁柱，離開了它這個社會的大廈立刻就會倒塌。 公正放到商業領域，就是平買平賣，公買公賣。在人類社會中無所不在的一切交換關係中，絕大多數都根深蒂固地貫穿着公正或者說公平的理念。比如你進入任何一個商場購買任何一件商品或一項服務，你都希望能值回你花費的那些錢。 公正放到勞動領域，就是按勞付酬。就是如果是一個工人，你自然希望你付出的每一分勞動，能換回這一分的報酬。你如果在夜間或周末節假日加班，就覺得應當得到比正常工資更高一些的加班費。如果你有特別的重大貢獻，就覺得應當得到特別的獎金。如果是一個老闆，你自然希望你付出的每一分工資，能換回一分的勞力。比如你給幹部和工程師付出更高的薪酬，自然是希望他們能做更大的貢獻。 就是父母和子女之間最純潔無私的愛，說到底，也於深層存在這種大體等價的交換關係。父母撫養子女，還是希望子女將來能孝養自己。對子女關愛越多，也還是希望子女將來能對自己孝養越多。 我不得不指出，現在通行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都是一些與上述公正概念相合而又相衝的兩面體。 比如自由：一般的說法就是做一切不妨礙別人的事情的權利。說到不妨礙別人自然就是一種公平。但幾乎任何重大的自由完全不妨礙別人其實都是做不到的。比如言論自由，你的聲音太大，豈會不妨礙別人講話。但你講小聲了，人家又聽不見。大家都有言論自由，也會有話語霸權出現。 比如財產自由，你發財太多，豈會不妨礙別人發財，至少是讓別人心裡不舒服。這公正還是不公正，真的恨難說。 比如平等：你如果信奉按勞取酬，你就無法信奉處處均平，因為不同的人的勞動能力願望相差太大。拼命勞動的人和好吃懶做的人，絕頂聰明的人和智力一般的人，無法真正均平。 比如民主：民也有太多的種類。人人的政治權利如果真正均等，會讓那些對社會貢獻大而多的人覺得並不公平。當然反之亦然，一些人享有太多的特權，自然讓平民百姓憤然。 比如人權：西方人定義了一大堆的人權。比如不結婚不生子都是個人權利。但你不養育子女，能你老了以後，別人養育出來的子女必須來供養你，這又是誰的人權？ 天賦人權是一個很荒唐的說法。人的權利其實都是由人賦予。你的每一項權利的實現都必須有別人為你付出代價。就是言論自由也必須以有人願意聽為條件。一切經濟權利更是這樣。你養育子女，享受各種補貼（比如學校中為孩子們每天免費供應一杯奶一粒蛋），居住廉租屋，都必須以勞動更多更好的人為你享受這些權利付出更多為前提。（這些補貼來自按收入多寡徵收的稅款，而分配則完全按需。）廢除死刑則必須以社會有能力有意願把他們白白養活一輩子為前提。 最應當受到保護的不是個人的權利而是人與人之間的公平的契約關係。這個社會契約必須是參與各方心甘情願。不能存在太大的強制。如果把社會比做一輛車，拉車的人（納稅多過享受福利者）和坐車的人（自然是那些享受福利多過納稅甚至從不納稅的人）的地位難免有一些不平等，因為他們的貢獻也不平等。這個必須把握的分寸就是還有足夠的人願意拉車，而不是有太多的人覺得我還是去坐車更合算。如果是那樣，社會或國家這輛車就會不跑或者至少成為跑不快的老牛破車了。這是不是西方的現狀？是不是我們要小心不要重蹈的覆轍？ 人的權利和人的義務（趙先生的提法人義）必須對稱。這是西方人忘記了的一個價值規則。法國的發表與1795年的《人權宣言》第三版全稱是《人和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宣言》。可惜這個傳統未能被繼承下去。現在西方的價值體系真的是權利爆炸。人人都想着自己的一大堆權利而想為別人的權利盡義務的人總是不足。所以才有了現在遍及西方的債務危機。 中國傳統上有很多格言都表達了這種權利與義務的對稱。比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當然我也知道中國古代皇權的威嚴臣民不能抗。但還有天道民心的概念與之相頡頏。 從負面談：殺人抵命，欠債還錢這個天經地義也一樣表達的是這個公正原則。 而西方的規範常常一邊倒。比如天賦而沒有制衡的諸般人權，尤其是太過偏向一邊的人民主權-公僕理論（下一節細述）。 