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实际上很有意思。书面文字形体优美，语法极简洁，短语生动。比如，“走马观花”表示旋风式的参观游览。我还背诵了毛主席的简洁有力的语录，如“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这是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出的名言，因为他对他的同僚们坐而论道而不采取行动感到愤怒。

共产主义是圣杯，遥不可及、 纯洁、 脱俗。中国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尚不完善，故而还不是“共产主义”。有关隐私的词并不存在。像“小姐”和“夫人”这样的敬语已经被男女皆宜的“同志” 所取代。还有其它一些词，比如“请”和“谢谢你”在几十年的共产党影响下已经消失了。要是我说“请把酱油递给我”，就像我在蒙特利尔公对公共汽车司机行屈膝礼那样怪异，会令人们侧目。在当时只有当有人给你施了大恩大德时才会用到“谢谢你”，比如有人救了你一命。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毛装不叫毛装，而叫中山装，显然是因为孙中山博士开始的这个风靡一时的时尚。也没有表示毛主义的词。相反，中国人谦虚地把统治中国的指导思想叫做毛泽东思想，以表示它还不如马列主义那么崇高。更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没有表示“毛派”的词。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是毛派，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

有时汉语对我的西方思维方式来说太复杂，难以理解。不知为何，汉语发音并未区分“他”、“她”和“它”。大米从种植到上餐桌，至少用八个词来表示。我永远无法搞清楚英语的aunt, uncle 和cousin在汉语中相对应的五个字的意思，它取决于您所处的地位以及他们的年龄、性别和婚姻关系。颜色词尤其使我感到困惑。汉语中和英语的brown对应的只有“咖啡色”，而我感到奇怪的是，咖啡是最近才进口的。汉语的“黄色”可以指称从黄色到棕色的任何颜色。“白”有时指白色，有时指无色。“青” 在不同上下文中可能指黑色、靛蓝色、天蓝色、草绿色或灰绿色。“青面”意思是面色白中带绿。但“青筋”意思则是蓝色的静脉。当“青”用于描述布或女孩头发的颜色时，意思是黑色。

像我一样，张红和她的同学专门学习马、 恩、 列、 斯、 毛泽东的思想，而且都只由政治立场坚定的教师授课。由于毛夫人和她的同党对教育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张红的班被要求组织辩论是否有必要上英语课。一名男同学说，“我是个农民，毕业后要回去服务农民。为什么我要懂英语?”另一个声称：“英语对我们来说没有用处。我们应该多花时间学习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英语课很快成了自愿选修课。张红不再和我说英语，并退出了该课程。

张红把做我的室友这件事看得非常严肃。学校曾私下告诉她，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我在北大留学的。不知为什么，他们还告诉她，我父亲在中加建交过程中曾发挥过主要作用，而这并不是事实。因此，在张红的眼中，我们不只是两个大学室友 ；我们是小型的两国首脑会议。如果她搞砸了，中国会丢脸。

张红坚持要把寝室里的大衣柜给我一个人用，而把她自己的衣服压在枕头下。有一次，我不得不躺在床上，以便阻止她帮我洗被单。她包揽了寝室杂务。凌晨五点半，她就从床上爬起来用拖把拖地。

每天黎明前，我都要内疚地忍受着湿拖把在水泥地板上拖擦的声音，这真让我感到痛苦不堪。如果我摇摇晃晃穿过楼道去上厕所，在我回来之前她就将我的被子叠好。 如果我把手纸扔在床上，她就把它压在我的被子下面。如果我把湿毛巾扔在椅子上，她就去把它挂直。如果我把梳子撂在书架上，她就会过去把它放好，和书架的边 缘对整齐。有一天我上课回来，发现她已经按照书的大小和颜色把我所有的书重新排好。我是来感受一场革命的，但我却与一个呆板的清教徒住在了一起。

我在墙上钉了一张毕加索风格的汉代裸体画。虽然她是历史系学生，但她简直不敢相信那画是汉代的。“难看”，她直截了当地说。令我烦恼的是，她很少问问题，总是坐在课桌前背功课。当我请她帮我做作业时，她会盯着我的教科书看一会儿，然后垂头丧气地摇摇头说，“我还没学过”。我真想上去摇晃她。到了我的中文熟练 到可以对话时，我们之间几乎无话可说了。我向艾丽卡吐露了心中的失望，她答应帮助我。那天晚上，她来到我们的房间，用一个简单的问题打开了话匣子：“你是怎么离开延安，来上北京大学的？”张红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来，以至于她错过了一次会议，而我也没能去公共澡堂洗淋浴。

她说：“文革开始时我十四岁，学校关闭一两年以后，我当上了红卫兵。大家都当红卫兵。1966年，我步行去了天安门广场，挥舞着红宝书。看见毛主席，我哭了。1969年，我们被送到农村去改造思想。那一年，大约三万名北京学生被送到延安，我是其中之一。

