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万维连续发表了几篇探讨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文章，分别是星辰的《台湾和大陆，中国文化阴阳两极》、冠云的《“庸俗”，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本质》，以及五大自由的《也谈所谓中国文化的优劣》，角度不同，都很有见地，引起争论也是正常的。俺忍不住也来凑几句。 五大的文章特别谈到了一批海外“现代新儒家”对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努力。这些人于1958年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分析了近代以来中国的民主进程屡屡受挫的社会历史原因，认为共产主义和中共的一党专政的建立只是利用中国人反帝反封建的愿望，而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相符，因而不可能长久。这种预测很有眼光，今天看来的确如此。 中华文明对人类历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点不容否认。在古腾堡在欧洲使用活字印刷术之前，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图书都在中国。中国的GDP在清朝中叶差不多占世界总量的百分之三十，中国GDP总量在人类过去两千年历史中的一千八百年里，都占据着世界第一的宝座。 图书是文明的活见证，GDP总量代表经济实力。我认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文化是一种阴性文化，能以柔克刚。众所周知，女性生命一般都比男性长。中国文化敬畏天命，崇尚中庸，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协调发展。冠云把这种特点归为“庸俗”，也不无道理。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就是中庸、平淡、世俗，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有句话叫“好死不如赖活着”就解释了这种人生哲学。也许这可以解释中国人口一直居世界首位的事实。 中国传统思想中极少讲到如何改造大自然，更不提征服自然的狂妄口号，也找不到像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那样的大话。孟子说；“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这种思想在提倡环境保护的今天，有着很宝贵的现实意义。面对强敌入侵，中国文化更表现出独特的韧性和耐性，无论时间长短，其目标都是要实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就是把野蛮人改造成为文明人，使之完全汉化。 中国在历史上多次被异族征服，中国文明也面临灭顶之灾。但是，中华文明毕竟保存下来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批移民南渡，保留中华文明的种子，如五胡乱华时期和南宋时期的大批移民。同时，作为中国文化载体的中国传统士人对保存中国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异族征服时期，他们或退居山林，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保存中华文化；或入朝做官，千方百计用中国文化改造“野蛮人”。比如，在蒙古征服中国北方之后，窝阔台等人一度打算将北方“汉地”全部改造成牧场，被谋士耶律楚材劝阻。耶律楚材出身于契丹贵族家庭，自幼学习汉籍，精通汉文，是一位汉化极深的士人。元朝建立初年，忽必烈的几个侍卫长建议，把首都周围的居民迁移，空出汉地用来牧马。忽必烈已经批准了奏疏。汉人谋士刘秉中闻讯，便竭力劝说皇后察必在忽必烈面前演双簧，终于促使忽必烈打消了这个念头。假如此风一开，整个北方的蒙古贵族就可能效仿，所有北方农业耕地就可能变为牧场。 征服中原的异族统治者在中华文化的压力下无不被迫自我收敛，在中华文明规定的语境中言语行动，甚至不得不自称“夷狄”，但千方百计为自己的“正统”身份辩解。从北魏的孝文帝改革，元朝采用中国朝廷礼仪制度，到满清汉化，如出一辙。 这的确很有意思。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这和中国人数千年形成的中国中心主义有关系。这种思想观念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中国四周是四夷，四夷之外是四海，四海之内就是天下。这种独特的“天下观”统治中国人的思维长达数千年，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渐渐消失。传统中国文化中没有什么民族主义，只有天下观念。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是最高目标。当然，中国人心目中的天下是有一个中心的，这个中心就是“中国”。最早的中国就是黄河中下游一带，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人的自我中心主义对延续华夏文明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主要论点用夏变夷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形成，孟子说，“臣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后来发展为“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就是用中国文化同化夷狄。 但是，中国人这种独特的天下观和中国中心主义在地理大发现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深入人心之后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在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的确立，完整的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概念形成了。强大的中华文明在东方无人匹敌，所有东亚国家必须服膺，因此在东亚形成了一个儒教文化圈。但在近代，用同样的思维方式处理来自异类文明的西方主权国家关系时就显得愚蠢可笑。欧洲特使来到中国被当成进贡的特使，逼人三跪九叩，就被视为侮辱人格国格。文明冲突上升为武力冲突，中华文明暴露出其弱点，几乎不堪一击，从此一蹶不振。中国士大夫讲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近代以来中国内外交困，越来越“穷”，中国文化越来越内倾，中国士人越来越没有自信。中国历史上没有主权国家观念，因此也就没有民族主义，国家主权意识。从孙中山开始强调民族主义，到共产党强调爱国主义，走到了极端，结果使得中国人心胸越来越狭窄，处处显示出一种弱者的防御心理，无法大度起来。我们的领导人与外国政要特别是西方政要交往时往往显得拘谨，不放松，不自信。 虽然中国文化在港澳台、南韩、甚至海外华人中都还部分保留着，延续着，但过去六十年在中国大陆应该说已经中断了。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一个世纪的摧残后，已经被彻底边缘化，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已经没有了话语权。这是很不幸的。 马列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是直接对立的，不能相容的。借用现代新儒家们的话说，“马列主义之专政思想所以不能长久成为中国文化政治之最高指导原则，其根本理由：一、在马列主义想否认普遍的人性，而只承认阶级的人性，因而想打倒一切建基于普遍的人性基础上之宗教、哲学、文学、艺术、道德、而彻底以阶级的观点，加以划分，此处是违悖了世界一切高级文化之共同原则。尤与中国数千年之文化思想中之植根于对此心此性以建立道德的主体者相违，而想截断中国历史文化之统绪。二、在由其阶级的人性观所产生的无产阶级的组织，想否认每一人的个性与自由人权，这是与一切人之各为一个人，因而必有其个性，亦当有其自由人权相违的。” 古人云，亡羊补牢，犹有未晚。既然认识到了问题所在，就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拯救中华文化于危亡之中。 如今，东方儒教文化圈纷纷民主化，只剩下儒教发源地的中国仍在固守。可是，中国在固守什么呢？中国执政者在固守的是一种完全和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背道而驰的社会主义文化，准确地说，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文化，或者说一种“党文化”。这造成了中国人价值观的混乱和错位。中国自先秦以后逐渐形成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释道为辅的文化，讲究仁义礼智信。中国共产党领袖中有哪位能算得上是儒家？ 我们注意到了，官方最近有意恢复儒家思想的应有地位，花费巨资在世界各地大建孔子学院，在天安门广场也把孔子塑像摆放了一阵子。用心良苦，让人深表同情。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再进一步，抛弃已经被世界各国抛弃了的过时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高调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应有的尊严和地位，以取信于世人，并赢得尊重呢？ 中国经济借助全球化东风，实现了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令世人惊叹。但与中国经济的影响相比，中国文化的影响还很弱，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这也是胡锦涛在新年讲话中承认的。如何取舍，非常关键。继续固步自封，闭关自守，是没有出路的。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化要在世界上发挥影响，我认为首先需要树立普遍意义上的非中国中心的“天下观”，即一种全球意识。唯其如此，中国才能取得世界的信任，才可能担当起领导世界的角色。鉴于中国传统文化近几十年破坏严重，首先需要正本清源，清理“党文化”。所谓党文化，就是“一花独放” “为政治服务”的厚黑文化，其特点是反对讲真话，鼓励讲假话，对中国社会道德损害极大，也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声誉。在此前提下，有选择性地继承、发扬光大传统文化，同时尽力吸收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只有这样，中华文明才能重振声威，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我对此审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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