西方的國家福利養老模式也是一個違反了權利義務均衡原則的錯誤政策。比如在法國，記住：“即使孩子是億萬富翁，他也沒有為貧窮的父母養老花一分錢的義務。”老人如果沒有自己的收入，一切開支都會由國家包下來。一個極端的例子：2005年法國夏天酷暑，數萬老人因缺乏照顧過世。數百子女居然會以還在度假為由，拒絕回來奔喪。結果不得不由政府出面辦理喪事。早已預知自己的晚境得靠自己或政府的法國人，對子女的關愛我看還不及那些需要靠子女養老的東方國家的家庭之一成。國家用金錢包辦養老，大大削弱了世代之間的經濟和感情聯繫，削弱了家庭的價值，也是西方的大弊端。人不是簡單的動物，就是動物，比如狗貓，也是需要感情關愛的。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必須全力加強。西方現行一系列削弱家庭的觀念，比如不婚不育，夫妻分產，同居，未婚生育，同性戀，還有取消子女對老人的贍養責任……都是錯誤的。因為這些觀念措施都會削弱家庭的凝聚力。純粹靠生育金錢補助來維持生育率後患無窮。簡而言之他必然產生逆向淘汰的後果。越是貧窮的家庭生育越多，目的就是為了拿那一點有限的育兒補助。太多的窮人家的孩子得不到足夠的教養，長大以後找不到工作，乃至淪入犯罪的淵藪，成為社會的負擔。這些是西方的，不是中國的情形。我因為居住西方看到說到。建議中國引以為鑑。 趙先生提出一個“普遍模仿（就是大家都那樣做）”的原則來檢驗各項價值的普適性普世性，很有意思。中國的孔夫子所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道德原則就是可以普遍模仿的價值典型。而“廢除死刑—無論殺多少人都不被判死刑（請看挪威布雷維克殺77人案例，最多被判21年監禁。還有許多人認為他是神經病不必負刑責。）”就是典型的不可普遍模仿的虛偽價值。關注加害者的人權超過關注受害者的人權是一種極為醜陋的西方現實。 用普遍模仿來考察平等，也很容易發現它通不過檢驗，自由的情況也類似。他們都必須受到公正-等價交換原則的限制。只有在不過度違反公正原則的前提下，西方制度賴以建立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基本價值，才可執行。在當代西方社會中出現的大量毛病，都與這些價值的背離公正原則過遠的過度施行有關。 比如罷工權利。有罷工者組織糾察線，阻止不願意罷工的人去上班，甚至堵高速公路，堵煉油廠，意圖都是癱瘓全國經濟。這些都實在太過分，遠遠地違背了公正(收付相當），權利/義務相稱，根本經不起普遍模仿的考驗。比如如果同性戀者也來堵高速路他們肯定就不高興了。這類行為應當作為刑事犯罪嚴加懲處。 社會福利制度體現的按需分配與公正原則也顯有衝突。它只能是按勞取酬的補充而絕不能取按勞取酬的原則而代之。其所占的比重必須小心斟酌。按需分配的部分寧可失於不足而不可失於過多。福利不足的社會可能不夠和諧，而福利過多的社會則會失去活力。 我絕對承認平等也是一個重要的價值。但必須切記它不可以是人類的第一追求。所謂均貧富等貴賤永遠都是虛幻的，並不符合人類整體長遠利益，實踐中也從不可行。社會福利，或者統而言之的社會財富的再分配，當然有節制貧富懸殊，避免赤貧，保持社會和諧的正面價值，但一定得限定在合理的範圍。比如用於按需分配的社會財富不能超過總財富的20-25%。像如今西方的歐陸模式，這部分的開支已經占到了社會新增財富的40%以上。顯然副作用就很大了。 法國這次大選中，右派候選人強調責任，力主削減債務。左派則高舉均貧富大旗，要與右派占主流的歐盟談判放寬財政赤字限制，繼續用借貸來維持甚至在如此艱困的經濟局面下繼續增加福利。在我看來，真像是末路狂奔，飲鴆止渴呀。 西方價值體系的出發點是個人主義。東方價值體系的出發點是集體主義。我的主張自然是折中起來，取長補短。哪個主義更好，光憑口辯，永遠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是實踐自然是檢驗真理的更好標準。