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萬維連續發表了幾篇探討中國文化與現代化的文章，分別是星辰的《台灣和大陸，中國文化陰陽兩極》、冠雲的《“庸俗”，是中華文化的主流本質》，以及五大自由的《也談所謂中國文化的優劣》，角度不同，都很有見地，引起爭論也是正常的。俺忍不住也來湊幾句。 五大的文章特別談到了一批海外“現代新儒家”對發揚光大中國傳統文化所作的努力。這些人於1958年發表了《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分析了近代以來中國的民主進程屢屢受挫的社會歷史原因，認為共產主義和中共的一黨專政的建立只是利用中國人反帝反封建的願望，而與中國傳統文化並不相符，因而不可能長久。這種預測很有眼光，今天看來的確如此。 中華文明對人類歷史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這一點不容否認。在古騰堡在歐洲使用活字印刷術之前，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圖書都在中國。中國的GDP在清朝中葉差不多占世界總量的百分之三十，中國GDP總量在人類過去兩千年歷史中的一千八百年裡，都占據着世界第一的寶座。 圖書是文明的活見證，GDP總量代表經濟實力。我認為，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綿延不絕的根本原因在於這種文化是一種陰性文化，能以柔克剛。眾所周知，女性生命一般都比男性長。中國文化敬畏天命，崇尚中庸，講究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和協調發展。冠雲把這種特點歸為“庸俗”，也不無道理。中國人的人生哲學就是中庸、平淡、世俗，不思進取，得過且過。有句話叫“好死不如賴活着”就解釋了這種人生哲學。也許這可以解釋中國人口一直居世界首位的事實。 中國傳統思想中極少講到如何改造大自然，更不提征服自然的狂妄口號，也找不到像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那樣的大話。孟子說；“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 這種思想在提倡環境保護的今天，有着很寶貴的現實意義。面對強敵入侵，中國文化更表現出獨特的韌性和耐性，無論時間長短，其目標都是要實現“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就是把野蠻人改造成為文明人，使之完全漢化。 中國在歷史上多次被異族征服，中國文明也面臨滅頂之災。但是，中華文明畢竟保存下來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大批移民南渡，保留中華文明的種子，如五胡亂華時期和南宋時期的大批移民。同時，作為中國文化載體的中國傳統士人對保存中國文明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異族征服時期，他們或退居山林，授徒講學，著書立說，保存中華文化；或入朝做官，千方百計用中國文化改造“野蠻人”。比如，在蒙古征服中國北方之後，窩闊台等人一度打算將北方“漢地”全部改造成牧場，被謀士耶律楚材勸阻。耶律楚材出身於契丹貴族家庭，自幼學習漢籍，精通漢文，是一位漢化極深的士人。元朝建立初年，忽必烈的幾個侍衛長建議，把首都周圍的居民遷移，空出漢地用來牧馬。忽必烈已經批准了奏疏。漢人謀士劉秉中聞訊，便竭力勸說皇后察必在忽必烈面前演雙簧，終於促使忽必烈打消了這個念頭。假如此風一開，整個北方的蒙古貴族就可能效仿，所有北方農業耕地就可能變為牧場。 征服中原的異族統治者在中華文化的壓力下無不被迫自我收斂，在中華文明規定的語境中言語行動，甚至不得不自稱“夷狄”，但千方百計為自己的“正統”身份辯解。從北魏的孝文帝改革，元朝採用中國朝廷禮儀制度，到滿清漢化，如出一轍。 這的確很有意思。為什麼會這樣？我認為這和中國人數千年形成的中國中心主義有關係。這種思想觀念在春秋戰國時代就已經形成，認為中國是天下的中心，中國四周是四夷，四夷之外是四海，四海之內就是天下。這種獨特的“天下觀”統治中國人的思維長達數千年，直到鴉片戰爭以後才漸漸消失。傳統中國文化中沒有什麼民族主義，只有天下觀念。士大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平天下是最高目標。當然，中國人心目中的天下是有一個中心的，這個中心就是“中國”。最早的中國就是黃河中下游一帶，中華民族的搖籃。中國人的自我中心主義對延續華夏文明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主要論點用夏變夷是在春秋戰國時代形成，孟子說，“臣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後來發展為“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就是用中國文化同化夷狄。 