我一直以为，毛泽东让中国青年帮助改变农村面貌，并改造自己，在此过程中青年自己也得到改造，实在是件大好事。但是，张红的看法却不同。她回顾道，起初，大家热情很高。但长期的饥饿、艰苦的生活条件和思乡之情消磨了青年们的热情。从城市来的红卫兵听不懂当地的方言。他们不知道如何种田。张红蜷缩在床上说， “我看不起农民，觉得他们很无知，很脏。我也讨厌延安。那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小地方。我不得不住在窑洞里。我得从井里打水。我身上长了虱子。每天我们都得走很长的路，才能到田地。我宁愿在城里做任何事，在工厂扫地，做任何工作，也不愿呆在那里。

“一些学生恳求他们的父母把他们救出来。有人返乡探亲，在家呆了整整一年。城里的年轻人心慌意乱，有些人未经领导批准就结婚。他们并不是真的结婚了，但他们生活在一起。有些人甚至开始偷东西。情况非常糟糕，有些学生被关进了监狱。”

“北京当局真的很担心，因为这个实验看起来就要失败了。他们派了三千名干部到延安，其中许多人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兵。他们给学生们讲延安革命传统故事，并批评延安人太自私。”

“我们学生慢慢变了。我们觉得农民很无知，但正是他们教会了我们如何做饭，也是他们教会了我们如何种田。那年夏天山洪暴发，农民们都安全下山了，而我们却被困 在山上的田地里。农民们又爬上山，拉着我们的手把我们引下山。我们被深深地感动了。农民说，我们是毛主席亲自送给他们的，所以他们要对我们负责。农民真的 非常热爱毛主席。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逐渐改变了。”

我很天真，从未想到过把年轻人送到农村会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的是，从1967年到1972年，当毛泽东不再需要这些冲锋队效力后, 一千万青少年被突然送到农村，美其名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把他们称作知识青年是一个笑话，但和目不识丁的农民相比，他们的确受过一些教育。

“当一些学生获得到北京大学上学的机会时，他们拒绝了，说他们的责任是建设延安。有的甚至故意要一块最贫瘠的土地，”她说。

张红从来都不狂热，于是抓住了这个逃脱的机会，很容易便被选中了。她说， “和我一样年龄的延安女孩都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他们呆在家里，帮助清洗和做饭。他们到了十八岁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张红想学科学，但是负责统筹规划的领导把她放在了历史系。“让你学什么你就得学什么，”她说。我感到很震惊。要是有人命令我主修数学，那怎么办呢？难怪她每天晚上坐在她的书桌前皱着眉头看书。艾丽卡的室友本来想学历史，却被分配去学语言学。在我试图消化所有这些信息时，张红盯着我说：“你不知道我只上过六年级?”我一下子感到非常羞愧。她几乎不识字，却要竭力应付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而我却曾因为她不能帮助我分析斯大林的著作而生她的气。按照我学习新词汇的速度，我的阅读水平很快将和她看齐。

在此之后，我们开始互相信任对方了。几个晚上之后，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她问我为什么以前话不多。我感到惊讶，同时也很自责。我以为她没有注意到。我吞吞吐吐说出了实情，因为我的中文还不够好。她也改变了，因为她不再每天早晨擦地板了。现在我们轮流拖地，而且每隔两、 三天当我们觉得有必要时才拖一次。她甚至不再严格按照时间表拎着热水瓶出去打开水了。

几年以后，当我们成为真正的朋友的时候，张红根本不记得我们之间曾有过一段紧张关系。1994年，我邀请她和另一个同学在北京新开张的硬石餐厅吃饭。我们在麦当娜歌曲的喧闹声中大声聊天，盯着拱形的天花板上西斯廷教堂风格的壁画—毛泽东和滚石乐队在长城上。我充满感情地看着张红。她青春的性感身材已经有点变形，臀部周围有点臃肿。

我们都是四十一岁，已不再年轻。我看到张红眯着眼在看菜单，因为她需要老花镜，我想到她和她的同学都属于毛泽东时代失落的一代。因为文革，张红没有读完高中。在延安，她花了几年时间辛苦种田，最后因政治立场坚定得以进入大学深造。在大学，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毁了她最后的教育机会。她毕业了，但是她的毕业只是流于形式，因为不能有任何工农兵学员毕不了业。她毕业后，毛泽东思想不吃香了，因此没人想要雇一个像她这样花了大量时间做重体力劳动而不学习的人。她结婚的时候，新的人口控制法律限制她只能生一个孩子。最近，邓小平的教育沙皇又把他的大学文凭降低到和技术学校证书相等，此举将影响住房、工资、晋升和津贴等。而现在，她将不得不在北京图书馆的职位上干到退休。由于失业人数激增，四年后她就将不得不非自愿提前退休。我一阵颤栗。退休？我一个月前才刚刚给我的第二个儿子三木断奶。

“我已经改名字了，”我们点完菜后，张红宣布。虽然发音不变，但“泓”意思是很深的水。她解释说，“‘泓’是我原来的名字。在文革时期我把它改成了‘红’。”

我问她入党了没有。她告诉我她申请了很多次，但总是被拒绝。“我真想入党，但他们告诉我，我太单纯，太天真”。她一边切盘里的排骨，一边叹了口气，说：“我 真傻。我错过了这么好的和你说英语的机会。当时我什么都怕。”我问她，为什么她被选为我的室友。当她考虑这个问题时，皱了皱眉头：“我是一个白痴。无论他 们告诉我什么，我都相信。他们告诉我去做什么，我就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