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各持一端。先后有中断说、连续说、转型说等观点出现。在蛮族与罗马的关系问题上，则有入侵说、征服说、迁徙说、收留说、融合说等。有人认为罗马帝国在蛮族入侵之后灭亡了，有人认为并非如此，“蛮族”并不是入侵罗马，而是征服，或曰融合。法国学者多持前一种观点，而德国学者多持后一种观点。而基督教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的观点主要兴盛在启蒙运动时期，代表史学家是吉本。他在《罗马帝国衰亡史》提到了七个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涉及基督教，他说，“如果有人说基督教的介入或至少对它的滥用，对罗马帝国的衰亡具有某种影响，我们也完全可以不必惊愕或气恼。”

罗马古典文明灿烂辉煌，泽被四海。今天的游客从罗马城保留至今的古代建筑遗址仍可追想其昔日的辉煌，罗马城四处矗立着宏伟的神殿、柱廊、拱门、雕像、喷泉、剧场、水道、澡堂、纪功柱、竞技场、凯旋门、大会堂，等等，无不美轮美奂，精致奢华。那座历两千年漫长岁月依然巍然屹立的圆形竞技场，外部三层环以巨型石柱，内部可容纳万人；还有一座周长1800英尺、可容纳18万观众的马戏场，其规模即使在今天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罗马文明是一种病态的文明，尤其到了后期，无不显示出其“辉煌掩盖下的腐烂”。全民腐败，社会道德沦丧，通奸、乱伦、同性恋和鸡奸都很流行。罗马皇帝带头搞集体淫乱，不少贵妇竟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妓女名单，以便合法地淫乱。社会问题也很严重，突出表现在贫富悬殊、国富民穷、改革乏力、滥施暴力、民变频仍。官方热衷于大兴土木、举行庆典、炫耀国力，整个社会盛行追求浮华和感官刺激的奢靡之风；上层权贵们盛行阴谋政治、奖励告密、争权夺利，不择手段，由此养成了尔虞我诈和玩世不恭的官场风气。经常举行的角斗士表演使得国民性格冷血残忍，轻贱生命；而奖励政治性告密则必然滋长寡廉鲜耻和背信弃义。到了罗马帝国后期，皇位继承“以谋杀代替选举”，农民不愿或不能耕作，商人只顾敛财而罔顾国计民生；贵族只顾家族事务而不理国事；官员穷奢极欲，贪污浪费；普罗大众也是耽于享乐，甚至不愿生育；大家都成了伪君子，“愤世而又胆怯”，一面指责士兵投降，一面纷纷逃避兵役。终于，公元476年，蛮族大军攻入罗马，推翻了最后一个罗马皇帝罗慕洛-奥古斯都，西罗马帝国灭亡。

把罗马帝国衰亡归罪于基督教符合启蒙运动时期反基督教的潮流，但实在太牵强，连吉本本人言语中也有些踌躇。正如史学家杜兰所指出的：“基督教的成长，与其说是罗马帝国衰颓的原因，勿宁说是罗马帝国衰颓所造成的结果。在基督出现之前，旧的宗教已告瓦解……帝国征服希腊，是道德沦丧之始，至尼禄王时代已败坏到了极点，而基督教对罗马帝国伦理道德的重整，颇有裨益……人们对国家渐渐失去信心，并非由于基督教促使其如此，而是因为罗马帝国为了保全财富而不恤贫穷，为了捕获奴隶而去打仗，为了奢侈的享受而尽力课税，不可能把人民从饥饿、疾病、侵扰及贫困中解救出来。……罗马帝国的灭亡既非由于蛮族之入侵， 更非缘于基督教之兴起；事实上，在蛮族入侵，基督教兴盛之际，罗马帝国已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

在帝国后期兴起的基督教的确对罗马古典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而这种改造的作用和影响可以说完全是积极的、正面的。比如它促使帝国废除钉十字架酷刑，禁止杀害及贩卖孩子（用于献祭），改善奴隶制度，斗兽场娱乐被禁止，提高妇女地位，恢复婚姻的尊严，开办医院和收容所等。

罗马古典文明非常残忍，轻贱生命。在罗马人眼里，个人无足轻重，集体才是一切，个人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强大。因此他们有为了国家祭祀而杀害婴儿的恶俗。据记载，婴儿被作为牺牲而割断咽喉时，“母亲站在一旁，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基督徒严厉谴责这种恶俗，正是在基督教的影响下这个恶俗才被废除。再比如罗马著名的斗兽场，更是残害生命的场所。皇帝图拉真曾连续举行四个月的国家庆典，其间让一万头牲畜和野兽，以及一万个角斗士进行角斗表演；提图斯为庆祝竞技场竣工，一天之内让五千角斗士和野兽死于场上。基督徒认为这种游戏违背了基督教 “不可杀人”这一神圣诫命，所以，他们不随从罗马帝国流行的不道德的生活方式，以致于遭到罗马人的憎恨，指责他们“不参加我们的表演，不加入我们的游行，不出席我们的宴会，还厌恶神圣的竞赛”。因此在长达三个多世纪里基督徒时常受到迫害。但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生活和行为方式，因此感化了越来越多的人，从穷人到富人、从平民到贵族，乃至士兵、军官、皇族以至皇帝本人都对基督徒抱以好感。结果是311年皇帝伽勒里乌斯发布《宽容法令》，313年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发布《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合法化；380年狄奥多西一世更宣布基督教为国教。而上述四个皇帝，有三个自己也皈依了基督教。

个人生命的改变必然带来行为的改变；越来越多个人行为的改变则会凝聚为群体行为的改变，移风易俗，导致整个社会的风俗习惯乃至制度的变化，最后的结果则是一种全新文明的诞生。在基督教教义影响下，君士坦丁大帝废止了对奴隶施用烙刑和十字架酷刑，康斯坦提乌二世废除把男女犯人关在一个囚牢的恶法，瓦伦丁尼安一世受凯撒利亚主教巴西尔影响而下令禁止堕胎和杀婴恶俗，狄奥多西一世之子洪诺留禁止流行了七百年的角斗士表演。对此，美国社会学家施密特赞叹道：由于这些以及后来千千万万被改变了的人的行动，“这个世界才变得更加仁慈、更加文明”。

与此同时，世俗统治者的权力也受到了基督教会一定程度的制约，使之不能为所欲为。比如，米兰主教安布罗修曾要求皇帝狄奥多西忏悔，德皇亨利四世冒着风雪严寒前往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城堡向教皇“忏悔罪过”，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向教皇申请离婚。1215年英国暴君约翰王被迫签署《大宪章》，历史上第一次用法律形式限制了封建君主的权力，实质性地保障人民的自由。宪章规定：除非经过由法官进行的法律审判，或是根据法律行事，否则任何自由人不得被拘留或囚禁、或被夺去财产、被放逐或被杀害。国王若要审判任何人，只能依据法律，而不能以个人喜好来进行。《大宪章》正是英国各阶层民众和教会一起限制君权的结果，日后成为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律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