但是，中國人這種獨特的天下觀和中國中心主義在地理大發現和現代民族國家觀念深入人心之後就顯得不合時宜了。在17世紀中葉以後，隨着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的確立，完整的近代意義上的國家主權概念形成了。強大的中華文明在東方無人匹敵，所有東亞國家必須服膺，因此在東亞形成了一個儒教文化圈。但在近代，用同樣的思維方式處理來自異類文明的西方主權國家關係時就顯得愚蠢可笑。歐洲特使來到中國被當成進貢的特使，逼人三跪九叩，就被視為侮辱人格國格。文明衝突上升為武力衝突，中華文明暴露出其弱點，幾乎不堪一擊，從此一蹶不振。中國士大夫講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近代以來中國內外交困，越來越“窮”，中國文化越來越內傾，中國士人越來越沒有自信。中國歷史上沒有主權國家觀念，因此也就沒有民族主義，國家主權意識。從孫中山開始強調民族主義，到共產黨強調愛國主義，走到了極端，結果使得中國人心胸越來越狹窄，處處顯示出一種弱者的防禦心理，無法大度起來。我們的領導人與外國政要特別是西方政要交往時往往顯得拘謹，不放鬆，不自信。 雖然中國文化在港澳台、南韓、甚至海外華人中都還部分保留着，延續着，但過去六十年在中國大陸應該說已經中斷了。中國傳統文化經歷一個世紀的摧殘後，已經被徹底邊緣化，在當代中國的政治生活、社會生活中已經沒有了話語權。這是很不幸的。 馬列主義和中國傳統思想是直接對立的，不能相容的。借用現代新儒家們的話說，“馬列主義之專政思想所以不能長久成為中國文化政治之最高指導原則，其根本理由：一、在馬列主義想否認普遍的人性，而只承認階級的人性，因而想打倒一切建基於普遍的人性基礎上之宗教、哲學、文學、藝術、道德、而徹底以階級的觀點，加以劃分，此處是違悖了世界一切高級文化之共同原則。尤與中國數千年之文化思想中之植根於對此心此性以建立道德的主體者相違，而想截斷中國歷史文化之統緒。二、在由其階級的人性觀所產生的無產階級的組織，想否認每一人的個性與自由人權，這是與一切人之各為一個人，因而必有其個性，亦當有其自由人權相違的。” 古人云，亡羊補牢，猶有未晚。既然認識到了問題所在，就應該積極行動起來，拯救中華文化於危亡之中。 如今，東方儒教文化圈紛紛民主化，只剩下儒教發源地的中國仍在固守。可是，中國在固守什麼呢？中國執政者在固守的是一種完全和中國傳統文化和價值觀背道而馳的社會主義文化，準確地說，是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文化，或者說一種“黨文化”。這造成了中國人價值觀的混亂和錯位。中國自先秦以後逐漸形成的傳統文化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釋道為輔的文化，講究仁義禮智信。中國共產黨領袖中有哪位能算得上是儒家？ 我們注意到了，官方最近有意恢復儒家思想的應有地位，花費巨資在世界各地大建孔子學院，在天安門廣場也把孔子塑像擺放了一陣子。用心良苦，讓人深表同情。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再進一步，拋棄已經被世界各國拋棄了的過時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高調恢復中國傳統文化應有的尊嚴和地位，以取信於世人，並贏得尊重呢？ 中國經濟藉助全球化東風，實現了連續多年的高速增長，令世人驚嘆。但與中國經濟的影響相比，中國文化的影響還很弱，與中國的大國地位很不相稱，這也是胡錦濤在新年講話中承認的。如何取捨，非常關鍵。繼續固步自封，閉關自守，是沒有出路的。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文化要在世界上發揮影響，我認為首先需要樹立普遍意義上的非中國中心的“天下觀”，即一種全球意識。唯其如此，中國才能取得世界的信任，才可能擔當起領導世界的角色。鑑於中國傳統文化近幾十年破壞嚴重，首先需要正本清源，清理“黨文化”。所謂黨文化，就是“一花獨放” “為政治服務”的厚黑文化，其特點是反對講真話，鼓勵講假話，對中國社會道德損害極大，也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的聲譽。在此前提下，有選擇性地繼承、發揚光大傳統文化，同時盡力吸收人類優秀的文明成果，從而形成一種全新的文化。只有這樣，中華文明才能重振聲威，對人類文明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我對此審慎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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