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注香港问题，浏览了一部Patrick H. Hase （夏思义）撰写的 The six-day war of 1899: Hong Kong in the age of imperialism. 该书已被译成中文，并由中华书局于2014年出版，书名为《被遗忘的六日战争》。

提起“六日战争”，读者可能会误认为是1967年6月初的第三次中东战争。那场战争仅历时六天即决出胜负，史称六日战争。它奠定战后中东政治格局。

但发生在香港新界的所谓“六日战争”则大不相同，它是一场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英国人成功地镇压了这场起义，从此奠定了在香港地区的殖民统治基础。

其实把它说成“战争”有点言过其实，因为战死人数只有大约五百人，而战争一方的英军未损失一兵一卒。 因此这场“战争”是不对称的，说它是一场屠杀可能更合适。

由于英国殖民当局的成功淡化和掩盖，这场屠杀几乎被人遗忘。

作者夏思义博士在自序中提到，他对“六日战争”发生兴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他看到了殖民地政府的文件汇编Despatches and o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 (关于展拓香港界址的公文及其他文书)和Fur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disturbances on the taking over of the New Territories (有关接管新界骚动的军事行动的补充文件)。但是他并没有深究，直到2005年才着手研究这场战事的前因后果，并撰成此书。

这场“战争”发生于1899年4月14日至19日，地点在香港新界。战事的背景是英国在1898年和清政府签订协议，租借新界99年，并拟定于1899年4 月17日举行升旗仪式，正式接管这一地区。新界乡民反对英国统治，奋起反抗。地方乡绅集结了大约两千六百名青壮年，于4月14日烧毁了英国人为升旗仪式搭建的席棚，开始反抗行动。

4月15日，一百二十五名英军（隶属香港军团的印度兵）遭到一千二百名乡勇围攻，乡民装备有老式火炮和抬枪。英军陷入险境。一艘皇家海军炮艇闻讯驰援，用舰炮轰击乡勇阵地，成功解救英军。

遇此变故，英国人决定提前一天举行了升旗仪式。并于17日集结四百二十五名英军，对反抗军发起进攻。英军用连续不断的步枪齐射和刺刀发动攻势，约有一千一百名乡勇的大炮阵地被攻陷，乡民逃入山中。英军发起追击，杀死乡民。

4月18日，另一部分乡勇约一千六百人围攻集结在八乡上村的约三百五十名英军。英军沿小河布防，等乡勇进入射程二百码距离时，实施猛烈的排枪射击，村民死伤惨重，攻势被击溃。英军接着追击逃窜的乡勇。4月19日，反抗军和他们的村庄投降英军，战事结束。

龙应台在《我的香港，我的台湾》一文中认为， 香港得利于两件事情，其中一件是它的“缺点”，即所谓的“边陲”，是主体外面多出来的一小块地方。因为是边陲，所以主体规范的大力量不足，鞭长莫及。正因为处于“边陲”地带，地方自治特色明显，维持传统社会主要依靠乡绅的力量。在英国人看来，当地民风很保守。

从19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英帝国主义处于巅峰时期。虽然英国这个时期实行了全民普选，但民众包括工人阶级都非常拥护帝国主义，相信它将使得世界变得更美好。传教士致力于传播基督福音，帝国官员则致力于传播世俗信念，二者并行不悖，都在做着有益的工作。

香港自1841年第一次中英战争后落入英国人手中，经过四十多年的建设，已经由最初愚昧落后、罪恶充盈、黑帮横行、海盗肆虐的小镇变成了一个引人自豪的现代都市，人口达二十八万人，已经成为大英帝国第二大最繁忙的港口。香港城1864年起就有了煤气灯照明，1890年开始有电力供应。山顶缆车1888年通车。从1873年至1894年之间铺设了七条电报线路，从1881年开始布设电话。市区电车将在1904年开始施工。

就在此时，英国人开始担心，一旦对岸的中国国内发生战乱，可能祸及香港，于是劝说中国政府把九龙半岛内陆一片土地租借给他们九十九年，从而把英国殖民地边界向内地推进二十英里，作为缓冲地带。这块成为“新界”的地区包含有六百五十个村庄，还有几个市镇和鱼市，人口约九万余人。

对于殖民地反抗，英国政府有具体政策予以处置。对于示威骚动，倾向于安抚，对于武装暴动则予以镇压。原则上由文官政府处理民众骚动，但若警力不足以应付，可要求军方协助。军方如应文官政府要求参与协助恢复秩序，通常要求刚柔相济，以最低武力，加之怀柔手段，尽快平息事态。但若反抗失控，演变为叛乱甚至战乱，则由军方全权接管，用自认为最合适的手段镇压叛乱。

英国在和清政府签订租借协议之后，由辅政司洛克带队花了一段时间在新界进行调查研究。调查还算顺利，但在一些地方遭到拒绝，村民不让他们进村，还有乡民向他们投掷石块。一些村庄在乡绅组织下，酝酿武力反抗，并筹集了资金，准备了武器。他们发布告示说，“我民所深恶痛嫉者，英夷也。该夷将入我乡界，夺我土地，殆无穷之患。我乡闾百姓不甘坐以待毙，决心抵抗夷人。”除了华夷之辨的影响之外，村民们最担心的是谣传的英军奸污村中妇女，“晚上不准（她们）关门闭户”；当地士绅担心英人会在当地改风易俗，“我民将尽成夷矣，全体引以为耻。”另一个原因是怕英国人在当地收税，加重民众负担。

后来的实践证明，英国人在新界的统治方式基本上是无为而治。或者说“间接统治”，尽量减少干预，主要依靠乡绅统治。因此，新界保留的中国传统习俗最多，例如，禁止妇女继承土地在1990年之前仍合法，而在香港和中国大陆早就被废止。

“六日战争”发生后，为了维护殖民政府形象，香港总督Sir Henry Black (卜力)坚持认为，这场反抗是受人误导的民众骚动，要把它“一笔抹掉”。同时港督亲赴当地进行安抚工作，收买人心。而参与镇压的官员极力掩盖他们对中国民众的屠杀，在公开场合说，这场战事造成的伤亡很轻微。而当地村民也明白了，双方力量悬殊，武力反抗英国统治实属自讨苦吃。于是，这场造成五百多人丧生的战事逐渐从官方和民众记忆中消失了。我们要感谢Patrick H. Hase （夏思义）博士所作的史实钩沉工作，使我们对这段历史有了一点认识。欲了解英国人在香港的统治，这部书很值得一读，我认为。

另：据本书介绍，当新界出现煽动居民武装反抗英国人统治的揭帖出现以后，当时的香港总督卜力爵士曾于1899年4月2日前往广州，与两广总督谭钟麟商议此事。很可能得到了清政府随意处置的默许。这是他们的合照。