我們就看在國際的競爭中誰能最終勝出吧。我認為，我希望勝出者的人本哲學應當是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結合。很可惜到現在我還沒有想出一個恰當的名稱來表達它。 西方文明3000年，從荷馬史詩中就可以看到，他們的行動哲學一直是鬥爭哲學。從古至今，非常好鬥。連流行音樂都那麼震耳欲聾。東方的傳統就如同東方的音樂一樣則實在溫柔太多。中國人喜歡妥協，熱衷協商，不愛赤裸裸的公開爭鬥。鬥爭哲學還是妥協哲學？我也是主張折中。王教授的一黨民主的主張，不也正是表達的這種雙方傳統的妥協嗎？ 中庸哲學，中道而行是我的基本哲學思路。幾乎在一切的方面，我都主張折中，主張熔合溶合融合，主張取長補短，融會貫通。 總起來說，我們必須建立起一套與當代西方主流價值體系有相當區別的自己的綜合了各方優點，排除了各方缺點的自己的均衡穩健的價值體系，不能有太多的革命味道，而要有老成持重的風格，才能成為一個強大盛世文明的可長可久的價值核心。 二、應當實事求是地建立一個加權的人民主權概念 現在專門深入一些來探討與政治制度的建立直接相關的人民主權概念。 這個概念按照盧梭的原意，就是：一個社區假設有一萬個人，每人絕對平均地享有萬分之一的主權。我的基本意思是，這個概念太過算術理想主義，必須加以重大的補充。 首先，這個概念實在把複雜的社會太過分地簡單化。事實上，每一個人都在一個繁複萬分的社會中擁有一個特定的身份。這些身份真是千差萬別。一個像比爾·蓋茨那樣的大企業家和一個失業工人的社會地位作用相差何只萬里。那些靠勤勞和智慧工作，家境殷實的中產階級和沒有大量補助就不能維持起碼體面生活的邊緣群體之間就已經有着巨大的差距。既然實踐已經證明，財富上的共產主義行不通，貧富差距只能節制無法消除，那麼在政治權利上，盧梭式的共權主義或稱平權主義（這可能是我的獨創提法）又可能行得通嗎？既然有相當懸殊的貧富差距不可能完全磨除，各階層之間的政治積極性或者說政治能量就不可能敉平。中產以上，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群，其政治積極性永遠較高，也更為理智，更不易被操縱蠱惑收買，更能抱團行動…… 而貧窮階層的人經常是不去投票的，就是去投票也更常更易受人收買操縱蠱惑。而巨富之人群，由於他們人數太少，投起票來，永遠沒分量。你要他們不用他們的財富去影響政局，甘於像同性戀者那樣當弱勢群體，靠那人數占多數的群體的寬容憐憫才能生存，這符合不可改易的社會真實嗎？ 當然事實上完全不是這樣。這就說明，該制度的設計，並不盡然合乎天理。潛規則盛行自然是因為明規則並不符合實際。（關於資本行賄是否有合理成分，我沒有考慮成熟。希望不要在這方面引申。）天理是什麼？你到山裡去看看，是不是總是有喬木，有灌木，還有草，還有蘚苔。你要用什麼大鋸，去把那些喬木都鋸得和灌木一樣高？你又準備用什麼激素肥料，讓草和蘚苔長得和灌木一般齊？ 一句話，經濟上均貧富和政治上等貴賤都是虛幻的，做不到的。所能做的只是節制這種差距到差不多合適的範圍，不要讓差距太過懸殊。 現在常聽見人說，貧富差距在拉大。我請大家客觀地去觀察一下史跡。不少人看過中國的故宮，頤和園，承德避暑山莊。法國的凡爾賽宮，英國的白金漢宮，可以知道東方西方過去現在皇家王室的生活水平。大家很多也看過比如中國蘇州的八大園林，法國的魯瓦河谷眾多的貴族城堡，或者是《紅樓夢》裡曹雪芹描寫的幾百號奴僕侍候着數十個主子的大觀園。可以想見當時的地方貴族的生活水平。當時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不用多說，肯定比今天的民眾差很多。再想想如今的共和國中，哪怕是最富豪的資產階級比如比爾·蓋茨的生活水平，能和那些比如法國香堡、蘇州拙政園的主人相提並論嗎？我在巴黎登上過一些位於資歷古老的富裕樓房的頂樓的僕人房（現在大體都被學生住着），6-8個平米，窗戶只有兩隻臉盆大，用水廁所都在過道里公用，6層8層都得走樓梯。現在還有類似這樣的房屋在建嗎？