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本來就很難學，而文革毀掉了所有現成的字典和語言教材。我的老師匆忙為我編寫教材，打字員馬上打印出來，因此我學習的教材總是剛剛用油印機印出來的，拿在手裡還是溫熱的。和每個小學生一樣，我必須會背毛澤東三篇最著名的文章：《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和《紀念白求恩》。不久，我就開始用中文讀斯大林的著作。

毛澤東也在這個時候開始學習英語，用《共產黨宣言》當教材，但他從來沒有學過怎麼說英語。而我則恰恰相反，學了一口流利的毛式術語，隨口就能說出“打倒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等口號，可是我卻不會說“請給我一支光榮牌牙膏，好嗎?”

當我於1972年8月抵達北京大學的時候，文化大革命最嚴重的派系鬥爭已經結束了。此時，最激進的派別，新北大公社控制了學校，該組織的兩名其最堅定的成員傅敏和戴桂福成了我們的老師。早在1966年，北京大學就已經成為戰場。戴老師說，“當時就是在校園裡走動也是非常危險的，”她長得很漂亮，說話聲音軟軟的，可就是這樣一位溫文爾雅的美女卻在幫助進行恐怖統治。“學生用彈弓來伏擊他們的敵人。人們在操場互相廝打。”晚上睡眠是不可能的，因為高音喇叭從早到晚都在大喊大叫。每個派別都自稱是毛澤東思想的忠實捍衛者，把對立派的人員抓去做俘虜，占領大樓作為防禦工事。但北京大學與相鄰的清華大學相比還是文明多了。在那裡，懂技術的學生和老師製造了火箭發射器和大炮。

1968年春天，當局從毛主席的禁衛軍里挑選了六百名精兵進駐北京大學。同時挑選了一批工人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接管了校園管理工作。那年夏天，教職員工被送到江西省南部的鯉魚洲農場參加體力勞動。傅老師已婚但無子女，在那裡開拖拉機。戴老師有小孩，丈夫不在身邊，作為單親家庭被允許留在校園裡。1970年，當北京大學再次下令戴老師下農場時，她正在懷着她的第二個孩子。

傅老師施以援手，將戴老師懷孕的消息透露給了工宣隊，戴老師再次被免除了服勞役，她為此對傅老師感激一輩子。

剛開始時我和埃麗卡一起上課，但很快就分開了，因為我們的水平差距太大。傅老師教我，我很快便喜歡上了她溫和的微笑、黝黑的皮膚和齊腰長的大辮子。傅老師三十歲出頭的年紀，曾當過兵，參加過紅衛兵。她是在中國中部省份河南省長大的。她父親是信陽軍區司令員，他給自己的六個孩子都取了諧音字“Min”。就像英語中給孩子取名為Leslee, Lesley, Leslie, Lezlee, Lezley and Lezlie一樣。

但我很快就後悔沒選埃麗卡的老師，並不僅僅是因為傅老師說話帶有河南口音，而是因為她比戴老師嚴厲，而且武斷，具有強烈的進取精神。傅老師是黨員，而戴老師的多次入黨申請卻被拒絕。文革期間想方設法找藉口逃避下農村鍛煉顯然已經在她檔案上留下了不良記錄。

我想，學校安排傅老師來教我是因為她的政治立場最堅定，而我這個學生的政治思想是整個中國最值得懷疑的。我父親開的中餐館連鎖店使我名正言順地被歸入吸血的剝削階級行列。有一天，傅老師對我說，“埃麗卡的覺悟比你高。”“她的父母是知識分子，所以他們經常批評她。而你父母是資產階級，所以他們和自己孩子的關係不那麼親近。”當她看到我受傷的樣子，趕緊補充說，“所有的老師，包括我自己和戴桂福，都同樣愛你們倆。”

傅老師學過的教育學課程內容肯定不包括如何照顧學生的自尊心。她常常稱讚埃麗卡的流利中文，並嘲笑我的發音，總是大聲說，她不明白是不是因為我生來就笨。她還以其他的方式把我和埃麗卡進行比較。有一天，當我正在浴室脫衣服時，她大叫道：“你看起來就像個男孩!埃里卡的胸部好看多了。”

我偷偷給她起了個外號，叫她“傅督導”。作為一名堅定的黨員，她用階級鬥爭的眼光分析一切。我曾是一名參加過靜坐抗議的大學生，但是每當她進入教室，我都要畢恭畢敬地站起來向她致敬。當我忘記這樣做時，她就會責備我，說因為我的資產階級家庭背景，所以表現得傲慢無禮。有一次她給埃麗卡一篇關於殘忍的餐館老闆的課文，卻沒有給我，怕我會傷心。她連一點幽默感也沒有，尤其是涉及到社會主義道德問題時，更是如此。有一次在上關於白求恩的課時，我們討論了血型。白求恩是在戰場上動手術時因感染造成血液中毒而逝世的。我開玩笑說，“幸好我的血型是AB。任何人都可以為我輸血，但幾乎沒有人能用我的血。”在傅老師看來，這只能證實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

沒有詞典，我常常弄不明白新單詞的意思。她不但不解釋，反而會瞪着眼說，“你不懂!”當她情緒好時，她會在黑板上潦草地寫上幾句簡短的句子，用英語說：“I like chairs”。但是這對解釋椅子這個詞的含義作用並不太大。她要是去教聽力有障礙者倒是再合適不過了。絕望之下，她還有最後一招，大聲念出我不理解的單詞。每當她提高音量時，我便嘭嘭地敲擊牆壁。“怎麼了？”埃麗卡便會從隔壁房間問。傅老師會大聲說出這個詞，埃麗卡便大聲喊出英文的意思。

儘管她獲得了大學學位，但“傅督導”對外面的世界幾乎一無所知。例如，她對西方文化充滿了懷疑，並且告訴我，她在50年代曾經觀看過芭蕾舞《天鵝湖 》演出，令她感到噁心。“女演員的裙子太短了，而男人看上去好像沒有穿褲子一樣，”她皺着眉頭說。“中國人是不喜歡看的”。還有一次，她講了很長時間以後，我才明白她是想解釋一個動詞的概念。當我告訴她英語也有動詞時，她大吃一驚。

“她們不知道如何教中文，”1994年我給住在新墨西哥的埃麗卡打電話回憶往事時，她這樣說。“她們以為我們弱智。她們會說，‘高舉紅旗’，然後告訴我們，‘我們並不是真的指紅旗。’或者她們會教導我們，‘走正確的道路，’然後補充說，‘並不是真正的道路’。”中國人堅信死記硬背式的學習方式，因為他們需要記憶數以千計的書寫文字。每周六天，每天早晨兩個小時， “傅督導”站在前面讀筆記，而我一聲不吭地坐在一張桌子後面。雖然我想擺脫錄音帶和課堂，並找真人來交談，但師傅老師命令我必須背誦教材。

每當我提問題打斷她的獨白時，她都會大吃一驚。傳統的死記硬背學習方法侵蝕了許多中國人的獨立思考能力，而這正是中共所希望的結果。如果你要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塞到人的腦子裡，你就需要人們不假思索地順從。

傅也是好意。她做出了各種努力來教我，以至於弄得晚上做噩夢。一天早晨，她告訴我前一天晚上她從夢中醒來，冷汗淋淋。在她的夢中，我說話的聲音很輕，她聽不清楚，我的聲調也沒有了。儘管我們在教學方法上有爭議，但“傅督導”想方設法讓我每個星期記住了一百二十個新單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