我知道的是，在西方，公寓樓門房、私人司機、私家園丁都已經接近絕跡，因為那些人工就是對於富人都太貴了。所以，與歷史相比，現在的貧富差距絕對是縮小了許多。 在一個集權制的社會中，各階級的不同利益，無法通過選票來表達，自然還是有許多其它的表達渠道。當然也是越貧窮越邊緣的社群的表達能力就越受局限。社會下層的利益比起在民主制下，當然表現要差，因為人數優勢無從表達。 現在西式的普選民主體制下，一方面制度還是受到權貴集團太多的私下控制，另一方面，社會下層的權益通過多數的選票也還是得到稍嫌過度的表達。兩邊一起向掌權者施壓，最後結果就是關在籠子裡的軟弱的政府既不敢多徵稅，也不敢削減福利，那就只有積累債務一條出路了。這條借債之路西方已經走了三十年。眼下看已經顯然是走不下去。應當如何辦，左右兩派正在拉鋸。 在地球上現行的主流意識形態中，人民和民主的地位都被過度抬高。人民成了當然真理、正義和正確的化身。這個迷思必須被擊破。 事實上，人民在太多的時候都不能當家做主。他們經常被愚弄，被利用，被出賣後還幫着數錢。（為尊者諱，我不太好意思舉身邊的例子。但大家自然心知肚明。）而人民能夠當家做主的時候，又經常做不出好主。比如西方現在的債務危機就是人民當家做主而不是人民不能當家做主的後果。 西方政治哲學有一個基本出發點，就是先把一切官員都假設成壞蛋，設計種種牢籠，把他們關起來不讓作惡。但同時又有另一個基本出發點，就是把全體的人民假設成道德上毫無瑕疵，能清醒地識破謊言，看透當下歷史迷霧的神祗。（“人民眼睛雪亮。”） 從前一條出發，在重重的限制下，西方的政府總是偏於過度弱勢。然而事實上那些呆在牢籠中的權力既扛不住金錢的侵蝕，也抵不住民眾的貪慾，還經常犯下比如入侵伊拉克那樣的激情短視錯誤，才有了眼下泥潭深陷的局面。 而後一條則完全是一種天真的幻想。事實上，人民的全體和個體的人民一樣，都有明顯的天生的無法免除的人性的缺憾，比如好逸惡勞貪得無厭，比如目光短淺急功近利，比如躲避責任自欺欺人等等，都會經常呈現。 我們假設建立一種通過網上投票的直接高度民主（我稱之為電子民主）。每天晚上或早上就大家選中率最高的幾項議案全民公決。比如最低法定工資，法定假日數目，年帶薪假周數，退休年齡，醫保報銷額度……，各提5個選項（比如法定退休年齡65歲，60歲，55歲，50歲，45歲），像選奧運會主辦國那樣，每次投票淘汰得票率最低的一項。可以想見，如果每月投一次票，則共產主義必在半年之內建成。如果每周投一次票，則需時數周。如果每天投一次票，則一周足矣。這當然是一個漫畫式的誇張描述。但就如那真正的漫畫一樣，它的確是精確地刻畫了一種現實的精神狀況。 我們接着發揮這個漫畫式的假設。政府恐怕會說：“要搞這些福利那就需要征哪些稅務。福利要很高，稅務也就必會很重。”選民會說：“我選你幹嘛？就是要你想出辦法來既少徵稅又多搞福利。”政府又會說：“辦法倒是有一個。就是借債。但借債也有缺陷，就是債務必須越借越多。如果不這樣，新借的債就會全部拿去還舊債，就不能變成可以花用的現金流。而如果債務越借越多，利息會越來越重，利上還會滾利，總有一天就會借不來錢的。”選民說：“現在借不借得來？”“借得來。”“那就接着借。而且還款期限越長越好。最好60年後讓我的孫子輩還。”就這個路數，西方已經千真萬確地走了30年！現在絕大多數發達國家的國債已經比天還高，債息已經成為許多國家的第一項大開支。那最貪婪自然債務最重的幾個國家，已經開始倒賬自然也就借不到錢了。 事實上，任何權力權利如果失去約束制衡，都會自動地被濫用。所以民權、政權和資權（資本的權力—想必又是我獨創的提法）都必須被放進籠子。問題是這個能把三者都關起來的籠子得用什麼材料製造？又應由誰來管理？我們找不到全知全能的神，還是只有自己來想辦法。我覺得，唯一能想到的辦法還是分權制衡。這三項權力（利）中，還得有一項必須至少處於相對主導的地位。想來想去，還是只有讓政治權力略強，弊端還能最少。因為資本專制和民眾專制會比政府專制更可怕。政府站在資本和民眾中間，地位也天然地更適合於去協調節制兩方。（後面還會細說此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